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魔鬼在跟上帝戰鬥......'

                                   

          “這裏魔鬼在跟上帝戰鬥......”   (《卡拉馬佐夫兄弟》論綱)                                                                                 

         陳殿興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年出版後，立即引起了歐美各國讀書界的注意。1884年首先在德國翻譯出版，接著法國（1888年）、挪威（1890年）、捷克斯洛伐克（1894年）、意大利（1901年）、英國（1912年）、羅馬尼亞（1915年）、塞爾維亞（1923年）等國便相繼翻譯出版，對世界文學、哲學、美學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德國作家威弗爾、卡夫卡、黑塞、茨威格、托馬斯·曼，法國作家紀德、普魯斯特、馬爾羅、加繆、勒孔德·利爾，英國作家本涅特、沃爾芙、曼斯菲爾德，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弗、菲茨傑拉德、安德生、福克納都對《卡拉馬佐夫兄弟》有所讚譽或直言不諱承認受其影響。不僅文學家，甚至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生理學家巴甫洛夫、哲學家尼采、薩特等也都聲稱從中受益。[1]我們希望海內外華人作家也能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但是中文讀者要完全讀懂它卻不容易，一是因為中文譯文不夠理想——我們的建議是讀不懂的地方先放過去，或者找其他譯本看看；二是因為它卷帙浩繁、氣象萬千，不容易把握住它的脈絡，本文就是想在這方麵對讀者提供一些幫助。

 

                                                             

                       一、鉤深致遠，苦心經營，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醞釀過程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期醞釀、苦心經營、集他的思想和創作經驗之大成的一部壓卷之作。

1850年陀氏在鄂木斯克服苦役時結識了一個因弑父罪被判刑的囚犯。這個囚犯姓伊林斯基，貴族出身，是退伍少尉，曾在托博爾斯克邊防營服役。伊林斯基為人放蕩，債台高築，他的罪名是為了得到遺產謀殺了父親。他不承認自己的罪行，但他的同鄉對他的罪行卻異口同聲地加以肯定。犯罪事實顯得確鑿無疑。陀氏把他寫進了《死屋手記》一書。此書1860年出版，一年半之內就再版了四次，極為暢銷，因此自然也就傳到了西伯利亞的托博爾斯克市，即伊林斯基的故鄉。1862年5月，陀氏接到西伯利亞來信，說真正凶手已經緝拿歸案，伊林斯基原係冤枉，法院已正式為其平反，宣布無罪釋放，他無辜服了十年苦役。此事陀氏寫進了《死屋手記》第二部。

1874年秋，在他的創作筆記裏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故事輪廓：

 “托博爾斯克，20年前，類似伊林斯基的故事。兄弟倆，老父親。老大的未婚妻，被老二偷偷地嫉妒地愛上了。可是老大的未婚妻愛老大。老大是個年輕的準尉，酗酒胡鬧，同父親爭吵。父親失蹤，一連幾天音信皆無。兄弟倆正在談論遺產問題，突然官府來人：從地下搜出屍體。老大的罪證（因為老二不跟父親住在一起）。老大受到法律追究，被判苦役。（注意：他平日跟父親吵架，炫耀已故母親留下的遺產，還有其他胡鬧行為。他走進房間，連未婚妻都躲避他。他醉醺醺地說：連你也相信？老二製造的假罪證極逼真。）公眾不知道誰是凶手。

 “服苦役的地方的一幕。囚犯想打死他。

“長官。他不肯告發。苦役犯同他結為生死弟兄。長官責難他打死父親。

“十二年後，弟弟來看他。場景：沉默不語，互相理解。

“又過了七年，老二官位顯赫，可是內心痛苦，患疑病。對妻子宣布人是他殺的。妻子：‘你幹嗎要告訴我？’他去找哥哥。妻子也跟去了。

“為救丈夫，妻子跪在服苦役的老大麵前，求他不要聲張。老大說：‘我已習慣了。’和解。‘你不服苦役也受到懲罰了。’——老大說。

“老二生日。賓客滿座。老二出來，宣布：‘人是我殺的。’人們以為他是中風。

“結局：老大回來。老二流放。老大放回。老二請老大做孩子們的父親。

“‘你走上了正確的道路！’”[2]

這是《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最初構思。

1874年8月，在《少年》的創作筆記裏，我們看到他曾打算把《少年》裏的主人公安排為三兄弟：“老大是無神論者。絕望。老二是狂熱信徒。老三是未來一代，新生力量，新人。”這個構思，在《少年》裏未能實現，後來被作家帶進了《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創作裏。

