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讀書、音樂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過了新年，我們麵臨畢業分配、參加工作，即將成為自食其力的產業工人。然而，這是風雲變幻的一年，我們成了一係列曆史事件的親曆者和見證人。1976年的事太多了，有人說：但凡有大變，就有大事頻發。本集和以下幾集僅提及一些親身經曆，而不是描述這些大事的整個過程和前因後果。
一月9日一早，我和父母像往常一樣起床、準備上班上學，對麵的鄰居家像往常一樣大開著收音機。突然，一陣哀樂從鄰居家傳出。媽媽一激靈：“可別是總理，快開收音機！”於是我家也回蕩起哀樂，隨即我們得知是周總理去世了。媽媽扶著裏屋至中屋的門框大哭，把我嚇壞了，她一直教育我要堅強，小時候跌跤都不讓哭，以前從未見過她流淚。再看我爸，他耷拉著頭呆呆地坐著。父母這個樣子讓我感到惶惶不安。
11日是星期日，聽說人們在向長安街聚集，因為總理的遺體要送往八寶山火化，靈車會經過長安街。我和小毛姐騎著車向西單趕，一路上看到不少同行的人戴著黑紗或小白花。到了西單，街道兩邊已經站了好幾層人，大部分是表情嚴峻的中年人，他們以久經磨難曆練出來的沉默，引領著現場的氣氛。從外表看，主要參與者是工人和知識分子，有少量解放軍和農民；看不出他們的階級成分、家庭出身。人們在凜冽的寒風中耐心地等待，連小孩兒也不哭不鬧。當靈車緩緩駛過，人們或脫帽敬禮、或鞠躬，眼裏含著淚花。同一時間，我媽在六部口辦事，也加入了“十裏長街送總理”的行列。
靈車帶走的是人們心中最後的希望。早在周逝世前，他與王張江姚的矛盾幾乎公開化，批“周公”、“大儒”明顯是劍指總理。因為要靠他治理國家，對他隻好打而不倒。多數人認為，周盡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文革的禍害。現在他走了，留下絕望的人民、破碎的山河。
之後的幾天裏，人們自發地向天安門廣場聚集悼念總理。第一天晚上，我隨我媽和她的朋友前去紀念碑下默哀。人越聚越多，默哀後在樹上掛上小白花。接下來的幾天，我與朋友們每天放學都去天安門，在廣場上流連忘返，幾乎至深夜才回家。每天都有人群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花圈越做越大、越精致，還有各種表達悼念的挽聯、標語、條幅，工廠的工人們抬著巨大的金屬花圈，從工廠一直走到天安門廣場。最後一天，紀念碑下已經是一片白色的花海。我拿著家裏的相機，將這一幕幕曆史畫麵 記錄在膠卷裏。就在那天的後半夜裏，一陣妖風卷走了所有的花圈、挽聯、樹上的小白花。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隻能招致更強烈的不滿和反抗。
（照片來自網絡https://www.sohu.com/a/206741513_824814）
同學們在學校裏交換所見所聞和照片，朋友捷喜歡我的照片，說她哥最近正好在北京，他們可以在家放大照片，我們商定第二天周日她到我家取膠卷。第二天，捷來取膠卷，我把膠卷裏三層外三層包好交給她。捷前腳剛走，我後腳就去家附近的郵局，迫不及待地把所有照片分別寄給外地的朋友們。第二天在學校，愛說愛笑的捷出奇的安靜，回避我的目光。後來她自己忍不住告訴我，頭天離開我家時，她把膠卷放在錢包裏，本來就裝有一張公交車月票的錢包由此變得鼓囊囊的。那時女學生沒有坤包什麽的，沒帶書包的她把錢包放在大衣兜裏，在公交車上不幸被偷走。這卷珍貴的記錄沒了，我竟沒留下一張照片，很是遺憾，也為我的“四·五”經曆埋下了伏筆。
