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檢察長的起訴詞。性格分析
檢察長開始發表起訴詞的時候緊張得渾身直顫,前額和太陽穴上冷汗淋淋,覺得身上一陣冷一陣熱。這是他後來自己說的。他認為自己這篇起訴詞是傑作,是一生的傑作,是自己的天鵝之歌1 。果然九個月後,他就因嚴重肺癆去世了,所以他如果能預先感到自己大限已到的話,他的確有權把自己比作唱最後一支歌的天鵝。他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智慧全放進了這篇起訴詞裏,出人意料地證明他心裏既蘊藏著公民感情,也憂慮著“可詛咒的”問題,起碼我們可憐的伊波利特心裏能夠容納這些東西。他的發言主要是靠真誠取勝:他真誠地相信被告有罪;他起訴被告不是奉命行事,也不僅僅是因為履行職責,他要求懲處罪犯,他心裏的確激蕩著“拯救社會”的願望。連旁聽的太太們,盡管她們歸根到底是反對伊波利特的,但她們也承認留下了非凡的印象。他開始講話時,聲音發顫,常常走調,可是很快他的聲音就穩定下來,鏗鏘有力,使全大廳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這樣一直繼續到講演結束。不過他一講完,就險些沒有昏過去。
“陪審員先生們,”檢察長開始說,“本案轟動了全俄。可是看起來有什麽值得奇怪的呢,有什麽值得這麽特別驚駭的呢?對我們,特別對我們來說,有什麽值得奇怪、值得驚駭的呢?因為我們對這種事情早已司空見慣啦!我們的驚駭就在於這種陰森的案件已幾乎不使我們感到驚駭了!這才可怕哪,可怕的是我們的習以為常,而不是個別人的個別罪行。對這種案件——預示我們前途不妙的時代特征——我們漠不關心,甚至溫情脈脈,原因何在?是因為我們玩世不恭嗎,是因為我們年輕的社會未老先衰,過早地耗盡了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嗎?是因為我們的道德基礎已從根本上動搖了嗎?也許是因為這道德基礎已根本不存在了?我不解決這些問題,可是這些問題是令人痛苦的,每個公民不僅應當而且必須為這些問題感到痛苦。我們剛剛出現的報刊,盡管還膽小怕事,可是已經向社會提供某些服務了,因為沒有它們幫助,我們就不可能比較全麵地了解肆意妄為、道德墮落的可怕情況——正是報刊在自己的篇幅上不斷向大家——不僅僅向旁聽當今皇上賜給我們的公開的新法庭2 的各位——報告這種情況。我們幾乎天天讀到的是什呢?哦,我們每時每刻讀到的那些東西可以使當前這樁案子黯然失色,幾乎變得平凡無奇。可是最重要的是我們俄國本國許多刑事案件正是在證明著一種普遍情況,證明著有一種普遍禍害同我們同存共處,因為這種禍害是一種普遍的惡,所以我們很難克服它。報刊上報道過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軍官,出身上流社會,剛剛踏入生活和仕途,便卑鄙地不受良心譴責地暗暗殺害了一個曾經有恩於他的小官吏和這小官吏的侍女,目的隻是盜取自己所立的借據和現款,他說:‘這些錢我在上流社會尋歡做樂以及將來謀求官職時用得著。’