哈爾濱外專瑣憶

哈爾濱外專瑣憶

陳殿興

                                 

入學

 

我出生在山東一個農村。爺爺在綏芬河開雜貨鋪，我虛歲十二跟著爺爺到了綏芬河上小學。小學畢業後，爺爺不肯供我上升學了。

我一直夢想升學。爺爺要我去學徒，我不肯去。由老師推薦，我報考了免費的牡丹江鐵路員工養成所。養成所校舍還沒有建成，校方派我到東寧火車站檢票。幹了幾個月，不想在那裏幹了，就到了東寧營林署沙洞貯木場。在這裏幹了兩年多，直到光複。在這期間，我訂購了一套函授的中學教材，把中學課程讀完了。

光複後，我拿著堂叔陳誌山寫給他哥哥的一封信，背著爺爺偷偷跑到牡丹江去找堂叔陳高山，想在那裏插班上中學。

後來爺爺也到了牡丹江，仍然不肯讓我念書。我隻好離開牡丹江。上哪兒去呢？

當時我很想學理工科。聽老師談到過美國，我的理想是到美國留學。因此，我打算到北平去念大學，但當時戰爭打得正緊，要穿過許多封鎖線，很危險。資助我讀書的堂叔不同意。恰好這時堂叔打工的工廠老板（也是鄰居）範桂生說認識一個人可以介紹我和他自己的小舅子孫耀東（我的中學同學）到外國語學校去學俄語；還說，等我們俄語學好以後，可以介紹我們去蘇聯留學。

不能到美國留學，到蘇聯也不錯。這樣，我就決定去外國語學校學俄語了。

那是1947年2月，春節剛過，空氣裏已彌漫著春天的氣息。我穿了一件從日軍兵營裏撿的、被爺爺染成紫色的舊軍服上衣，背了兩大書兜子日文數理化書，滿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坐著火車到了學校所在地佳木斯。

介紹信是牡丹江鐵路局一位姓肖的幹部開給他的妹妹肖淑芳的。

肖淑芳給我的印象很有些洋氣，穿著打扮很像俄國女人，我現在還記得她穿著一雙高靿皮靴。她把我們領到了一間辦公室。一個中年女八路接見了我們。這個女八路剪著齊耳短發，身穿一套黑色的棉幹部服，腳上穿著一雙自己做的布鞋。端莊，質樸，臉上的神色和藹之中透露這一股陽剛之氣，不像我看慣的一般女人。她很親切地跟我們談了幾句，然後就派人請來一個俄國老師，把我們介紹給了這位老師。談話是通過肖淑芳翻譯的。

後來我們知道了這位領導就是時任政治部主任的王季愚同誌，肖淑芳是她的秘書。

入學以後，我知道了這座學校叫做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附設外國語學校（後來改名為哈爾濱外專，哈爾濱外語學院，黑龍江大學）。

 

二，跟將軍的兒子摔跤

 

這樣，我們就入學了。那時沒有統一招生的製度。學生是隨到隨收。我們班當時已有三個人。兩個是葉正大、葉正明兄弟倆，還有一個是上一班一位女同學的丈夫（叫什麽名字，記不住了）。加上我們倆，一共是五個人。我們的俄國女老師是瑪魯霞。每天上午上課下午自習。自由時間就在一起玩兒。我很愛摔跤。葉氏兄弟當時也很好動。我們常摔跤。我力氣比較大，一個人摔他們倆。我們的寢室在二樓，樓下是夥房。我記得有一次，炊事員跑到樓上來找我們，說把天棚上的灰都震落到飯鍋裏了。他隻是提醒我們以後注意，並沒有責怪我們。當時的炊事員都是老八路，對我們這些毛頭小夥子是很愛護的，大概也很能理解我們好動的天性。

我知道了葉氏兄弟是曾擔任過新四軍軍長的葉挺將軍的兒子以後，感到十分驚訝：一個平民百姓的孩子竟能跟著名將軍的孩子摔跤，這在舊社會是無法想象的。新舊社會就是不一樣！這大概是我認識新社會的開始。

入學後發給了我一套新的黃棉軍裝。同學們都在棉襖外麵紮了一條皮帶，我沒有，覺得有些自慚形穢。有位同學給了我一條舊的，雖然是兩截接到一起的，我紮著，也覺得心滿意足了。