寫完《少年》以後，陀氏在1876年一月號《作家日記》[3]裏說：“我早就樹立了一個理想——寫一本關於當前俄國兒童的小說，當然也要寫他們當前的父親，寫他們當前的相互關係。”  他認為《少年》隻是完成這個理想的“初步嚐試”。

1876年4月9日給阿爾切夫斯卡婭的信裏，陀氏把《作家日記》看成是創作一部龐大的長篇小說的創作實驗室，他說：“我準備寫一部很龐大的長篇小說......我著意研究的不是現實——這我不用研究也熟悉，而是時事的各種細節。在時事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青年一代以及當代俄國家庭——我預感到它同二十來年前相比已大不相同......”[4]

他計劃1878年暫時停止出版《作家日記》，在1877年最後一期《作家日記》裏他說：“在期刊停刊這一年裏，我要全力以赴寫一部小說——這部小說在出版《作家日記》的兩年期間不知不覺不由自主地孕育成熟了。”

在他後來的創作筆記裏，我們可以看到與這個主題有關的兩部小說——《父與子》和《幻想家》的構思筆記。這兩部小說都沒有寫成，其中一些想法也終於匯入《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創作裏。

陀思妥耶夫斯基醞釀和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時正是俄國國內政治鬥爭日趨激烈的年代，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開始傳入俄國、民粹派開展活動的年代。 民粹派不惜犧牲生命進行暗殺，企圖用政治恐怖手段推翻現存社會製度，實行社會主義。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僅1879年一年，因進行政治恐怖活動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就有十六人。所有這些流血事件都是發生在陀氏眼前。陀氏一心想製止這種流血事件。有些政治恐怖案件公開審理時，陀氏還出庭旁聽過。

所有這些都不可能不使他考慮用什麽辦法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問題：用恨還是用愛？沒有上帝，人們能否建成地上的天國（社會主義）？沒有上帝，人類能否和睦相處？

陀氏的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1876和1877兩年的《作家日記》的編輯出版工作也為《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寫作做了很好的準備。《卡拉馬佐夫兄弟》裏占有重要位置的兒童問題，魔鬼試探耶穌的問題，異端裁判所大法官問題以及俄國國內政治問題，在《作家日記》裏都已涉及。

1878年4月上旬，陀氏開始起草《卡拉馬佐夫兄弟》寫作大綱。從在大綱裏列出的問題裏，關於孩子們的小說還在考慮，上文提到的托博爾斯克故事被包括進去並做了改動：殺人凶手已不是兄弟中間的任何人，而是斯梅爾佳科夫；老二承認自己是凶手的情節安到了“神秘來訪者”和伊萬身上——“神秘來訪者”殺人十四年後在命名日公開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伊萬在審判米佳的法庭上當眾承認父親是斯梅爾佳科夫在他慫恿下殺的，等等。

這年的5月16日，陀氏的三歲兒子夭折。陀氏悲痛欲絕，工作不下去。夫人建議他跟哲學家、神學家索洛維約夫[5] 結伴去訪問奧普吉納修道院[6]——陀氏早就想去。在修道院裏訪問了七天，並跟阿姆夫羅西長老交談過。這次訪問給陀氏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印象給《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寫作打上了鮮明的印記。

 

                     二、森羅萬象，時代畫卷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情節

 

老卡拉馬佐夫結過兩次婚，第一次婚姻生了個兒子叫米佳；第二次婚姻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伊萬，一個叫阿廖沙。

老卡拉馬佐夫的原配太太跟別人跑了，續配太太被他折磨死了。

三個孩子都是別人帶大的，老卡拉馬佐夫絲毫沒有照管和教育過他們。

老卡拉馬佐夫荒淫無恥。他夜裏奸汙了一個在街上露宿的魔怔女人，結果生了一個兒子，叫斯梅爾佳科夫，長大以後給他當廚子。

老卡拉馬佐夫不僅好色，而且貪財：米佳媽媽留給米佳的遺產，米佳長大以後他不肯如數交給米佳，結果父子發生了財產糾紛。父子倆又同時愛上了一個商人的“外室”——格魯申卡。米佳急需三千盧布以便格魯申卡答應嫁給他以後好帶她遠走高飛，認為父親應該再付給他三千盧布，這樣就可以了結他們之間的財務糾紛，而父親卻不肯付給他，反而用這三千盧布去勾引他的心上人格魯申卡。

