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璞集

先連載陳殿興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兩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然後再介紹他寫的俄國作家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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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一

(2016-08-08 17:39:00) 下一個

                                 尾   聲

 

                           一

 

    西伯利亞。寬闊荒涼的一條大河,岸邊矗立著一座城市——俄羅斯省會之一1 。市內有一座要塞,要塞裏有一座監獄。二類流放苦役2犯拉斯柯爾尼科夫在這座監獄裏已囚禁了十個月了。從他犯罪那天算起,時間已過了將近一年半。

    他的案件審判沒有遇到大的困難。罪犯斬釘截鐵、準確清楚地堅持自己的供詞,沒有混淆情況,沒有避重就輕,沒有歪曲事實,沒有忘記任何細節。他一絲不苟地講述了凶殺的全過程:他解釋清了被害老太婆手裏拿的那件由一塊木板和一塊鐵片捆紮在一起的抵押品的秘密。他詳盡地講述了拿被害者鑰匙的過程;描述了鑰匙的形狀,描述了皮箱的外形和裏麵的東西,甚至舉出了裏麵裝的幾件東西;揭開了利紮韋塔遇害的謎底;講了科赫以及接著大學生來敲門的情景,並轉述了他們的談話內容;講了他作案以後下樓時聽到了尼古拉和米特裏喊叫,他還講了自己怎樣躲進那座空房子裏以及是如何回到家的。末了,他交代了沃茲涅先斯基大街一個大門洞裏的那塊石頭——在這塊石頭下麵起出了一些東西和一個錢袋。一句話,案情清楚。偵查員和法官都感到奇怪:他竟把東西和錢袋藏在石頭下麵而沒有動用;更令他們奇怪的是,他不僅記不清他親手搶劫的東西,而且連數目也搞錯了。他一次也沒有打開過錢袋,甚至不知道裏麵裝了多少錢,這種情況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錢袋裏裝了三百一十七銀盧布和三個麵額二十戈比的硬幣,因為在石頭下麵壓的太久,上麵幾張大票已損壞得很厲害了)。人們研究了好久:被告在其他問題上都肯照實交代,為什麽在這個問題上要撒謊?最後,有些人,尤其是心理學家承認有這種可能:他的確沒有打開錢袋看過,因此他不知道裏麵裝的什麽,就這樣藏到了石頭底下;從這裏人們進一步得出結論,認為犯罪行為隻能是在一時精神錯亂即在所謂殺人搶劫偏執狂發作狀態下實施的,沒有長遠目標和利益圖謀。這時恰恰流行一種時髦的新理論——精神錯亂犯罪論,當時對一些罪犯常常援用這種理論。況且拉斯柯爾尼科夫由來已久的抑鬱狀態已有許多證人——佐西莫夫醫生、他以前的同學、女房東、女仆提供了準確證明。這一切有力地促使大家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即拉斯柯爾尼科夫不完全像平常的殺人搶劫犯,這裏一定另有犯罪動機。使維護這種見解的人大感失望的是罪犯幾乎沒有試圖為自己辯解。人們最後問他是什麽原因促使他去殺人搶劫時,他極其清楚粗魯地回答說全部原因是他的惡劣處境,是他的窮困和走投無路,是他希望起碼弄到三千盧布以開創人生事業——他以為在被害者那裏可以找到。他決心去殺人是因為自己性格輕浮,心胸卑汙,而且遭到窮困和挫折感到氣惱。人們問他為什麽自首,他回答說是真心悔恨。這一切回答幾乎到了粗魯的程度......

    不過所判刑罰,根據所犯罪行來看比人們預期的要輕;這也許正是因為罪犯不僅不想辯解,而且倒想加重自己的罪責。這些奇怪而特別的情況都受到了重視。罪犯犯罪前貧病交加的情況未受到絲毫懷疑。他沒有使用搶來的財物,被認為部分原因是已感到悔恨,部分原因是作案時神智不完全健全。利紮韋塔意外遇害甚至充當了支持後一論斷的例證:一個人連殺兩人,卻忘了門是開著的!最後,他是在這樣的時候去自首的:這時尼古拉這個狂熱教徒因為精神沮喪而供認了自己是殺人凶手,從而使案情變得極其複雜起來;而對真正的殺人凶手,人們不僅沒有掌握明顯罪證,甚至連懷疑也幾乎沒有懷疑過——波爾菲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承諾。這一切徹底減輕了對被告的刑罰。

