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提到我放棄了唾手可得的高中和入團,按照通知來到當時郵政技校地址、萬壽路郵局報到。學生們很快熟悉起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形成一個個“小集團”(即現在的“朋友圈”)。領導致歡迎詞,說北京總局領導十分重視,要建新教室,教室建好前,送我們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1974年的早春,我們來到了郊區農村參加6-8個月的勞動。
縱觀我國曆史,應該說是農村拯救了革命拯救了黨。遠的“農村包圍城市”不提,建國後,為了保城市,大饑荒餓農村,發大水淹農村,地富反壞右、為修正主義服務17年的國家幹部、城市剩餘勞動力(知識青年)等等,統統送農村。連沒有教室這點問題,也扔給農村。廣袤的農村,是解決城市問題的唯一出路。
學校招了個複員軍人抓學生思想工作,是下鄉的帶隊老師。20多歲的複員軍人退伍時任排長,是位北京回民,長相極其英俊,令人不禁想起《道連·格雷的畫像》中的道連·格雷。這本書顛覆了傳統的“真善美”的概念,講述了“美”未必“真”、“善”的哲理。我暗罵自己,怎能將一個資產階級與革命複員軍人相提並論?前排長 “名草有主”,據說從農村回來後就要結婚了。他給我們的印象除了英俊就是厲害,給學生撂下狠話,他要像帶兵一樣,絕不姑息任何違反紀律的行為。
為了給我們安排住處,公社要各個大隊、小隊條件好的農民,盡可能地騰出有炕的房間,我們來後就住在老鄉為我們騰出的房裏。我們的房東把給兒子結婚準備的新房騰給我們住,很幹淨。我們有專門的夥房做飯,令要自己燒飯的插隊知青們即羨慕又嫉妒,說我們是“有期徒刑”,而他們被判“無期徒刑”。他們還製造了些“摩擦”事件,給我們使壞。好在“有期徒刑”家裏都或多或少有“無期徒刑”的哥哥姐姐,挺體諒他們,能忍就忍了,沒鬧大。
夏收前沒多少活,我們組在一位農民大媽帶領下,給花生田鬆土、除草。去花生地走大約一小時,去的時候連蹦帶跳,剛幹活就餓了,經常看太陽,上午太陽快到頭頂、下午太陽快到地平線的時候,就該收工吃飯了。我們用短柄鋤或跪或蹲、在全是白砂的花生田裏鬆土、除野草,效率很低下。然而,沒人在乎幹活的效率,倒是有人津津樂道地告訴我們,我們的帶隊大媽以前是妓女。
這給我們枯燥的勞動帶來些新鮮和刺激感,幹活時不看老陽看大媽。大媽衣著樸素、皮膚黝黑,臉上被風吹日曬劃得橫七豎八,和苦大仇深的老農民毫無二致。她的老公是位中醫,在村子裏挺受尊重,這也提高了她的地位,沒人敢當麵欺負她。背地裏,人們生怕我們不知道這些陳芝麻爛穀子。這種事傳得飛快,沒多久,有同學找借口好奇地前來觀看曆史的“活標本”,我則好奇地觀察同學們的表情,想知道他們受到了啥再教育。
同學們對“前妓女”很快失去了興趣,接下來要全力以赴對付前排長的嚴管。前排長不用幹活,他的工作是去各村各班各組巡視。他鷹一般的眼睛盯著學生看,目光仿佛能穿透你的五髒六腑,讓你感到有罪。盡管他十分英俊,你隻能老老實實,不敢亂看亂想。不久,傳出了特大消息,前排長抓了兩個“流氓”!傳話的驚得結結巴巴,半晌也說不清是哪兩個學生。
待弄清楚是哪兩個倒黴蛋,我們都震驚了,他們是學生中的政治精英。如果將學生的政治狀態比作一座遊輪,我們這些群眾是“三等艙”的,團員是“二等艙”,團員幹部是“一等艙”,團員幹部中要求入黨的是“特等艙”。 “一等艙”男女學生常因班級工作一起開會,“特等艙”的除了班級工作會,還有定期的政治學習。“特等艙”隻有兩、三名男生,一名女生,出事的就是這名女生和一名男生。
我們好奇地問,他們都幹啥了?答:前排長說“他們···似笑非笑來著”。說完,說的人和聽的人一樣,都是一臉懵懂。過幾天,透露出更多的細節:一次晚上學習後,兩位精英在回住處的路上,同行了一陣,經過河邊時,在楊柳樹下多逗留了一會,兩人微笑地交談,對前排長的跟蹤渾然不知。誰也說不清楚為何以“似笑非笑”定罪,或許如果兩人談論遠大革命理想,表情應該是嚴肅的;尤其是這位我們都不太熟悉的女生,她一直是表情嚴峻,目不斜視。他們在微笑,說明兩人沒有在談論遠大革命理想,一男一女不談革命還能談什麽?我聯想起在初三的經曆,噤若寒蟬,看見男生麵部肌肉立刻變得僵硬,因為不知如何掌握正確的表情。
前排長“抓奸”上癮,夏收很忙,不用幹體力活的他有的是時間和精力,又抓了一對。這兩個倒黴蛋是“一等艙”的,“涉事”女生是在學生中威望很高的英,她非常能幹,臉上總是掛著自信的微笑。她為人友好,具有親和力,同學們都喜歡她,包括“涉事”男生團員幹部,他倆很說得來。
我們的夏收工作是揚場,就是用木鍁把碾過的麥粒拋向空中,沉甸甸的麥粒垂直下落,輕飄飄的麥殼隨風飄走。為了趕工,學生們分組“連軸轉”。一天,“涉事”的兩位學生與另一位女生淩晨2、3點下工,一同往回走。走到女生住處時,男生表示太累了,問是否可以在她們的炕上休息一會?她們借住的老鄉家炕很大,其他的女生剛上工,於是兩位女生在一頭,男生在另一頭,和衣躺下。誰知清夢變夢魘,不知是誰告密,天剛亮,三人還在熟睡的時候,被前排長“抓”個正著。因為都知道英和那位男生說得來,“作風問題”的髒水就潑到了他倆的頭上。
同學們替他們感到冤枉,可是敢怒不敢言。不久,我與英分為一組上工,我每天繞路與她一起上工,下工後送她回到住處。我們沉默地走著,我想說幾句安慰的話,無奈嘴笨,不知說啥好。終於有一天英開口了,她說:“他(指“涉事”男生)怎麽會看上我嘛?!他家是高幹,我家是工人,我又不好看·····。” 聽了這我很難受,英很優秀,曾經是那麽自信,現在卻這樣貶低自己。
這四位同學從“特等艙”、“一等艙”摔下來,所受的打擊可想而知,女生尤其敏感。英自尊心很強,從此變了一個人,再也看不到她那陽光、溫暖、自信的微笑。想入黨的那位女生本來是特立獨行的,沒加入任何“小集團”;這事發生後,她感到很孤獨,回城後加入了我們的“小集團”。
前排長整的都是學生幹部,起到了“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在談戀愛的年齡,哪個少年敢多情?哪個少女敢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