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讀書、音樂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原文轉自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1/06/4040414_0.shtml
本文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1期，作者：黃艾禾，原題：《張靜芬老師的選擇》
一個普通人，在文革中做出了一件並不驚天動地、卻勇氣非凡的舉動，告訴我們：任何時候，你永遠可以選擇
張靜芬老師今年80歲。她和老伴兒住在北京南城的一套單元房中，像北京的數百萬退休老人一樣，過著安靜的晚年。
張靜芬的經曆很簡單。1951年，她從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畢業後，進了師大女附中當老師，教曆史和語文。她一生隻在這一個單位工作過，一幹就是近40年，直到1988年從學校退休。如今，她每天讀報，遛彎，帶孫兒，寧靜平和。她不想生活再被打擾。
但是，這個世界卻沒有任何理由忘記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打死，成為文革中被學生打死的第一名教育工作者。8月9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師大女附中一教師”的匿名唁函。這是第一份記錄卞仲耘遇害真相的文字。
多年之後，王晶垚寫道：“這封匿名唁函告訴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時刻，仍然有人敢於立即做出自己的選擇，抗議邪惡。”
做出這一選擇的人，就是張靜芬。
對於這一驚世之舉，張靜芬自己卻從未談起。因為，“那些事做完了就過去了”。經過再三努力，她才終於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這是她首次接受媒體的采訪。
2010年12月12日，張靜芬在北京家中。
1970年春，校方為卞仲耘內部平反，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小禮堂舉行了追悼會。前排抱骨灰盒者為王晶，二排左二（白衣者）為張靜芬。
“我把全校所有的老師都想了一遍，覺得沒有反革命”
張靜芬剛進師大女附中那年，才21歲，是大學實習到這裏講課後，被校長點名留下的。
她對這個學校充滿好感。
師大女附中原來就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女中，新中國成立後，來自延安的育才學校女生部與其合並，這裏成為北京最好的女中。學校不但出了一大批女科學家、 女藝術家等名人，而且是那個年代高級幹部的女兒們聚集之地，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的女兒都曾在此就讀。用一位校友的話說，這裏“部長的女兒是大把抓”。
在張靜芬的印象中，這裏的女教師們，個個愛崗敬業，水平一流，其中不乏為了事業選擇獨身主義的。
對於從延安過來的“老革命”，她的印象也非常好。她記得有一次在教室外看見後來當上副校長的胡誌濤。“短發，很精神，穿著列寧服，我想這就是老幹部了……兩個大眼睛一閃一閃的，非常精明強幹的樣子。”
當時的卞仲耘，剛從解放區過來，還隻是教導員。張靜芬的第一次深刻印象，是有一次開會看見她。“很漂亮的，長得好像薛寶釵似的，很美。但是衣服有點邋遢。當時蘇靈揚校長就批評她，說你看你的領子後邊這麽髒，她的臉刷一下就紅了。我當時心想還有這樣的人物啊。”
張靜芬進師大女附中的時候，很多人都祝賀她，說在這樣的環境裏她會進步很快。張靜芬自己也這樣覺得。不過，她與學校領導，包括後來當上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的卞仲耘，沒有任何私交。她覺得在這裏，憑本事吃飯就行了。
“我知道卞校長是一個很好的人，對人很誠懇。但我不喜歡跟在領導後麵拍馬屁，我從來不做這種事。因為我覺得憑我的學識，憑我對學生的愛，來做工作就行。人應該光明正大。我也從來不搞小匯報。領導也知道我的水平，也知道交我什麽工作都是放心的。”她頗有些知識分子的清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來臨，學校停了課。師大女附中的三個副校長、兩個教導主任全部被打倒，每天被批鬥不止。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似乎身邊都是階級敵人，每個人都可能是反革命。
作為一名普通教師，張靜芬慶幸自己曆史清白，沒有什麽可被“揪出”的小辮子。但是私下裏，她對這種革命很不以為然。
“因為他們是當權派所以就是反動分子？這我不明白……我就把全校所有的老師都想了一遍，我覺得沒有反革命。這裏每個人我都認識，而且不是一起呆了一年兩年了。誰不了解誰啊？人都有缺點，但決不是反革命。”張靜芬說。