殺完以後,臨走的時候,還在兩個被害者的頭下放了個枕頭。3 還有一個年輕英雄,胸前佩帶著十字勇敢勳章,竟在大道上把有恩於他的上司的媽媽殺害了,他鼓動自己的夥伴,說“她像親兒子一樣愛他,對他言聽計從,不會有任何戒備。’就算他是個惡棍吧。可是現在,在我們這個時代,我不敢說這隻是唯一的一個惡棍。有的人沒有殺人,可是他的思想和感情卻跟殺人的強盜完全一樣。一人獨對良心時,他也許會問自己:‘名譽是什麽?說殺人是犯罪也許是偏見吧?’可能有人會大喊大叫,反對我,說我有病,發歇斯底裏,危言聳聽,胡說八道,誇大其詞。但願我說錯了,——上帝啊,如果真是這樣,我第一個高興!哦,別相信我,把我看成病人吧,可是請你們記住我的話:因為我的話裏即使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是正確的,那也是可怕的!諸位,請看看我國青年是怎麽開槍自殺的吧:哦,絲毫沒有想到哈姆雷特的問題:‘那兒會怎樣?’4 連這種問題的影子也沒有,好像關於靈魂、關於陰間的一切說法在他們的天性中早就被一筆勾銷了,埋葬了,培上了沙土。最後,請看看我們的墮落,看看我們的色鬼們。本案的不幸犧牲品費奧多爾先生跟有些人比起來簡直是純潔的嬰兒。我們大家都認識他,‘他在我們中間生活過’5 ...... 但願有一天我國和歐洲的第一流才智之士來研究俄國的犯罪心理,因為這個問題值得他們來研究。不過這種研究隻會發生在將來不那麽匆忙的時候,那時我們當前的悲劇性的混亂將離我們遠一些,因此對它可以考察得更聰明更客觀些,不像我這樣人現在所能做到的。現在我們要麽驚駭;要麽假裝驚駭,而實際上卻在欣賞,用這種荒誕的具有強烈刺激的現象消愁解悶;要麽像小孩子,揮動兩手驅趕可怕的幻影,把頭藏在枕頭下麵等幻影消失,以便以後在歡樂嬉戲中把它忘掉。可是我們也總得有一天開始清醒地深思熟慮地生活啊,我們也總得看看我們這個社會呀,我們也總得思考一下我們社會裏的一些問題啊,或者開動我們的腦筋哪。上一代的一位偉大作家在其最偉大的一部作品中把全俄國比喻成為一輛向著未知目標飛馳的勇敢的俄羅斯三套馬車,他讚歎道:‘喂,三套馬車呀!飛鳥一般的三套馬車,是誰把你琢磨出來的?’——在自豪的興奮之中,他補充說,在拚命疾馳的三套馬車前麵,所有民族都尊敬地躲到路旁給它讓路。6 是這樣的,諸位,就算都讓路吧,不管尊敬與否,不過在我的淺見看來,天才藝術家這麽結尾,要麽是天真幼稚地盲目樂觀,要麽是害怕當時的書報檢查製度。因為假如拉車的是他的主人公索巴克維奇、諾茲德廖夫和奇奇科夫的話,那麽不管讓誰趕車,靠著這種馬是不會達到什麽有用的目標的!這是從前的馬,它們比現在的馬好,我們的馬更糟...... ”
伊波利特的話在這裏被掌聲打斷了。對俄羅斯三套馬車的自由主義詮釋受到了歡迎。的確,掌聲隻是響了兩三下,所以審判長甚至認為沒有必要對聽眾發出“勒令退場”的威脅,隻是嚴厲地看了看出現掌聲的方向。不過伊波利特卻受到了鼓舞:迄今為止還從來沒有人給他鼓過掌呢!一個多年講話沒人願意聽的人,忽然得到了對全俄發表講話的機會!
