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與英國保守主義

柏克與英國保守主義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埃德蒙·柏克（1729-1797年），愛爾蘭人，著名的英國保守主義政治家與思想家，旗幟鮮明地支持美國獨立戰爭，反對法國大革命，被稱為“現代保守主義的創始人”，也是“古典的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柏克的父親是律法、新教徒，而母親則為天主教徒，柏克本人是英國國教安立甘宗新教徒，但他一生堅持宗教寬容的主張。他在大學期間研習法律，畢業後轉向文學生涯，後被聘為愛爾蘭總督秘書的私人秘書，由此而轉向政治和思想界，在1765年當選為英國議會下院代表，直到1794年退休。因此，柏克本人有著豐富的政治實踐經驗，其寫作和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為18世紀英國憲政的穩定和轉型發揮了積極性關鍵性的功用。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由5處談及或引證柏克，認為柏克是“可憎的政治偽君子”、“獻媚者”：“這位忠於上帝和自然的規律的人總是在最有力的市場上出賣他自己。”[1] 柏克的特征確實是忠於上帝及其設定的自然法，這也是馬克思所特別討厭和攻擊的。可惜，中國人在百年前無法接納柏克的保守主義，因為我們沒有柏克在英國所要致力於保守的基督教傳統和憲法精神。因此，我們最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式的激進式的理論，通過暴力革命來打破現狀。但在目前建設的時期，我們就需要虛心接受基督教傳統及其所孕育的憲政精神。

柏克的核心思想包括兩個方麵：第一，強調經驗的重要性，正是因為經驗使得人類的理性不會陷入理性的自負和無窮的思辨之中。因此，柏克並不懷疑理性，但他懷疑啟蒙時代興起的理性至上主義。我們在這個世界中所學到的東西是通過習俗和不斷重複的經驗，而經驗是在人類曆史過程中逐漸積累、自發演化的。第二，柏克強調傳統是人明白上帝的旨意的媒介，這樣就使得人在認識論上免得蹈入懷疑主義。保守主義的本質也包括兩個方麵：首先就是破除理性的自以為是的權威，從而保護個人的自由，因為強調理性的權威無非是強調個人的思想或認識的權威，最終這種理性的自負導致的就是意識形態的暴政；其次是強調宗教的重要和上帝的權威，從而維持社會的秩序，因為終極性、絕對性、超驗性的權威隻能是宗教的約束和上帝的權威。離開宗教的約束和上帝的權威，缺乏對於上帝的敬畏和順服，人就會為爭奪這種終極性權威而陷入無窮無盡的鬥爭和混亂之中。

柏克最受人矚目的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柏克明確批判法國大革命，認為法國大革命已經演變為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而非追求代議製憲政民主的改革運動。法國大革命否定上帝的存在和傳統的價值，試圖靠個人理性所發明的理論體係重塑整個社會秩序，最終導致的就是人類尊嚴與社會文化的大災難。^[2] 柏克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生的最令人震驚的事件。最美妙的事情，在許多情況下，公然以最卑鄙無恥的手段、最荒唐可笑的方法、最荒謬絕倫的方式發生的。在這場奇特、輕率而又殘暴的混亂之中，各種罪行和各種蠢行混雜在一起，所有的事物都偏離了自然本性。”[3] 柏克認為，法國大革命及其所提倡的無神論的人權觀不是解決人類問題的“靈丹妙藥”，而是“一場需要我們建立最嚴格的檢疫隔離來加以防止的瘟疫”。[4] 就抽象的權利和權力爭論不休一定會對一個國家的真正幸福造成傷害，以妥協與和解達成實際可行的方案才是睿智的政治家當采取的方式。柏克強調：“宗教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一切善和慰藉的源泉。”[5] 當然，柏克在此處所說的“宗教”絕不是泛泛而論的任何宗教，甚至也不是天主教，而是基督新教，他明確地強調：“我們成為新教徒，不是冷漠，而是出於熱忱。”[6] 更加寶貴的是，柏克明確地指出，“心靈是無法忍受真空的”，一旦我們拋棄基督教，“某些粗野、有害以及墮落的迷信就可能會取代它的位置”。[7]

