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年, 忽必烈定國號為大元, 正式在元大都(北京)即位為皇帝。
長江出海口崇明島,四麵環水, 易守難攻, 13世紀初已不受南宋政府的控製, 成為海盜的天堂。發展到中葉,兩個海盜尤為突出:朱清和張瑄,他們率眾“嘯眾剽劫”,販賣私鹽,擄掠富商巨舶,最多時曾糾集海盜近千人,船隻五百艘,活動範圍南至東海,北至膠東半島和萊州灣,後被南宋招安。1273年, 朱清和張瑄背叛南宋, 成為蒙元水軍將領。
1276年,丞相伯顏交給兩人一個任務:運送南宋庫藏。那一年, 元軍攻佔了臨安, 恭帝顯投降。南宋降臣建議丞相伯顏把南宋的庫藏, 包括檔案、圖表、祭祀器具都運送到元大都去, 以備修宋史。當時的淮東,仍在南宋將領的控製之下,運河不通。伯顏想到了海運,將任務交給了朱清和張瑄,竟然獲得成功。搬運國寶進北京,標誌著遊牧民族徹底放棄以前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定居中原而奉行儒釋道文化,過農耕生活。定都北方的皇帝,都要解決民生根本問題:南糧北調。
1282年,通過大運河運到北京的糧食遲遲不到,丞相伯顏想起6年前經海運搬宋室庫藏進京事。權衡了不同方案的利弊得失,忽必烈決定採納丞相伯顏的建議,下令建造60艘海船,招募大量熟悉海上情況的船工、船員,任命朱清、張瑄為海道運糧萬戶,負責海上漕運。運糧船在江蘇省太倉縣瀏河裝運起航, 60艘平底海船歷時四個多月,所有糧食3千噸(3)於第二年(1283)3月到京。數目雖不多, 卻是一個很好的開端:証明了海運糧食的可行性。當時張晃為有一句詩“國初海運自朱張,百萬樓船渡大洋”,形容當時海上運糧。
海運初航成功,忽必烈對海運糧更加重視。至元二十年(1283年),朝廷建造運糧船2000艘,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增加了3000艘,全部投入糧食海運。海運糧的數量逐年增加, 到了至元二十七年 (1290), 年海運糧達到了10.5萬噸(3)。
元朝繼承了宋朝強大的造船能力和龐大船隊,給了忽必烈海上擴張的底氣。他一心想出征日本和佔婆(今越南南部),已經占用了大量船隻和水手。平底運糧食,元朝無力再另外調撥資源,忽必烈決定放手依賴商人和過去的海盜。他把組織運糧的任務全權交給了朱清和張瑄。13世紀80年代早期, 建造一艘運糧2000石的木船,造價100兩,運費340兩。 (1,2)。利潤如此之高, 航運業趨之若鶩。朱清和張瑄手下馬上聚集了鹽商、鹽工、船主,漁民、漕運官員和水手幾萬人,兩人甚至邀請了閩粵沿海的海盜加入。
忽必烈的政策, 給航運業以豐厚利潤空間,極大地鼓勵了民間的參與,糧食運輸取得空前成功。半個多世紀裡, 海路成為元大都糧食供應的主要途徑, 到1341年達到了最高峰, 運送米的數量幾乎達到24萬噸(3), 史上空前。
1287年朱清疏浚蘇州府婁江 (今瀏河), 開蘇州劉家港海道通往天津直沽, 朱張二人和他們手下的船員移居到此, 這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 一夜之間成了繁忙的港口, 琉球、日本、高麗商船也進港貿易, 劉家港遂有“六國碼頭”之稱,一時成了當時的小灣區。
盛極而衰
當時私人出海經商受到嚴格限製,一經發現全部家財都會被沒收。但朱清和張瑄派出的商船是個例外, 因為他們得到朝廷特許。兩個前海盜做得“盡職盡責”,分享到巨大的與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國家貿易的利潤。(6)
朱張二人的權力從海上擴展到陸地,一時成了華東最有錢和權勢的人。元朝初年,蘇州府的太倉出了100多位高官,其中大多數是朱張二人的子侄和親戚。而朱清本人更是權傾一時,元大德四年(1300),他被擢升為江南行省左丞,執掌元朝的漕運大權(4)。月盈則虧,常有官員遞折子,對他們提出指控。深知他們縱橫大海的能力, 忽必烈不僅沒有懲罰朱張二人的飛揚跋扈, 還發布公告, 宣稱朝廷對他們完全信任。忽必烈對丞相完澤說:“朱張有大勛勞,朕寄股肱,卿其卒保護之。” 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去世。1303年, 忽必烈之子鐵木耳病重, 皇後攝政, 有人趁機控告朱張二人謀逆。皇後下詔將朱清、張瑄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自殺,張瑄和他的兒子文虎被處死。此後,朱張二人的財產,包括海上的船艦、陸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寶都被充公。為處理兩人的財產, 朝廷特意設置了欽差大臣, 光核對和追查財產就花費了6年功夫。
雖然朱清和張瑄被處死了,財產也被沒收,但是元朝統治者並沒有“株連九族”,也沒有處理搞海運的其他人。對於元朝來說,海路不能完全禁絕,放過朱張的家人和屬下,可以小範圍地繼續保持海上貿易活動。殺了朱張,糧食海運受到了嚴重打擊,元朝廷很快陷入困境。
