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罌粟----中國房產第一案親曆》（4）
情節曲折、豐富，儼然一部連續劇般的“上海灘大姐大”故事，以束萍被判18年徒刑落下帷幕，但她的退場，卻剛剛拉開了秣陵商廈 (“陽光城”)十多年紛爭、並成為中國房地產天字第一案的序幕。大姐大束萍曾經任職的路華公司，隨即撕毀與弘豐公司簽訂的協議，要求弘豐公司退款，因為標的數額巨大、也因為牽涉到多家國有企業和部屬企業用地，官司一起步就是高級別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成為一審法院。
1996年11月18日，路華公司（已改名為“南僑公司”）以弘豐公司、振新公司（已整體轉入上海建工集團，因此著名的建工集團卷入此案，再次抬升該案的重要性和牽扯麵）為牟取暴利，非法炒賣項目炒賣，請求法院確認南僑（路華）與弘豐的協議無效，判令弘豐公司返還其支付的全部款項及利息，建工集團（振新公司）應承擔連帶責任。
弘豐公司與束蘋主持下的路華（南僑）公司究竟簽訂了一份什麽協議呢？
在這份協議中，雙方約定：弘豐公司將“陽光城”(原秣陵商廈)中的建設份額8.4萬平方米，投資得房率為61％即得房5.13萬平方米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利益轉讓給路華公司，該項目建設原公攤由弘豐公司提供的鋼材、木材、水泥等轉由路華公司提供，對外路華公司暫以弘豐公司的名稱參加建設。
這其中，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弘豐公司所轉讓的國有土地開發使用權，實際上是行政劃撥用地，依法不得轉讓，更不得轉讓給外商；二是弘豐公司所轉讓的建設份額，有一半並非其自有的，而是屬於振新公司（建工集團），而振新公司（建工集團）從未與路華公司（南僑）簽訂合同。
雙方在合同中還約定，“考慮到弘豐公司在項目前期開發做了大量工作，路華公司（後來的南僑）支付弘豐公司項目補償費2500萬元人民幣”。這一點實際上相當關鍵，弘豐公司作為一家國有資本投資的、“為係統內部服務”的“集體企業”，之所以會將項目倒賣，這是很關鍵的動因。而三家聯建方中，另兩家“血統”更為純淨的國有企業，默認了弘豐公司的“倒賣”行為，並在此後積極配合（在訴訟過程中，原屬“中儲”的土地，有80%被奇怪地轉到了弘豐公司的名下），這其中，弘豐公司的“自負盈虧”的性質是否起到了關鍵作用呢？這樣一個不可能“虧”、隻可能“盈”的項目，顯然如果在更為純淨的、不能“自負盈虧”的國有企業手中，即使倒賣出好價格，那也是國庫收益而已。實際上，在聞聲2002年介入這個項目至今，六年多時間對這個項目的深入操盤，發現這個項目複雜表象的背後，就是這樣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推動力在運作著，國有企業的純淨血統，在相當一些人看來，既是機會所在，也是障礙所在，弘豐公司出麵倒賣，或許正是“揚長避短”的僅有模式……
起初的操作是順利的。協議簽訂後，束萍主持下的路華公司（後來的南僑）於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共支付弘豐公司2726.2萬元人民幣，套現在順利而悄悄地進行著。
1994年9月15日，弘豐公司與振新公司（後來的建工集團）簽訂協議，約定振新公司將其4.2萬平方米建設份額及得房等權利、義務、責任及利益一次性全部轉讓給弘豐公司，弘豐公司除按實結付振新公司投入項目建設費用外，另支付振新公司項目轉讓補償費1250萬元人民幣，弘豐公司實際支付振新公司1421.39萬元人民幣。至此，作為項目參建方的振新公司（後來的建工集團）實際已經套現。
但隨後，“大姐大”束萍東窗事發，鋃鐺入獄。南僑公司（原路華公司）翻臉不認帳，烽煙燃起。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另一個關鍵人物，弘豐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胡冰。聞聲後來多次與這位胡總經理打過交道，乃至在上海市政府的會議室裏拍案相向，坦白地說，他是少數值得聞聲欽佩的人，上海灘難得的“爺們”，說句表揚他的話，他實在“不像上海人”，身材高大，性格強悍，沒有一般上海男人慣有的委瑣或陰柔。從工商登記的材料看，他是在1991年弘豐公司最早的前身“上海市集體企業房產開發公司”轉為“上海市工業係統房地產聯合總公司一分公司”時，被任命為經理的（此時中國商場尚沒有流行“總”字頭）。此後，無論是這家公司的多次更名或股權變更，還是與“陽光城”(原秣陵商廈)項目的無數糾葛，乃至與聞聲所在團隊由敵變友，胡冰都是一個關鍵人物，有的時候甚至是導演兼主演。
