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讀書、音樂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夢斷教育街（完）
1974年放寒假前，我們初三畢業。春節後返校，想的全是升高中。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這一年開學又有了新的政策。那時我國沒有剩餘價值，有的是巨大的剩餘勞動力。前幾年幾乎全部的初中畢業生留城，目前城市不願再安置更多的青年。與此同時，技術工人極度缺乏，民眾對子女上山下鄉怨氣衝天。新政策試圖調和這諸多方麵的矛盾，允許家裏留一個孩子，並讓他們上技校學習手藝。與這一政策相對應的是，長期停課的各種技工學校紛紛從廢墟上站立起來，重整旗鼓，迎接文革後第一批學生。
返校的第一天玉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她被北京植物園技校錄取，“從此我就搞自然科學了！”令我十分羨慕，也為她高興。她說我也符合上技校的條件，因為我哥不在北京。學校通過家庭調查，將“家裏留一個”的孩子推薦給技工學校。
哥哥是北京70屆畢業生，因父親問題下鄉插隊當豬倌。他本是個淘氣包，農村使他迅速成熟，為貧下中農修理收音機、好生伺候生產隊的豬，掙得好評，1973年被推薦參加工農兵學員的文化考試。這是文革期間第一次大學入學文化考試，哥哥因有所準備（漫漫求學路之4），考得挺好，上大學卻一波三折。先是“零蛋事件”使招生工作暫停，後又因父親問題解決的材料沒到位，幾經折騰，最後被北大漢中分校錄取。“弼豬溫”搖身一變成了“當代英雄”，親友們奔走相告、前來祝賀。因為母親在合肥，親友們還幫助哥哥準備行裝。73年下半年某日，還帶有豬氣的哥哥，躊躇滿誌地蹬上了西去的列車。
就這樣，我順理成章成了“留一個”學生。我去打聽才得知我已經被北京郵政技校錄取，還未來得及通知我。我大失所望，負責人說：“郵政工人是產業工人，待遇好著呐！”我說：“我上高中，將來學自然科學。”負責人笑嗬嗬地說：“真傻！反正10天以後才報道，好好想想、和爸媽商量商量。”
因為有學生（大部分是“混球”）選擇不繼續讀高中、還有的上技校，高中學生人數比初中時少了約四分之一，班級重新組合。我被分到一個新班，過去整過我的班長（漫漫求學路7、8）沒和我分到一起，新班的班幹部很友好，班主任王老師很有名氣，因為他敢管“混球”、對他們十分嚴厲。這些都使我對未來充滿希望，第二天來到新班教室開始了高中學習。
我們教室的牆外是教育街胡同，通過兩扇高高的窗戶，能聽到胡同裏的動靜。當王老師開始講課不久，胡同裏發出一陣騷動，罵聲、重物撞擊教室牆壁造成的震蕩使我們不得不中斷上課。聽了一會明白了，這些罵街、砸教室牆的，都是王老師以前的初中班上的 “混球”，因為老師管他們很嚴厲，懷恨在心。現在他們放棄上高中，插隊分配還未開始，沒事幹又不上學，正好來個“破壞升級版”，報複王老師。
正當老師與班幹部們商量著對策，隻聽到“砰”的一聲，接著是玻璃破碎、掉落的聲音。我這才注意到自己剛好坐在教室後麵一扇窗戶下麵，我感到頭被碰了一下，像小時候大人給我洗頭時手指劃過我的頭皮。
同學們應聲回頭看，他們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臉上，表情由吃驚變恐懼；同時我感到一股溫熱的液體，沿著我的麵頰流淌。正在琢磨怎麽回事，不知誰喊了一聲：
“開瓢兒了！”
這話讓我想起胡同小孩打架時都是這麽互相威脅的：
“我把你腦袋砸開瓢兒！你信不？”
我驀地站起來，用手捂著血流不止的頭，從教室破門而出，向醫務室狂奔。醫務室在北校園，我從南校園最深處跑向大門、穿過胡同、進入北校園。這條路那天特別長，我不停地跑，不時用手抹去流過眼睛的血，血灑在我的衣服上、濺落在塵土飛揚的路上。
學校醫務室隻有一名軍隊轉業的醫務人員，是位善良、能幹的大媽，她總是驕傲地穿著過去的軍裝，對學生像媽媽一般疼愛，對“混球”經常恨鐵不成鋼地訓斥。見我頭破血流地跑來，訓練有素的大媽十分鎮靜、立刻進入狀態。她一邊嘟囔著“什麽世道”一邊利索地給我剪頭發、清理傷口直至縫合，然後把我的頭包紮得像一個傷兵，不愧是經過軍隊訓練的醫務人員。
當晚王老師帶著班幹部們來我家看望我。老師覺得愧疚，和藹地問長問短，我反倒不好意思，一再說“沒事兒” ，因為這也不是他的錯，而且我的確很皮實。老師又說我表現好，組織問題會迅速解決，他說的時候臉轉向班幹部，班幹部們會意地笑了笑。由於以前的遭遇，這番好意讓我感到不自在，這說明他看了我的材料，天知道那裏都寫了啥。更進一步說，我沒有刻意表現，這樣入團有什麽意思？是否還得寫違心的思想匯報？政治形勢和學校秩序每況愈下，各種運動中，教育領域總是首當其衝。
我曾經夢寐以求的高中和入團，在唾手可得之際，變得像天上的雲煙，飄過便不再留戀。而未知的人生旅途，卻散發著巨大的誘惑力。養傷的這幾天，我常想的是，已成為教師的簡·愛為什麽要離開孤兒院？年輕的心總是動蕩不安。
父母不在家，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自己做主。幾天後我冒雪去醫務室拆線，之後來到管技校的辦公室，告訴負責人我要去郵政技校報道，負責人還記得我，笑著說“這就對了，還是應該聽爸媽的”。多年後從母親的書信中得知，母親對我這一決定深感遺憾，還為此埋怨父親不管，可她從未與我提起過。
和王老師等道別後，我離開暖和的辦公室，來到漫天飛雪的室外，走出教育街，走上長安街，懷著好奇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人生旅程。
多年後我的女兒、兒子相繼高中畢業。老大畢業時，我隆重地祝賀她成為我們家第一位高中畢業生。我先生也隻讀到9年級，這是當時遼寧中學最高的年級。女兒說：“你和爸爸沒上高中也得到Ph.D，高中有那麽重要嗎？”
我不知如何作答。當年孩子他爸沒高中可讀，他符合留城招工的條件，卻自願選擇上山下鄉。我們無法知道自己的選擇正確與否，“···因為人隻能活一次。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檢驗哪種抉擇是好的，因為不存在任何比較”（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女兒以Cum Laude 畢業於私立女子高中。兒子上高中後幾乎一夜間完成從淘氣包到好學生的“華麗轉身”，畢業時是Top 3%的honor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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