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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歲的中國國防大學離休黨史教授王念一,係“文革”研究專家,《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作者。在“文革”爆發四十周年前夕給多維轉來這篇專稿。這是他為北京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傳記作家舒雲女士新作《再探林彪事件真相》(即出)所寫的序言。舒雲對文革史及林彪事件的探索極為深入,著有《羅瑞卿傳》等作品。
我剛剛讀完了舒雲的新著《再探林彪事件真相》,受到很大的震撼,有很大的感動。此書以40萬字的篇幅,全麵描述了林彪事件的前前後後、方方麵麵、角角落落。舒雲采訪的對象有百人之多,常常是不為人所注意的人物(小人物、當事人的家屬、技術人員)。我在捧讀時,腦中常常浮現這樣的畫麵:舒雲手拿采訪本,凝神傾聽被采訪者的敍述,一一記下,時而高興,時而煩惱。舒雲成年累月,熱衷於此,吃了多少辛苦,勤奮而頑強地寫出“真相”。
所有接觸過林彪事件的人,不論觀點如何,都有一個共識:疑點太多,且難於破解。研究林彪事件,何者最為重要?用一句老話來說,要“以事實為根據”。事實是根本,是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同一個事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畢竟“事實勝於雄辯”。充分的、確鑿的事實可以說明一切。中國史學界過去討論過“論從史出”和“以論帶史”的問題,結果認為史學研究隻能“論從史出”,離開了事實隻能胡說。舒雲女士正是抓住了根本,她努力在弄清事實上下功夫。現在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一本書,就是她心血的結晶。不管林彪事件如何複雜,在事實麵前,一切胡說無所遁形。“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舒雲著眼於、著力於采訪、調查,但並不摒棄分別人的發掘。幾方麵的素材揉合在一起,乃成“全景式的大曝光”。把一切放在陽光下,讓世人判斷。
在“九一三”之夜,吊詭之事甚多,茲略舉書中說到的一二:林豆豆發現林宅異常,一再把有關情況報告了八三四一部隊的負責人,並且提出了阻止林彪“坐騎”行駛的諸多切實可行的方案。這些方案,事發時一條也未實行,警衛部隊眼睜睜地看著林彪的專車從身邊駛過。我親耳聽到林豆豆傾訴心中的鬱悶:八三四一部隊是中央警衛部隊,負有警衛林彪之責;八三四一部隊在北戴河有幾個中隊,人多勢眾,武器精良,訓練有素,怎麽就攔不住一輛小轎車?又,八三四一部隊北戴河負責人向中央匯報了林豆豆的揭發後,中央竟指示林豆豆跟林彪上飛機(在場有很多人,可以作證),林豆豆問這話是什麽人講的,答曰:中央首長。再者,我們至今弄不清以下問題:在1971年發生“九一三”事件後,中國為何不派人到蒙古失事現場去作調查?中國為什麽不要回飛機的“黑匣子”?為什麽不要回失事現場的物品?如此一再違反國際慣例,令人驚詫。舒雲在書中詳列事實,提出了這些問題。
我想趁此機會講講另外一個問題。有幾位朋友問過我同樣的一個問題:且不論林彪的功過是非,處於矛盾主要方麵的毛澤東,為什麽要與老戰友、老部下林彪分道揚鑣呢?我的看法是,一生中嗜權如命的毛澤東,怕軍隊坐大而尾大不掉,是問題的症結所在。毛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講到“蘇修”說,我們的“九大”是“軍閥官僚體製”,毛輕輕地反駁了。由此可知,毛已注意到這方麵的反應。他注意到中央委員會中軍人不少。確實不少。在中央政治局中,在中央委員會中,軍人都有相當多的人數。“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大都是林彪的老部下。中央各部委的負責人,不少是軍人。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的核心,也大都是軍人。幾方麵加在一起,軍人的勢力就非常可觀。在“打倒一切”的怒潮中,顯得軍人風頭更健。這種局麵本來是毛澤東本人造成的。眾多的軍官為執行毛澤東號召的“三支兩軍”任務而離開了軍營。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的頭頭,都是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軍、幹、群”三結合的原則進入“革委會”,又經中央批準的。“軍委辦事組”的成員,都是毛澤東認可的,他們之所以權勢很大,那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代理中央軍委的職權的。專製獨裁的毛深知“有軍才有權”,他看到軍隊勢力膨脹,不由得不安起來。他幾次說他要抓軍隊了。毛又認為軍隊右傾,“支持保守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說到:“現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軍分區(即師級)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這是對林彪的嚴厲指責。雖然林彪的方針是“毛主席畫圈我畫圈”,但是林不可能事事與毛的意見一致。林彪還有另一個方針,就是“大撒手”,軍隊的很多具體事務他都並不管。就是這樣,多疑的毛還是難免心生疑竇。經過林彪一夥反對張春橋的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不能容忍了。“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命根子,他斷然不能允許任何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幹將張春橋。他認為反對張春橋就是反對他毛澤東。毛澤東私下裏對姚文元說到:廬山會議是“八月逆流”。他與林彪幾十年的師生情、戰友誼就此決絕。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就用心地執意地收拾林彪了。經毛批準成立的中央宣傳組織組,充分證明毛已把中央大權交給江青一夥。毛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又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引自中共中央黨校陳登才主編的《毛澤東的領導藝術》第28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毛澤東是什麽事都幹得出來的。
不要把林彪事件小覷了,不要以為這隻是林彪一家和黃、吳、李、邱四家的事,它涉及到空軍、總參謀部、廣州軍區、“四野”,涉及到我們對毛澤東的了解,涉及到我們對專製獨裁體製的認識。弄清楚這個問題,對中共有利,對中國人民有益。
千秋先生在網上發表了《傾聽曆史的聲音──評林彪事件》,文章末段說:“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中顧委常委向鄧提出,趁他們這些老人還在,還曆史一個真麵目,為林平反。鄧拒絕了,他說:這是要林還是要毛、要共產黨的問題,沒的談。”這個史實的真實性,無法得知。仔細琢磨,可以看出鄧大人未否認林彪是冤案,他隻是從“革命的功利主義”出發,否定了為林平反。“沒的談”,是鄧的語氣。思考的透徹和行事的舉重若輕,也具有鄧的特點。
我們無權也無心為林彪平反,我們卻有權呼籲大家來關注這件大事。我們追求的是公平和正義。千秋先生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什麽時候大家都清醒了,中國才有希望。”中宣部前部長朱厚澤為紀念胡耀邦90冥壽而在《炎黃春秋》第11期上發表了《呼喚陽光政治》,也有這個意思。他說:“在陽光政治中,曆經議論、紛爭、對話、交流、討論,人們是能取得共識,最終獲得相互認同的回答。”善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