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大型的穩定的共和國

美國：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大型的穩定的共和國

——選自王誌勇《美國以基督教立國：清教徒神學與英美保守主義建國二十五大原則》

原則：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共和製國家。

 

注釋：1、政治學的核心問題是政體或政製問題，也就是政治製度的問題。好的製度遏製罪人少做壞事，惡的製度使得義人難做好事。最好的製度就是共和國，能夠成為共和國的公民是令人自豪的事！麥迪遜表示，“所謂共和，我指的是由代議製組成的政府。”^[1]

2、“共和國”（res publica）的含義就是公共事務，或公共利益。共和政府的目標除了人民的福祉意外，別無其它。共和國（republic）的英文同義詞就是共和國家（commonwealth），意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公共利益就是人民的福祉。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方式是讓人民的聲音在政府裏最大化，即通過選舉的方式讓那些真正代表共同利益的“人民代表”來管理國家。也隻有這樣，才能解決公共利益與當權者利益之間幾乎從未間斷的持續性的衝突。^[2]

3、政製的問題首先是主權的問題，主權不僅指向至高無上的權力，並且指向一切權力的最終來源。唯獨上帝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唯獨上帝是世上一切權力的本源，一切受造物都在上帝的主權和律法的管轄之下，這就是我們在本書中所強調的“神權製”（theocracy）。作為有限有罪有死之存有，不管是個體之人，還是群體之人，都不享有這種終極性、絕對性、獨立性的主權。越是高舉上帝的主權，個體的人權越是得到保障，政府的權力越是受到限製。越是高舉人的權力，藐視上帝的主權，人的權力就會無限膨脹，就像吹氣球一樣，直到最終吹破。

4、不管人承認與否，全世界都是“神權製”——萬有都在上帝的主權之下；全世界都是“神法製”（theonomy）——全世界都在上帝的律法的管轄之下。上帝最終必然按照他的主權和約法來審判一切人。當今很多基督徒不承認上帝的主權，不知道上帝的法則，隻是沉浸在自我感覺良好的迷信之中，這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聖經中發出如此的感歎：“空中的鸛鳥知道來去的定期。斑鳩燕子與白鶴也守候當來的時令。我的百姓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法則”（耶8:7）。萬有都在上帝的主權之下，也都在上帝的法則之下，這是兩大不依賴任何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宇宙性、客觀性、曆史性的事實。在神權神法之下，上帝把有限的治理性的主權——治權——賜給了人。因此，政製的第一大問題是明確權力的來源和規則，第二大問題就是人如何行使上帝賜給的治權。政體的問題就是治權如何劃分和運作的問題。

5、人間之治理無非分為三種：一個人的治理，少數人的治理和多數人的治理，這是自從亞裏士多德以來西方政治哲學一貫的劃分。如果統治者具有美德，自覺地降伏在上帝的主權和約法之下，相應的政體就會是君主製、貴族製和民主製；否則，君主製就會蛻變為獨裁製，貴族製就會蛻變為寡頭製，民主製就會蛻變為暴民統治。

6、統治者若是能夠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不管是君主製、貴族製還是民主製，都是好的政體。問題在於有史以來，人世間沒有任何個人和群體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因此，我們不可期望有完美的君主製、貴族製或民主製，我們隻能退而求其次，尋求比較穩定的政體。這種比較穩定的政體就是混合型政體，這種政體吸收君主製、貴族製和民主製的優勢，避免獨裁製、寡頭製和暴民統治的危害，這就是共和政體，即共和製。共和製不僅僅是一種製度，更是一種精神，這種“共和主義的精神”所要根除的就是“對君主的盲目崇拜，對傲慢貴族的奴性”。^[3] 所有正直的人都當確信，除了共和政府以外，絕無更好的政府可言。

7、既然人民享有一定的主權，大多數人的統治是理所當然的，問題在於如何既能確保大多數人行事自己統治的權力，同時又避免民主製由全體人民共同議事表決在地理、規模和惡效率上帶來的局限性。其突破性的方法就是代議製，由人民選舉代表，由代表來參政議政決策。共和製的核心就是統治權直接或間接地來自人民的選舉，並且統治權的行使都有明確的律法和任期的限製。