米佳是個放蕩不羈、性格暴躁的人，他非但不掩飾對父親的仇恨，而且到處叫嚷要殺死父親，而且真當著弟弟和仆人的麵把父親打了一頓。

父親在一天夜裏被殺了。米佳被當成了凶手，而且判了二十年苦役，因為那天夜裏他的確去過父親的花園，往外逃跑的時候被父親的老仆人格裏戈裏看到，他用順手帶去的一把小銅杵把老仆人打昏了。加上他身上的血跡和平時的叫嚷，看來真是鐵證如山，他有口難辯，而且辯駁也無人肯信。

其實，人是老卡拉馬佐夫的私生子斯梅爾佳科夫趁格裏戈裏被打昏的時候殺的。斯梅爾佳科夫殺老卡拉馬佐夫一是為了泄恨——他認為自己的悲慘境遇都是老卡拉馬佐夫造成的，二是想得到老卡拉馬佐夫用來勾引格魯申卡的那三千盧布，三是殺完人後可以逍遙法外——因為沒有人會懷疑到他。他是在開庭審判米佳的前夜對伊萬承認的。他說，他所以下決心殺老卡拉馬佐夫在思想上受了伊萬的“可以為所欲為”的理論的影響，在行動上也受到了伊萬的默許。斯梅爾佳科夫承認完以後，當夜自縊身死，沒有留下任何殺人證據。

伊萬不像米佳，他表麵上話語不多，文質彬彬，然而他卻是個無神論者，認為人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可以為所欲為。在他看來，父親和米佳之間的爭鬥是兩條毒蛇互相吞噬。他也希望父親被殺，所以斯梅爾佳科夫為了給殺害老卡拉馬佐夫創造條件暗示他離開時他就離開了。父親被殺，米佳被當成凶手，他受到良心譴責，痛苦萬分，到審判米佳的法庭上自首，話沒說完，就昏了過去——他的震顫性譫妄發作了。

以上是《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主要情節，圍繞這個主要情節，作者還寫了米佳、卡佳、伊萬、格魯申卡之間的愛情糾葛，寫了修道院裏的生活和思想鬥爭，寫了霍赫拉科娃太太和她的女兒，寫了斯涅吉廖夫一家，寫了阿廖沙所聯係的一幫孩子們。綜合起來看，作者在這部史詩式的小說裏寫了三代人。老卡拉馬佐夫、米烏索夫、佐西馬長老、斯涅吉廖夫、霍赫拉科娃太太等算第一代，米佳、伊萬、阿廖沙、拉基京、卡佳、格魯申卡等屬於第二代，麗沙、科利亞、伊柳沙等孩子們代表第三代。他想通過對這三代人的描寫展示俄羅斯的過去、現在、未來。

      

                     三、“這裏魔鬼在跟上帝戰鬥......”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主題

 

本書裏的人物米佳在《火熱的心的獨白。以詩言誌》裏說過：“這裏魔鬼在跟上帝戰鬥，戰場就是人的心。”[7]這句話大概可以借來概括全書的主題。

 陀氏在這部小說裏告訴我們，這樁慘案是不信上帝造成的。首先是老卡拉馬佐夫，他不信上帝，荒淫貪婪，奸汙魔怔姑娘生了斯梅爾佳科夫——殺他的凶手；而且侵吞妻子留給大兒子的遺產。其次，斯梅爾佳科夫不相信上帝，結果墮落為殺人凶手。再次，伊萬也不相信上帝，結果有意無意地做了殺人幫凶。而米佳因為信上帝，所以盡管受了那麽大的冤屈，仍然沒有倒下去。

老卡拉馬佐夫的三兒子阿廖沙和佐西馬長老作為篤信上帝的正麵人物從另一方麵說明了作者的理想：篤信上帝，虔誠祈禱，熱愛鄰人，為他人的罪孽承擔責任（理由：假如你是虔誠教徒而對人施加影響的話，別人也許不會犯下罪孽）。

作者用很多篇幅寫了正麵人物皈依基督的過程。如佐西馬長老由一個軍官變成修士、“神秘的來訪者”殺人十四年之後終於在基督教義的感召下主動投案自首以及阿廖沙克服因長老屍臭而產生的信仰危機等等，都生動地寫出了上帝在他們的心裏戰勝魔鬼的過程。

