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譯序

                                 譯   序

                       ——《罪與罰》賞析津梁

 

    《罪與罰》這部小說，是給陀思妥耶夫斯基贏得世界聲譽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不僅出版之後立即受到讀者的喜歡和評論家的關注，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全世界也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1

我國很早就有人翻譯，現在已有好幾種譯本，但是我認為，讀外國文學譯本，讀者不隻是想了解原作的故事梗概，而且也想得到一種藝術享受，否則找一本外國文學辭典、簡寫本或速讀手冊之類的書讀讀也就夠了。因此我覺得多一個譯本對讀者有利無弊：讀過一個譯本，不妨再讀讀別的譯本，通過比較既可以避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也可以看出同一原作在不同譯者的筆下會有多大差別。

研究這部小說的專著和論文，據學者統計，有幾百種之多，用汗牛充棟來形容，恐怕也不為過。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都有說不完的話。這裏我隻想根據自己的體會談談讀這本書首先必須知道的一些情況。

 

                     一，曆盡苦難，不改初衷

                               ——話說作者其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821年10月30日（俄曆，下文用的全是俄曆）出生於一個醫生家庭，從小受到濃鬱的文學熏陶，這對他後來走上文學創作道路起了決定性作用。父親是在莫斯科一家慈善醫院當醫生，而他們一家又是住在醫院院裏，因此陀氏從小就看到了許多來看病的窮人，而且自己家裏生活也並不富裕，在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學習時自己也受過窮困的折磨。這大概可以說明為什麽他一開始創作就寫《窮人》，而且後來很多小說（其中也包括這部《罪與罰》）都是以城市貧民生活為題材的原因。

   1838年陀氏進入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學習。學習期間，他仍然醉心於文學研究，甚至還寫過兩個劇本，不過沒有發表。1843年畢業，在工程局繪圖處工作一年。後退職專門從事文學工作。

   1844年，他翻譯的巴爾紮克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台》出版。俄國學者弗裏德連傑爾認為研究和翻譯巴爾紮克這部小說是陀氏走上創作《窮人》道路的預備學校。 2

   1845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窮人》出版，受到別林斯基的好評，一舉成名；他從此走上了小說創作的道路，接著發表了《雙重人格》（1846）、《女房東》（1847）、《白夜》（1848）和《脆弱的心》（1848）。這隨後發表的幾部小說，受到了別林斯基的嚴厲批評，因為別林斯基認為這幾部作品背離了《窮人》裏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傾向和果戈理開創的現實主義傳統。

   1847年齋期前後，陀氏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3 小組的星期五聚會，並借閱該組書籍，研究空想社會主義。

   1849年初，在西歐1848年革命事件的影響下，他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斯佩什涅夫4所組織的秘密團體。

   1849年4月23日，他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其他成員一起被捕。同年9月30日開始審判，11月16日審判結束。在判決書裏指控了他兩項罪名：一是他先後在小組成員杜羅夫和彼特拉舍夫斯基住處集會時朗讀過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反對農奴製度的信5 而且後來還給蒙別利傳抄過；二是在斯佩什涅夫住處朗讀格裏戈裏耶夫中尉的煽動性短篇小說《士兵談話時他在場。判決書裏宣判：剝奪貴族身份，處以槍斃。在刑場上蒙上眼睛要執行死刑的時候，當局才宣布赦免死罪，改判四年苦役然後罰當列兵。

   1850年去鄂木斯克服苦役，1854年1月23日刑滿出獄到西伯利亞塞米巴拉金斯克當列兵，1855年8月，獨立西伯利亞軍軍長加斯福特向陸軍大臣呈報陀氏寫的給亞曆山德拉·費奧多羅夫娜皇太後祝壽的詩歌《1855年7月1日》並請求提升陀氏為士官，11月獲準。1856年10月通過托特列邊將軍和加斯福特將軍求情（陀氏寫了一首歌頌新皇亞曆山大二世登基並結束克裏米亞戰爭簽訂巴黎和約的短詩托這兩位將軍交到皇上手裏），陀氏被晉升為準尉。1857年2月6日與苦戀多年的瑪麗亞舉行了婚禮。1857年4月，經友人斡旋，得以恢複貴族身份，並重獲發表作品的權利。1858年1月，陀氏申請因病退伍並移居莫斯科。1859年，獲準以少尉銜退伍移居特維爾，年底回到彼得堡。批準退伍和移居的同時，陸軍部密函內務部大臣對陀氏設立秘密監視——這種秘密監視可能一直沒有撤消——1875年4月陀氏的夫人安娜·格裏戈裏耶夫娜為丈夫辦出國護照時發現丈夫當時仍受到秘密監視；1879年3月，陀氏寫信給內務部大臣請求撤銷對他的秘密監視，結果不得而知。