    此外,這時還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現了另外一些對被告極為有利的情況。從前的大學生拉祖米欣不知從哪兒弄到信息而且提出證據,說拉斯柯爾尼科夫在大學讀書時曾竭盡全力資助過一個身患肺病、窮苦無告的大學同學,幾乎維持了他一年半的生活。這位同學死後,他又照料當時尚在人世的死者年邁多病的父親(死者幾乎從十三歲起就幹活掙錢養活父親),並把他送進了醫院,老人死後,拉斯柯爾尼科夫並且把他安葬了。這種情況對決定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命運也起了一些好作用。女房東紮爾尼岑太太——他的已故未婚妻的媽媽也出來證明,說他們在五角廣場附近住的時候有一次夜裏著火拉斯柯爾尼科夫從一座起火的住宅裏救出了兩個小孩子,自己也被燒傷了。這件事曾進行過仔細調查,得到了許多證人的相當準確的證明。一句話,鑒於自首的情節以及某些可以減刑的情況,罪犯被判處二類苦役,刑期僅為八年。

    早在開庭之初,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媽媽就病了。杜尼婭和拉祖米欣認為可以在開庭期間暫時把她送到別的城市去。拉祖米欣選了一個在鐵路線上而且離彼得堡不遠的城市,以便既可以經常注視各種審判情況又可以常常見到杜尼婭。普利赫裏婭太太的病很怪,是神經性的,經常伴隨著精神錯亂,假如說精神不是完全錯亂的話,那也是有些錯亂。杜尼婭最後那次跟哥哥見麵回來就看到媽媽發燒說胡話,已完全病了。這天晚上,她就跟拉祖米欣商量好要是媽媽問起哥哥來如何回答,他們甚至為媽媽編了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說拉斯柯爾尼科夫受人之托到國外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出差,任務完成後,他既會有錢,也會有名。可是使他們吃驚的是,普利赫裏婭太太卻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在這方麵什麽也沒有問。相反,關於兒子的突然離去,她自己倒有一個完整的說法。她噙著眼淚講他來跟她告別的情景,並且暗示隻有她一個人知道許多極其重要的秘密情況,說羅佳有許多極有勢力的敵人,所以他必須躲起來。至於兒子的前途呢,她覺得隻要敵視他的情況一變,無疑是輝煌的;她甚至要拉祖米欣相信她的兒子將來會成為國家要人,說他的文章和傑出的文學才華就證明著這一點。這篇文章,她不斷地念,有時甚至念出聲來,差一點兒睡覺也要帶在身旁;可是她仍然幾乎沒有問羅佳眼下在哪兒,盡管杜尼婭和拉祖米欣顯然避免跟她談這個問題——隻這一點就足以引起她的疑心。普利赫裏婭太太在某些方麵的奇怪沉默,終於使杜尼婭害怕起來。比如說,她甚至不抱怨兒子不來信,而從前在家鄉小鎮住的時候,她終日隻是盼望心愛兒子來信。這種情況太無法解釋了,使杜尼婭深感不安。她認為媽媽大概已感到兒子遭到可怕的不幸,害怕問,害怕聽到更可怕的消息。總之,杜尼婭已清楚看出來媽媽的神智已不健全。

    有兩次在談話裏,她提了這樣一個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提到羅佳眼下在什麽地方;回答被迫使她不滿意而且起疑心以後,她忽然變得極其悲傷憂鬱、沉默寡言起來,這種狀態持續了很長時間。杜尼婭終於看清,說謊瞎編是困難的,徹底得出結論:最好對某些問題保持沉默;可是情況已越來越明顯:可憐的媽媽已在懷疑發生了可怕的事情。杜尼婭想起了哥哥說的話,說媽媽在可怕的那天前夜,即在跟斯維德裏蓋洛夫那個場麵之後的夜裏聽到了她說夢話:媽媽當時是否聽清了什麽?常常,有時是在幾天甚至幾星期憂鬱陰沉的沉默、無言的流淚之後,病人就神經質地活躍起來,忽然開始大聲講起兒子來,講希望,講未來,幾乎一刻不停......。她的幻想有時是很奇怪的。於是杜尼婭和拉祖米辛就安慰她,迎合她,她也許看出來人家是在迎合她——迎合她不過是為了安慰她,然而她仍然不停地說......