對不信仰上帝的代表人物，如伊萬，作者也沒有輕描淡寫。本書第五卷第四章《離經叛道》是伊萬對阿廖沙說明自己反基督觀點的自白。在這裏伊萬提出了忘卻和寬恕喪盡天良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直接對基督教教義提出了質疑，義正詞嚴，力透紙背。陀氏的朋友、主教公會總監波別多諾斯采夫在雜誌上讀到這章後立即給陀氏寫信急於要知道作者怎樣回答伊萬，把伊萬駁倒。陀氏回信說將在下一卷《俄羅斯修士》裏加以反駁。他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來寫《俄羅斯修士》，結果自己對這個反駁也不滿意。他給波別多諾斯采夫回信說：“我又擔心又害怕，不知道寫得夠不夠。”他在給別人的信裏也一再保證要把伊萬的論點駁倒，他甚至擔心會因此不讓他的這部小說繼續發表下去。

伊萬心裏的魔鬼跟上帝的激烈鬥爭，在本書第十一卷裏達到了驚心動魄的程度。

 有沒有上帝？沒有上帝，人類會怎樣？這些問題貫穿全書，幾乎在每個人物的心裏都引起過震蕩，而且在人物之間也不斷進行爭論。不僅阿廖沙同伊萬爭論，米佳同拉基京爭論，連老卡拉馬佐夫也一再問阿廖沙和伊萬有沒有上帝。 在阿廖沙遵照長老的教導回到世俗世界去建功立業的前夕，派西神甫甚至對打著科學旗號的無神論進行了回擊，為的是給阿廖沙在思想上築起一道抵禦無神論的防線。

 

                      四、史詩加“複調小說”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體裁

 

我們要欣賞陀氏的這部小說，必須注意它的兩個特點：一它是一部史詩，二它是一部“複調小說”。

先談第一個特點。陀氏早就想寫一部史詩[8]式的小說。

1862年在《時代》雜誌上發表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編者前言裏就說過：“縱觀當代全部歐洲文學，您就會在所有作品裏看到這種思想（陀氏指的是他所說的“複活被環境、陳規陋習、社會偏見壓垮的人”——引者）的痕跡，也許到本世紀末這種思想就會在某一部偉大藝術作品中得到完整清楚而強有力的體現，這部作品必將像但丁的《神曲》表達其時代特點——中世紀天主教信仰和理想——那樣表達出自己時代的追求和特點。”

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看出兩點：一，他指的不是普通小說，而是全麵反映“自己時代的追求和特點”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二，這部作品應充滿“複活被環境、陳規陋習和社會偏見壓垮的人”這樣一種激情。

1862年雨果《悲慘世界》出版之後，陀氏這種願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推動。

1865年，列·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開始發表。《戰爭與和平》氣勢恢弘，人物眾多，寫法獨特，好評如潮，被譽為“史詩”。陀氏針對托氏這部小說是曆史小說這一情況，1868年在給友人邁科夫的信裏明確提出了要寫一部以當代俄國青年思想為主題的史詩。這就是係列小說《無神論》的構思。《無神論》沒有寫成。這個想法1869年12月—1870年5月演變成《大罪人傳》的寫作大綱。《大罪人傳》也沒有寫成，但這裏已包含了《卡拉馬佐夫兄弟》裏的一些情節和主題，最後形成了《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寫作大綱。

這裏我們要提醒讀者注意：陀氏要寫的是一本描述時代特點的史詩，而且規模很大，作者在本書《作者的話》裏說，本書分成兩部，這裏寫的隻是第一部。了解這一點對理解《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結構很重要，否則就不容易理解作者在這部小說裏花了那麽多筆墨來寫跟“慘案”關係不大的一些人和事，例如拿出很多篇幅來寫修道院和孩子們，等等。

其次，我們談這部小說體裁的第二個特點——“複調小說”。

這部小說的寫作手法跟傳統小說寫作手法極不相同，許多研究者都指出過。俄國學者巴赫金在其所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裏借用“複調音樂” 這個術語把陀氏小說藝術手法特點歸納為“複調小說”，我認為十分貼切。

巴赫金把受到作者統一意誌支配的傳統小說稱為獨白小說，說陀氏創作的小說是“多聲部性”的小說，“全麵對話性”的小說，“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真正的複調——這確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基本特點。在他的作品裏，不是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誌支配下層層展開；這裏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不發生融合。”[9]巴赫金認為，陀氏筆下的主人公的議論不同於一般小說裏的主人公的議論，這些“主人公的議論，在這裏絕不隻限於普通的刻畫性格和開展情節的實際功能”，“與此同時，主人公的議論在這裏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場的表現”。[10]