1309年5月北京發生飢荒,急需大米來挽救飢饉的災民,運輸過程卻舉步維艱。浙江地方官員報告,稅收和苛捐繁重令私人船主紛紛躲了起來,運糧船隻遠遠不足。為了湊數, 不得不遠到福建等地來強行征用。而澉浦的楊氏家族擁有船隻, 並且熟悉水路, 他請求朝廷, 任命澉浦楊氏為掌管海上運輸的萬戶, 利用他們恢複海上運輸。
1310年, 或許是因為張瑄孫子的請求, 更可能因為北方的飢荒迫切要求朝廷重新啟用張瑄家族。總而言之,這一年,皇帝對朱清和張瑄給予平反,令張瑄的長子掌管對日本的貿易。盡管如此, 要馬上運糧挽救飢饉已經為時已晚了。糧食安全運到天津港之後, 皇帝專門派了一名欽差趕到天津, 祭祀海神娘娘, 感謝海神對船隊的保佑。第二年,朱清過去的一個手下組建了八百隻船的艦隊,並且押送了18萬噸米(3)到北京,此次運糧數量之多,今天來看也是一個奇跡。事後,元朝統治者意識到海上運輸的復雜性,提升了海上運輸官員的職位。
浙江嘉興澉浦鎮楊氏家族
澉浦楊氏家族是繼朱清和張瑄之後, 另一個著名的被招安海上商人家族。 楊發,在宋朝就從事海上自由貿易,受到南宋招安,後又投靠元朝。1277年, 忽必烈仿效宋朝, 在現在的寧波、上海和澉浦設立了三個市舶司, 楊家很快搬到海鹽縣澉浦鎮地區居住。4年之後, 這裡就變成了東南亞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曾至澉浦,在其遊記中寫道:“這裡是一個優良的港灣,所以從印度來的貨船,經常都在這裡停泊”。1311年,楊發被封為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得到了更多的海上遠行和貿易機會。
楊梓是楊發的兒子,楊發死後,楊梓繼續父親的事業。楊梓早年主要從事與日本和高麗等國的海上貿易, 1293年曾隨元兵南征爪哇 (今屬印度尼西亞), 楊梓因為熟悉海路和東南亞風土民情, 被任命為宣慰司官, 隨大臣伊克穆蘇負責軍事導航, 前往招諭, 勝利歸來後, 以功受封為安撫總司, 後又任杭州路總管。楊樞是楊梓的兒子,中國著名航海家。楊樞下西洋,比鄭和早了111年。1301年,19歲的楊樞被委任為官本船的代理人,遠赴印度洋經營海外貿易,歸來時在波斯灣忽魯模斯港停泊時,巧遇波斯合贊王派出的使者那懷等人要來大都(北京)。那懷乘坐楊樞的船,於1303年到達中國,在大都覲見元成宗後,又請求再乘楊樞的海船返回波斯。元朝特封楊樞為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戶, 授予佩帶金符,讓他以官員身份護送那懷一行回國。1304年初冬,楊樞護送那懷一行出發,旅途歷經艱險,風暴一再阻礙他們的行程,直到1307年船隊才安全抵達忽魯模斯港,完成使命。
朝廷對海洋貿易的壟斷被打破之後,海洋貿易進一步發展,從事此行的商人可以享受奢華的生活,楊氏家族更以鋪張排場著稱,同時他們還布施寺院,印刷佛經,楊家修建的寺廟遍布浙江和江蘇。元朝允許商人們擴展海上貿易,但是盡可能多地派蒙古人來監視,從事海運的都被嚴密監控,楊家在海上的空間越來越小。楊梓則開始醉心戲曲創作, 他在家中收養了100多個戲子, 隨時排演他的新劇本。(5)
澉潽鎮鳥瞰發現,這裏是聯通大海的淡水湖。臨近杭州,接運河而通海的地理優勢,成為一時的小灣區,對元代的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代中後期,楊氏家族取代了朱清和張瑄的海運功能,但元朝統治者對他們的管理更加嚴格。楊家的唯一權力就是征召進行海上貿易的商人, 他們沒有得到朱張那樣的高官顯爵, 直到朱清和張瑄倒台之後才有機會得到重用。但是與朱張家族不同的是,楊氏家族的奢華生活一直延續到元朝結束,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才將他們鏟除。
被遺忘的小灣區
元朝鼓勵商人從事海上運輸,事先付給高額運費,這種運輸體係,可以讓普通百姓免服運輸糧食的徭役,政府也不必增加負擔增設官僚結構來管理,堪稱“一代之良法”。《元史》上說“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除了朱清和張瑄倒台後那段時間,元朝一直實行這種政策——利用海上商人來運輸糧食。元朝統治者征募海上商人的做法大大刺激了造船業。在1294年,可造出的最大的船也不過裝載1000擔米,隨著海上運輸的增多,船的承載量越來越大。到了1314年, 最大的船可以裝載528噸(3)到594噸(3)噸米, 最小的船也可裝載66噸(3), 可見船隻及其載重量的進步。
在鼓勵海運的同時,元朝統治者也沒有忘記河運。1289年,元世祖下令開鑿會通河,起自東平路須城縣(今山東東平),至臨清抵達禦河,全長250多裡,建閘門31道。兩年後, 在郭守敬建議下, 忽必烈又用280萬勞工, 開鑿了通惠河。元政府對入河船隻的載重做出限製。初開會通河時, 隻允許150料的船隻通過, 商人們建造的船慢慢增長到300-400料甚至500料, 這是朝廷付給商人高額運費, 刺激商人建造船隻的結果。但卻造成了不良結果——因為航行船隻過多,大運河上船舶的運輸速度則減慢了。
明朝繼承了元朝的造船和海運能力,但是沒有繼承元朝的海運政策。江蘇蘇州府劉家港和浙江嘉興府澉浦鎮兩個繁榮的小灣區,進入明代就很快沉寂下來,被人遺忘。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