“卡拉馬佐夫這一家,”他繼續說,“忽然可悲地竟然名揚全俄,它實際上是什麽呢?也許我過於誇大其詞了,可是我覺得,在這個家庭的畫麵上閃現著我們當代知識界某些共同的基本特點,——哦,不是所有特點,而且隻是在微觀的形態裏,‘像一小滴水反映著太陽’ 7 ,畢竟反映出一些特點。請看看這個恣意墮落、荒淫放蕩、悲慘結束了自己一生的不幸老頭子、‘一家之長’吧。這個世襲貴族開始時是個可憐的食客,通過一樁意外幸運的婚姻,作為嫁妝他撈到了一筆為數不少的錢,起初是個小騙子和巴結人的小醜;他這人生來不笨,他首先用手裏的錢放高利貸。年複一年,錢越來越多,他的架子也就越來越大。低三下四、巴結人的可憐相不見了,隻剩下喜歡嘲弄別人、心腸狠毒、厚顏無恥和荒淫無度了。精神方麵的需要一筆勾銷,而物質享受卻無盡無休。結果,除了荒淫享樂以外,他在生活裏別的什麽也看不見了。他也這麽教育自己的孩子們。一個父親對孩子在道德教育方麵應負的責任,他絲毫沒有盡到。他嘲笑這種責任,他把孩子撇在後院不管,別人把孩子領走——他高興。他甚至把孩子們全忘了。他的道德準則就是après moi le deluge 8。他的所做所為,同公民這一概念相反,完全脫離社會,甚至仇視社會:‘全世界著火也無妨,隻要我一個人好就行’。他生活得舒舒服服,心滿意足,滿想再活個二三十年。他欺騙親兒子,侵吞媽媽留給兒子的遺產,用這筆錢奪取他這個兒子的情婦。不,我不想把為被告的辯護讓給彼得堡來的這位才華出眾的律師。我也要說出實情,我也明白他在兒子的心裏積累了多少怨恨。不過,夠啦,夠啦,不必再責備這個可憐的老頭子啦,他已得到了報應。不過我們要提醒一下,這是一個父親,是當代父親中的一個。假如我說這甚至是當代許多父親中的一個,是否會侮辱當代社會呢?咳,當代父親中有那麽多人不過不像這個父親那麽厚顏無恥地表露出來罷了,因為這些人修養好一些,受的教育好一些,而在實質上卻是跟他信奉同樣的哲學。好吧,就算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我們已經講好,你們要寬恕我。我們再事先約定一下:你們別相信我,別相信我,我說我的,你們別信。不過你們讓我把話說完吧,仍然請你們不要忘了我說過的某些話。現在談談這個老頭子的幾個兒子吧:一個坐在被告席上,關於他,下麵要談到;關於其餘兩個,隻是浮光掠影地談談。這其餘的兩個兒子中間,大的,是個現代青年,受過極好的教育,才華很高,不信仰任何宗教,生活中的很多很多東西都被他拒絕,一筆勾銷了,在這方麵完全像他的父親。我們都聽過他的高論。他在我們的社交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他並不隱瞞自己的見解,甚至相反,完全相反,這就使我有勇氣多少坦率地談談他,當然不是把他作為一個私人來談,而隻是作為卡拉馬佐夫家的一個成員來談。昨天本市城邊兒上有個患病的白癡自殺身亡,他姓斯梅爾佳科夫,曾在費奧多爾先生家當過仆人,也可能是費奧多爾先生的私生子。他跟本案有重大關係。在預審時,他痛心地流著淚對我說年輕的伊萬-卡拉馬佐夫思想上的肆無忌憚使他感到可怕,他說:‘在伊萬先生看來,可以為所欲為,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做什麽都不應受到禁止。——他就是這麽不斷教我的。’似乎這個白癡就是因為這個論點而徹底精神失常的;當然癲癇以及家裏突然遭受的這場可怕的災難對他的精神失常也都有影響。不過這個白癡卻有一個極其有趣的見解——即使比他聰明的觀察家也會因為有這樣一個見解而感到光榮——這就是為什麽連我也要談到這一點。他對我說:‘假如三個兒子裏有一個性格最像費奧多爾-卡拉馬佐夫的話,那就是他——伊萬先生!’