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讀書、音樂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1975年春節過後郵校開學，我和我的朋友們都分到了電信班學打電報（該業務已經消失），其他專業的同學嘲笑我們是“電報局的小姐們都昏過去了”（《列寧在十月》台詞），連男生也順帶被“昏過去了”。我們班女生多，有少數男生，因為電報是24小時業務，需要男生值夜班。
我們學習語文、英文、複習漢語拚音（用於電報中的地名）、練習英文打字、背電碼。那時的電報用電傳打字機經有線電傳輸，電碼是四個數字組成一個中文字。一個合格的電報員每分鍾至少打80個中文字。練習快速打電報很簡單，隻要節奏均勻、由慢而快即可。除此之外，還需要熟記電碼。為了背電碼，我練就了對數組“照相”般的記憶能力，隻要看一眼即記住（現在退化了）。雖然是明碼，這功夫成了我們在“四·五”期間，在公交車上、打公用電話時使用的秘語。
學習太簡單，精力太過剩。我們在夏日的早上騎車到八一湖遊泳；冬天的早上參加長跑，用鼻子吸氣居然治好了我多年的鼻炎。在家時學廣播英語、練手風琴，周日看科普讀物。手風琴是我爸被“解放”、補發了挨整時扣除的工資後買的，是一個48貝斯的小琴。因為生產力低下，等了7、8個月才買到，有個琴鍵因製造缺陷發顫音，可是能擁有一架手風琴，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我爸同事的親戚、一位專業手風琴手，不定期到我家授課，都是練習曲和舊音樂、舊歌曲，從來沒教過流行的革命歌曲。那時這些歌不得人心，不僅頻繁地在大喇叭裏騷擾人民，還令人聯想到文革初期的批鬥會、打砸搶。稍有點基本技能後，我便自己配指法與和弦，拉自己喜歡的舊歌曲（第7集曾提及），雖然很不專業，自娛自樂足矣。
一天，一位老師得知我在學手風琴，讓我和一位正學小提琴的男生合作，一起準備文藝節目，說這是上麵讓搞的“政治任務”。我學琴純屬自由愛好，不自認為是“文藝活動積極分子”；再說我根本不學流行的革命歌曲，咋“政治”呀？我對老師說：“我不行，還沒學好呢。”這也是實情。老師卻不以為然，說要“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毛語錄）。看我還是不情願，老師不太高興了：“你這麽膽小將來幹不成大事！”想想這位老師平時對學生挺好，為了不為難老師，隻好為難自己。
拉小提琴的那位男生勇是駕駛專業的學生，駕駛班幾乎全是男生，他們將來的工作是從市郵政總局將郵件用大卡車拉送到各個分局，他們不僅學習駕駛，還學修車。勇與眾不同，極不合群，尤其是在開全校大會傳達什麽指示或批這批那的時候，他總是孤傲地坐在最後，把腳放在前麵的椅背上，一副“舉世混濁、唯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樣子。據說他爸是老紅軍，他媽是大學生，比老紅軍年輕很多，有個聾啞的姐姐，他作為家中唯一健康的孩子留城上技校。他沒有朋友、似乎很享受孤獨。讓我和一個孤僻的老紅軍後代搞文藝？不是亂彈琴才怪呢！
合作的第一天，下午放學後，我提著琴磨磨蹭蹭地走進老師為我們安排的空教室，勇已經端坐在裏麵等候了，見到我來，他麵帶微笑、彬彬有禮地站起來打招呼，這讓我對他的印象有所改善。剛坐定，勇便聲明他從來不拉革命歌曲，把當時流行的幾首歌挨個譏諷了一遍，說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首歌時，勇說：“那就是一個喊歌。”我脫口而出：“我也不喜歡這類歌，從來沒練過。”至此，我對他的印象大為改觀。
