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爭吵的第二天,我下班後直奔西單商場附近的照相館。一進門就感到異常:不少小青年在館裏東張西望,好像很悠閑,他們的樣子就像“四·五”前在廣場上到處可見的半大小子。櫃台後麵站著幾個陌生人。我來到櫃台取膠卷,陌生人答道:“設備壞了,明天來。”出來後聽人說,這些人是工人民兵。二赴照相館,還是有“悠閑”的小青年和陌生的民兵,還是“設備壞了,明天來”。
三赴照相館,仍然有“悠閑”的小青年和已經不陌生的民兵,這次,設備沒壞,民兵按照我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我的膠卷,居然給了我!我不敢相信自己會有好運,說不定是曝光的,我離開櫃台,打開膠卷,對著光察看。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一張張底片記錄的是多麽熟悉情景啊。我審視著每一張底片,忘記自己還在照相館,直到我聽到後麵有小聲議論:“快來看,有人取出來了,我們也去取······”我回頭一看,兩個小青年站在我身後。原來這些男孩子和我一樣來取膠卷,碰了壁,不甘心,在那等待、觀望。至於為什麽膠卷沒有被損、還讓取出來,一直是個謎。
我收好膠卷立刻往家趕,為了防止被跟蹤,我到西單食品商場和西單商場轉了幾圈,然後突然登上一輛恰好過路的公交車回家。到家把膠卷收好,自以為萬事大吉,立馬往裏院李家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小毛姐。我太激動了,還沒進她家門就開始喊:“膠卷取出來了!取出來了!”
當時正值追查、鎮壓的風頭,我和小毛姐商量,等風頭過去之後,就去買顯影粉、定影粉等印照片的材料。之後的一天下班回家,當我進入胡同的拐彎處,遠遠地看到我們四合院門口的大石階上站著兩個人,是外婆和小毛姐的媽媽李大媽,她們焦急地向我這邊張望。這兩人都不是愛看熱鬧的人,外婆深居簡出,李大媽帶著小外孫女。小女孩是她大女兒夫婦的,這對夫婦是北醫的高材生,文革初期畢業分到遙遠的青海地質隊工作,那裏生活條件艱苦,政治氣氛淡薄,人際關係單純,夫婦倆覺得那裏並不比在大城市差,隻是不忍心讓年幼的孩子跟著受苦,逐將孩子送到北京撫養。
外婆眉心那道豎紋很深:“你可回來了!出事了!”
“怎麽啦?”我吃驚地問。
“我去後麵給你媽打過電話了······回家說······”外婆又說,“後麵”指經營公用電話的老頭家。
這時,急性子的李大媽早已等不及了:“小李子傳你們!”
“肇事”相機
“小李子”從年輕時就在我們那片當民警,這時已經三十多歲了,仍然被老居民們稱為“小李子”,平時與居民關係挺好,常到胡同各院走動。
我們進屋後,外婆捂著胸口說急得心口疼,緩了一會兒才告訴我,“小李子”來過,找我和小毛姐,因為我們都不在家,就留下話,讓我們下班後務必去派出所。我立即想到,這可能與膠卷有關。
李大媽繼續站在院門口等小毛姐。小毛姐後來回憶說,她還沒下自行車,李大媽就衝她喊:“小李子傳你們!”小毛姐以為警察在院子裏等著抓她,就說:“那我在外麵躲躲!”當她得知是傳我們倆,她也想到膠卷,便回來與我商量對策。
媽媽回來了,十分鎮靜,沒責怪我添麻煩,我甚至感覺她有些興奮。她先安慰外婆和李大媽:“不要緊,我們對付得了。”媽媽的策略是,(1)為了對付可能的抄家搜查,先燒掉抄寫的詩文,因為裏麵有很多“滅妖”的內容;(2)我們空手去派出所,而不是不打自招地把膠卷帶去,如果他要膠卷再回來取;(3)承認去了天安門廣場和拍了照,不承認抄了詩文,聲明是去悼念總理、不知道是“反革命事件”等等。
於是,我們分別在各自家裏把在天安門廣場抄寫的詩文燒了,然後我們出門去派出所。路過西單商場時,小毛姐說:“咱們著什麽急呀?先逛逛商場。”於是我們進了西單商場。逛了一圈,小毛姐又說要給她大姐的孩子買玩具。我們來到玩具櫃台,小毛姐那天特別挑剔,好像商品多得琳琅滿目。買完玩具,再也想不出更多拖延的理由,我們便拿著玩具去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精明幹練的李民警看到我們立即說:“我認識你們,你(指小毛姐)是XXX的老閨女,你(指我)爸是XXX。”真是一位很專業的片警。他專注地看了看小毛姐手中的東西,說:
“咱們不多耽誤功夫,打開天窗說亮話,去天安門廣場了嗎?”我們承認了。
“照相了嗎?”我們也承認了。
“膠卷呢?”
“在家。”我答。
“回家拿來交給我。”
“為什麽?”我問。
“看來你們是深受蒙蔽了。”於是李民警滔滔不絕地對我們進行教育:有人利用人民悼念總理發動了反革命事件,雲雲。我們站著聽完他的訓話,被告知立刻回家取膠卷,不管多晚他都在派出所等著。我還是不甘心:
“既然照的都是反革命的東西,我們自己在家銷毀不成嗎?反正你們拿去也沒用。”
李民警對這個問題沒有準備,他遲疑了一陣,之後恢複了民警的威風,用很權威的口氣說:
“我們收集這些當反麵教材,將來教育人民······”然後,又催促我們回家取膠卷。
我們回家取了膠卷,又返回派出所交給“小李子”,他一聲“沒事了”,息事寧人。我們覺得李民警也是迫不得已,他沒有氣勢洶洶、居高臨下地對待我們,也沒有通知我們各自的單位。
回家的路上,我們互問:“小李子”是如何知道的?我覺得如果是照相館告密,不會牽連小毛姐,而且衝洗底片不填寫住址,隻有日期、姓名和膠卷類型。問題就出現在我們的四合院裏!
我們的四合院有三個小院,中院和外院各住兩家,包括我們家住在中院,那三家人不知情,問題應該出在裏院。裏院很擠,住三家:李家朝南,王家朝北對著李家,劉家朝西挨著李家,劉家與王家中間是公用廁所。我們判斷是劉阿姨聽到我那天的喊聲,知道了實情並告了密。我媽和李大媽也不約而同得出同樣的結論,在一個小小的空間為鄰多年,又曾在一個單位工作,鄰裏之間相互頗為了解。
幾天後,小毛姐叫我晚上去她家唱革命歌曲,還笑著說:“讓她告革命歌去!”乘著劉家還亮著燈,我們唱起《長征組歌》中的《告別》:
“紅旗飄,軍號響。子弟兵,別故鄉。······”
唱到最後兩句,我們拉大嗓門:
“革命一定要勝利,敵人終將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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