說到這裏,我想中斷已開始的性格分析,認為再繼續下去是不合適的。哦,我不願意得出進一步的結論,不願意像一隻烏鴉對著年輕的命運哇哇地淨絮聒些凶險預言。我們今天在這裏,在這個大廳裏還看到:真理的直接力量尚存在於他的年輕的心裏,家族之間的親情尚未被無信仰無道德的思想所淹沒——這種思想多半是繼承來的,而不是通過真正努力思考得來的。下麵談另一個兒子。哦,他還是個少年,篤信宗教,性情溫順,跟他哥哥陰暗墮落的世界觀相反,他在探尋依附到所謂‘人民根基’去的途徑,或者依附到我國思想界在一些理論著作裏用這個深奧字眼所指的東西上去。你們瞧,他依附到修道院了,他差一點兒沒有削發為僧。我覺得在他身上好像無意識地表現出一種怯懦的絕望情緒——我們可憐的社會裏許多人都有這種情緒,他們由於害怕社會的無恥墮落而錯誤地把一切罪惡都歸罪於歐洲文明,於是便撲向他們所說的‘祖國土壤’,撲向他們所說的祖國大地的懷抱,像被幻影嚇壞的孩子撲到瘦弱母親的幹癟懷抱裏,渴望安穩地睡著,甚至睡一輩子,隻要不看到使他們害怕的可怕幻影就可以。我祝願這個善良、有才能的少年萬事如意,祝願他那年輕的善良心願和對人民根基的追求日後不會像常常發生的那樣在精神方麵變成陰暗的神秘主義,在政治方麵變成魯鈍的沙文主義,——這兩種禍害對我們民族的危險甚至大於過早的受到錯誤理解的不費力得到的歐洲文明的腐蝕。——他的大哥9 就是受到這種腐蝕的。”
沙文主義和神秘主義又博得了兩三聲掌聲。伊波利特當然有些忘乎所以,而且這些話跟本案關係很少,且不說這些話講得相當不清楚,但是這個身患肺病、憤世疾俗的人太想發表見解了,哪怕今生隻這一次也好。我們這兒事後有人說他評論伊萬的動機甚至有些不純,因為伊萬在爭論中曾有兩三次當眾使他難堪,伊波利特記仇,想現在給以報複。不過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這麽說。總之,這一切都不過是開場白,下麵的話就比較切近本案了。
“現在談費奧多爾的另一個兒子。”伊波利特繼續說。“他坐在被告席上,就在我們麵前。他的豐功偉績,他的生平和事業也在我們麵前:時限到了,一切都展現出來了,一切都暴露出來了。跟他兩個弟兄的‘歐化’和‘人民根基’相反,他身上直接體現著俄國本色——哦,不是俄國全部本色,不是全部,要是全部就糟了!可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我們的俄羅斯媽媽,可以嗅到她的氣味,可以聽到她的聲音:哦,他直接體現著她的本色,他是惡與善的奇妙混合體,他喜歡文明和席勒,可同時他又在酒館裏酗酒滋事,揪酒友的胡子。哦,他有時也和善寬容,可是這隻在他有這種心情的時候。他也會心潮澎湃,的確是心潮澎湃——為了崇高的理想,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這種理想必須自行到來,從天上掉到他的桌子上,而主要的是要白白地得到,不必付任何代價。他非常不願付出,然而他卻很願意得到,在各方麵都是如此。哦,給他各種生活享受(一定要各種,少了不行),而且不管在哪方麵都不要違反他的性情;這樣,他就會和善寬容。他不貪婪,可是必須給他錢,越多越好,盡量多給,那時你們就會看到他多麽討厭那些討厭的錢,多麽大方地在一夜的狂歡之間揮霍一空。可是人們不給他錢,於是他就要表明在很需要錢的時候他多麽會弄到錢。不過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下麵再說,我們要按順序來。首先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可憐的被遺棄的孩子,‘在後院裏,光著腳丫’,就像剛才我們德高望重的同胞所說的那樣——唉,可惜他是外國血統!