8、把行政權交付人民選舉的一個人，這就體現了君主製的優勢；把立法權交付人民選舉的議會，這就體現了貴族製的優勢；把審判權交付總統提名、議會批準的最高法院，就在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設立了連結和平衡，這人就是君主製和貴族製的結合。

9、今天大部分美國人和世界各國的人都認為美國是民主國家，其實美國首先不是民主製國家，民主製隻是美國製度的一個重要原則，美國是實行共和製的國家。因此，麥迪遜強調：“主張共和製，我們感到自豪快樂，我們充滿熱忱，讚美這種精神。”^[4] 美國繼承希臘、羅馬和英國共和主義的精神，建立了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大規模的共和國，這是美國人民最偉大的成就，也是美國人民對全世界的偉大貢獻。更加重要的是，這個共和國是以尊崇上帝的主權和約法為前提的，因此美國的座右銘始終是“我們信靠的是上帝”（In God We Trust）。

10、民主製所注重的是人數和運動，強調人民直接性的表達，傾向於破壞法治並損害私有財產。正如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所強調的那樣：“直接民主，從來就是騷亂和對抗的競技場，個人安全和產權，從未得到保障，總體來說，直接民主製，都是短命的，而且死得暴烈。”^[5] 直接民主製的施行總是充滿騷亂和紛爭，無力確保個人的自由和財產，不僅充滿暴力，也常常是迅速敗亡。共和製強調人民通過選舉的方式把治理公共事務的權柄授予有資質代表他們的人，強調尊重法治和保護私有財產。民主製必須受到君主製和貴族製的製衡，其核心就是確保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凡是以“民主”之名大規模地破壞法治、侵犯私有財產之人，就已經走向暴民政治。

11、在民主政府中，法學家群體非常重要。托克維爾指出：“法學家的心靈深處隱藏著一部分貴族的性趣和本性。他們如同貴族一樣，生性喜歡按部就班，並且熱愛規範。他們也如同貴族一樣，極為反感群眾的行動，蔑視民治的政府。”^[6] “關於法學家的身份，從利益和出身上來說，法學家屬於人民；而另一方麵，從習慣和愛好上來說，法學家卻又屬於貴族。法學家可以說是人民和貴族之間天然的鎖鏈，是將人民和貴族套在一起的天然環節。”^[7] 托克維爾認為，法學家在美國民主製度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平衡作用：“如果有人問我美國的貴族在哪裏，我將毫不遲疑地脫口而出：貴族不在富人中，富人缺乏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共同紐帶。美國的貴族階層是那些從事律師職業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人。越是深思在美國發生的一切，我們就越是確信法學界是能夠平衡民主的最強大力量，甚至幾乎是唯一有能力平衡民主的力量。在美國人民放任激情並忘形陶醉於理想時，會感到法學家施加給他們一種看不見的約束，使他們得以冷靜和安定。法學家以其貴族習性秘而不宣地去對抗民主的本能，以其對古老事務的崇敬去對抗民主對新鮮事物的熱愛，以其謹慎的觀點去對抗民主的好大喜功，以其對規範的愛好去對抗民主對製度的輕視，以其處事沉著的習慣去對抗民主的急躁。”^[8] 當然，法學界對付民主的最醒目的工具就是法院，並且美國的法官具有非凡的特征和崇高的地位：“法官都是法學家，他們除了喜歡在研究法律的過程中獲取秩序和製度以外，還由於其職位具有終身性而酷愛安寧。法官的法學知識能夠保證他們在同胞中出人頭地。他們所享有的政治權力足以把他們推上高人一等的地位，並使他們養成特權階層的習性。”^[9]

