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葬花年份考
黛玉葬花於1706年6月6日,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廿六日
吳新登是《紅樓夢》中無足輕重的一個人物,但作者有意分配給他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庫房出納。無星戥之秤沒準頭,令通篇故事找不到地方分不清年代。這樣看來,吳新登的重要性與冷子興差不多,演說榮國府。既然是演說,就絕不能穿幫,事假夢真。通篇讀下來,人物的穿戴發式與衣著服飾,更有官職稱謂乃至“先皇”“今上”,一應俱全娓娓道來。惟三百多年來的讀者總是不得要領,看著眼熟卻無法確定其具體年代。吳新登是無星戥,可是我看他卻有點兒象賈珍的小舅子尤新登,有星戥。仔細留意第廿七回,四月廿六日未時交芒種節,當天黛玉葬花寫《葬花吟》,可以成為一個解惑的線索,是一個星戥。
第廿六回後半節故事情節與廿七回緊緊相連。寶玉在瀟湘館出言不遜,惹惱了黛玉,正在不可開交,襲人來道:“老爺叫呢!”,兩玉立刻都被雷住,寶玉慌忙衝出園子。出來一看,卻是薛蟠。架不住寶玉的埋怨,呆霸王不得不說:“隻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生日。” 隨後大家在薛蟠書房落坐,享受星豬,西瓜,鱘魚和鮮藕。“隻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生日”,則這一天是五月初二日,出席呆兄書房間“新鮮四寶宴”的貴賓有: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小曲兒的。晚間席散,寶玉回到怡紅院,即有寶釵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 院內兩寶談笑風生,院外黛玉卻無意中吃了閉門羹,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地鳥驚飛。黛玉回到瀟湘館,自淚自幹,直坐到二更天,方才睡了,一宿無話。至此,情節發展緊湊,故事交代清晰。但是,接下來一句話,石破天驚:
“至次日,乃是四月廿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
這一段,明顯有幾個錯誤,比如說:
條條錯誤對考證黛玉葬花年份無重大直接關係,暫且按下不表;隻是這裏四月廿六日未時交芒種節,在我讀來卻是:
“至次日,乃是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706年6月6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
何以見得? 待我刨析。
何以文中隻給出了時辰(未時),日和月(四月廿六日),八字中剛有了六個字,就可以斷定所缺的年份兩個字。關鍵講這一天是芒種節,令我們可以從農曆與陽曆相對關係來比照著看,用六字推算八字中未知的兩個字,即年份。
農曆,即陰曆,以月亮之圓缺一個循環記為月,累計十二月為一年,閏年有十三月。我國各族人民每年一次歡度的春節,是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元宵節。端午節是五月初五,仲秋節是八月十五,重陽節是九月初九。其他節慶日還有,“二月二,龍抬頭”,壯族“三月三趕歌墟”,“七月七,鵲橋會”。喝臘八粥,在臘月初八;“臘月廿三,灶王爺上天”,這一天祭灶。這些中華民族的人文風俗,由月亮繞地球的轉動周期而定,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八字,用農曆,天幹對地支,六十年一個甲子。
陽曆,公曆,公元,西曆,以地球繞太陽一周365.25天記為一年。每年均分十二月,除二月僅有28天,其餘月份均是30或31天。平年365天,尾數0.25天則四年一閏有366天,當年二月29天。現代公元計算方法和標準由西方科學機構頒布裁奪,1983年,光速取代了保存在巴黎國際計量局的鉑製米原器被選作定義“米”的標準,並且約定光速嚴格等於299,792,458米/秒,此數值與當時的米的定義和秒的定義一致。後來,隨著實驗精度的不斷提高,光速的數值有所改變,米被定義為1/299,792,458秒內光通過的路程。但留心西曆,還發現其帶有人文曆史發展痕跡,如每年送舊迎新的一月是以兩個麵孔能瞻前顧後古希臘的“瞻妞(JANU)”神的名字命名,七月八月則是以兩位古羅馬皇帝的名字命名,繼七月大之後又強行攤派八月大則是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造成的曆史既成事實。