    在西伯利亞服刑期間，陀氏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受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摧殘。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世界觀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青年時代接受的火種也並未在他心裏完全熄滅。人民大眾的苦難，荒謬的現實，仍然縈繞在他的心頭。他1877年發表的《一個荒唐人的夢》，就是證明。在這篇幻想小說裏他通過一個“荒唐人”的夢批判了荒謬的現實並描繪了人類美好的未來。不過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變了：他反對用空想社會主義的辦法（見《罪與罰》第三部第五章），也反對當時的一些“社會主義者”的恐怖、暗殺、陰謀活動，如涅恰耶夫等人搞的“革命活動”（陀氏的小說《群鬼》鞭撻的就是這種活動，這種活動也受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譴責）。他認為隻有通過教會，隻有通過對上帝的信仰，隻有通過愛人和互愛，人類才能獲救。

    總之，不管他在沙皇迫害下世界觀發生了什麽變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而且也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的同情始終是在被欺淩被侮辱者一邊。

    因為參加政治活動受過那麽殘酷的折磨，險些把命搭上，他不能不心有餘悸。而且當時文網森嚴，稍有不慎就會失去發表作品的權利——而不發表作品就等於斷絕了他的生路：他身體虛弱6，債務纏身7 ，生活資料的唯一來源就是寫作。他不能不注意使寫出來的東西不給自己招災惹禍。

    他的經曆和處境在他的創作裏都留下了明顯的痕跡。這一點，我們在《罪與罰》裏也看得很清楚。

 

                       二，關注熱點，提煉題材

                      ——話說作者為什麽要寫這部小說

 

    《罪與罰》是1865—1866年寫的。

    最初他想寫一本關於酗酒問題的小說。1865年6月初，他給《祖國紀事》雜誌主編克拉耶夫斯基、《聖彼得堡通報》主編科爾什寫信提議要寫一部小說，承諾10月份交稿，信裏說：“我的這部小說叫《酒鬼》，跟現在酗酒問題有關。不僅要談酗酒問題，而且也要表現這個問題衍生出來的其他問題，主要是家庭生活情景，在這種環境裏對兒童的教育問題，等等，等等。將不少於二十印張，也許還要多些。”

    這個提議未被上述報刊接受，因此擱置起來。1865年10月上半月，他給《俄羅斯導報》主編卡特科夫寫信，說他在寫一部五六印張的小說，已寫兩個月了，預計兩周——一個月之後可以寫完。他在信裏說：

    “小說的思想不會......跟貴刊有任何抵牾；甚至相反。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報告。故事發生在現代，也就是發生在今年。一個被大學除名的青年，小市民出身，生活極為貧困，由於輕浮，信念不堅定，受到流行的一些奇怪的“草率”思想影響，決定一勞永逸地擺脫困境。他決定殺害一個九等文官的遺孀——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這老太婆愚蠢，耳聾，病弱，貪婪，收取高額利息，凶狠，坑害他人，奴役自己的妹妹。“她毫無用處。”“她活著幹嗎？”“她能對誰有益呢？”等等。這些問題把青年人引入歧途。他決定殺死她，把她的錢拿來使住在外省一個縣城的媽媽過上幸福生活，使在地主家給女地主當陪伴的妹妹擺脫男地主的有致命危險的糾纏，使他自己讀完大學，到國外去遊曆一趟，然後終生做一個誠實人，堅定不移地履行“對人類的人道主義義務”，這一切當然能“彌補罪行”......

    “他在作案之後，到最終的悲慘結局，幾乎有一個月平安無事。對他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懷疑。正在這時候才展開了犯罪的全部心理過程。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出現在凶手麵前，沒有預料到的一些感情折磨著他的心。上帝的真理和人間的法律占了上風，他最後被迫自首。他被迫決定，即使死於苦役，也要再回到人群中來。犯罪以後立即感受到的脫離人群的孤獨感使他痛苦不堪。真理和人性取得了勝利......罪犯決定承受苦難以贖罪......”

  這裏已可以看出《罪與罰》的基本輪廓。 陀氏專心致誌地寫這部小說，以為它將“好於”以往所寫的作品。到1865年11月末，他已寫出了很多，可是他覺得小說結構應當改變，於是他就把手稿燒了。他說他自己不喜歡，說新的形式，新的布局在吸引他。8於是他就重新開始寫。這裏說的“新的布局”顯然是指小說的最後布局：在這裏不僅把馬爾梅拉多夫的情節（即原先打算寫的《酒鬼》）和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情節（即他在給卡特科夫信裏所說的“犯罪的心理報告”）揉合到了一起，而且增加了斯維德裏蓋洛夫和波爾菲裏的情節。——波爾菲裏在以前的創作紮記裏是沒有提到過的。

    那麽，他為什麽要寫這麽一本書？

    對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看到過直接的答案，但根據他提煉小說題材的特點，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出來。

