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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識 蔣介石葬禮同毛澤東喪事安排如出一轍

(2008-12-17 12:00:40) 下一個

嚴家淦在蔣介石病逝7個多小時後便繼任“總統”,時間之快為曆史罕見。嚴繼任“總統”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蔣介石遺體靈櫬置於“國父紀念館”。
特派倪文亞、田炯錦、楊亮功、餘俊賢、張群、何應欽、陳立夫、王雲五、於斌、徐慶鍾、鄭彥菜、黃少穀、穀正綱、薛嶽、張寶樹、陳啟天、孫亞夫、林金生、沈昌煥、高魁元、賴名湯等21名大員組成治喪委員會。
與此同時,“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曆時一月為“國喪”期,“國喪”期間停止娛樂、宴會及各項慶祝集會(後改為4月6日至17日);
(2)軍公教人員一律著素色服飾,並佩帶2?5寸寬的黑紗。
(3)蔣介石遺體停放國父紀念館5天,供民眾瞻吊。
4月6日淩晨2時,蔣介石遺體由士林官邸移至“榮民總院”。翌日,允許民眾瞻仰蔣介石遺容。在蔣介石靈堂四周播了88根白蠟燭,正中供奉著蔣介石的巨幅遺像及遺囑。靈前有5個用素菊綴成的十字架,正中一個為宋美齡的,上款書:“介兄夫君”,下款書“美齡敬挽”。
4月9日,蔣介石靈柩移至國父紀念館。移靈前,蔣經國親自為其父穿衣服,按照鄉例,給其父穿了7條褲子、7件內衣,包括長袍馬褂。遺體貼身包著絲綿、黑褲、黑皮鞋。胸佩大紅采玉勳章,左右兩旁佩帶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蔣介石最喜讀的《三民主義》、《聖經》、《荒漠甘泉》和《唐詩》四部書也被宋美齡放在靈柩之中。另有氈帽、小帽各一頂,手套一副,手帕一塊,手杖一支。這些都是蔣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緒之後,才由“榮民總院”移靈至國父紀念館。
移靈時,由於蔣經國在蔣介石遺體前一次又一次地“長跪致哀”,並把照片登在報紙上,於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紛紛上行下效,率領他們自己的手下人在靈堂或路邊跪祭蔣介石。為了證明蔣介石得到台籍民眾的擁護,《中央日報》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謝東閔率各縣市長長跪蔣介石靈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紀70年代號稱民主社會的台灣,竟然出現了穿西服官員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場麵,實在是可悲又可笑。
從4月9日起,嚴家淦和全體治喪大員*流在國父紀念館為蔣介石守靈。其間,台灣當局不知出於何種心態,發表《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完成蔣介石遺願,推翻中共政權,同時繼續奉行貫徹蔣介石對大陸同胞的一切“保證”。
4月16日是蔣介石的大殮日,8時5分儀式開始。8時8分45秒,蔣介石靈柩的棺蓋放在7尺銅棺之上。之後,由張群、何應欽、陳立夫、薛嶽、穀正綱、黃少穀、黃傑、謝東閔等8位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將一麵青天白日旗覆蓋在靈柩之上。接著,嚴家淦與“五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鍾、“總統府資政”王雲五、“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於斌等在靈柩上覆蓋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然後,嚴家淦恭讀祭文。
禮畢後,台灣當局還怕蔣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蔣介石的大殮日,以基督教儀式行之。牧師周聯華為蔣介石主持了追思禮拜與安靈禮。周在證道中引述了蔣介石的所謂“嘉言”:
“忍受試練越深,讚美的歌聲越高。屬靈的奧秘祝福即在試練之中。豐盛的生命必須經過在狂風暴雨之中生長的。以信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頂大的試練等在前麵。”台灣《中央日報》社編:《領袖精神萬古常新》。
