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地產圈內聚會，不少人顯然比較興奮：上海的房價終於開始有了“複蘇”的跡象，久違的排隊買房現象又出現了。聞聲不想在這裏討論上海房價的可能走勢，也許此地的剛性需求真的還是沒有被滿足，也許隻是政 局穩定後的一種自然反彈。
令聞聲驚詫莫名的是，在某次政府組織的開發商會議上，平日裏口口聲聲民生福利的官員，在這滿世界高唱和諧的情況下，居然也是毫不掩飾地要求開發商將房產上檔次、上規模，把房價推高！一家定位中檔商辦項目的開發商，被領導同誌點名要求將定位拉高！！
上海的官員們十分關注北京的房價牛市，此情此景仿佛當年上海房價屈居於杭州之下時的感覺：上海豈能放棄老大位置呢？
作為中國經濟的老大，上海究竟該做一個什麽樣的老大呢？
十年前，最讓聞聲感動的一部報告文學就是陳祖芬寫的《世界上什麽事最開心》，至今難忘的的是這本書中寫的“貼在大象屁股上的施政綱領”，說的是在大連國際服裝節上，動物園的大象也出來巡遊，在大象的屁股上就貼著市長的施政綱領：“不求最大，但求最佳。”
這個細節令我久久難忘，尤其我在省級機關當了多年秘書，跑遍了浙江的每個縣，經常蹲點，我實在太了解在求大、求全、求政績的中國官場，一個政府首長哪怕隻是這樣說說就需要的巨大勇氣。
那個時候的上海，剛剛開始對我們這樣的民營經濟放開，我們就是被“招商引資”進上海的。每次到政府參加會議，我其實心裏很犯嘀咕，動輒談500強的上海，能真的對我們保護、扶持嗎？為了談工廠用地，我記得在多次預備談判後，光正式談判就足足談了12個小時，一直到快半夜，政府第一把手親自參加，那是我參加工作後見過的最敬業的政府官員，盡管我覺得他怎麽這麽死板。次年春節，一個意外的邀請稍稍打破了我對當時上海整體環境的顧慮，分管工業的副市長帶各部委辦負責人請了十家民營企業餐聚，我們作為高科技星火企業被邀請。以前做秘書和報紙，最怕的就是飯局，加上路途太遠，所以我還想安排自己的廠長去算了，但上麵打招呼，必須本人到場，結果去了收獲很大：哪裏在吃飯，基本上是個現場辦公會。上海官員尤其表現出了對來自浙江的民營企業的很大興趣。後來，我也陪著上海的官員到浙江招商引資過幾次。
我記得在那次會議上，我就引用了“貼在大象屁股上的施政綱領”，希望上海不要僅僅把眼睛看著世界500強，西方經濟的真正活力是在廣大的中小企業。當然，我也很理解政府官員背負著沉重的招商引資壓力，選擇大企業是其個人利益的最理性的實現渠道。
移民出國後，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小企業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基礎性意義，無論是經濟方麵，還是政治方麵——政治學有個基本原理，就認為民主的基礎之一是有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後來做金融，無論是回國考察訪問，還是在國外接待大量的中國地方政府代表團，我都會大聲呼籲政府不要隻盯著世界500強——即使西部很不發達的城市，也是動輒表示要吸引這些世界巨頭。
但是，在GDP的壓力下，中國的官員們還是隻能求大。
在中國，最有資格將目標瞄準世界500強的，當然是上海。但上海不斷增高的商務成本，已經成為一道難題，固然擁護者可以拿物有所值——本地所擁有的中國最好商務環境，來作為抵消商務成本增高的影響的理由，但成本增加的很大一個因素，並非所謂的土地、勞動力等顯性成本，而是上海抓大放小（甚至是排小）的基本政策，導致了一些大公司、尤其是製造業相關的大公司，與其配套的產業鏈脫節，在產業銜接上出現巨大成本，而不得不離開上海。這當然可以如上海的官員或學者們所辯護的那樣，有利於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和優化，但實際上還是很給人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之後自嘲的感覺。
蘇州在利用外資方麵急劇雄起，其很大程度上就在於注重了產業鏈的引進，而不是一廠一司，通過產業鏈將一長串的資本和利稅留在了當地。
上海在經濟發展、尤其是外資（外地資本、外國資本）引進中的好大喜功，實際上已經將這個城市的經濟推向了依賴高端產業的畸形地步，抗風險能力大大減弱。目前在著力推行的現代服務業、創意產業，或許可以看做是一種矯正手段。
作為中國經濟的“首都”，上海究竟應該做什麽樣的老大呢？聞聲以為，全國人民所寄望於上海的，肯定不是單純的GDP，肯定也不應該是單純的經濟發展，而應該是社會進步的燈塔。用官方的話來說是“要注重民生，抓好構建和諧社會各方麵的工作”，“切實解決好群眾普遍關心的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問題”。
紐約的房價之高，固然是全美老大，但紐約的生活標杆意義也是全美之最。很多到了紐約的上海人，完全被紐約的物價與收入之比遠低於上海而震撼！其實，紐約對於美國，它的意義不隻在於經濟，更在於那昂首屹立的自由女神，那上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