在卞仲耘死的前幾天，張靜芬就發現，她兩眼發直，誰都不理了。“有一次我上廁所，正好碰見她，她在洗手。我也趕快過去，好跟她說句話。我想告訴她，你不要負擔很重，大家都是理解你的。我剛過去，她轉身就走了。這時又有人推門進來，也不便說什麽了。”
“聽到卞仲耘死訊：“屋裏靜極了”
1966年8月5日這一天，令師大女附中的許多師生終身難忘。張靜芬也同樣刻骨銘心。
“我記得那天天特別熱。我們年級組語文老師在二樓的樓上開會。已經停課鬧革命了，大家在辦公室裏學文件，‘最高指示’什麽的。聽見樓下挺亂的，很嘈 雜，從窗戶往下看，後操場有學生弄個大筐，裏麵裝了黃土，讓卞仲耘這些‘黑幫’抬黃土。他們每人頭上都戴著字紙簍。然後又讓她們左手拿著簸箕，右手拿著掃 把，當當當地敲。他們身上都貼滿大字報，都是一條一條的。上麵寫著‘打倒卞仲耘’啊，你是黑幫，你是反動派啊，不老實交代就如何啊。還被潑了好多墨水。還 讓他們唱‘黑幫歌’。有學生擁著，這些學生我也不認識……”
張靜芬並沒有親眼看到卞仲耘是怎麽被學生打死的。“我後來聽到的說法，是說胡誌濤挨打最厲害，因為她抗拒，她同紅衛兵辯論。但胡誌濤年輕身體棒，頂過來了，沒傷到要害。而卞仲耘當年已經50歲了，她被擊中要害，不知道被誰用棒子打中小腦……”
第二天，張靜芬和她的同事們在一間教室裏，聽到“籌委會”（文革開始後學生成立的取代學校領導班子的組織）的廣播，宣布卞仲耘死了。
“當時，教室裏的桌子圍成一圈，我們都圍坐在那裏。屋子裏靜極了，掉根針都可以聽見。沒有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一個人有任何表情。比如很驚訝，怎麽她 死了？或者表示，她死了，她該死，她是反動派；或者說，哎呀太可惜了……沒有，沒有任何表情，沒有同情她的，也沒有反對她的。”
或許，這種靜寂，一半出於震驚，一半出於恐懼。
卞仲耘遺像及遇害時所穿衣服。王晶攝於1966年8月6日（卞遇害第二日）。
“這樣做我睡得著覺”
當天晚上，張靜芬徹夜難眠。
“我哭了一晚上。後來一連幾天都睡不著。卞仲耘她到底有什麽罪？她有什麽錯誤？國家有憲法，怎能這樣把人整死啊！我想起最後一次看見她帶著她最小的 女兒四寶從我家門口走過的情景，現在這可愛的孩子就沒有母親了。多麽慘絕人寰啊！現在和卞校長已經是天人永隔了，不可能再與她交流了，我決定給她的愛人老 王寫封信。實際上這就是寫給卞校長的信……”
時隔40多年，提起當年的情景，張靜芬的眼淚仍然慢慢滲出，浸濕了她布滿皺紋的眼窩。
這封信寫道：“老卞在女附中為黨工作十七年，她是什麽樣的人，我們心裏清清楚楚……在入夏以來最熱的一天，她被很多帶釘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亂打，罰 她下跪就下跪，罰挑土就挑土。……後來又被罰去掃廁所，在剛登上第三層台階，在入夏以來最熱的一天，她就一頭暈倒在宿舍樓的台階上。當時大小便失禁，隻有 大口呼吸的份兒了。而竟還被認為裝死不老實，被用腳亂踢頭部及身上。不馬上送醫院。時約六時許，竟被用垃圾車運到小操場廁所旁邊。……至七點，打電話請示 了市委，才被允許通知醫院和家人。換擔架至醫院時，四肢已硬。打四針強心針，又有何用？老卞已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這種嚴重違反黨的政策的暴行令人發指！怎不令人悲憤填膺！……我們一定要追究責任，使真相大白於天下！……她的慘死更說明她是好書記、好校長。我們相信，她決不會去反黨。這件駭人聽聞的慘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蟬，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
“老王同誌，你是她多年的戰友，也是愛人。你必須堅強活下去……同時也要好好撫育老卞留下的四個孩子。我已決定，今後隻要有機會我一定盡力幫助他們。”
“我是一個普通的教師。我不願寫下我的名字，也不願暴露我的筆跡。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報是言不由衷的（各種不同的言不由衷）。”
“握手 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獻給老卞在天之靈！”
落款是：師大女附中一教師。
為了防止別人認出筆跡，張靜芬是用左手寫的信。她還特意戴了手套，不留指紋。“我這也是從電影裏學的。”張靜芬笑言。
這封信被裝進信封，寫上地址，投進郵筒，寄往了卞仲耘的家。
8月9日中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收到了這封匿名信。44年過去了，他一直珍重保存著這封信的原件。
“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時間陳述卞仲耘被慘殺真相的文字。卞仲耘遇害時極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記錄和見證，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閱讀這封匿名唁函時悲憤交加的心情。”王晶垚後來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卞仲耘遇害後的幾天裏，到卞家來的人相當混雜。匿名信差點走漏風聲。