《卡拉馬佐夫兄弟》寫作手法所體現出來的正是這樣一些特點。

首先說說多聲部這個特點。第一卷《一個家庭的曆史》是序言性質的，交代了卡拉馬佐夫一家的曆史情況。接著描寫了慘案發生前後幾天的情況。第二、三兩卷寫案發前兩天；第四、五、六卷寫案發前一天；第七、八、九卷寫案發當天、當夜以及第二天早晨的預審。第十、十一卷寫米佳被捕兩個月後的一天——審判他的前夜，第十二卷寫第二天的審判。尾聲寫米佳被判刑後第五天。每天所發生的事件很多，這些事件在情節上幾乎沒有什麽聯係，大都是由阿廖沙的穿梭式訪問連接起來的。我們看到的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一個統一的事件中，而互相不發生融合。結果就創造出了一個複調世界，突破了基本上屬於獨白型（單旋律）的傳統歐洲小說模式。

其次說說對話性這個特點。作者很喜歡用人物對話這種藝術表現手法。書裏對話很多，有的話長得出奇。米佳的獨白（《火熱的心的自白》）實際上是跟阿廖沙的對話，占了三章，伊萬的自白（《離經叛道》和《異端裁判所大法官》）實際上也是跟阿廖沙的對話，占了兩章。公訴人和和辯護人的發言占了第十二卷的大部分篇幅。有的對話甚至是在主人公自己與自己之間進行的，如第四部第十一卷第九章裏，伊萬同自己的幻覺——鬼的對話。

主人公的議論，在這裏絕不隻局限於普通的刻畫性格和展開情節的實際功能。這種主人公語言所要表現的不是主人公的性格（或典型性），也不是他在某些具體生活環境中的立場，而是主人公在世界中采取的最終立場，是主人公對世界的看法。在這部小說裏表現為有沒有上帝，如果沒有上帝人類命運會怎樣的爭論和思考，構成了陀氏作品藝術形式的基礎，構成了他的風格基礎。

第三說說描寫對象是“思想”這個特點。 這部小說雖然寫了許多人物之間的糾葛，而且情節也跌宕起伏，充滿懸念，但是他描寫的對象不是人，而是“思想”。

俄國學者恩格哈爾特早在1924年就指出了這一點。他說：“他寫的不是表現某種主題思想的小說，不是十八世紀崇尚的那種哲理小說，而是描寫思想本身的小說。如同在別的小說家作品中描寫對象可以是驚險故事、趣聞軼事、典型心理、生活畫麵或曆史場景，在他的作品中這個對象就是‘思想’。他培育出一種完全特殊的小說，並把它發展到異乎尋常的高度；這類小說不同於冒險小說，傷感小說、心理小說或曆史小說，可以稱為思想小說。”[11]

跟這個特點相聯係的就是“描繪人類心靈的全部隱秘”。陀氏說：“我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說，我描繪人類心靈的全部隱秘。”[12]早在軍事工程學校讀書期間，他就立誌要探索人心秘密。陀氏描寫人的心理變化的本領簡直是無與倫比的。人物的心理變化在作者筆下真可以說纖毫畢見。本書第八卷和第九卷刻畫米佳到莫克羅耶去見格魯申卡的路上、見到格魯申卡後以及在預審過程中的心理變化的那些篇章，是最明顯的例子。他不僅描寫人物明確的心理活動，而且也描寫人物的雙重思想。所謂雙重思想，是指人物表達出來的是一種思想，而在這思想後麵卻隱藏著另一種思想。例如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五卷第六章裏，看到伊萬同斯梅爾佳科夫談話，我們似懂非懂，直到在《三訪斯梅爾佳科夫》裏，我們才從伊萬同斯梅爾佳科夫的談話裏懂得了他們當時說的那些話的深層思想。連人物尚未形成的朦朧思想，也難以逃脫他的視野。這裏我們可以舉描寫伊萬在大門口同斯梅爾佳科夫那次令人似懂非懂的談話之後夜裏的思緒做例子：“夜已很深，伊萬仍然沒有睡......各種奇怪的和幾乎完全意想不到的願望在折磨他，比方說，過半夜以後，他突然迫不及待地想下樓開門到廂房去把斯梅爾佳科夫揍一頓，可是假如您要問他為什麽揍人家，連他自己也舉不出一條確切的理由來，除了這樣一條理由：這個仆人是全世界對他侮辱最重的人，因此可恨。另一方麵，這一夜，一種無名的、使他感到屈辱的怯懦也籠罩著他的心靈。他覺得怯懦得連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他頭痛，眩暈。一種仇恨的情感在心中燃燒，他像要對誰複仇似的。想起方才跟阿廖沙的談話，甚至恨阿廖沙，有幾分鍾也很恨自己......”[13]至於作者在下意識領域裏的挖掘，那更是作者獨到之處，最典型的例子大概要算是伊萬跟自己的幻覺——鬼的談話了。[14]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說，他創作小說《浮士德》時曾反複讀過《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這一章。[15]