    罪犯自首五個月之後,判決下來了。拉祖米欣一允許探監就到監獄去看過他。索尼婭也去了。終於分手的時候到了。杜尼婭對哥哥發誓說這次分手不是永久的,拉祖米欣也發了誓。拉祖米欣年輕熱情的頭腦裏已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個方案:在未來三四年之內要盡可能為未來財產奠定基礎,攢夠一些錢遷居到西伯利亞去——那兒各個方麵都大有可為,但缺乏人才和資金;他們要在關押羅佳的城市定居......大家共同努力開創新生活。分手的時候,三人都哭了。拉斯柯爾尼科夫最後幾天心情很沉悶,經常打聽媽媽的情況,一直牽掛著她,甚至為她感到很痛苦。這使杜尼婭甚為擔心。知道了媽媽病態心情之後,他變得很憂鬱。他不知為什麽一直特別不愛跟索尼婭多說話。索尼婭靠著斯維德裏蓋洛夫給她留下的錢早已準備好跟他一起動身。關於這一點,在她和拉斯柯爾尼科夫之間從來絲毫都沒有談過。不過他倆都知道一定會這樣。最後分手的時候,妹妹和拉祖米欣都熱烈地保證說他刑滿出來以後他們將在一起開創幸福未來——他隻是奇怪地笑了笑;他預言媽媽的病將以災難告終。他和索尼婭終於動身上路了。

    兩個月之後,杜尼婭嫁給了拉祖米欣。婚禮是幽憂冷清的。波爾菲裏和佐西莫夫應邀出席了婚禮。拉祖米欣近來處處都像已經下定了決心。杜尼婭無條件地相信他會完成自己的計劃,而且不可能不相信:此人身上已顯示出了鋼鐵意誌。這時他又回到大學聽課,爭取畢業。他倆時時刻刻都在編製未來的計劃,他倆都決心打算五年後一定遷居西伯利亞。在這之前,那兒的一切隻能指靠索尼婭.....

    普利赫裏婭太太高興地祝福了女兒同拉祖米欣的婚姻,可是他們結婚以後,她似乎更憂鬱更愁悶了。為了使她高興片刻,拉祖米欣把羅佳資助窮大學生及其病弱老父的事以及去年冒火搶救兩個小孩子被燒傷的事講給她聽。這兩件事使本已神經紊亂的普利赫裏婭太太幾乎達到亢奮的程度,她不斷地談這兩件事,甚至在大街上也遇人就談——盡管杜尼婭經常陪著她。在公共馬車上,在商店裏,隻要能抓住一個聽眾,她就把話題引到兒子身上,引到兒子的文章上,講兒子怎麽資助窮同學,怎麽在火災中為搶救小孩子被燒傷,等等。杜尼婭甚至不知道怎樣製止她。除了這種病態性亢奮具有危險性以外,隻要有人提到拉斯柯爾尼科夫案件、談起這件事來也會釀成大禍。普利赫裏婭太太甚至打聽到了兩個在火災中獲救的小孩子的母親的地址,一定要去找人家。她的操勞終於達到了極限。她有時會無緣無故地哭起來,常常病倒,發燒說胡話。有一天一大早她忽然開門見山地宣布,說據她估計羅佳快回來了,說她記得告別的時候,羅佳說過九個月後會回來。她開始收拾屋子,準備迎接兒子,開始裝飾準備給兒子住的房間(也就是她自己的房間),擦拭家具,洗換新窗簾,等等。杜尼婭感到驚恐,可是沒有說什麽,甚至還幫她收拾房間迎接哥哥。這一天在忙亂、幻想、憧憬和眼淚中過去之後,夜裏她病了,第二天開始發燒說胡話。熱病發作了。兩個星期以後,她去世了。根據她昏迷中說的一些話可以斷定她疑心兒子遭到可怕不幸,疑心的程度比杜尼婭和拉祖米欣猜測的更嚴重。

