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機》（十一）

到了目的地，縣委領導迅即接見程之朗等人。他們表示，中央的指示堅決執行，一切要求都可照辦。有什麽需要，請縣委統戰部長轉告就行。臨了，縣委書記對之朗說，“小程同誌請到賓館休息一下。我們幾個再具體研議研議。” “我不累。不用休息。” “不要客氣。這裏是你的祖籍。到了這裏，就是回家。晚上就在那兒歇夜。行李已經替你送過去了。還有，有一個人，一位同誌，想跟你見見麵。他一會兒就到。請在賓館等他一下。” 程之朗點點頭。多年的幹部生涯，使他慣於不多一句嘴不發一個問。 他到達賓館，幾位女服務員熱情招待。她們交替以悅耳的普通話和淳樸的家鄉語跟他交談，使他驚異和高興。小時候在家裏，程家使用的是混雜著上海口音的家鄉話；進大學後，之朗就隻講普通話了。結婚之後，因為妻家原籍安徽，他們也就一概以普通話為家庭語言，不過兩個小孩卻能講一口地道的上海話。驟聞鄉音，程之朗感到一種久違的溫情和說不出來的快慰。女孩子們已經知道他是本籍人士，同時也知道他是上海來的幹部以及縣委的貴客。她們把他帶到一個臨江的三樓套房，那是附帶豪華的會客室、精致的小廚房、奢侈的盥洗室的特級貴賓單元。程之朗出差去過全國各地，也算見過不小的世麵，但一個縣城竟有如此講究典雅的賓館，卻使他非常意外。 他洗罷臉，一位年輕女服務員端來茶具和煙具。茶是上等的廬山雲霧，煙是金裝的硬盒中華。他呷了一口茶，點上一支煙，把雙腿伸直，雙腳擱在茶幾上。這種規格的物質待遇，他早已慣享慣受了。 他不知道他們把自己領到家鄉來究竟為了什麽。因為一路上同行的三人絕口未提有關這次出差的一切話題。 程之朗曾經來過家鄉。那是兒時的事了。記憶已經相當模糊。當時覺得鄉下處處好玩事事新鮮，魅力無窮；對二、三天的行程安排極其不滿，跟幾個曬得墨黑的鄉親小孩依依難舍。他隻想得起來祖宅周圍繞有一條寬闊的河溝，房子東麵、西麵、北麵三側跟宅溝之間長滿茂密的竹林，沿溝則有非常大的桃樹、柿子樹。宅溝的水不髒，也並不很清，鄉下小孩把短褲一脫，光著屁股“撲通”一聲就跳進溝裏像 魚似地遊開去了，把之朗羨慕得恨不得也做個鄉下人。父親嚴禁他們下水。母親則無所謂，隻是跟著父親說話。父親講過，他小時候也短褲一脫“撲通”一聲跳下水去的，但是如今他卻說河水裏微生物和細 菌太多，不能遊泳。可見人一做了統治者，就用另外一套標準對待被他們統治的人了。程之朗想，那時我很恨父親，但現在，我也不會準許孩子們跳下河去遊泳的。事理相同，代代重複。他想，現在的鄉下 ，一定更美更有趣了。這麽多年，我怎麽從來沒有想到過回鄉看看呢？不過，這麽多年來，人們對鄉下、農村，印象是好不到哪裏去的。下放，是到鄉下；右派改造，也到鄉下；流放，是到很遠很遠的鄉下 ；知青上山下鄉，也是去鄉下。五七幹校，也在鄉下。有了什麽問題差錯，吊銷城市戶口，趕去鄉下安家。劉少奇後來要求毛主席讓自己去鄉下種田都不蒙允準，接著就給弄死了。可見，在這個國家，鄉下 是最低一層。甚至可以說，離活罪死罪不遠。城裏的人，落難就給攆到農村去；而鄉民農村戶口，想要進城，就不啻難於上青天了。因此，遣送農村，是每一個市民所最畏懼的噩夢和厄運。 自己怎麽可能想到去鄉下旅行或探望呢？ 一個女服務員從門口探進頭來。