其後,周聯華領導讀經文、詩篇第23篇,讀啟應文。追思禮拜結束,響起聖樂,紀念館外鳴禮炮21響。接著,蔣介石的靈柩在執紼人員的護送下,停放在靈車之上。
靈車前身用20萬朵深黃色的菊花裝飾,兩邊各有幾條白紼,車前掛一青天白日“國徽”及鮮花十字架。靈車隊由99輛憲兵隊開道車領前,包括“國旗”車、黨旗車、統帥旗軍、奉行蔣介石遺囑令車、捧勳車、遺像車。車隊後麵是宋美齡挽蔣介石的大型黃菊十字架,家屬隨其後。2000多執紼人員緩緩駛向蔣介石靈柩的暫厝地——慈湖。
據台灣報載:在蔣介石靈柩駛往慈湖的路上,當局發動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在靈車所經途中跪地“迎靈”。絕大多數行業停止營業,鮮豔的建築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喪悼氣氛的廣告,也一律從改。交通路口則搭牌樓,各家要掛挽額,平常失修的馬路和未鋪柏油的路麵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趕工,滿肚子的怨言無處申訴。當日,治喪委員會的大員們還想出了“路祭”這個名堂,沿路分配各機構行號另設供桌,同時規定靈車經過時不許迎靈的人們抬頭正視。此外還要求民眾在大典鳴炮之時,在原地悼念3分鍾。
下午1時10分,安靈禮在慈湖賓館完成。蔣介石的靈柩停放在正廳中央的靈堂上。靈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崗石建造的,長3?2米,寬1?8米,高1?43米。靈堂上鑲著青天白日徽,靈台基層四周綴滿白色雛菊。正廳東側是蔣介石原臥室,房內一切布置保持原狀。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張深咖啡色的書桌,桌上有一架蔣介石生前使用的電話,大理石筆筒和一個白色的碗。書桌南側有一架黑白電視機,還有蔣介石的鴨舌帽與眼鏡,並排放在電視機上。北麵靠牆地方有一個書架,放著蔣介石生前讀過的各種書籍,牆上掛著一幅宋美齡畫作。在臥室的茶幾上,放著一張蔣介石生前用紅鉛筆寫的一張便條:“能屈能伸”。台灣當局設計這一情節想要告訴人們什麽呢?《蔣總統秘錄》作者古屋奎二對此解釋說:
“順應環境,當忍則忍,應屈則屈,以待未來伸展之意。”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4輯。
蔣介石死在海外孤島,靈柩暫厝慈湖,可謂“屈尊”。蔣介石還能伸嗎?還有“反攻大陸”的未來嗎?沒有了。
安靈禮完成後,蔣經國對參加大殮的人員表示答謝說:
“先君崩逝,野祭蒼哭,敬禮致哀,悲慟之深刻,與虔誠之厚意,令人萬分感動。經國遽遭大故,哀慟逾恒,無法踵謝,唯有奉行遺命,鞠躬盡瘁,以報答我國同胞之至誠與厚望。”《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9輯第626頁。
至此,蔣介石的喪禮才算完結。此次蔣介石喪事排場之大,實為古今中外所少有。
喪事處理已畢,國民黨中央於1975年4月28日舉行會議,商討黨權歸屬問題。會議作出三項規定:
(1)接受蔣介石遺囑,並即具體規劃,堅決執行;
2)保留黨章“總裁”一章,以表示對蔣介石“哀敬”與“永恒之紀念。”
(3)中央委員會設主席1人,推選蔣經國擔任。當討論第三項決定時,作為元老派首領的何應欽發言稱:
“國家與本黨不幸,總裁逝世,中樞與本黨中央頓失領導,在當前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亞洲赤禍彌漫的時期,必須有迅速妥善的決定,以鞏固國家與黨的領導中心。現在總統職位。已經由嚴總統依法繼任,本黨最高的領導人,也自應依照事實的需要,迅速推定,以鞏固本黨的領導中心,此一領導人的職稱,本會讚同嚴常務委員等,以及中央委員劉季洪等的意見,應該定為本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總裁職稱保留於黨章之內,作為對總裁的永久崇敬與紀念”。
“關於本黨領導人的人選問題……必須本黨有全黨傾服、內外歸心的強有力的領導者”。“本席擁護……推舉蔣經國同誌擔任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因為蔣同誌具備了堅忍強毅的領導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這兩年擔任行政院長卓越的政績,獲得海內外全國同胞,以及國際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讚佩,由蔣經國同誌領導本黨,必能使黨的力量堅實強大,反共複國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第1410頁。