    我們知道陀氏是很關心時代熱點的。他的小說幾乎都是描寫時代熱點而且情節是跟時代同步的，書中人物甚至討論當時報刊上討論的問題。他寫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人物而且把他作為主線來寫顯然也是為了寫當時現實生活和思想界的熱點。

    首先，現實生活裏1860年代俄國城市勞動居民生活日益貧困，高利貸猖獗（僅1865年第141期《聖彼得堡警察局通報》就刊登了11則各種抵押貸款的高利貸廣告）、犯罪率劇烈上升（據彼得堡警察局統計，1853—1857年間，各種案件的發案率就增加了一倍）。窮人被迫鋌而走險的案件屢有發生。1865年8月，莫斯科野戰法庭審判了一起入室殺人搶劫案。這個案件跟《罪與罰》裏描寫的案件頗多類似之處。案犯奇斯托夫二十七歲，被指控1865年1月入室搶劫用斧子殺了主人的兩個女傭——一個是廚娘，一個是洗衣婦，兩人都是老太婆，死在不同的房間裏。作案時間是在晚上七點到九點之間。這個案件在報刊上報道過，對陀氏的創作可能也有所啟發。在我們上麵引的給卡特科夫的信裏，陀氏自己也說過，有人告訴他去年莫斯科有個被大學開除的青年搶劫郵車打死了郵差，說自己打算寫的這個題材決不冷僻。9

    其次，1865年，俄國翻譯出版了拿破侖三世寫的《優裏·愷撒傳》。拿破侖三世在這本書的序言裏宣揚了這樣一種思想：普通人的行為按一種邏輯、一種法律評判，而“英雄”、“世界天才”則按另一種邏輯、另一種法律進行評判。這實際上就是說，普通人要受法律製約，而“英雄”、“世界天才”是不受法律製約的，可以為所欲為。1865年第二期《現代人》雜誌就發表文章指出，拿破侖第三“寫《尤利烏斯·愷撒傳》完全是為了證明序言裏所宣揚的思想，而這本書的任務則是為拿破侖主義辯護，證明拿破侖政體的正確性。”這篇序言引起俄國思想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刊物都著文加以駁斥。陀思妥耶夫斯基寫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人物的原因顯然也是為了回應輿論界的這種討論，從全書情節來看，也是對這種思想進行駁斥，免得青年受它的影響誤入歧途。

    最後，從文學創作淵源上看，作者寫《罪與罰》也頗有水到渠成之勢。

    首先，作者1850—1854在鄂木斯克監獄服苦役期間接觸過許多刑事犯。從那以後，作為藝術家和思想家，他不斷思考犯罪問題。在他主編的《時代》雜誌上就辟有刑事案例專欄，定期刊載1830—1850年代轟動歐洲的對心理學家有意義的法國案例。而且1861年在他主編的雜誌《時代》上還發表了蓋斯凱爾夫人的小說《瑪麗·巴頓》（裏麵描寫的一個墮落女人的故事和約翰·巴頓殺死工廠主的兒子後精神痛苦並去自首的情節，跟《罪與罰》裏索尼婭和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情節頗為接近）。

    其次，俄國文學已或多或少地從不同側麵涉及到了《罪與罰》中的一些問題。如普希金《黑桃皇後》裏的格爾曼和老邁無用的公爵夫人就很像拉斯科爾尼科夫和被他殺死的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盡管格爾曼是為了得到猜牌的秘訣夤夜潛入公爵夫人的臥室把公爵夫人嚇死的），再如果戈理《肖像》裏的高利貸者跟《罪與罰》的高利貸者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再次，在世界文學裏也有許多作品從不同側麵涉及到了《罪與罰》的主題、人物和情節。除了上文提到的《瑪麗·巴頓》以外，法國斯丹達爾的《紅與黑》、巴爾紮克的《高老頭》10 以及雨果的《悲慘世界》和《一個死囚的末日》，英國布爾沃《尤金·阿拉姆》11,就是這樣一些作品。

    甚至連《罪與罰》這個書名，在作者之前也有人用過。最先使用這個書名的是意大利法學家貝卡裏亞（1738—1794），他因為1764年發表了《Dei delitti e delle pene（《罪與罰》）》而名揚歐美。陀氏主編的《時代》雜誌1863年在刑事案例專欄裏還發表過以這個書名為標題的文章——波波夫的《罪與罰（刑法史稿）》。

    這裏應當說明的是偉大作家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既能廣泛吸收人類文化精華，又能自出機杼，獨樹一幟，創作出天才作品來。

   

 

                     三，畫虎類犬，遺憾終生

                          ——話說本書情節主線

 