她怯怯地有禮地含笑問道，“歇好了嗎？” 程之朗仿佛從神遊中驚醒。他連忙放下雙腿，把煙捺滅在瓷缸裏，又潭潭身上的煙灰。“很好，很好。精神恢複了。徹底恢複。” “那麽，能不能請到大客廳來？有人等你。” 之朗跟著她走到客廳。隻見那裏陳設奢華，布置精雅，到處盆樹鮮花。一麵牆上掛滿本籍出身的高官名人的題詞，旁邊的鏡櫥裏擺滿本縣曆年所獲的各種全國性獎狀獎杯。另一麵牆上，則是名家的巨幅山水國畫。在客廳一隅，幾對大沙發在鮮花簇擁中擺成半環形狀，沙 發前麵，是放滿茶具煙具水果糖果的長形茶幾。 一個看上去滿臉機警的男人坐在沙發中央。他的頭發已經花白。 程之朗進門以後，一眼就看到了這人。 他定睛看去，不記得曾在什麽地方見過此人。 那人坐在沙發裏沒有動彈。他也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之朗。 ----無非是什麽有關單位的負責人。 ----決不是自己的大舅。大舅不會這麽年輕。而且，衣穿裝束也不會這樣。再說，他的行程還沒確定。 ----不是張家姨夫。他是臉無四兩肉的瘦子。他也不會到這裏來等著見我。 ----奇怪的是，這人怎麽用著這樣的眼光看我。而且，不動彈，也不開口。 ----不管怎樣，他在等著見我。我應當主動招呼他。 之朗慢步向那人走去。他的遲緩，表明他內心的狐疑和不解。 之朗走到沙發跟前，那人才慢慢站起。 之朗先伸手過去。“我是程之朗。您----” 那人沒有伸手去握之朗的手。他側過頭，用一種含義非常複雜非常費解的眼光斜眼打量之朗。 之朗窘迫了。他那伸出去的右手無力地垂下。這時，那人突然抓住那手，把之朗嚇了一跳。 “大弟弟？”那人說。 之朗猝然一驚。隻覺頭腦又開始昏眩起來。 ----除了家人，長輩，沒有誰這樣叫我。而且，這個稱呼已經二十多年不曾聽到過了。 ----聲音是這麽的遙遠，又像是這麽的熟悉。 程之朗充滿驚詫，充滿疑問。他的內心活動全部顯露在他的臉上、眼中。 那人仍不說話。但他的眼神已經活潑起來，生動起來，似乎有一種神秘，加上一種惡作劇的意味。 他看出之朗好像已經受不了這種秘而不宣的折磨，便放開之朗的手，突然彎下腰去，把自己的右腿褲管向上提拉，直至膝蓋。他伸出右腿，讓之朗看腿上的一塊燒灼傷痕。由於是深度燒傷，那塊疤痕皮膚很不平整，而且不長汗毛，中間還發亮，在毛茸茸的小腿一側，像臥在草叢中的一塊玉石。 之朗即刻想起，自己七、八歲時，大年初一夜晚放焰火，跟弟弟兩人異想天開，把一根可以把火球直送幾十公尺高的“九龍”的長長 的尾梗斬去，隻留一寸左右，把它平放在地上，然後點火。不料藥線 燃盡之後，這九龍由於並不朝上而且沒有了尾梗，不能筆直上升，便貼著地麵以驚人的速度和力量不規則地亂跳亂竄，一下子竄進了一個人的褲管裏去，在裏麵猛地爆炸，把他的褲腿整個兒燒了起來。 對闖下的這個大禍，程之朗終生難忘。 “銀升！”之朗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這樣大驚小怪和大聲叫嚷過。“銀升！是你？你是銀升？太意外了！有幾十年了吧。你讓我看這傷疤 ，真聰明呀！不然，我怎麽想得起來是誰！” 對方這才顯露笑容。一種很由衷很溫情的笑容。 由於之朗叫得太響，兩個服務員來看究竟了。 銀升對她們一揮手，她們吐了吐舌頭，避走開去。