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襲故宮：九十年前被忽視的另一“七七事變”[讀史偶得]
紀念七七盧溝橋事變是這幾天的主流，其實，在盧溝橋事變之前20年，也就是1917年，有另一場“七七事變”，也是中國曆史關鍵時刻的戲劇高潮之一。
這一年的
此前，為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爆發激烈“府院（總統府、國務院）衝突”，非北洋出身的總統下令將總理罷免，身為北洋係首領的總理則鼓動各省督軍、尤其北洋同誌獨立，和中央抗衡，各省紛紛劃線站隊。“黎菩薩”----此綽號來自當年武昌革命時他在革命軍刺刀下被迫當了革命元勳，一語不發----情急之下，就把非北洋嫡係的張勳“辮子軍”調進北京調停，這很有點像東漢末年袁紹給何進出的餿主意：調董卓進京。
這真正是應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張大帥本就一直宣布忠於舊主，所以留著大辮子，加上能打仗，當年革命軍還是弄不過他，遂有“莽張飛”之稱，言其忠勇。他帶兵進京，先到天津給宣統小皇帝請安，意圖很明顯。外省不少軍閥看看形勢不明朗，張大帥又占據了京師中樞，並攛掇著一起忽悠他，索性把個亂哄哄的民國給推翻了，
醒過神來的民國元勳們趕緊開始一致抗爭，組織“討逆軍”反複辟，戰爭便在京津地區打起來了。段前總理急了眼，命令南苑機場飛機轟炸“辮子軍”陣地，雖然投彈命中率很低，屬於“打哪指哪”型的，但畢竟是中國軍事史上首次空襲，心理戰效果顯著，戰鬥力很強的“辮子軍”在前線幾乎瓦解。而投在故宮的三枚炸彈，把個剛複業的小朝廷嚇得不輕。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聞聲就不必多羅嗦了：複辟鬧劇草草收場，滿清小朝廷趕緊檢討，說都是張勳搗鬼攛掇的，這就是滿清小朝廷不地道的地方，涼了大家的心。張大帥弄得兩頭不討好，還丟了軍隊，躲在荷蘭使館好長時間，從此心灰意冷，基本退出了民初的鬧哄哄的舞台。
張勳複辟（七七轟炸當然其實是稱不得事變的，最多是軍事史上一個事件而已，一笑，嗬嗬！），對近代中國的意義是重大的，這是在袁世凱稱帝後最後一次帝製還潮，從此所有的當權者或野心者都死心了：在中國是不可以再稱皇帝的了，你大可以做個沒有帝王之稱而有帝王之實的總統、委員長、書記、主席等，帝製便在帶著“民”字頭的各種主義包裝下潛伏起來，隻是一不小心還留個尾巴在外麵，“萬歲”的字樣至今還掛在當年“辮子軍”勤王的大門洞下，聞聲每次看到，都覺得比較別扭。
至於張勳其人，倒確有可愛之處。在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年代，連阿Q都要自稱革命黨，以便能有權摸摸小尼姑的光頭，這位擁兵一方的大帥倒一直留著大辮子，從“頭”開始維護著大清朝的貞潔，沒有追隨革命的行情。有論史者認為這是他的包裝和炒作，可聞聲想，一個在帝國政治中如魚得水混到封疆的諸侯，其眼光和能力難道不足以看清哪些是不可為的嗎？難道不知道“世界形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點“孤忠”就是張勳當年迥異於時人、尤其“黨人”之處，是那個黑暗年代的少數人性的閃光點，令其即使在敵人那裏也得到了極大的尊重。
孫中山說：“清室遜位，本因時勢。張勳強求複辟，亦屬愚忠，叛國之罪當誅，戀主之情自可憫。文對於真複辟者，雖以為敵，未嚐不敬之也。”（《孫中山致陸榮廷電，1917年7月24日》，《孫中山全集》，第4卷，1985年版）。孫大炮見人見事比其做人做事要地道和有眼光得多。
革命元勳歐陽武挽張勳道：“無言不仇，無德不報；丹心照千古，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另一革命元勳章士釗的挽聯，則更像是為時代而悲：“民主竟如何？世論漸回公已歿；斯人今宛在，黨碑雖異我同悲。”
“黨碑雖異我同悲”，這樣古老的一種敬重敵手人品的精神、一種真正的“中國武士道”精神，從民國開始就成為珍稀。中國在把自己從名義的帝製下解放出來後，就在隨後的各種名義的黨爭、政爭中，丟失了所有準則，“不擇手段”成為時代主旋律，痞子運動最終成為勝利的保障和實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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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七七] 感謝日本：友誼第一戰爭第二
[二評七七] 挨打活該？！
[一評七七] 被摻水被透支的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