何應欽的說法與嚴家淦、劉季洪的提案相符,故為會議所接受。會議作出決定:
“今總裁不幸逝世,全黨中央之領導,亟須力謀強固,以適應瞬息萬變之國際局勢與共產匪黨之奸謀詭計,爰特根據黨章之精神與本黨中央之往例,決議中央委員會設主席一人,並為常務委員會之主席,綜攬全盤黨務,以適應現階段革命形勢之要求,應屬迫切之需要”。《革命文獻》第77輯第346頁。
會議對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的決議是:
“蔣經國同誌有恢弘之革命誌節,卓越之領導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長以來,適應國際危機,則處變不驚;推進國家建設,則規模宏達;其堅決反共之決心,為常會所全力支持;其親民愛民之作風,更為民眾所擁戴;當前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反共陣容,搖撼不安,本黨為奉行總裁遺囑,掌握革命機勢,亟須堅強領導,精誠團結,方能發揮革命民主政黨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常務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同誌實為最適當之人選,亦為全黨同誌一致之公意,決議:一致通過。”《革命文獻》第77輯第347頁。
1976年11月中國國民黨十一大召開時,蔣經國正式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主席。至此,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職稱三易其名,由“總理”、“總裁”演變為“主席”,由個人集權體製開始過渡到委員製,為日後台灣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礎。蔣經國當選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蔣經國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諛之徒的趨炎附勢。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許多官員和老百姓向蔣介石行跪拜之禮。
當蔣經國抓到黨權之後,另一隻眼睛總是盯著“總統”的寶座。對此,“總統”嚴家淦非常知趣,主動讓“賢”。蔣經國既要當“總統”,還要唱高調,他讓“黨國”大老們勸嚴家淦繼續留任。但嚴氏堅決放棄競選,蔣經國在盛讚嚴家淦在位時“德政”之際,於1978年5月當選為“行憲”以來第六任“總統”。
由於蔣經國當了“總統”,在稱呼上與其父發生矛盾,無論稱“總統蔣公”,還是稱“蔣總統”,都會發生對上下兩代“總統”不明確的問題。後來不知是哪一位“叔孫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機關、團體、學校、部隊,規定在公文書公開場合的稱謂:稱蔣介石為“先總統蔣公”,形成文字時,在蔣字前麵空一格,以示對蔣的“崇敬”之意。稱蔣經國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形成文字時,蔣字前麵不空格,以體現蔣經國崇尚民主之意。再後來,由於大家為求簡化和方便,稱蔣經國為“蔣總統”或“經國先生”,對蔣介石也漸以“蔣公”二字代表了。
蔣介石病逝了,遺體作了防腐處理,他的靈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宮”,不斷有人前去參觀。台灣當局為了永久紀念蔣介石,並把他奉為反共的精神領袖,決定籌建“中正紀念堂”。在蔣介石病逝2個月後成立了“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成員有俞國華、林金生、蔣彥士、高魁元、趙聚鈺、費驊、賴名湯、謝東閔、蔡鴻文、周宏濤、秦孝儀、張豐緒、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慶等16人。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紀念堂”籌建指導委員會,成員主要有何應欽、張群、陳立夫等25人。