夥食很好，據說是因為學外語費腦筋，因此要保證我們有足夠的營養。當時是供給製，聽同學說是連級待遇。 八人一桌，站著吃飯。我們剛入學的時候，每頓飯餐桌上都有一大盆豬肉——豬肉大概儲存了不少，因為天氣轉暖，怕化凍，不得不趕緊吃。我記得，我們還吃過慰問前線的幹菜。

每天學俄語，上午上課，下午和晚上自習。星期六下午開生活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星期六晚上和節日大家在一起扭秧歌、跳舞或者由趙向同誌（他當時政治部副主任）帶隊一起去看電影。晚點名時由王穎同學指揮一起唱歌，熄燈後，趙向同誌還拿著手電到各寢室查鋪，給大家蓋蓋被子——如果有誰把被子蹬掉的話。早晨由趙向或曲程（他是區隊長）領我們我們跑步。下雪天，師生們還在院子裏打雪仗。

這一切都是我過去想都沒有想到、沒有見到過的。我感到十分新奇，振奮。

順便說說，上文提到的趙向同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全校一百多學員，他能記住所有人的名字、經曆和特點。後來我再也沒有看到政工人員像他這樣熟悉自己的工作對象，像他這樣跟自己的工作對象打成一片。這大概是老八路的特點——據說他是從太行山根據地來的。

三，劉亞樓講話

入學不久，我們全校學生就開始集中學習政治課。

當時學生最大的思想問題是：沒有建立革命的人生觀和對國民黨沒有正確認識——當時概括為“正統思想”。政治學習主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學校請了當時擔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如心同誌（關於他的情況，《辭海》裏有專條介紹）講世界觀和人生觀。連續講了一個星期。上午講下午和晚上討論。

後來還請一些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和官員來現身說法，講他們對國民黨腐敗黑暗情況的見聞。聽完以後，也是進行討論。

經過一段學習以後，同學們的思想問題基本解決了。

有一天劉亞樓同誌來了。他是東北民主聯軍總參謀長，兼任我們的校長。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瘦瘦的，兩眼炯炯有神，中等身材，穿一件黑皮大衣，胡子很長——王季愚同誌在會場上介紹說，他剛從前線回來，還沒有來得及刮胡子。他給我們做了前線形勢報告，同時告訴我們說，這所學校是培養軍政翻譯的。將來如果戰爭需要，我們就要為戰爭服務。如果誰不願意做這種工作，就可以離開；留下的要集中精力把俄語學好。

這時前線在打仗，後方在搞土改；這正是周立波《暴風驟雨》描寫的年代。一般學校都是短期培訓各種幹部。隻有我們關在學校裏學俄語。從早學到晚，隻有星期天休息。沒有寒暑假，元旦、春節也隻是放一天假。

當然，我們學校不是世外桃源。如火如荼的土改和戰爭有時也反映到我們的生活裏。

我還記得有一次下午我從操場回到教室，看到一個同學趴在課桌上號啕大哭。後來這位同學被叫到政治部去，談完話，回宿舍打起背包就走了。聽說是他家裏在土改中被鬥，他感情上受不了，才大哭起來。可能他已不適合學俄語，被派到實際鬥爭中接受鍛煉去了：也許是去參加土改，也許是到前線打仗去了。

跟我一同入學的那位範老板的小舅子孫耀東不久也離開了學校。他走的時候，沒有跟我告別，我甚至不知道。估計是政審不合格——他的父母是烈士，偽滿時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成員，被日寇抓獲犧牲了，他是姐姐姐夫撫養大的，而姐夫卻是出賣了包括其父母在內的地下黨組織的叛徒。

這樣不告而別離開學校的同學很多。我記得有一位同學，好像會開飛機，我買了一本航空學，閑暇時經常找他請教如何開飛機的問題——那時我相信從書本上可以學會開飛機。此人好像是偽滿軍官學校的學生。他也是中途走了，到哪兒去了，我也不知道。

這年大約六月下旬，劉亞樓有一次從前線回來到學校講話，說國民黨軍隊被圍在長春出不來了，學校可以搬回哈爾濱了。

回到哈爾濱以後，學校搬進馬家溝一棟很長的紅磚樓裏。樓的東側由我們住，西側是參謀訓練隊。參謀訓練隊也歸總民主聯軍總司令部領導，負責輪訓前線回來的參謀，學習一個時期再回前線。他們都是一些年輕的指揮員，作戰勇敢，在後方也是什麽都不怕。他們看到我們嘰裏咕嚕地念俄語，說是“放洋屁”。劉亞樓有一次給我們講話說，“他們說‘放洋屁’不對，我批評了他們。學俄語跟在前線打仗一樣重要。”後來我們再也聽不到這種譏諷了。