我再說一遍:我不把為被告辯護的權利讓給任何人。我是公訴人,也是辯護人。不錯,我們是人,我們能夠衡量童年和家庭的最初印象對一個人的性格形成的影響。這個孩子成了少年,青年,軍官;為了打架鬧事、找人決鬥,他被派到我國一個最偏遠的邊境城市。他在那兒服役,也在那兒縱酒作樂,當然玩的痛快,花銷也大。他需要錢,最重要的是錢,經過長期爭吵之後,他跟父親講定:最後再給他六千盧布了事。於是父親給他匯來了六千盧布。請注意,他立了字據,還有他寫的信,他在信裏已幾乎放棄追討餘額,他跟父親關於遺產的爭執以這六千盧布結束。這時他遇到了一個品德高尚、學識淵博的姑娘。哦,我不能重複細節,你們剛才都聽到了:這裏有榮譽,也有自我犧牲,我不說了。一個輕浮放蕩但在真正高尚行為和崇高思想麵前頂禮膜拜的青年形象在我們麵前閃現過,使我們感到可親可敬。可是在這個大廳裏卻忽然出人意料地接著顯示出事情的另一麵。我不願妄加猜測,隻想做些分析,說明為什麽會這樣。為什麽會這樣,當然是有原因的。方才這位女士長期積壓的怒火爆發出來,滿臉淚水,告訴我們:他第一個蔑視她,為了她的不謹慎的、無節製的但畢竟是崇高的忘我的衝動而蔑視她。這位姑娘的未婚夫最先對她流露出譏笑,隻有他的譏笑她是無法忍受的。她知道他背叛了她(他背叛,因為他深信她應當忍受他的一切,甚至背叛),知道但是故意交給他三千盧布,清楚地,異常清楚地讓他明白她給他錢是為了他的背叛:‘你拿還是不拿,會不會這麽無恥。’——她默默地用譴責的探究的目光告訴他。他看著她,完全明白她的想法(他方才在這兒當你們麵兒承認他全明白了嘛),他仍然侵吞了這三千盧布,跟自己的新歡兩天就揮霍光了!相信什麽呢?相信第一個神話——高尚情感衝動,獻出最後的生活費並在美德麵前頂禮膜拜呢,還是相信令人厭惡的事情的反麵?生活裏通常做法是在兩個極端中間取其中;在當前這種情況下是絕對不能這麽做的。最可能的是,在第一種場合他是真正高尚的,在第二種場合他是真正卑下的。為什麽?因為這是卡拉馬佐夫性格——我要談的正是這個問題——能夠兼容並蓄,能夠容納各種極不相同的思想,能夠同時觀照兩種無限:一種是無限崇高的理想,一種是無限醜惡的墮落。請回憶一下青年觀察家拉基京先生剛才發表的出色論點,他深刻而且逼近地考察了卡拉馬佐夫全家,他說:‘這些放蕩不羈、毫無節製的天性既需要感受墮落的卑下,也需要感受高尚的聖潔。’這話是正確的:他們經常不斷需要的正是這種不自然的混合物。兩種極不相同的思想,兩種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在同一瞬間存在於一身——不這樣,他們就不會幸福,不會感到滿足,他們的存在就不完滿。我們兼容並蓄,無所不包,像我們的俄羅斯媽媽,他們能容納一切,能同一切和睦相處!順便說說,各位陪審員先生,我們現在已涉及到了這三千盧布問題,我稍稍講幾句在下文要講的話。請想想,他這個人當時一得到這筆錢——而且是通過那種羞恥那麽丟臉那麽屈辱地得到的,你們想想,他會當天就把錢分出來一半縫進香囊裏,竟那麽堅忍不拔地在脖子上掛了整整一個月,盡管他遇到了各種誘惑和極端需要錢的情況!不管是在酒館縱酒狂歡的時候也好,也不管離開本市去找天知道什麽人弄錢——他為了帶著情人離開他父親的引誘急需這筆錢——的時候,他都沒有肯動這個香囊。即使為了不把情人留給父親引誘——他對父親是很嫉妒的——他也應當打開香囊,以便留在家裏寸步不離地守著情人,等著她終於對他說‘我是你的’,然後帶她遠走高飛,離開眼前這可怕的環境。可是,不,他沒有觸動這個香囊,那麽,借口是什麽呢?最初的借口——我們已說過——是這樣的:為的是等情人對他說‘我是你的,你帶我到哪兒都行’時,他有錢帶他走。可是這第一個借口,據被告說,在第二個借口麵前黯然失色了。