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楊船長於青島

楊船長青島逆隔離

         2003年春節過後，香港的“沙士”（SARS）疫情來勢洶洶，給船員換班帶來很大的困難。隨著疫情蔓延，中遠（COSCO）集團下發文件，暫停了所有的船員換班安排。中遠勞務外派的“廣大上青天”公司，作為其下屬企業，必須忠實地執行這一指示。

        “鵬勇”輪（M.V. TOP KNIGHT），是鵬利船務公司五艘巴拿馬型散貨船之一，懸掛香港旗，由全套23名上海遠洋勞務公司船員組成的，其中船長，大副和輪機長以下的14名船員，已經連續在船服務14個月，身心疲憊，難以為繼。之前，船舶航運區域都不在遠東，這次計劃5月底到達青島，是一個大換班的絕好機會。作為船員部經理，我如果機械地任由外派公司執行中遠集團的文件指示，沒有任何毛病，但是看到14個船員的在船服務記錄已經14個月，仿佛看到他們略顯呆滯又充滿休假期盼的殷切眼神，我有沉重的職責心理壓力。我在公司辦公會議上建議，組織接班船員提前半個月到青島逆隔離，準備船靠碼頭實行大換班。鵬利公司內部，開始有反對聲音，主要耽心這種所謂的“逆隔離”，最終流於形式，沒有效果而勞民傷財。我毛遂自薦，提出自己飛去青島與接班船員一起隔離，保證方案的執行力度與效果，獲得公司領導的讚同與支持。上遠勞務公司，初始也有不同意見，主要是集團的明文規定難以違反突破。在我提出自己與接班船員一同隔離的建議之後，鵬利公司的領導親自出麵與上遠勞務公司茆總聯係溝通，為了航行安全，一再堅持我們的建議。茆總召集班子，開會研究並形成一致意見，出於航行安全的最高原則，出於對船員身心健康利益的全麵考慮，采納鵬利公司的建議，並且承擔所有交接班船員在內地產生的額外住宿與差旅費用。

         通過青島代理公司安排，我飛到青島之後，與14名接班船員一起住進了“五四”廣場附近的一家小酒店。事前與酒店達成約定，劃出一個樓層的15個房間，專門接待我們15個自主逆隔離的客人。早中晚三餐吃飯，酒店專門隔離出來一個用餐區域，與其他酒店客人不發生任何交集。其實，這些對於酒店來說，當時是容易做到的。當時的疫情是，各個區域自行隔離，小區的大媽戴著紅袖標，盤問進出的陌生人，嚴格限製外來人員的進進出出。青島市的這種防疫的態勢，導致這家酒店基本上沒有其他客人，幾乎成了我們專包的隔離酒店。這中間，他們對於從上海來的船員，沒有任何排斥心理，反而對我這個從疫情嚴重區域的香港來客，有些疑神疑鬼。我在全體人員到齊之後，隨大家一起到邊境衛生檢查檢疫站做了專項體檢，結果一切正常，消除了這個疑慮。

         體檢完成回到酒店，我和帶隊的楊船長，召集大家開會，宣布隔離紀律。每日三餐吃飯，集合點名後，楊船長帶隊，我和大家一同下樓用餐，飯後一同回房間。除了吃飯，任何人不許跨出樓層，我住在靠樓梯口的第一個房間，房門24小時敞開，任何人都可以越過楊船長的第二個房間大門，走進我的房間監督我的動態。但是，如果任何人從我的房間門口越過，走出樓道甚至下樓外出，則要堅決執行隔離紀律，報上海遠洋勞務船員公司，給予嚴厲的紀律處分。

         我與楊船長，這次已經是第二次合作。“鵬利”輪在珍珠港外撞船之後，在日本卸貨港更換了船長，遣返了電焊工，楊船長到日本接替解船長。船在日本卸完滑石粉，開回上海，進入上海船廠浦西分廠，修船。“鵬利”輪全套上遠船員引咎辭職，由廣遠船員替換接班，我在上海船廠主持交接工作。楊船長，福建人，70年代中期集美畢業，是個處事溫和，經驗豐富的老船長了。第二天一早，老楊來向我報告，大副頭天夜裏擅自外出，找朋友喝酒去了。

         大副是79級集美畢業，短暫的一天接觸下來，我對他印象是為人隨和，靈活頭腦，擔任大副的能力不成問題，昨天白天帶隊組織體檢，聯絡代理安排車輛，協調不同醫院科室的抽血以及量體溫，等等細節都周到而到位，惟總感覺他缺乏原則而精心算計細節。與他本人閑聊幾句，問他為什麽還沒有做船長，他承認如果埋頭在勞務公司派遣的船上工作，論資曆足夠升任船長，可惜天性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中間被朋友拉去炒更，到工資高的國外船東船上賺大錢，錯過了上遠勞務公司的派遣。幾次下來，升任船長的考試與鑒定提拔受阻，不得已申請回公司，待派，積累公司內的海齡，準備更上一層樓。畢竟，大副工資再高，不如升到船長一級的工資豐厚。這一點，真的可以說是一個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例子。晚上隔離啟動之後，他曾經到我房間來，先是請假出去會朋友，我提醒他身為大副，根本不必開口請假。之後問我看什麽書，想借去讀。我手頭隻有一本，香港機場上飛機之前臨時買來，準備隔離期間潛心細讀的。書是一本好書，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讀來引人入勝。我答應他，我看完之後，如果隔離尚未結束，可以借給他看。想不到，他居然趁我熟睡之後，溜出去了。一經發現，我馬上去跟楊船長，商量處理辦法。老船長立即召集所有船員，開會。