    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本是一個學法律的大學生。

    他父親已去世，媽媽和妹妹住在外省一個縣城裏。媽媽從微薄的養老金裏省出錢來供他上大學。妹妹當家庭教師掙錢資助他。故事開始時，他已停學。他為人仗義疏財，見義勇為。我們在故事開頭就看到他雖然窮得吃不上飯，卻把僅有的錢拿出來資助馬爾梅拉多夫一家（見本書第一部第二章，第二部第七章），以及拿錢請警察雇車把流浪街頭的醉酒少女送回家，免得她受到壞人欺侮（見本書第一部第四章）。後來在法庭審理他的案件時，他的同學拉祖米欣還舉出他資助窮同學父子的慈善行為，以及從著火的屋裏救出兩個孩子的英勇事跡（見本書《尾聲一》）。這些細節說明，他殺人不是為了貪圖錢財，而是因為受到社會上流行的一種思想影響，認為人分成兩類：一類是普通人，應當安分守己，遵守法律；第二類是非普通人，即偉人，為了人類的利益可以踐踏法律，為所欲為。他錯把自己當成了第二類人，蔑視“普通人”，可是殺人之後卻發現自己並不是愷撒或拿破侖那樣殺人不眨眼的“偉人”。故事是這樣開始的：他認為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對人有害無益，該殺，別人也認為該殺（見本書第一部第六章），把她殺死以後，可以用她的錢開創自己的前程，可以使媽媽和妹妹過上幸福生活，還可以為別人做很多好事。他認為這麽做不僅在道義上是正確的，而且在實踐上也萬無一失——他已經做了周密的考慮。可是去踩道的時候，他心裏卻猶豫起來，不想幹了。恰在這時接到了媽媽來信，他得知妹妹在地主家當家庭教師受到地主糾纏以及妹妹決定要嫁給一個她並不喜歡的人——他看出妹妹是為了他才犧牲自己的。這樣，他就又產生了要幹的念頭。在彼得羅夫斯基島夢見一匹老馬被折磨死之後，他又下決心不幹了，而歸途在草市廣場偶爾聽到次日晚七點隻有老太婆一人在家時，他認為機會難得，終於不再猶豫。

    殺死老太婆之後，他也把偶爾闖進來的老太婆的同父異母妹妹利紮韋塔殺了。利紮韋塔是無辜的，而且也是備受欺淩的老實厚道的好人。他感到惋惜，這也是使他後來悔恨的一個重要原因。

    殺人以後，他精神上受到難以忍受的折磨：慌恐憂慮，疑神疑鬼，喪魂落魄，心膽俱裂；既感到離開人群的孤獨，又想一人獨處；既想投案自首以求解脫精神重壓，又心存僥幸千方百計負隅頑抗。他精神崩潰，昏迷了四天。恰在這時媽媽和妹妹到了彼得堡，這就更加重了他的思想負擔。他的種種反常表現已引起警方注意，跟負責偵破此案的波爾菲裏交鋒之後，他已感到隨時可能被捕，但是他認為警方並沒有掌握真憑實據，所以他還想負隅頑抗。篤信基督的索尼婭勸他自首，他既無力違抗，又不想順從。後來在波爾菲裏的敦促和索尼婭的規勸下，幾經反複，他終於走上了自首的道路。直到自首的時候，他也不認為自己是錯的。臨去自首前，他跟妹妹的一段對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 難道你去接受苦難不是已把罪行洗刷了一半嗎？”她抱住他吻著喊道。

    “罪行？什麽罪行？”他忽然發瘋似的喊起來。“我殺了一隻可憎有害的虱子，殺了一個無人需要的、喝窮人血的、放高利貸的老婆子——殺這樣一個人可以贖四十條罪孽，這能算是罪行嗎？我不考慮這個，也不考慮洗刷它。人們幹嗎要從四麵八方對我喋喋不休地喊‘罪行罪行’呢。現在我才看清我怯懦行為（指自首——引者）的全部荒謬性，就在我決心去接受這毫無必要接受的恥辱的時候！我決定這麽做純粹是因為自己卑劣窩囊，而且因為有好處（指減刑，見本書第六部第二章。），這個......波爾菲裏已提議過！......”

    “哥哥，你說什麽呀！你流了別人的血嘛！”杜尼婭絕望地喊道。

    “別人的血，人們都在流！”他幾乎狂暴地接過話茬說。“這種血，世上過去流過，現在也在流，像瀑布一樣流，像香檳一樣流，為此人們在卡彼托山上給凶手授官封爵，稱他為人類的恩人。12 你好好看看就能看清！我希望給人們做好事，會做上百件上千件，代替這一件蠢事，甚至不是蠢事，不過是幹得笨拙罷了，因為這全部想法當初決不那麽蠢，不像現在失敗時......（失敗時一切都顯得蠢！）我不過是想通過這件蠢事獲得獨立地位，邁出第一步，取得資金，然後用無可比擬的好事來彌補......。可是我第一步就沒邁出去，因為我卑鄙！這就是全部關鍵所在！無論如何我不能用你們的觀點看問題：要是我成功了，人們會對我歌功頌德，可現在呢，卻讓我鑽捕獸器！”

    “不是這麽回事，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哥哥，你說什麽呀！”