了解了陀氏這部作品寫作手法特點之後，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陀氏的確像陀氏研究專家格羅斯曼說的那樣，“創造了歐洲小說史上新的真正天才的一頁”[16] 。

 

                     五、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現實意義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編者說：“《罪與罰》、《白癡》、《群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贏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小說家之一的聲譽。如今他是擁有最廣泛讀者的小說家之一，這或許是由於他在小說中有力地表現了曾使兩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的幾代人感到困惑的那些道德問題、宗教問題和政治問題。”這段論述是頗有見地的。

20世紀過去了，但作者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裏提出的一些問題，如：有沒有上帝？如果沒有上帝，人會不會有美德？沒有上帝的參與，人能否建成巴比塔（社會主義或世界大同）？科學發展了，上帝還能否存在？這些使書中人物苦苦思索的問題，小說裏並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大概現在也仍然會是人們在思考的問題。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目睹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興亡，我想書裏提出的這些問題應該能引起讀者的思考興趣。

除了思想方麵發人深省以外，對現代作家來說，寫作方法方麵可借鑒的地方也很多，特別是在心理描寫方麵。

在世界文學史上，各國作家互相借鑒的情況可以說比比皆是，而出於藍勝於藍的情況也屢見不鮮——陀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想，文學創作要想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必須放眼世界，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優秀藝術成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句老話還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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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陀思妥耶夫斯基20卷集》，莫斯科《TEPPA》1999年版，第15卷第276—282頁。參閱弗裏德連傑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施元譯，胡德麟校，上海譯文出版社版。參閱《不列顛百科全書》第8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詞條及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The Brothers Karamazov。

[2] 《陀思妥耶夫斯基20卷集》，莫斯科《TEPPA》1999年版，第15卷第184頁。

[3] 《作家日記》是陀氏獨力舉辦的直抒胸臆的文藝政論性刊物，1873年作為《公民》雜誌一個欄目創刊，1876年獨立出版。

[4]《陀思妥耶夫斯基20卷集》，莫斯科《TEPPA》1999年版，第15卷第222頁。

[5]索洛維約夫，弗拉吉米爾·謝爾蓋耶維奇（1853—1890）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托爾斯泰過從甚密，他們曾聽過他的哲學講演。

[6]奧普吉納修道院極為有名，據說是一個改惡從善的強盜修的。俄國作家果戈理、列·托爾斯泰都去訪問過。

[7] 見《卡拉馬佐夫兄弟》第3卷第3章。

[8]史詩本是古代民間文學一種體裁，通常指以傳說或重大曆史事件為題材的古代長篇民間敘事詩。如荷馬史詩。現在人們常把比較全麵地反映一個曆史時期的社會麵貌和人民生活的結構複雜、畫麵廣闊、內容豐富、意義深刻的優秀長篇敘事作品稱為史詩或史詩式作品。

[9]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白春仁、顧亞鈴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第29頁。（這裏的“意識” 指一個人的全部思想觀念，一個“意識”常常代表一個人）。

[10] 同上。

[11]恩格哈爾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說》，載《陀思妥耶夫斯基：論文與資料》第二集，莫斯科—列寧格勒，思想出版社1924年版。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傳、書信及記事本摘抄》，聖彼得堡1883年版，第373頁。

[13] 見《卡拉馬佐夫兄弟》第5卷第7章。

[14] 見《卡拉馬佐夫兄弟》第11卷第9章《鬼。伊萬的噩夢》。

[15] 《托馬斯?曼文集》，俄文版，莫斯科1959年版，第9卷第251，287頁。

[16]格羅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莫斯科，國家藝術科學院19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