勇打開了話匣子，言辭激烈地抨擊時局，說目前的“政治是明擺的愚蠢，還不讓說·····沒有自由的文藝就像沒有空氣令人窒息······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文化、反文明······”，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勢！文革後期，老九們開始串聯，分享小道消息、政治笑話，分擔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憂慮。那時我爸在北京借調，我媽在北京科技出版社工作，常有親戚和父母的朋友們來訪，他們對運動心懷恐懼，總是低聲地談論，用詞謹慎，還警告我別說出去。聽到勇這樣直截了當地反文革，感覺特別痛快、解氣！
勇接著說，在家根本無法談論這些，因為他們父子倆政見相左、說話即爭吵。勇說老頭是個頭腦僵化的老頑固，在家搞獨裁，家裏氣氛沉悶、壓抑，隻有拉琴才能讓他擺脫現實。看來勇是個獨立思考的青年，不被家人理解、又不能公開表達自己的思想使他很痛苦。我覺得勇並不是喜歡孤獨，而是沒有知音。令我不解的是，我們互相並不了解，何以信任我？顯然他沒有吃過以言治罪的苦頭。盡管他爸是老革命，如果被人告發、再上綱上線，還是可以整得他吃不了兜著走，告密、踩著別人向上爬的大有人在。我提醒他小心隔壁有耳、說話看人。
如同當時很多青年一樣，勇自學小提琴、五線譜。他拉了幾段練習曲，又拉了幾段古典音樂。我覺得勇拉得很好，樂曲時而悠揚、時而深沉，與“喊歌”相比，宛如天籟之音。我說：“這麽優美的音樂一定是‘無標題音樂’。”提起批“無標題音樂”，我們氣不打一處來，批的人好歹聽過，可我們連聽的機會都沒有！史沫特萊（美國左派記者）曾在延安采訪朱德並為他寫下傳記《偉大的道路》，其中提到朱德對西方古典音樂的喜愛。他留學德國時，常在柏林的音樂廳流連忘返。他的朋友孫炳文很不理解地嘟囔了幾句，朱德幾天沒理他。這音樂究竟有什麽神奇的力量，使這位四川農民出身的一介武夫聽得如癡如醉？我對此很著迷、向往，卻苦於聽不到。
輪到我拉琴了，我先拉了練習曲和老師教我的《少女波爾卡》，然後拉了自己配曲的舊歌曲。勇很喜歡，那時能聽到的這類歌曲太少了，我這“三腳貓”的水平受到讚許實不足為奇。第一次合作結束了，我們都很愉快，盼望著下一次合作。回到家一拍大腿，忘記商討演出節目的事。
第二次合作我緊趕慢趕，還是在勇之後到達教室。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無拘無束，勇照例先抨擊他爸和時局，我給他講了《父與子》（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寫於19世紀中葉）的故事梗概，巴紮羅夫是個虛無主義者，為此與老一輩產生的衝突是故事的主線。我覺得，如果將“虛無”重新定義為否定現實的一種形式，這個“頭銜”很適合勇。接著我們相繼演奏、談論各自喜愛的音樂、歌曲。到結束時，還是沒有商討演出節目的事，我就像個發誓戒煙的人：“下次！”
到了“下次”，還是“下次”，誰也不願意讓“政治任務”攪合了我們的好時光。勇總是和善地微笑著，能看出他很珍惜這難得的暢談、演奏和欣賞音樂的機會。那時不會也不敢談情說愛，但仍然有好事者進來查看，對此我們有所防備，以至來者聽到的是不和諧的琴聲，看到的是兩個很嚴肅、無辜的書呆子，宣稱在努力完成老師布置的“政治”任務。
終於沒有“下次”了。我們商定絕對不演“喊歌”之類的流行革命歌曲，無言地抵抗當前的“政治”。我們找了幾個練習曲，以水平有限為理由，在各班表演一下交差，反正老師也沒有規定具體的節目。遺憾的是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機會也隨之減少。第二年畢業後，勇幾次開著大解放，去我工作的地方等我下班、順帶捎我回家。可是這剛剛萌芽的感情，即被曆史的大風大浪淹沒。然而，這短暫的時光，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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