    “啊，話說得不那麽動聽，不那麽優美！不過我毫不明白：為什麽用炮彈殺人，圍城屠殺更值得尊敬？害怕不美是軟弱無力的第一個征兆！......我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麽清楚意識到這一點，我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麽不理解自己的罪行！從來，從來我也沒有像現在這麽堅強自信！......”（本書第六部第七章）。

    直到一年多之後在西伯利亞服苦役的時候，他仍然不認為自己有罪。隻在一個問題上，他承認有過錯：他沒有堅持到底，前去自首了。本來要學拿破侖，可結果卻畫虎不成，反落了個終生遺憾。

    最後，在索尼婭的愛情感召下，他終於下定了決心：“現在難道她的信仰會不是我的信仰嗎？起碼她的追求，她的感情......”

    作者的意圖是極其明顯的，仍在宣傳他的一貫主張：不管是為了什麽崇高的目的也不應該殺人，人應該互相友愛，社會問題隻有通過基督教導的愛才能解決，人隻有通過苦難皈依基督才能獲得幸福。

    把握住拉斯柯爾尼科夫性格這條主線，對理解書裏對他那些細致入微的心理描寫是很重要的。這也是理解全書的關鍵。

 

                      四，傳神寫照，扣人心弦

                      ——話說本書的藝術特點

  

    這是一本心理小說，正像我們前麵引的作者的信裏說的，是“一次犯罪的心理報告”。在心理描寫方麵，除了陀氏，我還沒見過還有誰能這麽剖毫析芒，淋漓盡致。讀了他的這部小說之後，我才切實感到心理描寫的重要。隻有心理描寫才能真正使人物栩栩如生。我甚至覺得讀一些沒有心理描寫的小說像看木偶戲似的。但是這雖是一本心理小說，然而卻並不沉悶枯燥，而且還能扣人心弦，令人緊張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作者何以能取得這樣的效果呢？

    我覺得，原因可能在以下幾點。

    首先是結構緊湊。全書四十多萬字，卻隻寫了九天的事情（請參閱本書附錄《<罪與罰>結構一覽表》）。第一天是踩道，第二天作案，接著七天寫拉斯柯爾尼科夫從隱匿贓物到自首的種種心態和遭遇以及偵查和反偵查的過程。寫的全是危機時刻的突發事件。這就給了讀者一種緊張感。中間穿插了馬爾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慘命運、斯維德裏蓋洛夫到彼得堡後的活動、拉祖米欣和杜尼婭的接近以及人物的身世和錯綜複雜的糾葛。這就不僅使情節有張有弛，跌宕有致，而且也使描寫拉斯柯爾尼科夫作案後的心理活動獲得了更廣闊的空間。

    其次，是情節多變。作者筆下的事件甚至人物的心理往往變化莫測，一波三折，“節外生枝”的情況比比皆是。例如，波爾菲裏跟拉斯柯爾尼科夫第二次談話的時候本來把曾嚇唬過拉斯柯爾尼科夫（他曾當麵說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凶手，拉斯柯爾尼科夫沒敢否認）的小市民藏在隔扇後麵準備在適當時候放出來對拉斯柯爾尼科夫進行突然襲擊，可是沒等他實施這個計劃，尼古拉卻突然闖進來招認人是他殺的（本書第四部第五章和第六章）；斯維德裏蓋洛夫把杜尼婭騙到住處威脅利誘不成，要強行施暴的時候，杜尼婭開槍，一槍隻擦傷了點兒頭皮，第二槍火帽出了問題，這時他本來可以實現他的欲望，但是他卻把她放了（本書第六部第五章）。在心理描寫方麵，這種變化更是俯拾即是，隻要讀者留意，隨時可以發現。

    再次，是懸念疊出。在我看來，作者寫作遵循的是從現象到本質這樣一條原則。我們先看到的是人物的表現，並不明白這種表現的用意，這樣就自然產生了懸念，總想看個究竟，甚至提心吊膽，欲罷不能。等到後來作者把謎底揭開以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一些極其普通的情節。我們這裏隻舉本書第三部第六章描寫小市民出現的那段作為例證。

   拉斯科爾尼科夫下樓遇到一個小市民模樣的人打聽他，他走過去問什麽事，那人乜斜著眼打量了他一陣，一句話不說就慢慢轉身走了。他感到奇怪，追上前去，問那人為什麽打聽他而他來了竟一句話不說就走了，那人忽然對他說他是殺人凶手。拉斯科爾尼科夫大吃一驚，深感詫異：作案時旁邊並沒人，他怎麽知道的？

    拉斯柯爾尼科夫嚇得不寒而輕輕地邁著無力的步子，膝蓋顫抖著，渾身冷得要命，回到住處......