據項目“老人”們和他自己親口透露，束萍出事後，胡冰也受了不少牽連。一種說法是被檢察院拘留調查，另一種說法是被紀律檢查委員會雙規，聞聲一直沒有得到確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確實為此被限製過人身自由的。據他親口說，那年正好是他女兒高考，因此對孩子影響很大，成為他終生的痛，後來這成為他向我們索要上千萬“補償款”的私人理由之一。
聞聲的團隊介入這個項目後，胡冰成為我們前兩年的主要工作對象（或可說是打擊目標）。本書以後的篇章中還將無數次地提到他。
1997年4月，上海市高院作出了一審判決，毫無懸念地支持了南僑公司（路華），認為弘豐公司與南僑公司（路華）之間的轉讓協議無效，判令弘豐公司返還人民幣2726.2萬元及利息，但也駁回了南僑公司（路華）要求振新公司（建工集團）負連帶責任的訴請。
一審判決後，倔強的弘豐公司和胡冰不服，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這是這個項目“一進宮”。最高法院經審理後於1997年12月31日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一審判決下達之前1個月，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卻在一審、二審過程中從未沒提及：1997年3月20日，上海市房屋土地局居然在訴訟期間同意變更了該項目的土地使用權，被指非法轉讓項目的、並驚動了檢察院或紀委進行調查的弘豐公司，居然獲得了80%的土地使用權。這一“變性手術”，其所發生的時機、動機、過程，以及兩級法院對此的視若無睹，對聞聲來說，一直是個難解之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項目從“血統純淨”的國有企業轉向“自負盈虧”的集體企業、並試圖再轉給純粹市場行為主體的外資企業，其幕後的巨大推動力，依然在起著相當有效的作用。這一土地使用權變更行為，帶來了巨大的後果：
一、它成為日後最高檢察院指責最高法院辦錯案的關鍵理由（見下期）；
二、它成功地實現了土地從國有企業向集體企業的轉讓，為今後的進一步市場花轉讓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礎，而國家卻並未收到足夠的土地出讓金（弘豐公司的一半土地，也即總土地40%的麵積至今也從未辦理過出讓手續，繳納過一分錢的出讓金）；
三、它成為日後紛爭的禍根之一。日後，弘豐公司就是憑借這兩張平白獲得的土地證，以區區5%的小權益將整個項目玩弄於股掌之間，控製了項目的走向、節奏，並且一直將項目進度拖後到弘豐公司改製完畢、其經營人員可以堂爾皇之地將項目“補償款”轉入非其本公司帳戶。
上海市房地局在土地使用權的變更中，還有一個費解的行為：將一塊土地拆成了三張土地證，其中兩張分別為40%（各5453平方米，合共10906平方米），都歸到了弘豐公司名下，弘豐公司隻繳納了其中一張的土地出讓金，而按規定，未經出讓的土地是不得轉讓的；另一張20%的土地權益，保留在了“中儲”公司（它下屬的上海海滄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開始承接具體管理，今後我們敘述時，為便於理解，如無特別說明，中儲和海滄就是同一主體）。中央國企“中儲”在上海黃金地段的土地，就這樣悄悄地轉移到了“自負盈虧”的集體企業名下，並做好了下一步繼續轉讓套現的充足準備。
上海市高院和最高法院的兩審判決，等於從根子裏杜絕了弘豐公司或其背後的任何人“借殼”賣地的美夢。客觀地說，在政策與法律等重的中國房地產管理體係中，兩級法院的判決無可挑剔。但非要板起臉來“講法律”，“空子”還是有的。
不甘心失敗的弘豐公司走出了最後的一著，向最高檢察院申訴。要指望最高檢察機關就一個房地產案件對最高法院啟動抗訴程序，這在大多數人看來實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這個事件奇就奇在：最高檢察院還真的破天荒地提出了措辭相當嚴厲的抗訴，並且，一個神秘的記者在不同的報刊連同內參上發布了內容相似的文章，與此桴鼓相應，這個項目由此也成為罕見的同時驚動“兩高”（最高檢和最高法）的房產項目，一個中國頭號房產案即將誕生，詳情請看下期分解。
(未完待續/ 版權聯絡winsoundideas@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