二十四節氣由我們祖先總結而得,用以指導種田。許多諺語都與它有關,如“清明種瓜,穀雨點豆”,講農耕規律;又比如“明前茶”和“雨前茶”,是茶文化中用來鑒別產品質量的手段。“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強調節氣對於農耕之重要。毫無疑問,二十四節氣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許多人卻因此產生誤解,以為二十四節氣由農曆決定,這是一種本末倒置。農曆由月亮繞地球的轉動周期而定,但是月亮雖然貴為天體,卻是地球的衛星,事實上二十四節氣由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而定。
類似陽曆,以地球繞太陽一周365.25天記為一年,均分二十四節氣到每月,平均15天左右渡“節”或“氣”。如前麵提到的“清明”是每年4月5日,“穀雨”是4月21日。突出反映地球公轉因地軸偏角造成的太陽直射角度變化規律的,有太陽直射赤道的“春分”和“秋分”,分別是3月21日和9月21日,還有太陽直射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的“夏至”和“冬至”,分別是6月21日和12月21日。由此可見,二十四節氣由我們祖先觀天察地總結地球繞太陽公轉規律而得,指導農耕社會的基本活動,從根本上體現了天地人的三位一體,深刻體現了中華民族與大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人文風俗與處世哲學。遵節守時,敬天拜地,以禮待人,和諧發展,是中華文化的核心。
通過東西方文化科學的對比,令我們發現了秤出《紅樓夢》年代的一個星戥。
登農曆網(www.longli.com), 遍查康雍乾祖孫三代134年,有五個芒種節在四月廿六日。
此處以23:30—01:30建子,順排午時為11:30—13:30,未時是13:30—15:30。
這裏有三點值得推敲:
首先,農曆網(www.longli.com)網主早已申明本身計算有誤差,但是不超過半小時。另有法國網站和台灣網站查得時間分別是15:29和 15:43, 均有一些誤差。這一點值得推敲,是因為以23:30—01:30建子,下午三時廿八分屬未時。假若以中午十二點為正午,前後一小時屬午時,類推下午三時廿八分,應該算是申時初刻,亦不能算是準確無誤。
第二,湯若望從順治年間始任欽天監,推行西曆。康熙初年雖經螯拜迫害,後來獲平反,由湯派人物南懷仁重掌欽天監之職,複以西曆為準。當時推算日蝕月蝕都十分準確,曹雪芹明確給出廿四節氣中芒種節的時辰,應該誤差不大。
第三,雍正三年四月廿六日為寅時交芒種節,是否曹雪芹有意避諱“寅”字而為之?看來有些牽強,因為寶玉能堂堂正正地寫“唐寅”兩字在手給薛蟠看,則證明書中對“寅”字並無任何避諱。
回頭來看第廿七回,“至次日,乃是四月廿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可以從文字表麵來認定,康熙四十五年芒種節黛玉葬花,即這一天是在公元1706年6月6日。
由此推論,“先皇”是順治,“今上”是康熙。
結合曹璽,曹寅,曹顒和曹頫三代四任江南織造在康雍年間的跌宕起伏經曆,先從上述五個芒種節中剔除三個,則黛玉葬花的年份隻可能有兩個,康熙四十五年或是雍正三年。
康熙七年時,曹璽已經在江南織造任上做了七年;名義上康熙於六年親政,真正鏟除螯拜卻是康熙八年。康熙下江南四次住“奶兄弟”曹寅家“省親”的精彩故事尚沒有展開,還不會有一係列大觀園故事。
乾隆年間,曹李兩家均被抄多年,大觀園中人早已“飛鳥各投林”或是“樹倒猢猻散”,不會再有大觀園故事。
從康熙四十五年芒種節黛玉葬花(1706)到雍正六年元宵節(1728)曹家被抄,大觀園中人和榮寧二府的故事,還有21年可以演繹。在《紅樓夢》中,從“省親”建大觀園到“抄檢大觀園”,亦有數年光景。康熙五次下江南四次住曹府,曹李兩家忙忙碌碌於修園子接駕,買戲子蓋廟,恰好是《紅樓夢》前七十八回描寫的故事主體。