12、共和製的關鍵是要麵對政黨的問題。麥迪遜在其所寫的《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直接論及“代議製的共和製”，認為隻有這種共和製“能適用於廣土眾民的國家”，同樣也隻有這種“廣土眾民的共和國”，才能“控製黨派活動的猖獗”。在各種形式的政治製度中，都無法避免黨派的問題。極端專製的國家都施行一黨專政，消滅反對黨；即使表麵上有反對黨的存在，也不過是發揮花瓶一樣的裝飾作用。即使如此，他們也無法避免黨中有黨、派中又派的現象，隻不過他們對付黨內不同派別的方式就是不斷進行殘酷的黨內清洗，也就是所謂的“清黨”、“反貪”等等，者一切舉措的目的無非是消除黨內的異己勢力。麥迪遜對黨派的界定就是：“所謂黨派，據我理解，是一定數量的公民，不論在總體中占多數還是少數，受到某種共同激情、共同利益驅使，聯合起來，采取行動，不顧其他公民利益，不顧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總體利益。”^[10] 由此看來，麥迪遜對於黨派的定義是消極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麥迪遜試圖幼稚甚至虛偽、狂妄地消滅政黨，他坦率地提出這樣的問題：“讚成民眾政府的人，一想到民眾政府自然滋生黨派的危險和罪惡，就不由得擔心民眾政府的性質和命運。若能做到既不違背他們的原則，又能開出一劑克服黨派之爭的良藥，主張民眾政府的人，自然會欣然接受。”^[11] 麥迪遜清楚地認識到：“黨派活動的潛在成因，植根於人的本性；我們到處看到黨派活動，依文明社會的不同環境，程度不同。”^[12]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宗教領域中，不同的教派是不可避免的；在公共領域中，不同的黨派也是不可避免的。愚昧人質疑教派黨派的存在，妄圖完全消滅政黨；智慧人卻是從中作出抉擇，擇其善者而從之。

13、非常重要的是，麥迪遜已經認識到治療黨派政治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共和製。要去掉黨派現象的病根，有兩種方法，一是摧毀作為黨派基礎的公民權利，這是殺雞取卵的方式，一旦限製公民結社組黨的自由，整個社會就已經淪落為專製社會。因此，麥迪遜強調：“公民權利，是政治生活的基礎；由於公民權利滋生黨派，就扼殺公民權利，智者不為；空氣是動物生活的基礎，由於火可能造成危害，而空氣助燃，就消滅空氣，愚者之行。”^[13] 第二種方法就是使全體公民觀點相同、激情相同、利益相同，這種方法更是愚不可及，無法施行。麥迪遜分析說：“隻要人的理性，依然易於出錯，隻要人還有自由，施展理性，就會形成不同的觀點。隻要人的理性和自愛繼續相連，人的觀點和激情，就會循環往複相互影響；觀點總是激情的依附對象。人的才智，千差萬別，於是生出產權，構成無法逾越的障礙，永不可能實現人人利益均等。保護人的天然才智，是政府的第一要務。保護人們獲取產權的千差萬別、無法拉平的智慧才智，隨即產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種類的產權占有；各有區別的產權所有者，感情、觀念，都會受到差異的影響，由此，產生社會分化，分成不同的利益和黨派。”^[14] 在這兩種消極性的辦法之外，就是積極的共和製的做法，即通過代議製使政黨在選舉中通過獲得多數票的方式進行統治。麥迪孫強調，這種代議製不僅能夠確保公共利益和各種私人利益，又能製止黨派政治的危險，同時又能確保民眾政府的精神和形式：“這是一種偉大的必備機製，隻有通過這個機製，才能把這種政府形式，從長期承受的罵名中解救出來，變成值得享受榮名，值得推薦給人類采納的形式。”^[15] 美國憲政的成功之處就是把代議製和黨派政治結合起來，使得共和製從此成為一種比較穩定的使公民權利、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都能得到保障的製度。