    拉斯柯爾尼科夫好久不知道媽媽去世的消息,雖然他一到西伯利亞就跟彼得堡建立了通信聯係。這種通信聯係是通過索尼婭進行的;索尼婭每月按時給彼得堡拉祖米欣去一封信,每月按時收到彼得堡的回信。杜尼婭和拉祖米欣起初覺得索尼婭的信寫得枯燥,感到不滿足;可是後來他倆都認為信寫得不能再好了,因為從這些信裏他倆形成了對他們不幸哥哥的境遇最完整最準確的印象。索尼婭的信裏充滿了拉斯柯爾尼科夫日常生活的真實細節,以及對他的苦役生活環境的最簡明清晰的描寫。在信裏,她既沒有談自己的希望和對未來的猜測,也沒有抒發自己的感情。她不去嚐試描寫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心情和一般的內心生活,隻講事實,即轉述拉斯柯爾尼科夫自己的話,詳細描述了他的健康狀況,報告會麵時他表達了什麽希望,請求了什麽,委托她辦什麽事情,等等。這些消息講得極其詳盡。不幸哥哥的形象最後就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刻畫得準確清晰;這裏不會出現錯誤,因為全是確鑿的事實。

    不過杜尼婭和丈夫根據這些消息很少得出高興的結論來,尤其在開始的時候。索尼婭不斷地寫信,說他憂鬱,不愛說話,甚至索尼婭每次把所收到的來信裏的消息告訴他時他也幾乎絲毫不感興趣;說他有時打聽媽媽的情況,當她看出他已猜到真實情況時終於把媽媽已去世的消息告訴了他,可是令她驚訝的是連媽媽去世的消息也沒有對他產生強烈震動,她覺得起碼外表上是這樣。她在信裏也提到,盡管他看起來沉默寡言,不跟別人交往,可是他對自己新生活的態度是非常簡單明了的,他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處境,不期望身邊會出現任何更好的情況,不抱任何輕浮的希望(這是符合他的處境的),對新環境裏的任何東西都不感到奇怪,盡管這新環境跟從前相比相同的地方極少。她在信裏說,他的健康狀況還可以。他去做工,對勞作既不逃避,也不強求。對於飯食,他幾乎是滿不在乎的,可是那兒的飯食除了星期天和節日都是很糟的,所以他終於肯高興地收下索尼婭給他送去的食物和一些錢以便每天喝茶。至於其他方麵,他請她不必費心,說這一切關懷隻會使他感到懊惱。其次,索尼婭還說,他在監獄裏跟大家住在一起,牢房的內部情況她沒有看到,不過她認為是擁擠、肮髒、不衛生的,說他睡在板鋪上,隻鋪一塊氈子,別的什麽也不願置備。但是他生活得這麽粗劣清苦,決不是因為有什麽計劃或意圖,不過是因為對自己的命運漠不關心罷了。索尼婭直截了當地說,他——尤其是起初——不僅對她的探視不感興趣,而且幾乎要生她的氣,不愛說話,甚至態度粗魯,可是後來他對這種會麵習慣了,甚至感到是一種需要了,所以隻要她幾天有病不去看他,他甚至會很思念她。她跟他節日在監獄大門旁邊或警衛室裏會麵——他被叫出來幾分鍾;平日她到做工的地方去找他,見麵的地點或者在作坊,或者在磚場,或者在額爾齊斯河邊的倉房裏。關於自己,索尼婭說,她已在市裏結識了一些人,甚至還有人關照她;說她在做裁縫,因為市裏幾乎沒有時裝師,所以許多人家都需要她;不過她沒有說,通過她的關係,拉斯柯爾尼科夫也得到了獄裏長官的關照,他的勞役也減輕了,等等。最後,索尼婭來信(杜尼婭在最後幾封信裏看出索尼婭有些特別不安和驚恐)說他躲避所有人,說監獄裏苦役犯都不喜歡他,說他終日沉默,臉色很蒼白。忽然,在最後一封信裏,索尼婭說他病了,病得很重,躺在軍醫院犯人病房裏......

 

 

附注:

1. 這裏寫的是鄂木斯克,作者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會一案被判苦役曾在這裏服刑四年(1850—1854)。以下所寫獄中情景,多係作者親身經曆,可參閱作者獄中書簡及《死屋手記》。

2. 俄國1845年的《刑罰條例》把苦役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礦山勞動;第二類是修築要塞;第三類是工廠勞動,主要是熬鹽場和葡萄酒廠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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