對比雍正三年黛玉葬花之說,它離建大觀園“省親”太遠,離“抄檢大觀園”太近。雍正上台後,逐漸對江寧和蘇州的曹李兩織造流露不滿,屢屢申斥。曹李兩家在雍正三年之時,外邊雖然尚未倒下來,內裏已漸漸上來了。雍正五年十二月廿四日,雍正皇帝下令“著江南總督範時繹查封曹顒家產”。把遞送密旨行程及到達南京後部署策劃的時間加起來,範時繹實際動手查抄曹家,恰好是雍正六年“元宵節”前;之後曹家三十口人被解進京住蒜市口十七間半,其後故事應該由《紅樓夢》後四十回描述交代。
由此看來,黛玉葬花的年份是康熙四十五年,不無道理。由此推論,“先皇”是順治,“今上”是康熙。
曹雪芹生於1715年,“年未五旬”於甲申年(1764)去世。黛玉1706年6月6日大觀園葬花時,曹雪芹尚沒有出生。
《紅樓夢》書名很多,又引出《紅樓夢》不是曹雪芹一人寫作完成的種種舊話重提。
回頭細看第一回,列名作者有:
石頭親曆故事,刻下了“石頭記”,擺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
石頭,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土默熱教授的論證是有,就是《長生殿》作者洪升(1645—1704)。筆者不敢輕易相信,找來《長生殿》一看,發現其文筆美妙堪比紅樓。康熙43年江寧織造曹寅集南北名流盛會,獨讓洪升上座,演出全部五十出《長生殿》,曆三晝夜始畢。洪升自江寧返回杭州,行經烏鎮,酒後登舟,墜水而溺,不足六十歲,時為甲申年六月初一(1704.7.2.)。洪氏為錢塘望族,世代書香。洪升母黃氏,係刑部尚書和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黃機之女,洪升娶表妹黃蘭次。洪升與表妹黃蘭次,仿佛賈寶玉和林黛玉。洪升在現實中溺水而亡,《石頭記》裏林黛玉“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由此看來,黛玉葬花的年份如果確定是康熙四十五年,洪升與《紅樓夢》的寫作就可能有些瓜葛。洪升失傳的戲劇作品有《回文錦》, 《回龍記》, 《鬧高堂》, 《錦繡圖》, 《長虹橋》, 《青衫濕》, 《天涯淚》和《節孝坊》,若果真說這些一出一出的戲劇本子能夠經曹雪芹妙手加工,揉進章回本《紅樓夢》的人物和故事之中,可真是一件千古萬幸之事。偏激者妄斷,曹家剽竊洪氏書稿,史實如何,未見證據,不敢妄斷。
“空空道人抄錄《石頭記》,並改題為《情僧錄》”。
黛玉葬花的年份如果確定是康熙四十五年,此位空空道人與《紅樓夢》的寫作倒也可能有些瓜葛。
空空道人,何許人也?還是土默熱教授的論證,是智樸和尚,法名拙庵,人稱拙和尚,又稱拙道人。大荒山是盤山,無稽崖在盤山,青埂峰是座廟,也在盤山。盤山是智樸和尚修煉之地,也是女媧煉石補天之地。
“吳玉峰題曰《紅樓夢》”。
吳玉峰有兩個。同樣,黛玉葬花的年份如果確定是康熙四十五年,此二位吳玉峰與《紅樓夢》都可能有些瓜葛。
第一個是吳雯,字天章,原籍奉天遼陽,後居山西蒲州。生於順治元年,卒於康熙四十三年(1644—1704),年六十一歲。所著有蓮洋集二十卷,《清史列傳》行於世,是曹寅同時代人, 幾乎與洪升是同生同死。吳雯先居遼東,後居山西,形跡與曹雪芹先祖曹振彥相近。
第二個是吳喬,字修齡,號玉峰,終生未仕,募僚終老。為人狂放不羈,精禪學,詩學西昆體。他與王士禎,智樸和尚過從甚密。
“東魯孔梅溪題《風月寶鑒》”。
一說是王士禎,孔子故鄉山東曲阜人,曲阜亦稱梅溪,此梅溪如何姓孔,見仁見智。
另一說是孔繼涵。孔繼涵,字體生,又字鋪孟,號葒穀,別號南洲,自稱昌平山人,孔傳鉦之子,孔子六十九代孫。生於清乾隆四年 (1739年),卒於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終年45歲。乾隆恩科進士,官至戶部河南司主事,誥授朝議大夫。 繼涵勤奮好學,博覽群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天文、地理、數學、經學、文學、金石考據,無不研討。尤其酷愛古籍,熟悉曆史掌故,精研“三禮”,校勘群籍,著作宏富,成為一代學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皇帝南巡回京,路經曲阜,拜謁孔廟孔林。在皇帝召見時,舉凡問及林廟典故,孔子及儒家學說,繼涵從容不迫,—一回答,受到皇帝讚賞。在京為官6年,結交學士名流,與安徽休寧學者戴東原、濟南學士周永年、桐城文人姚鼐、揚州名士羅聘、揚州校勘學家盧文紹等人交往甚密。 乾隆四十二年(777年),繼涵請求辭官返裏,一麵事母盡孝,一麵於聚芳園“微波榭”專事著述。短短四五年時間,編著、校訂、考證了文、史、經、算等各類書籍多卷,名《微波榭叢書》。其中,他校刻的《微波榭叢書》七種及《算經十書》,堪稱精本。 孔繼涵正當發奮著述之際,突染重病,卒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一月八日,入葬孔林。
