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藍兩棲客
Writer sit at home : 迷茫的筆者，鍵人
《幹校隨筆》
引子
1969年3月2日，中蘇邊界珍寶島發生軍事衝突，蘇聯軍隊吃了虧，打壞的坦克被運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展覽，丟了麵子。6月11日，蘇聯軍隊在中國新疆巴爾魯克西部地區，實施了一次報複行動。8月13日，蘇聯軍隊在新疆鐵列克提地區，實施了又一次報複行動。兩次報複行動得手，蘇聯主戰派氣焰囂張。蘇聯國防部副部長朱可夫提出，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通過其外交部試探美國的態度。
1969年8月中，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邀請美國國務卿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晚餐，餐後泡酒吧到淩晨四點。基辛格八點半就坐到了尼克鬆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蘇聯人打算對中國的核設施，包括試驗和發射基地，實施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基辛格開門見山，簡明扼要。“我們不接受！這必將損害美國利益。”尼克鬆總統果斷決定。1969年8月28日，《華盛頓自由人報》頭版頭條披露了這一消息。雖然美國政府刻意在三線報章上發放消息，但態度鮮明，意圖明確，蘇聯不能不正視。
朱可夫的提議沒有獲得蘇聯總理柯西金認同，主張談判的一派占了上風。9月11日，柯西金訪問越南，回國途中在北京機場約見周恩來總理，雙方約定蘇聯外交代表團10月20日到北京談判。
麵對蘇聯赤裸裸的核威脅核訛詐，毛主席說：“鄙人不怕。”戰略上，老人家一向蔑視敵人。戰術上，線裝書裏明太祖謀士朱升的方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進入了老人家的視線，毛主席批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要準備打仗”。
周總理緊接著布置了兩件事。1969年9月23日，中國進行了一場50萬噸級的核試驗。1969年9月29日，中國進行了一場當量300萬噸級的熱核試驗。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新聞媒體奉命對後一次核試驗隻字不提，使得這次的威力遠遠超過了核爆本身的當量，引起全世界特別是蘇聯和美國的狐疑。
1969年10月1日，毛主席率黨政軍領導坦然登上天安門城樓，國慶20周年百萬工農兵集會遊行，如常舉行！回顧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記錄片，慶典由時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主持，副統帥做了長篇發言。濃濃的湖北口音，許多人聽起來肯定費勁，但廣場上群眾的熱情絲毫不減。每每講到停頓處，就會響起一陣陣波濤洶湧的歡呼聲：“毛主席萬歲！”國慶節後，中央軍委開始疏散。毛主席到了武漢，副統帥去了蘇州，總理坐鎮北京。老帥們基本在京廣鐵路沿線。10月17日，劉少奇，陶鑄去了河南；鄧小平，陳雲到南昌；陳毅，聶榮臻上石家莊；朱德，葉劍英下從化。毛主席講，打起來我要找得到他們。
為了防備10月19日蘇聯外交談判代表團到北京的同時，發動突然軍事襲擊，10月18日，西山前線指揮部奉副統帥電話指示，向全軍發出一級戰備通電。電報內容要點沒有任何疑慮，完全是根據蘇州來的電話記錄，從總理到軍委辦事組每個成員都清清楚楚。電報的編號怎麽排？報務參謀一時沒了主意。副總參謀長閻仲川腦子一轉，叫“一號命令”。兩年之後他解釋，當時想的這是西山前指開始運作後發出的第一個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的通電，而總參謀長已經睡下，編號而已，無須請示。電報發出10分鍾，總理辦公室來電話詢問為什麽是編號第一，聽了解釋，當時沒有深究。這個電報是軍內之事，與幹校尚無直接關係。但是電報到了雲南，被抄成大字報貼上了街，泄露了軍事機密，還引起了社會恐慌。
1969年10月25日，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的通知》，即中發56號文件，全國以“五七”幹校為名的戰略疏散，徹底拉開帷幕。文件還強調，在“五七”幹校要繼續深入“鬥，批，改”。
漢江，又稱漢水，全長1577公裏，是中國第四大河，自古“江淮河漢”並列，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漢江發源於大秦嶺南麓的太白山分水嶺，嶺北是渭河流域，向東匯齊涇河流過西安；嶺南是漢江的正源褒水，中北南三源在曆史名城漢中匯成漢江。上遊在陝西省的流向是自西向東，經丹江口進入湖北後，流向變為自北向南，形成漢江的中遊；在沙洋之南的廣華寺附近，漢江流向轉為向東向南，最終在武漢匯入長江。沙洋南臨長湖，與潛江比鄰，周邊是漢江與長江圍成的江漢平原。當時正在勘探開發的江漢油田也曾經冠名“五七”油田，相信與這裏幹校雲集有關。
1969年11月，中央民族學院下放幹校和戰略疏散的人員相繼出發，我們父子三人是第一批。行裝很簡單，三個鋪蓋卷而已。難處理的，是父親的書和備課筆記。略一遲疑，父親拿定了主意：三分錢一斤，當廢紙處理。在大禮堂前的空地，廢品收購站的師傅，論斤秤各家送來的一捆捆的林林總總，各式各樣書籍，堆成小山。母親是轉業軍人，給我們哥兒倆做軍訓：起床號一響，大便！一天可以輕裝上陣。吃飯號一吹，定量，不許挑食，不許吃零食。行動聽指揮，不可以掉隊。偏偏這時，二哥得了扁桃腺炎，不敢掉隊，發高燒上火車！
1969年11月15日中午，火車從北京離開，母親和二姐在月台上淚眼相送，我沒心沒肺地盼著快開車，一心向往著陌生的土地。武漢，二哥痊愈，我又受傳染，在東湖邊水利電力學院一住一個半月。到達抓家台已是1969年12月31日。後來，我和父親是倒數第二批離開抓家台，記得到達北京的日期是1972年9月13日。我九歲到十二歲，在那裏生活了將近三年，恰是記憶力最旺盛的年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