經籌建小組廣泛與慎重的考慮,擇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東、愛國東路以北、信義路以南之間地段為建堂基地。其後,籌建小組又公開征求海內外建築師提供建築設計構想,前後收到43件,後采用楊卓成建築師的設計方案。1976年10月31日蔣介石9秩誕辰之際,“中正紀念堂”舉行破土典禮,蔣經國、蔣緯國、何應欽、穀正綱等人出席典禮儀式。經過日夜趕工,終於在1980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5周年之際完工。台灣當局舉行了“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蔣經國主持典禮儀式,出席典禮儀式的有4000餘人,蔡培火等32名親國民黨人士向蔣經國呈獻“中正紀念堂”模型。蔣經國發表了《回顧苦難而又充滿希望的5年》的講話,宣稱:
“在此1800多個日子裏,我們國家遭受的衝擊,所麵臨的苦難,自然遠比任何國家沉痛嚴重!可是在先總統蔣公‘莊敬自強’、‘慎謀能斷’的遺訓啟導之下,盡管世人紛紜自擾,我們仍能‘處變不驚’;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亂迷失,我們一樣‘慎固安重’,所以當中南半島土崩漁爛的時候,中華民國不但砥柱中流,而且還消除了鄰近國家的惶惑不安;當世界經濟接連爆發危機的時候,由於我們一齊致力於國家基本建設,不但阻止了不景氣的趨勢,還保持著經濟的繼續成長;當美國背信毀約……的時候,大家固然恥痛切心,但一樣無畏無懼,團結奮起”。蔣還宣稱這5年是“苦難而又充滿著希望的5年”。《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3輯第519—520頁。
新修建的“中正紀念堂”,坐東朝西,遙望大陸;平麵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頂八角,造成多數之“人”字形,聚於寶頂,上與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頂用天壇寶藍玻璃瓦頂,藍中帶紫;頂上有青天白日“國徽”。“紀念堂”高70米(三層台階高14?5米,主體牆高24米,鬥拱至寶頂尖31?5米)。內部隔為上、下兩層,上層為正堂,平麵為40米見方,四角各突出7?5米。後方居中矗立蔣介石坐姿銅像,銅像高6?3米,厚6—12厘米,全重約21?25噸,由陳一帆承鑄,台座高3?5米。銅像基座正麵刻了蔣介石遺囑,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蔣的遺墨“民主”二字。蔣一生獨裁,卻以“民主”相標榜,真不知參觀者作何感想。左右兩邊分刻了“倫理”和“科學”。在正廳兩側的大理石壁上,刻著兩句蔣介石的所謂“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紀念堂”下層為展示室,陳列著蔣介石的遺物、文獻及喜讀書目;放映室放映蔣介石的所謂“功績”,“‘生活電影與錄音”。距“紀念堂”中心線470米處豎立一高30米、橫寬長67米的正牌樓,一列大小五個拱門,象征“五權憲法”。牌樓正中匾題嵌置4個大字“大中至正”。這4個字包含了蔣介石的名諱,它源自王陽明**所撰記師生論學答問的《傳習錄》一書。該書有這樣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猝然‘大中至正’之歸矣”。
蔣介石在講述中庸要旨時,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下搖’之謂,亦即‘主敬所謂立極’,所謂‘擇善固執’,所謂‘允執厥中’之意”。
在“紀念堂”南北兩側,豎立兩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長19?7米的牌樓,一為“大忠門”;一為“大孝門”,寓意“大中至正”的蔣介石還是一個“忠”、“孝”兩全的人。
台灣當局還在其他地區建造了一些紀念館或鑄刻了一些銅、石像之類。此舉說明台灣當局在蔣介石病逝後在尋求精神寄托,如果蔣介石地下感知,一定會對他的傳人的“傑作”大加讚賞。然而,無論台灣當局建造多少座紀念堂與紀念館,鑄到多少個銅、石像,也無法改變全體中國人民對蔣介石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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