柏克雖然激烈地反對法國大革命，但他並不反對真正的改革。正如諾曼所總結的那樣，在柏克所主張的保守主義中，好的政治領導力必須聚焦於“改革”（reform）。這種改革具有七大基本特征。第一是改革的預先性，就是要有預先性在某個問題之完全後果被感知前預見到它的出現。 第二是個改革的平衡性，就是改革要與所針對的罪惡成比例，以便限製改革引發的一些負效應。第三是改革的計劃性，就是改革應當建立在既有的安排和先前改革的基礎上，以便它可以吸取先前的教訓。第四是改革的溝通性，就是改革必須征詢各個方麵的意見，考慮到各個方麵的利益，以便主導改革的人和受改革影響的人可以適當地相互調適。第五是改革的共識性，就是改革應當首先通過調查和對話達成共識，以便改革過程中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也可以避免改革周期超出改革領袖的掌權任期。第六是改革的嚴肅性，就是改革在精神上必須是嚴肅的，以便珍惜變革過程中達成的共識。第七是改革的現實性，就是改革措施的每一步都必須是可操作的和可實現的。最重要的是，政治領導力從來都不隻是事關改革或法律或政策，而是直接涉及到改革領袖本身的美德與品格，在深信兩方麵都忠於公共服務和公共利益。[8]

因此，我們可以說，柏克的保守主義思想是直接以基督教信仰為根基的。柏克實際上是一位基督教哲學家，他以自覺的心誌所從事的就是抗擊法國大革命那種重估歐洲基督教文明和社會道德原則的無神論與敵基督思想。因此，柏克的哲學完全根治於基督教信仰，而自然法則是其哲學中關鍵的和統一性的原則。[9] 劉軍寧強調：“保守主義的矛頭是指向激進主義的，並不是針對自由主義的，除非這自由主義在哲學上信奉理性主義，在政治行動上追隨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的關鍵不再保守與否，而在保守什麽。若撇開了保守的具體對象，保守主義便空洞無物。‘保守’是任何人都可能具有的一種天然傾向，並不自動構成‘主義’。……柏克創立的保守主義保守英國的憲法，保守親和自由的製度。所以，保守的柏克隻為特定的傳統辯護。柏克的保守主義並不為任何傳統尤其是敵視自由的傳統進行辯護或是提供理論依據。所以，援引柏克為一切傳統辯護當屬無稽之談。”[10] 諾曼指出：“自由主義——如其現代後裔自由至上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一樣——強調個體至上；柏克則強調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自由主義講自由視為意誌障礙的闕如；柏克則視自由為一種有秩序的自由。自由主義確信一切盡在理性的掌握之中；柏克則確信傳統、習慣和‘成見’。自由主義強調普適原則；柏克則強調事實和處境。自由主義無視過去；柏克則表示異議。自由主義傾慕激進變革；柏克則憎惡之。自由意誌不能從屬於義務；柏克則堅持之。”[11]