“梅溪”在第十三回有批語。在“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一句,批道:“不必看完,見此二句,即欲墮淚。”(甲戌,庚辰)。此處落款之甲戌,庚辰,根據《紅樓夢》成書與流傳過程判斷,是乾隆十九年(1754)和乾隆廿五年(1760)。可見,梅溪先生肯定是《紅樓夢》早期版本的讀者和批書人之一,是否能引伸為寫書之人一,不敢妄斷。
“曹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
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題曰《金陵十二釵》。
當然,上述諸公可能都是一個人,石頭是杜撰,道人亦“空空”,“無遇逢”加“恐沒兮”,一起留給了曹雪芹。
他(她)們到底是誰?他(她)們僅僅是批書人嗎?如果他們真是曹雪芹的長輩,他們才有可能生活在金陵“真”府,曹雪芹大多是生活在這些長輩回憶中的“假”府,曹雪芹的父輩是真寶玉,曹雪芹隻是假寶玉;若畸笏叟和脂硯齋之輩是賈寶玉,曹雪芹則隻能是賈蘭等草字輩晚生。
若《紅樓夢》書名改為《聽脂硯齋畸笏叟談江寧織造府往事》,大家盡知,書中故事並非全部曹雪芹親身經曆,他是聽長輩說,然後記錄下來,纂成目錄,分出章回,題曰“往事”而已。比如吳學昭為楊絳作傳,書名就叫《聽楊絳談往事》, 絲毫不含糊。三百年後,讀者絲毫不會懷疑其史料的真實性,因為該書之中對主人公,親曆者,寫書人種種關係都交代的清清楚楚。假如吳學昭為吳宓或蔣南翔作傳,更使用夢筆生花法寫那一段春秋戰國,則以後讀者對書中主人公,親曆者與寫書批書之人的關係就得費一番功夫去猜想,甚至考証了。
留意第十三回末,鳳姐接手管理寧府,總結了管理體係上的五大弊端,觸動脂硯齋的神經,他(她)悲憤滿腔地批道:“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餘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十年後,令餘悲痛,血淚盈麵。”(甲戌,靖藏)。見前章,這裏的甲戌,是是乾隆十九年(1754),但是從批書年代往前數三十年,正是雍正三年,恰恰是另一個“疑似”芒種節,它距離“康熙四十五年黛玉葬花”的結論,差了一代人。類似的所謂“三十年”的批語,在第八回等其他章回,還有多處。如果黛玉葬花的年份是康熙四十五年,則此類諸條批語應該寫“五十年”才對,看來差了二十來年。
上述種種疑慮,使“林黛玉1706年6月6日大觀園葬花寫《葬花吟》”之結論產生動搖。
黛玉葬花的年份仍然可能有兩個,康熙四十五年或是雍正三年。吳新登仍然是無星戥,怎麽看,他也不是賈珍的小舅子尤新登。
由此僅僅又可以反證的出結論,黛玉葬花的年份若是最終確定在雍正三年,可以推論,“先皇”是康熙,“今上”是雍正。而洪升,智樸和尚,吳雯,吳喬,王士禎,通通因為生活年代在康熙四十三年之前,他們在黛玉葬花事件發生前二十年已辭世,應該無緣於《紅樓夢》的寫作。
曹雪芹言之鑿鑿明白無誤地給出了芒種節的“八字”,我等百般努力地想計算明白,最後還是不得已隻能糊塗著看。讀它滿紙荒唐言,苦思不解其中味,樂在其中。
掩卷而思,又難得糊塗。脂硯齋於乾隆十九年批三十年前雍正三年之事,“病者頗多”,令其“悲憤,血淚盈麵”,什麽事?
康熙念及多次下江南,住在曹家花銷大,虧空大,禦旨祖父子侄三代四人連任江寧織造肥缺。但是第三代曹氏,驕奢淫逸病入膏肓,腐敗發展到雍正三年登峰造極, 事發於嫌招待不周,大鬧濟南驛站,導致政敵參奏舉報腐敗, 雍正四年末禦批欽旨, 雙規雙開,抄家罰沒。這是正照風月寶鏡,看的不是溫柔鄉的夢境,是現實的曆史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