王晶垚記得，過了不久，師大女附中“籌委會”方麵來了一個人，追查是不是有這樣一封信。他堅決否認，咬定沒有此信。
“當時追查的人也沒問下去。可能與這是學生打死校長的第一個案件有關。如果事情再晚一點，也可能就會不同，他們可能會凶狠地一直追查下去的。”王晶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張靜芬後來在學校裏看到一張大字報，貼在鍋爐房，上麵寫著：現在階級鬥爭形勢是非常複雜的，要不為什麽現在還有人為卞仲耘之死喊冤叫屈呢？她心想：這封信是不是已經被查出來了？
“你當時心裏有沒有害怕？”
“我不害怕。就算你查出來，我也沒事，我說的都是心裏話。這麽多年我在學校誰不認識我？大家這麽多年都對我很好。我心裏很坦然，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我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這樣做我睡得著覺。”張靜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她們自己會受良心的責備的”
卞仲耘死後，按照當時的規定，這樣的“黑幫分子”的骨灰是不能進八寶山公墓的。王晶垚和孩子們隻能偷偷地在家裏為她布置一個秘密靈堂。
1978年，北京市正式給卞仲耘平反，在八寶山舉行了追悼會。這封匿名唁函和平反決定一起，在追悼會上向800多名與會者分送。當然，那時它已不再是“匿名”了。
張靜芬最終是如何被找出來的呢？
學校一開始曾懷疑另有其人。“我那時聽說他們認為信是一個姓陳的老師寫的，我心裏覺得好笑。”張靜芬回憶說，“他當時還在挨整呢！他哪有這個膽量？”
從信的筆跡上看，大家認不出是誰寫的。後來，學校找來了管人事的幹部，人事幹部看到了信封，一下子認出，“這是張靜芬的字嘛！”
“在信封我沒有寫‘怪字’，我覺得如果信封上也寫‘怪字’，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不會讓人覺得奇怪嗎？反而就把這信給抄走了。”張靜芬承認。
這位當時30多歲的女教師，一邊戴手套掩蓋自己的指紋、用左手寫信以防暴露筆跡，一邊卻又在信封上留下自己的真實筆體——她真不知道，她曾經跟怎樣巨大的危險擦身而過。
所幸，1970年代初期，文革還沒有結束，但是一些冤案錯案已經開始在內部平反了。張靜芬的“暴露”才沒有給她帶來滅頂之災。
“我真不知道她當時是這樣寫的信，這簡直人命攸關！”張靜芬的老伴說。“你如果知道，會阻止她寫嗎？”“至少也得偽裝得好一點啊！”
“我是覺得我隻有寫了這信心裏才安一些。做了我應該做的事。”張靜芬說，“她與我沒有什麽私交，也沒有特別有恩於我。但是她是我多年的領導和同事， 我應該有這種同情心，有這種辨別是非的能力。記得當年給學生講過文天祥《正氣歌》：‘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就是這個意思。”
這麽多年，張靜芬一直以她的學校為榮。“我覺得我們學校的一個高中畢業生，可以等於一個大學畢業生。畢業以後做文科做理工科的工作，任何工作都能拿得起來。我可以自豪地說這句話。”
張靜芬記得，有一年，當國家說需要地質方麵的人才時，她們學校畢業的學生幾乎有一半都報名地質專業的院校。“她們多麽地愛國啊！”
但是，這樣愛國的優秀女生，為什麽到了文革中會爆發出那樣野蠻殘忍的獸性？
“我也覺得莫名其妙。”張靜芬沒法理解，在那種非此即彼的革命原則教育下長大的少女們，從革命者到害人者，轉變得如此輕易。
張靜芬的匿名信原件（第一頁）。寫於1966年8月8日。
"有一年，當國家說需要地質方麵的人才時，她們學校畢業的學生幾乎有一半都報名地質專業的院校。“她們多麽地愛國啊！”"
這個做法，其實和打死女校長是源於同一個價值觀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在國家利益麵前不值一提。所以，在“國家利益”的帽子下，個人就像個小螞蟻，可以隨時隨地被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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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文革時期眾多科學家被迫害的同時繼續為國家研究科學技術，現在居然有人歌頌毛時代的科技發展，完全忽略文革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像狗一樣的生活。
這個做法，其實和打死女校長是源於同一個價值觀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在國家利益麵前不值一提。所以，在“國家利益”的帽子下，個人就像個小螞蟻，可以隨時隨地被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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