    這小市民的來曆，直到第四部第六章末尾，他來向拉斯柯爾尼科夫懺悔，我們才看到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毫不神秘。但是當時卻把拉斯柯爾尼科夫嚇壞了。

    接著小說描寫拉斯柯爾尼科夫離開那個小市民，回到住處以後，在昏迷之中又記不得怎麽出現在街上。

    ......忽然他看到街對麵的人行道上有個人站在那兒向他招手。他穿過馬路朝他走去，可是那人卻轉身若無其事地徑自走了，連頭也不回，似乎根本沒有叫過他。......他追上前去。沒有走過十步，他忽然認了出來，大吃一驚：原來這人竟是方才那個小市民，仍然穿著那件長袍，仍然駝背。他遠遠地跟在後麵，心怦怦地跳起來。最後他跟著這個小市民又到了他所殺的那個老太婆家裏，看到裏麵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著一個老太婆，佝僂著身子，低著頭，看不清楚臉，但他認出來是被他殺的那個老太婆，便從風衣裏拿出斧子來，朝她的腦袋上砍了一下，又砍了一下。可是奇怪，她連動也沒動，像一塊木頭似的，他大吃一驚，彎腰細看；可是她頭低得更低了。於是他幹脆把頭彎到地上，從下往上看她的臉。一看就嚇呆了：老太婆坐在那裏笑呢。她輕輕地無聲地笑著，強忍著不笑出聲來，免得被他聽見。他忽然覺得臥室的門微微開了一點兒，裏麵好像也有人竊笑和私語。他發起瘋來，用力劈老太婆的腦袋，可是越劈，臥室裏的笑聲和說話聲就越大；老太婆笑得前仰後合。他撒腿就跑，可是穿堂兒裏已擠滿了人，對著樓梯的門都敞開了，平台上、樓梯上——到處是人，人頭攢動，都在看著他，可是都藏起來等待時機，一聲不響！......他的心揪緊，兩腳抬不起來，像長到了地上......

    看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後一段是噩夢。它不僅表明了現實事件給做夢者心理的強烈刺激，而且也加深了現實事件的神秘色彩。像這樣用夢幻來作為表現手段的例子，在這本書裏還有幾處。如第二部第二章裏寫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去藏東西回來，聽到派出所長助理在樓梯上打女房東，聽的那麽真切，他甚至自己也肯定過不是幻覺，直到聽到女傭的否認，我們才跟他一起放下心來。

    這裏我想提醒讀者閱讀本書的時候要特別細心：在作者筆下一個乍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細節往往是預示一個重要情節出現的伏筆或表明心理變化的征兆。稍一疏忽就會失去故事的脈絡。例子俯拾即是，讀者自己會發現，限於篇幅，我們就不囉嗦了。

    最後，我們還要提一下作者的語言。這也是這部小說令人拍案叫絕的力量所在。我們讀這部小說，不僅像身臨其境一樣，而且比身臨其境看的還真切，我們不僅能看到人物的舉止言談，而且能洞察他心裏的細微活動。這當然跟作者的高超的語言藝術分不開。提到作者的語言時，論者都愛引用高爾基對他的評價：在藝術的描寫力方麵隻有莎士比亞可以跟他相媲美。

    這裏附帶說一下，研究者普遍認為陀氏創造了一種極有特色的新型小說。陀氏在寫作技法創新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他的小說跟一般小說比起來，作者的敘述和描寫甚少，而對話（內心獨白也是一種對話，即自己跟自己對話）則特多，這種對話不僅承擔著刻畫性格、開展情節的任務，也是人物發表自己政治、經濟、哲學等見解的場所。這些聲音有時各不相擾，類似音樂裏的複調。巴赫金把這些創新特色概括為“複調小說”，並有專著13 進行研究。讀者如有興趣可找到看看。

 

                        五，放眼世界，縱觀古今

                      ——話說“大文學”概念

 

    海峽兩岸大概有不少人希望我們的文學走上世界。可是怎能達到這個目的呢？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自己的看法。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有許多小說出版以後，曾轟動一時，可是一旦時過境遷，卻再也無人問津；還有許多小說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間廣為流傳，甚至膾炙人口，可是它們的影響卻無論如何超不出一個民族的範圍。然而卻有另一些小說能風行世界，經久不衰。什麽原因？

    這個問題總在我的腦海裏縈繞。譯陀氏的《罪與罰》使我得到了答案。一部作品要想產生世界影響，那它就必須有使世界讀者感興趣的思想內容，而要想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它還必須有能夠喚起後世讀者感情共鳴的地方。當然，它既是藝術作品自然還必須具備完美的藝術形式，形式越完美，自然流傳得就越廣越久。陀氏寫作本書的藝術高超之處就在於他立足當時的俄國現實，用純粹俄國的故事揭示了一個使當時和後世的各國讀者都關心的道德問題，而且他所創造的藝術形式也獨樹一幟，語妙天下。

     我想，陀氏走向世界的道路是值得誌存高遠的作家借鑒的。

     從本文第二節談《罪與罰》的創作過程裏可以看出來，陀氏不僅願意而且善於把握俄國社會的熱點，而且還能夠從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裏吸收營養。