生活暫時回歸平靜。大約是一月底春節前後，我們畢業分配的名單公布了，我與捷及兩名男生一起被分到北京市最遠的石景山郵電局。因為石景山很偏遠，被稱為“北京郵電局的西伯利亞”。可我沒有被“流放”的感覺，有好朋友捷在一起，我沒有絲毫的失落感，而且我知道有人天天去首鋼上班，郵電局就在首鋼附近的金頂街。
石景山郵電局電報班來了四個生龍活虎的年輕人，一下子熱鬧起來。我們來到單位報到時，內勤（營業和收發報）隻有四人，袁師傅營業，副班長和一位老大哥師傅收發報，班長兼做營業和收發報，外勤是古師傅和兩個小夥子，同事們都很善良，對我們關愛有加。
班長和副班長都是複員軍人，非常能幹，如果不是當兵、提幹、轉業，他們仍然生活在艱苦的農村。班長的老婆孩子在農村，因為沒有北京戶口，班長隻有在探親假時與家庭團圓。班長不大說話，很熱心幫助顧客。營業是通過與顧客溝通，看懂他們寫的字、注明不清楚的字、改正錯別字，然後按照每字（電文加地址）3分錢收費。石景山地處城鄉交界，平均文化程度與經濟條件和地理位置相對應，常有顧客寫的字“四不像”，根本查不到相應的電碼。這時不得不把人家的私事問個底朝天，方能明白他們要寫的內容。有時要幫顧客重新擬寫電文，字要達意，還要簡略省錢。每當班長遇到自行造字的顧客，他總是調侃地問：“您是不是‘文字改革委員會’的？”
副班長是一位高大的山東人，臉上總是泛著和善的笑容。他娶了石景山本地姑娘，成了當地人的入贅女婿。副班長特愛說話，對天文地理、文史音樂都感興趣，大膽議論國事，來後沒多久我覺得自己也會說山東話了。女中年袁師傅人特別好，對我和捷很照顧，安排我們上8-5的班，這期間雖然業務量相對大，卻可以早回家。和氣的老大哥師傅唯一的期盼，就是有朝一日調到城裏離家近的地方，我們來後人手多了，距他的目標更近了。外勤的古師傅是電報班的黨支部書記，是個話語不多的大好人，很少看到他們四人（兩位班長、袁、古師傅）的黨支部活動。
我大概是在畢業前入的團，具體過程竟被我遺忘殆盡，一定是即無大喜也無大悲。我的好朋友們大都進校時就是團員，因為我們相處很好，沒有讓我有絲毫的自卑感，因而入團前後沒有反差，當然不排除是她們把我拉進了團。電報班原來沒有團支部，現在增加了四名團員，成立了我們自己的團支部。外勤的一位小夥子任書記，這是一位讀過很多書的青年，他很少召集活動，活動也是高談闊論，談書和時局，氣氛熱烈、自由。
這裏的業務量相對少，隻有一條線路收發電報，分時使用一台電傳機，而城裏的郵電局至少有收、發兩條線路。除此之外，業務流程和標準與其他地方一樣。電報原文交給發報員發到六部口的電報大樓，從那裏再轉到全國各地目的地郵電局。發報期間電文都打在紙上收為底稿，校對將底稿與原文進行比較，查出錯要向電報大樓發專電糾正。隻要我局沒在發報，如果有我局的電報，電報大樓朝我們局發的電報，被同一台電傳機接收、打印。我們將電報紙撕下譯報，譯好的電報經過校對後，交予外勤人員，穿著一身綠色製服的外勤，立即騎著摩托車呼嘯而出。
日常的電報基本上是首鋼的公務，與唐山的業務電報挺多，因為首鋼的鐵礦石由唐山提供。首鋼的大煙囪每日排出大量的煙塵和霧霾，使得白色衣服下班後幾乎成灰色的，而且越撣越灰，必須無接觸地抖。臉、鼻孔和頭發都有粉塵，擦汗能把自己擦成個大花臉。那時不知道PM2.5及其對健康的危害，更不知道拒絕“服霧”是我們的權利。
石景山遠離都市的喧囂，沒有政治上的“緊跟”，人際關係簡單。實習期間，城裏大郵局複雜的人際關係、勾心鬥角，常使夾在中間的我們不知所措，我一度很悲觀，想到在這樣的環境幹到中年，十分沮喪。幸運的是，我在石景山這樣自由、寬鬆、簡單的環境中，度過動蕩的1976和轉型的1977。
現在的石景山金頂街郵局，天空湛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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