他說‘當我帶著這些錢的時候,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竊賊,因為我隨時可以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麵前把被我侵吞的錢一半退還給她。隨時可以對她說:瞧,我把你的錢揮霍了一半,這證明我是個意誌薄弱、沒有道德的人,你要願意,叫我卑鄙小人也行,但我不是竊賊;因為如果是竊賊的話,我就不會還你這剩下的一半啦,會把這一半也據為己有,像前一半一樣。’這真是奇妙的邏輯!這個瘋狂但意誌薄弱的人禁不起誘惑,盡管那麽丟臉仍然拿走了那三千盧布,而這同一個人卻忽然能堅忍不拔,在脖子上掛著一千多盧布,竟不肯去觸動!這多少符合我們所分析的性格嗎?決不符合,我想對各位講講真正的米佳-卡拉馬佐夫在這種場合會怎麽做,假如他真把錢縫進香囊的話。受到第一次誘惑的時候,假定說是給新歡開開心吧,他已經跟她揮霍掉這筆錢的一半了嘛,那麽,第一次假定就隻拿一百吧,因為幹嗎一定要還一半即一千五呢,還一千四也足以取得完全相同的效果嘛:‘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竊賊,因為我總算把一千四還給你了,假如是竊賊的話,就會全部侵吞,一分錢也不會還回來。’然後過一段時間就會拆開香囊再拿出一百來;這樣,每隔一段時間拿出一百,不等到月末,香囊裏就會剩下二百,揮霍一百,把最後的一百送回去,結果仍然是一樣:‘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竊賊。揮霍了兩千九,可仍然還回去一百,竊賊連一百也不會還。’他終於把這最後的一百也揮霍掉,他會看著這最後的一百說:‘這一百也的確不值得還了,揮霍掉算了!’我們所了解的真正的米佳-卡拉馬佐夫是會這麽幹的!香囊的神話跟現實的矛盾極為明顯。可以有各種推測,不過他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不過這個問題,我們下麵還要談到。”
伊波利特依次分析了法庭調查所了解到的卡拉馬佐夫父子財產爭執情況和家庭關係,一再得出結論,說根據已知資料毫無可能弄清在分割遺產的問題上是誰騙了誰,是誰侵吞了誰,在談到使米佳念茲在茲的三千盧布時,提了一下醫學鑒定。
附注:
1. 傳說天鵝臨死前要唱歌。這種說法由來已久,紀元前六世紀的伊索寓言裏就已提到。這句成語常用來指才華的最後展現。
2. 根據1864年的司法改革,俄國推行公開審案的陪審製度,而本書寫的正是這個時期,故雲。
3. 指的是蘭茨貝格案件,蘭茨貝格1879年被指控殺害七級文官弗拉索夫和小市民謝梅尼多娃。
4.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在第三幕第一場的獨白。指對死後陰間生活的疑慮。
5. 普希金獻給密茨凱維奇的詩的第一句。
6. 見陳殿興等譯《死魂靈》,湖南文藝出版社版第281頁。
7. 引自傑爾查文的頌詩《上帝》(1874年)。
8. 我們死後水漫全球也無妨(法文),意思相當於我國唐朝詩人羅隱《自遣》裏講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據說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說的,但有回憶錄說此話是路易十五的女寵臣蓬巴杜爾侯爵夫人為了寬慰路易十五因法軍在羅斯巴赫失敗而感到心情沮喪說的。
9. 從上下文裏可以看出,這裏指的是阿廖沙的二哥伊萬。下文裏檢察長仍然把伊萬當成了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