     陀氏在走上文壇之前就不僅對本國文學做過深入研究，而且對世界文學名著也如數家珍。成名之後，他仍然密切注視著國內的文壇發展的同時，也時刻關注著國外的文學創作。他總是把自己的創作放在這個大背景上來考慮。研究陀氏著作的著名專家弗裏德連傑爾說：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個特點，他不是把自己藝術作品僅僅視為個人努力創作的結果，而是把它看作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眾多作家集體創作的繼續，也是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發展中的共同的（就其本意而言）傾向和規律的表現。這一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不厭其煩地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及自己的寫作方法同另一些作家，諸如普希金、果戈理、莎士比亞、塞萬提斯、

勒薩日、席勒、巴爾紮克、喬治·桑等人作品中的主人公和創作方法所進行的比較中得到了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總喜歡把自己的長篇小說，把自己的前輩和同時代人的作品置於一個廣闊的曆史背景下，把它們看作完成人類曆史向各個民族和各國文學所提出的共同任務的必要環節。14

    我覺得，弗裏德連傑爾指出的陀氏創作的這個特點並不是陀氏獨有的——雖然在他身上也許表現得最為明顯。19世紀贏得世界聲譽的俄國大作家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人也都極其注意研究世界文學的優秀成果。一切享有世界聲譽的大作家在創作上也都不乏這個特點。就拿在創作上受到這部《罪與罰》影響的那些大作家15 來說吧，他們接受陀氏影響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他們在創作中也都是放眼世界、縱觀古今、博采眾長、刻意創新的。歌德研究阿拉伯、波斯的詩歌和中國、印度的文學哲學，尋找歐洲傳統以外的詩的國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這大概也可以證明這裏說的放眼世界的創作方法在世界著名作家之間是帶有普遍性的。

     這種放眼世界的文學創作方法，無以名之，姑且仿效“大氣候”“大環境”“大農業”“大科學”之例稱之為“大文學”吧。

    我想，我們決心有所作為的作家也應該這樣，眼睛不僅應看著國內，也應該看看世界！文學創作要趕超世界水平，“大文學”，大概是必由之路！

    為了實現“大文學”這個理想，文學翻譯家們和出版家門都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應當多向我們的作家和讀者提供外國文學的優秀譯本，尤其是陀氏作品的優秀譯本！

 

                      六，忠於原作，服務讀者

                        ——話說譯者的心願

 

    這裏簡短地談一下這個譯本的翻譯問題。

    第一， 我認為小說譯出來應當仍然是小說，應當使讀者像讀原文一樣得到感動、啟發和藝術享受。因此我覺得翻譯小說最重要的是傳神，不應拘泥原文的表麵詞句含意，能跟原文詞句保持一致的地方自然應保持一致，這就是形神兼備；不能跟原文保持一致的地方就應該大膽地棄形圖神。這一點對譯陀氏的這部小說尤其重要，因為陀氏筆觸很細，一個詞譯不好都可能使故事情節的脈絡失去聯係。

    第二，我覺得我們讀翻譯小說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姓名難記，尤其是俄國人的姓名。他們的姓名不僅長，而且多，一個人有姓，有父稱，有名。有時單稱呼姓，有時單稱呼父稱，有時名和父稱一起稱呼，有時姓和名一起稱呼，有時直呼其名，而名字又有各種昵稱。人物之間為了表示各種親疏關係常常變換各種稱謂，作者為了避免行文單調也不斷變換人物的稱謂。我覺得把這些變換全譯出來，除了給讀者增加閱讀困難以外，一點好處也沒有。人物之間的親疏關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我們亦步亦趨地把這些稱謂變化全譯出來，中文讀者並體味不出來其中的差別，甚至一些俄文不到一定程度的讀者也未必能體味出來。至於作者為了避免單調重複而變換稱謂，我們就更沒有照搬的必要，因為我們中文寫作習慣跟俄文不完全一樣。上述這些問題，有些英譯者也是完全按照英文讀者的習慣來處理的。他們的做法也增強了我的信心。這種處理問題的方法，我從翻譯《契訶夫短篇小說全集》第六、七卷（海天出版社）就開始采用。編寫《托爾斯泰》（遼海出版社）也遵循了這個原則。效果究竟如何，我實在願意聽聽讀者的意見。

    第三，但對一些科技術語和曆史專名的翻譯我還是力求準確的。我的譯法都是根據大陸通行的一些辭書決定的。讀者要想進一步研究，可以在這些辭書裏找到解釋。

    第四，在譯文裏我盡量加了一些曆史文化背景的注釋，大多是供讀者進一步研究用的，如果不感到需要，也完全可以不看，免得影響閱讀興趣。這裏要附帶說一下：我作這些注釋時曾參考過幾種原文版本的注釋，但無法一一注明，深感遺憾。