銀升走去關上了滑槽拉門。 兩個人足足談了三個小時。 沒有人來打攪他們。也沒有人來提醒他們已到晚餐時分。 程之朗的經曆我們已經大致了解。 謝迎勝十八年來----打從一九六一年他以某省公安廳副處長身份去大西北戈壁灘尋訪程家下落以後----的遭逢，我們就不清楚了。 當年，他懷著複雜的心情從大西北失望而歸。處長阿金勸他死了 這條心，別再沉浸在喪失階級立場的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情緒中不能自拔。金處長說，“你我生死之交，講話不打官腔。程家俞家，待你再 好，總不是親生爺娘。他們落難，不是我們踩的坑的，良心上就對得起天對得起地。現在是啥社會？我們是啥身份？多吃多占玩弄女性是犯錯誤，但叫做‘生活錯誤’，改了照樣是好同誌。在階級立場上政治路線上出問題，就戴‘反革命’帽子了。這頂帽子一上頭，什麽人都別想翻身啦。再說，我們是公安戰士，是專政工具，是對付敵人的刀把子。別說是對付敵人，哪怕是切肉砍柴，刀鏽了純了缺口子了就不好用了就進爐重化了。我們是捏在人家手裏的刀，人家愛砍誰咱就得往誰的頭上去，就是咱們的親爺娘嫡弟兄，也照去不誤。這就叫做紀律，叫做黨性。革命和政治，本來就是殘酷的事情，心腸軟了不行。現在不比舊社會，這個行業不對路，就改行做別的。城市裏混不下去，就回鄉下種田，有你的一份自由。現在，你能不幹嗎？你能不積極幹嗎？不想幹，就是反動，就是背叛；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沒有別的。對你，我不打算這樣看；對別人，哼，我不會客氣。要革命，就黑了心、死了心、鐵了心一條直路走到底。不然，你就乾脆不要下這個水濕這個腳。以後，我再也不想聽到看到你的這種表現了。這是最後一次。你要再這樣那樣，我就要向黨組匯報了。我把醜話說在頭裏。我不搞你的小動作。要搞就搞大動作。我一動手指頭，你小子就完了。聽到沒有？” 謝迎勝唯唯諾諾，低頭認錯。這個阿金，他是深知的。其人黨性之強，立場之穩，骨頭之硬，手段之辣，是上下左右眾所周知的。對迎勝，他網開一麵，因為迎勝是他發展進革命隊伍來的，他一直把姓謝的當小老弟似的帶著拉著；他一向把迎勝的閃失看做是自己的責任，當然也把人家對迎勝的態度看成是對自己的態度。他不願意迎勝在革命立場的大節上出任何問題。但是，這人向不循私。他對迎勝，網開亦隻一麵而已；絕不一而再，再而三。 文化大革運動的降臨，對多數共產黨領導幹部來說，是一場莫明其妙突如其來的災殃。他們根本不知道它緣何而起，衝誰而來，想幹什麽。但是，不可逆轉的形勢猶如山倒。省委垮台，省公安廳長垮台 ，阿金和謝迎勝以及其他幾個處長統統被揪了出來，關了進去，立案審查，成了“自己的”政權的階下之囚。金、謝兩人在國民黨時代的坐牢經曆被翻出來當成叛變的證據。紅衛兵的專案調查工作做得不比 公安機關的專業人員遜色到哪裏去。他們拿到了證人的口供，證實阿金確曾承認散發共產黨傳單。這就是自首變節。文革的革命邏輯就是如此。至於阿金在獄中對黨的組織關係及同誌情況的堅不吐實，他們 就略而不提了。 阿金被公安廳內部的造反派與中學紅衛兵組成的聯合專案小組關押在公安廳的一個地下牢房裏。那是文革前關押海外派遣特務以及重罪現行反革命犯的地方。