14、政黨是不可避免的，在自由社會中多黨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在多黨政治的競爭中逐漸必然出現兩黨政治，就是多黨中觀點對立的兩黨成為權力鬥爭中主要的博弈者。在美國憲法製定的過程中，就有聯邦主義者和州權主義者，前者注重國家的統一和聯邦政府的效率，後者注重各州的州權和獨立。這種政黨政治在傑斐遜第二期擔任總統時已經非常明顯。傑弗遜在觀察英國政黨政治時詼諧地評論說：“行政部門的窠巢太小，不能容他們同時進去，因此競爭將是永恒的，一個必須將另一個擠出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分了兩派：局內的和出局的。”^[16] 在美國，兩黨政治的出現是與憲法解釋直接相關的。對於1789年憲法，保守派主張“嚴格解釋”（strict construction），自由派主張“寬泛解釋”（loose construction），兩派共同的底線就是“憲法國家主義者”（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ts）。雖然兩黨都主張“回到憲法”，“捍衛憲法”，但在具體的問題上兩者的解釋往往是截然不同的。黨有黨派，學有學派，宗有宗派，這是公共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關鍵是不要試圖消滅政治上的黨派、學術上的學派和宗教上的宗派，而是由此激發自己的思考，按照雙方共同遵守的規則進行遊戲，這種政黨政治就是政治上的博弈。這也是上帝所命定的曆史進程中不可抹殺的現象：“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裏”（太13:30）。

15、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可隨意把不同意見者視為敵人，而是以“忠誠的反對者”（the loyal opposition）的身份來看待政治上的對手。學會充分尊重少數派的權利，使他們由充分的發言和辯論的機會，真誠地尊重少數派與多數派之間立場上的不同甚至分化或分裂，乃是兩黨政治中最重要的藝術。在基督教憲政中，泰勒指出，“少數派的代言人在辯論中像多數派的代言人一樣享有自由發言的權利。最終才是投票；但是，最終投票結果如何，並不是基督教憲政主義真正核心之所在。作為基督徒，我們認為辯論本身比分裂更重要。因為正是在辯論之中，各種意見才得以形成並得到交流，辯論使得不同立場的代表都能夠用自己的強項來說服對方；辯論使得不斷的調整和妥協成為可能。在這種過程中，少數派也不是始終覺得自己是少數派，而是基於同樣的條件一同參與決策的進程。”^[17]

16、對黨派的積極看法來自英國人柏克在政治哲學上的突破，張偉稱柏克在《論當前不滿原因之根源》中提出的“政黨論”具有政治思想史上的“突破意義”。^[18] 柏克強調：“黨派的分化，總體而言無論好壞，是自由政府所不可避免的。我相信，這一真理，雖稍有爭議，但已經由所有時代的普遍經驗確立。”^[19] 在其《論當前不滿原因之根源》一文中針對當時英國王室對王權的濫用，柏克認為反對派必須組建堅固團結的政治連合，即政黨，才能發揮監督與製衡的作用：“由連合，人們相互之間才可以便捷地示警，起而抵禦罪惡的陰謀。有群策，故能看穿它；有群力，方能抵抗它。而散兵遊勇，不齊心，無秩序，少原則，則相互間的示警，就不可指待了，既無以集眾策，也無以抗暴政。人與人之間，互不知對方的原則，未見識過各自的才具，不曾戮力於事，故而通其性，達其情；相互間無信任無友誼，無共同利益；要這樣的一些人，欲其履行公共的職責而步調一致百折不撓有績有效，我知其必不可也。在聯合中，即便最低微的人，也因依附整體的力量而有價值，有用益；但脫離了聯合，則縱有雄才大略，也是萬難服務於公眾的。一個人，倘非基於虛榮，自發而狂妄，是不會自詡為擎天之獨柱的，或以為一支孤軍，東一槍西一棒的，即足以擊潰狡詐的陰謀和有野心的公民結成的妖黨。壞人植黨，好人就必須聯合；否則的話，他們把會逐一落馬，在一場不光彩的戰鬥中，成為無人可憐的犧牲品。”^[20]