在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深入到以柏克為代表的基督教傳統和保守主義。正如田飛龍所分析的那樣：“柏克保守主義顯然包含了西方政治思想的豐富營養，這種應用不同於激進主義提供的、被過分窄化和簡單化的‘自由個人主義’方案，而是‘續源開流’式的整全世界觀和曆史哲學。中國近現代依賴的細化和現代化在‘救亡圖存’的強大功利動機下曾以不斷加碼的激進主義與傳統切割，導致政治建構、社會治理與文化布局上的源流斷絕，其結果就是權力建構與經濟建設突兀而起，但憲製進步、權利生成、軟實力建設與道德文化重構層麵則步履艱難，進展有限。柏克保守主義教誨我們尊重傳統與秩序，從傳統是汲取改革智慧，者對經曆不斷革命、改革與經濟崛起後尋求文明複興與曆史綜合的當代中國而言，顯然是一種切時而切近的思想資源。”[12] 對於保守主義者而言，傳統就是共享的智慧，那些一味地反傳統的人就是以個人的愚蠢取代共享的智慧。那些反對基督教傳統的人，更是落在異教傳統可怕的黑暗與殘酷之中。這種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就是對基督教傳統的消解，使得西方文明的源流被攔腰切斷。餘英時先生強調，中國近現代大多數知識分子麵對中國的落後和野蠻，急於改變現狀，走的都是反傳統的激進主義的路子，尤其是共產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禍害。我們必須深刻麵對各種形式的激進主義的危險，避免浮躁和狂熱。

其實，以柏克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義的精粹不在於政治哲學，而在於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審美情趣。沒有發自內心的基督教信仰的熏陶，沒有對於崇高與美麗的深思，我們的思想和情感就難免流於膚淺、狂躁、混亂甚至卑鄙，法國大革命的精神之父盧梭本身就是這樣的人，他所謂的《懺悔錄》不過是高級版“我是流氓我怕誰”。盡管他宣稱為讀者提供一個裸露和無偽裝的自我，但這頁成為一種關於虛榮和自我肯定的宣揚。他和情婦生了5個孩子，自己作為父親不去教育，卻把孩子送到送到育幼院去，還振振有詞地寫了《愛彌兒》一書論教育！

柏克首先的也是最主要的著作就是在1757年28歲時發表的《關於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這本書的主題是他在15歲時就開始思考的。此書論及人生的痛苦與喜樂，集中在人類的激情上，柏克一開始就把最主要的激情分為兩類，一類時自我保存性質的，一類是社會實現性質的。柏克的這種劃分正如二百年後所謂的深度心理學家榮格的劃分一樣，後者也把個人的實現分為個體性與群體性兩個方麵。柏克在此書中強調愛的重要性，不管是基於性愛、對人類之愛還是對生氣勃勃的大自然的愛，愛都是一種人能夠經曆到的實實在在的感覺。能夠激發愛的就是美，能夠使人欣喜的，就是崇高。[13] 對於柏克而言，社會秩序本身是崇高的：“他遠遠地超越了人類理解，觸發了尋求把握這一秩序的自我保存本能以及敬畏與謙卑感。”[14] 沒有這種對於上帝和秩序的敬畏與謙卑感的人，不管他們提出的理想如何光彩亮麗，他們自己都是無法無天、無惡不作的狂徒。

英美保守主義之所以強調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古典的基督教信仰，每個人都應當首先致力於認識上帝和自己，致力於通過默想和靜觀體驗到內在的與上帝合一的愉悅，每個人都應當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管理好家庭、教會與國家。國家通過高稅收、高福利的方式來滿足人民的需要，乃是極其低俗、醜陋、虛偽的東西，既不崇高，也不優美，乃是赤裸裸的“唯物主義”。不被權力迷惑，不受物質勾引，不向環境屈服，要達到這樣的境界，確實需要柏克所強調這種崇高感和審美上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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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871頁。其他四處是240、272、375、832頁。

[2] 代表作是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 J. C. D. Clark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文譯本《法國大革命》，林毅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8).

[3] 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28頁。

[4] 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136頁。

[5] 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138頁。

[6] 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138頁。

[7] 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139頁。

[8] 諾曼，《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教父》，262-264頁。

[9] See Frank O’Gorman, Edmund Burke: His Politican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9. 

[10] 劉軍寧，“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讀書》，1995年第3期。

[11] 傑西·諾曼，《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教父》，田飛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6頁。

[12] 田飛龍，“譯者序：重溫柏克保守主義的多重意義，”見諾曼《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教父》，10頁。

[13] 埃德蒙·柏克，《關於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郭飛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8).

[14] 諾曼，《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之父》，2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