一到哈爾濱，我們的俄語就有了練習的機會。在街上遇到俄國人，我就用俄語問路，盡管對方的回答我聽不懂。有時也到俄國商人開的秋林百貨公司去跟俄國店員搭訕。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們幾個同學到秋林俱樂部去。入場免票，但看門人要我們把黃棉襖脫掉，他認為那是外衣——俄國人的習慣入場是要脫掉外衣存到存衣室的。我們自知裏麵穿的襯衫很髒，無論如何不肯脫，講來講去，最後總算讓我們進去了。

第一次做翻譯給我的印象也很深。那是哈爾濱團市委要舉辦全市青年聯歡會，學校派我們幾個學習比較好的學生去給籌備會議當翻譯。在會上，我們幾個人誰能翻出來誰翻，有時誰也翻不出來。可是一離開會場，那些沒想起來的單詞都想起來了。這次實踐提醒我掌握外語必須在熟練上下功夫。

學校搬回哈爾濱以後，學校經常請一些名人到學校來演講。我記得，來講演的名人裏有李立三、戈寶權、許廣平、呂振羽等。他們講演的時候，講台上擺一塊黑板，趙向同誌拿粉筆把他估計我們可能聽不清楚的字詞用粉筆寫出來。這些講演大大開闊了我們的視野。

      

四，“土八路”遇到了“洋學生”

 

大概是1949年初，北平解放後，我們學校從北平、天津等地來了一批大學生，其中有的甚至是留學生。他們文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見識也廣。

開始學俄文以前，先要集中學習政治，改造思想。我記得給他們指定的必讀書裏有一本是《共產黨宣言》，還沒等開始學習，牆上就貼出了一篇根據德文原文批評《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文章。

他們思想很活躍。

他們選舉學生會，也跟我們原來的做法不一樣：候選人紛紛上台發表競選演說，很是熱鬧。

我記得有一次在大禮堂開會，他們許多人到台上發言。具體內容，現在記不清了，但我的印象是，他們的思想跟我們的很不一樣。當時很多積極分子和幹部都按捺不住，想要上台進行反擊。

王季愚同誌叫大家沉住氣，不要急著去反駁，要讓人家把話說完。

這樣，大會一連開了好幾天。

後來，通過通過循循善誘的正確引導，這些同學順利地完成了政治學習階段，轉入了正規的俄文學習。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如果進行反擊的話，很可能把矛盾激化，增加這些同學轉變思想的難度。

據我所知，這些同學中間後來出了許多全國著名的專家、教授和學者。這不能不歸功於王季愚同誌的正確領導。通過對這件事的處理，我第一次看到了王季愚同誌政治家的非凡風度和教育家的高超藝術。凡是在哈外專學習過的人，無論進步的還是落後的，沒有不敬佩王季愚同誌的。

 

五，要求調離

 

1949年5月初，我跟張大可被趙洵同誌叫到辦公室談話，要我們從即日起擔任助理員，下班去輔導學生學俄語。我現在隻記得她告訴我們處理師生關係的一條基本原則：上課是師生，下課是同誌。我們很高興地服從了領導的安排。我工作了一年。

在這期間，我看到我們的老師高亞天、張天恩、蘇瑛以及同學翻譯東西，出書，登報，很羨慕。我也找了一本小冊子翻譯。譯好之後，好心的蘇瑛老師給我逐字修改了一遍。我當時很不懂事，大概連一句感謝的話都沒有說。

那時我們這些助理員都是兩人住一個房間。我跟王以鑄（後來成了人民出版社編審，著名翻譯家）住在一起。他是隨平津那批學生一起來學俄文的。他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英語，後來又到北大繼續學。除英文日文外，還通曉德文法文俄文，還懂得拉丁文。他俄文隻會看不會說，但他知道的單詞比我們都多，用詞典考他生僻的俄文單詞，他也能答上大部分。因此，他入學後學校領導沒有讓他隨班學習，要他跟我們一起當助理員，一邊輔導學生學俄語，一邊跟我們一起組成一個小班進修提高。他不僅外文好，中文也好——背誦古文和古詩詞，中文教師也趕不上他。他說曾在南開中學做過國文教員。我十分崇拜他，以後很多年都有意無意地模仿他，要成為像他那樣有學問的人。我注重中國語文學習，也是受了他的影響。我也從他那裏知道了北京一些大學的學術氣氛和研究條件，我特別向往那些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後來他離開哈外專到北京出版總署編譯局專門譯書去了。