         楊船長主持會議，我在會上第一個發言。我先是算了一筆帳，就是這次逆隔離的成本。不換船員了，我在香港無所事事，來到青島心情放鬆，權當休假，鵬利公司的成本，微不足道的。反觀上遠勞務公司，經濟帳固然不是小數，公司領導承擔著政治風險，他們自始至終顧慮重重。這次的“逆隔離”安排，明顯直接違反中遠集團的文件規定，茆總和公司領導們是頂著雷的，隻許成功，不許失敗。鑒於大副昨夜外出會朋友喝酒，已經中斷了隔離期。接下來要不要繼續？我們可以就此當場宣布這次“逆隔離”已經失敗，大家立刻解散，打道回府。第一天就宣布失敗，鵬利不會追究我的責任，茆總會怎麽想？上海勞務公司整個領導班子怎麽想？會不會處理直接責任人？如果這次行動失敗，“鵬勇”輪上準備休假的船員日後早晚知道“逆隔離”失敗的原因，他們會怎麽想？他們會有怎樣的感受？換做大副你是要休假的船員，會怎麽想？怎麽處理這件事？我不知道，請大家表態。

        我發言之後，船員們紛紛發言，大家火力全開，批評大副不是不自律，而是太自私，各個都表態不容姑息，絕不允許再犯。可想而知，大副此時的心情是如何地沉重，他知道後果嚴重了。如果我們就此發作起來，他在上海遠洋勞務外派的前途與後路，徹底崩塌封死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家道歉，後悔的心情溢於言表，態度堅決地表示絕不再犯。楊船長最後發言，首先建議，我們的“逆隔離”行動，繼續堅持下去，給大副一個機會，給大家一個機會，給船上休假的船員留一個機會。接著，船長提醒大副，在船上工作的合同是九個月，自己如何挽回大家對你的信任，要仔細想想。這次不僅是大副在“鵬勇”輪的最後機會，搞不好也是他在上遠勞務公司工作的最後機會，老船長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副，別拿自己的前程開玩笑。

         會開得很好，大家的態度嚴肅了。大副成了反麵角色，給大家提了一個醒，老楊跟我配合默契，確實讓大家意識到隔離的難處，每個人自己都要平心靜氣地，堅定，堅守，堅持14天。其實，船員們出於職業習慣，放棄大部分自由而換來職業上的尊嚴，道理大家一點就透。拉開架勢，嚴肅認真地去做，沒有辦不成之事。反而是我的青島朋友，找來酒店了，約我出去喝酒。

          同班同學，同寢室住了四年的張福友，大學畢業分配在青島北海船廠，知道我住在“五四”廣場邊的酒店，直接來到酒店大堂，接我出去喝酒。酒店大堂的服務員，有了我的交代，自然是對所有人擋駕。但是大堂服務員聽福友說，找帶隊的船員部楊經理，不清楚我做為帶隊人，是不是可以隨意出酒店而不同於船員，就讓福友從大堂打電話到我的房間。我房間的大門是敞開的，我講電話從來是大嗓門兒，整個樓道都聽得清清楚楚，全樓道的船員們，不用豎起耳朵都能夠聽得清清楚楚。我一再解釋了不能出去的理由，態度堅決地婉拒了福友的盛情邀請。我們兩個老同學，2003年錯過了此次的聚會，下一次的再聚會，已經是2016年了，此是後話。當時，老楊和大副，其他所有參與“逆隔離”的接班船員，一定知道了我和福友的通話，大家徹底知道了，此事大家都必須認認真真，兒戲不得。

        現在回眸一看，14天隔離在酒店，不過是轉瞬即過的短暫時光。但是當時的感覺，確實是漫長的整整兩個星期。

        2003年5月底，“鵬勇”輪從美國西海岸回到青島港卸貨。船剛剛靠好碼頭，接班的船員就已經列隊在碼頭旁邊了。已經從代理處得到消息的休假船員，眼淚汪汪地看著接班的弟兄們在揮手，其中的複雜心情，隻有在船服務了14個月的船員才能夠說得出來，道得清楚。為了減少交叉感染的機會，雖然我在酒店隔離了14天，大換班那天我沒有上船去，所有事物交由代理安排，有楊船長帶著去接班，接船，我不必親自上船。想到這次逆隔離的成功，我心裏知足了，滿意了。

        “鵬勇”輪換班完成後，繼續其航程，離開了遠東。不到半個月，疫情解除，中遠集團下發文件，陸續恢複了船員的正常換班安排。這個時候，“鵬勇”輪已經在新接班船員的操作中，駛進了了湛藍色的深深大海。如果沒有這次“逆隔離”的提前安排，錯過了青島港，真不知道“鵬勇”輪的休假船員，如何是好？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鵬勇”輪當年在青島成功的提前“逆隔離”安排，功德圓滿，每每想起，心中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