17、正如任何罪人的聯合都有一定的問題一樣，政黨政治也會因為黨派利益而影響公共利益，但這並不是政黨政治的本質，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的。因此，柏克指出：“我承認，在政治結盟中，人們經常染上派別和黨同伐異的作風；公義之心，常沉淪於黨派的小利益。但是想盡職守，是不能不占據要地的，我們該做的是遠離這要地的邪害，而不是棄逃……政治的聯合也是如此；對於克盡公共的職守來說，它是必不可少的，至於它容易墮落為亂國的朋黨，卻隻是偶然事不經有的。社會固然由家庭構成，但自由的社會，也是由黨派構成的，就好比我們天然的情感和血緣必有其害處即容易使人成為壞公民那樣，黨派的紐帶，也容易削弱我們對國家的忠誠。……在最偉大的聯合中，最有愛國心者是每每提倡並推進這樣聯合的。政見相同，這一句話在他們那裏是友誼和親附的主要理由；至於在此之外，還另有什麽辦法能形成更牢固更可愛更尊嚴和更有德的習慣，則非我所知。”^[21] 柏克甚至強調，英國的輝格黨相信：“獲得權利的唯一恰當的途徑，是通過患難中結成的友誼和時危節見的忠誠。”^[22]

18、真正的政黨不是亂黨、朋黨，亂黨乃是以推翻國家政權為目的，朋黨乃是以結黨營私為目的。柏克指出：“人們結為政黨，是為了依據它們共同認可的某一原則，同心協力，以推進國家的利益。為自己的政見自信甚堅，或認為它們將有功於世，卻拒不采取手段付之於施行——這樣的人我是不知其可的。理論哲學家的正業，是劃定政府的固有目標。而政治家即行動哲學家的正業，則是尋找恰當的手段、並有效地施行之，從而抵達這些目標。所以說，凡正當的黨派都應公開的聲明，自己的首要目的，就是采用每一正當的手段，把政見同於自己的人推至要路之津，使之得以動用國家的全部權力和權威，把他們的共同綱領付諸實行。既然這樣的權力，是附著於某些職位的，因此他們的義務就是爭奪這些職位。在不排斥其他黨派的前提下，他們必須在所有的事情中優先考慮本黨的利益；絕不能私打算盤，在本黨之全體被拒於權力的門外時，卻接受反對本黨之基本原則的人、甚至反對每一正派的聯合賴以存在的基礎的人，去引導他們，控製他們，或力量超過他們。這樣追求權力，是大大方方的，這些原則是大丈夫的原則，他與宵小之徒的爭權位，貪俸祿，區別是曉然易見的。”^[23] 柏克在此毫不諱言，政黨就是要運用一切正當的手段權位，然後實施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樣的“爭權奪利”乃是正常的，也是正當的。任何國家中都會存在一定的利益集團或幫派，可怕的不是此類幫派的存在，可怕的是此類幫派得不到一定的製衡。因此，柏克強調：“除非活躍於公共舞台上的人，牢固地聯合起來，並得到全體人民真心而一致的支持，則我們是不可能戰勝這一幫派的。”^[24] 共和製的設計和穩定不是基於人性的改善，而是在現有的人性的基礎上以野心抗衡野心，以政黨製約政黨。

19、在政黨成員和政黨的關係上，柏克強調既要自願結盟，也要在結盟之後彼此忠誠，服從安排，協調行動：“建黨的一般原則，在應用的時候，成員們必須要一致讚同，假如他不同意建黨的原則，當初就該選擇另一黨，即更投合他的政見者。假如拿不準問題的性質，或問題不是很重要，那麽作為個人就應當克製，應該偏袒他慎重選作朋友的人，這樣的話，他會每每默從大家的觀點。你往東我往西的事，自然就少；隻要不破壞和諧，不攪擾本黨的安排，就可以愛怎樣就怎樣。所有這些，是過去最步調一致最牢不可破的聯合所要求的特征。”^[25] 正是因為這種忠誠，現代意義上的憲政得以成立，相對成熟的現代“政黨政治”、“政黨政府”開始出現，這種政黨政治具有三大要素：政黨的目標就是通過公平競選的形式取得執政權；政黨是由具有共同的和政黨的成員組成；政黨在議會內外都有一定的組織形式。^[26]

20、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政黨政治。根據諾曼的總結，柏克對政黨政治作出了六個方麵的肯定。第一，最重要的是，政黨為政治帶來了穩定。具有共同政治立場的人組成政黨，政黨則致力於通過選舉而奪取權力。即使在選舉失敗喪失或沒有取得執政權的時候，政黨也不會解體，繼續為自己所信奉的政治原則奮鬥，等待下一次的選舉。因此，政黨政治使得執政權能夠合理而和平地從一個政黨轉移到另一個政黨，同時也在製度上糾正了個人執政的私人化、專斷性與反複無常。