    第五，為了幫助讀者閱讀，我為本書製作了兩份附表：一份是按第一個漢字音序排列的《主要人物姓名身份表》，讀者萬一需要查，根據音序可以很容易查到人物的身份；另一份是《<罪與罰>結構一覽表》，因為本書部和章隻有編號沒有標題，所以這份表雖然不算完美，但對讀者把握全書的脈絡進行研究可能會有些用處。

                                                             

                                                  陳殿興 2016年7月24日於美國洛杉磯

 

附注：

1.1867年本書出版單行本以後法國Courrier russe.1867.29 aug.上就摘譯了這部小說的一個片段。1882年出現了德文譯本，接著相繼出現了瑞典文譯本（1883年）、法文全譯本和丹麥文譯本（1884年）、荷蘭文譯本（1885年）、英文譯本（1886年）、波蘭文譯本（1887年）、塞爾維亞文譯本（1888年）以及匈牙利文、意大利文和芬蘭文譯本（1889年）。1899年被改編成話劇在俄國上演（1867年就有人要把它搬上話劇舞台，但被書報檢查委員會禁止）。1888年法國巴黎奧德翁劇院首次上演根據本書改編的話劇。二十世紀本書還被改編成歌劇和電影。

   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及其藝術表現手法在全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法國、德國、美國的一些大作家受其影響都想寫出一部自己的《罪與罰》來。據一些學者研究，保爾·布爾熱的《門徒》、安·紀德的《梵蒂岡的地窖》、阿·加繆《局外人》、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都明顯地表明著作家的這種意圖（參閱弗裏德連傑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施元譯、胡德麟校，上海譯文出版社版）。

2. 弗裏德連傑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譯文出版社版第142頁。

3.彼得拉舍夫斯基，米哈伊爾·瓦西裏耶維奇（1821—1886）  俄國革命家。他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是傅立葉的信徒。主張俄國民主化，消滅農奴製和專製製度，擁護共和製。1845—1849年，“星期五”小組會經常在 他家舉行。集會的參加者利用他收藏的大量禁書了解唯物主義哲學、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和革命運動史。他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被判死刑，後改為無期徒 刑，1856年起改為流放。

4.斯佩什涅夫，尼古拉·亞曆山大羅維奇（1821—1882）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最激進的分子之一，空想共產主義者，主張暴力奪取政權，相信俄國人民起義已日益迫近。

5.此信譯文載袁晚禾陳殿興編的《果戈理評論集》，複旦大學出版社版，第171頁。

6.1850年初次發現陀氏患有癲癇病，1853年再次發作，此後每月月末發作一次。春天痔瘡常常加劇，使他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生命的最後八年患肺氣腫，並因此病去世。

7.陀氏有一筆債務欠了15年，是他去世後，他的夫人替他還清的。

8. 見陀氏1866年2月18日給弗蘭格爾的信。

9.正在《俄羅斯導報》開始刊載《罪與罰》的時候，1866年1月12日莫斯科發生了一樁凶殺案，證實了作者的論斷：一個叫丹尼洛夫的大學生入室搶劫，殺死了 退伍大尉、高利貸者波波夫及其女傭。1867年2月4日此案審理完畢，案犯被判九年苦役。小說的刊載與此案的審理幾乎是同時結束的。當時一些評論家甚至拿 此案同陀氏的小說進行了比較。

10.陀氏在關於普希金的講演草稿裏有一段話：“巴爾紮克一部小說裏一個青年麵臨一個道德問題苦苦思索不得其解，問他喜歡的朋友——大學生：‘聽著，假定你是乞 丐，一文不名，忽然得知中國有個又老又病的滿大人，你在巴黎這兒不用動地方隻要在心裏說一句“滿大人，你死吧”，魔法師就會由於滿大人的死立即給你送來一 百萬，此事誰也不知道，主要的是在中國......’這是問題，下麵是答案：‘Est-il bien veux ton Mandalin?Eh bien ,non,je ne veux pas.’（那滿大人是不是老得很了？我嗎，嚇！我不幹。）這是法國大學生的答案。”可以看出陀氏清楚記得巴爾紮克這部小說裏跟《罪與罰》很相近的情節。 譯文與原文略有出入，見傅雷譯《高老頭》（載《巴爾紮克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5卷第136頁）。

11.裏麵講的是18世紀一個青年學者由於貧窮並幻想完成偉大科學發現而犯罪的故事，跟拉斯柯爾科夫犯罪動機近似。

12.卡彼托山在羅馬，山上建有宮殿。古羅馬時尤利烏斯·愷撒（紀元前100—紀元前44）在佩爾加姆斯（Pergamus，古地名），殘酷鎮壓了海盜之後回到羅馬在這裏被授予最高祭司和軍團司令官頭銜。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版。

14.弗裏德連傑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施元譯、胡德麟校，上海譯文出版社版，第141頁。

15.同上，第261—2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