這樣，我就萌生了到北京去從事譯書工作的念頭。這念頭越來越強烈。終於有一天，我向領導正式提出了調動工作的請求。

先是趙洵同誌跟我談。她勸我不要離開。她說：“我們要好好幫助你進步，爭取幫你一年入黨。”她知道我喜歡翻譯，而且她是著名的翻譯家，翻譯水平在全校是最高的，她說要親自給我修改譯稿。可是我鬼迷心竅，沒有接受她的好意，仍然堅持自己的請求。

最後王季愚同誌找我談。她見我去意已決，便沒有講大道理，隻是說，目前學校找不到人代替我的工作，一旦找到人，立即放我走。這要求合情合理，我無話可說。後來找到了人，果然放我走了。

經過反右的教訓以後，我懂事了，越來越體會到了兩位校長對我的愛護。她們完全可以像後來我在沈陽俄專遇到的那位上司陳維帆那樣對我狠下毒手。那時她們要整我這麽一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真是易如反掌，什麽個人主義呀，不服從組織分配呀，現成的帽子一大堆。可是不，她們們沒有傷害我一根毫毛。明白了她們對我的愛護以後，我一直感到愧疚。反右前，沒有認識；反右後，有了認識，卻又失去了說話的資格。等我重新獲得了說話資格以後，跟她們又有了仙凡之隔。現在隻好把這遲來的懺悔和感激敬獻給她們的在天之靈了。

 

 六，老校長走訪昔日的學生

 

離開哈外專以後，我到了沈陽，住在東北旅社等東北局的批件。那時東北幹部進關，不管是不是黨員，都必須得到東北局的批件。在等待批件的時候，沈陽專家招待處（招待和協助蘇聯來華援助工業建設的專家的機構）翻譯科科長謝嘉賓（在哈外專時曾擔任過我的老師），來勸我到他那裏去，說那裏工作任我挑，有適合我的工作。我聽信了他的話，到了那裏，結果發現那裏沒有適合我的工作，要離開。處長盧竟如（老紅軍，在蘇聯多年）譯了一部書稿，要我幫她校完，才肯放我我走。但還沒等我把她的書稿校完，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當時需要大量俄文翻譯。盧處長派我我組建沈陽俄專，並主持學校的教學工作。在這種形勢下，我不能再要求到北京去了——我怕被人們說我膽小，要遠避戰爭。

新建的沈陽俄專坐落在馬路灣附近。

195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王季愚老校長（這時她已升任校長）突然風塵仆仆地到學校來找我。她仍然是原來的樣子：齊耳短發，黑色棉幹部服，自己做的布鞋。看到她，我喜出望外。

我問老校長怎麽來的。她說：

“到沈陽來開會。聽說你在這裏，特意利用今天休會的機會來看看。”

“您住在哪兒？”

“住在北陵。”

“哎呀，北陵離這裏有二三十裏地。這麽遠，怎麽來的？”

“坐了一段車，走了一段路。”

“我們學校剛成立，還沒掛牌子，您怎麽找到的？”。

“我找到中山公園，看到有些學生在念俄文，一問就找來了。”

我高興得不知道怎麽好。我知道她喜歡書，就請她看看我們的圖書室——我們買了一些書擺在一間空屋子裏。她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我們的圖書。談了一些關於書和作者的事。

我那時沒想到請她吃一頓飯，也沒想到找輛車把她送回去——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這些事自己當時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為什麽沒有做呢？現在分析起來，可能是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那時在同誌之間還保持著革命戰爭年代的一些樸素的傳統做法。但是歸根結底還是我當時太年輕，不懂事。回想起來，真是好後悔！使我唯一得到安慰的是，1998年我有機會參加了黑龍江大學為紀念王季愚和趙洵兩位老校長而舉行的科學討論會，而且我寫的《文學翻譯隨想錄》也被選進了《外語學刊》紀念專號和外語論文紀念文集。兩位老校長在天之靈看到了一定會感到高興：她們在我身上沒有白費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