第二，政黨帶來了政治公開性以及對國家利益的聚焦。政黨政治會同選舉製度，使得政黨和候選人不得不參與公開的演講和辯論，他們的政治原則和政策訴求不可能保持秘密狀態，這些原則和政策必須以國家整體利益為考量，否則他們的偏頗和自私就會大敗於天下，無所遁形。

第三，政黨對政府構成調和與控製。政黨競爭獲取來自人民的直接的支持，從而人民的參與直接影響到哪一個政黨能夠得到或延續其執政權，政黨的執政直接受到人民的檢驗。

第四，政黨消除了日常政治中對大政治家的需求。政黨不需要特別偉大的政治家，任何具有普通品德和能力的人都能在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人，通過政黨的整體性功用，也能發揮極大的作用。同時，政黨使得政治家們更有德性，因為他們是圍繞若幹共享的公共原則而聯合起來的，絕不是單單基於私人或派係利益。

第五，政黨為政治家提供有價值集合與檢驗性基礎。政黨根植於個人友誼、共享價值與社會互動，那些孤僻、自私之人無法靠陰謀詭計贏得政黨大多數成員的認同，隻有在日常生活中真正關注他人利益的人才能贏得眾人的信任，出任政府的公職。

第六，政黨的存在雖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但應當最大程度地追求國家整體的利益。真正贏得人民信任的人所代表的首先不是政黨的利益，甚至也不是特定選區選民的利益，而是人民與社會整體的利益，政治家必須具有的就是公正無私的意見、成熟的判斷和開明的良知，這種美德是不能為政黨或選區利益而犧牲的。當然，政黨必須強大並由足夠的紀律確保政府負責任，內部也不可過分派係化以致於喪失對公共利益的關切並損害議會的審議功能。^[27]

21、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乃是最大的騙局。不管是德國的納粹主義，還是蘇聯、中國、柬埔寨等地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堂而皇之地打著“人民”和“民主”的旗號，粗暴地踐踏個人權利，廢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最終導致的則是大饑荒、大屠殺、集中營。這種“通向奴役之路”為人類所帶來的就是極其醜惡、凶殘的“國家奴隸製”，使得個人變成了國家政權和計劃經濟的奴隸，這是二十世紀全人類都當學習到的沉重的功課。不管“民主製”以什麽形式出現，沒有多黨製度和自由競選，都是統治者無恥地動用財力和武力進行的大規模的政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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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62頁。

[2] 伍德，《美利堅合眾國的締造，1776-1787》，55-56頁。

[3] 伍德，《美利堅合眾國的締造，1776-1787》，4頁。

[4]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64頁。

[5]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61頁。

[6]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八章，184頁。

[7]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八章，186頁。

[8]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八章，187頁。

[9]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八章，188頁。

[10]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58頁。

[11]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57頁。

[12]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59頁。

[13]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58頁。

[14]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59頁。

[15] 《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61頁。

[16] 諾克，《我們的敵人：國家》，141頁。

[17] Taylor,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p. 509.

[18] 張偉，《埃德蒙·柏克與英國憲政的轉型》，81頁。

[19] 轉引自張偉，《埃德蒙·柏克與英國憲政轉型》，72頁。

[20] 柏克，“論當前不滿原因之根源，”見柏克《美洲三書》，292頁。

[21] 柏克，“論當前不滿原因之根源，”見柏克《美洲三書》，293-294頁。

[22] 柏克，“論當前不滿原因之根源，”見柏克《美洲三書》，295頁。

[23] 柏克，“論當前不滿原因之根源，”見柏克《美洲三書》，297頁。

[24] 柏克，“論當前不滿原因之根源，”見柏克《美洲三書》，302頁。

[25] 柏克，“論當前不滿原因之根源，”見柏克《美洲三書》，2999-300頁。

[26] 參考張偉，《埃德蒙·柏克於英國憲政的轉型》，87-88頁。

[27] 諾曼，《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之父》，253-2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