由於阿金本身是個審訊專家，專案小組用來對付他的手段加倍嚴酷。他們吊、打，疲勞審訊、饑餓折磨，無所不用其極。年輕的公安人員和學生紅衛兵無論如何也不相信，國民黨反動派會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放他出獄。“你倒說說看，你們抓到的犯人，有沒有隻關了幾個月，他什麽也不肯交代，就把他放了的事？”造反派們用譏嘲的口吻問他，這倒使這個地下黨出身的老革命語塞了。這提醒他認識了這樣一個事實：共產黨的專政刀子，不知比國民黨的要鋒利、殘酷多少倍；要是當年的國民黨警察局有我們的十份之一厲害，我們共產黨革命人士，就很難越發展越多了；我這個倔頭，就不可能活著出來了。但是，如何去向這些什麽也不懂的年輕人講清真相？ 阿金頑強對抗。他是不會低頭的。他更不可能承認什麽無中生有的變節背叛行為。他怎麽也想不到革了幾十年的命、革了無數反革命的命的自己，會碰上這檔子事。阿金不明白的是，今天，別人是革命造反派，自己已是叛徒反革命了。處在這個地位上而采用頑強對抗的姿態，他就危險了，完蛋了。阿金厲聲叫罵不屈硬挺四個多月，終於以五十九歲之齡，死在他自己掌管的監獄的最可怖的一間裏，被他畢生效忠的黨和政府宣布為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自絕於人民，畏罪自殺。” 謝迎勝的日子也不比他的老上級、老戰友、老阿哥好過到哪裏去。但是，他除了絕對不揭發阿金這一點之外，其他的方麵一概不對抗 。他承認自己坐過牢，但這是在參加革命以前。他承認跟阿金同過監，但說那時阿金並不認識自己，根本不會對自己說什麽。又說阿金是個“打死不開口，神仙難下手”的倔人、剛人，一貫神秘莫測，對自己從不說心裏話。這一點，專案組倒是不能不相信，因為跟他們自己獲得的直接印象完全一致。謝迎勝告訴審訊人員，自己坐國民黨的牢完全是冤案。牽涉的事是殺人嫌疑。而死者是當時供他吃住的一個美豔女子。“我為什麽要殺她？她一死，我頓時食宿都沒著落了。我真的指望她長命百歲哩。”他軟磨軟頂，婉轉解釋，嘻皮笑臉，抽象認罪，造反派一對他恨意不深，二對他毫無辦法。後來，造反派不知從哪裏搞到外調材料，證實那被殺的女人是個出生在中國的日本人，抗戰時期以歌女的身份做日軍的間諜，而她的被殺則是同黨的滅口。對謝迎勝的審查，就此放鬆。此外，對於謝與金的關係，他則不厭其詳 、繪聲繪色地敘述細節。從路上巧遇，阿金不認，自己跟隨他五、六哩路，到一個暗角，阿金如何一個“推月破雲”，接著一個“黑虎偷心”，差點把自己打死，自己一再苦求，阿金才答應替他“找找線索”，這才走上革命道路。他也承認替反動人物當車夫，但那是埋伏在 反動人物身邊做暗探，把他的一舉一動報告上級；直到解放前夕，自己被調到某位老總身邊做保衛工作----。提到這位老總，造反派們就不知如何辦才好了。因為老總的材料他們是不能搞的，而老總本人， 則似乎不像屬於毛主席革命司令部以外的人。謝迎勝看出對方的軟檔，馬上補充說，去老總身邊，還是靠了老金的介紹，是他帶我去的。他不知道，這時，阿金已經不在人世了。謝迎勝，以他的機靈勁、油 滑腔、牛皮糖態度，終於挺過熬過了人生的這個大劫。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