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十年來，要說真正的經濟騰飛奇跡，不是享受政策偏食的廣東和上海，而是一窮二白的浙江。這個麵積狹小、多山多海的小小省份，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在既缺乏朝中大佬撐腰，又缺乏洋買辦基礎（寧波情況特殊，後文會涉及），楞是靠著螞蟻般的精神，頂著種種壓力，從石頭縫中迸發出旺盛的生命力，造就了真正的原生態的資本主義。如果說新大陸有美國夢，那聞聲敢說：美國夢的中國版，浙江是最有可能實現的地方！！
作為一個浙江人，作為一個溫州人，除了求學北京的幾年外，聞聲都在浙江度過。尤其是大學畢業的十多年，聞聲借著在省級機關和報社工作的便利，走遍了浙江的每一個縣，又因為開設財經專欄的機會，接觸了大大小小的無數企業家，一直折騰在浙江的潮頭，見證了浙江經濟的幾次嬗變過程。
浙江成功的經驗，如今已經成為經濟界和學術界的顯學了。有一個在浙江官場長期流傳的段子，說浙江人向北京大領導介紹成功經驗，說是一靠“警察”、二靠“妓女”，把領導都嚇一跳，原來，浙江很多地方的方言，“政策、機遇”的發音很接近“警察、妓女”，這個段子便在各種有北京官員參加的宴席上成為佐餐的佳品。浙江的經驗，自然不靠“警察、妓女”，記得九十年代末，廣東的名報《南方周末》在年終總結時感慨“浙江居然在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還保持了社會的穩定”，這個“居然”一詞，令聞聲當時感慨萬千。浙江的經驗，實在地說，也不靠“政策、機遇”，因為沒有任何單獨傾向浙江的政策或機遇。學者們挖地三尺，從文化底蘊、經濟模式、發展路徑、產權結構等各個方麵總結了無數條浙江經驗，在林林總總的經驗分析中，一個被大多數學者所忽略掉的事實是：浙江的發展，關鍵是受益於政府的無奈而無力的不作為，受益於浙江朝野有意和無意的遠離政治，受益於浙江人低調務實的作風。江西南昌搞城市形象，聽說是在橋頭豎立了白帽和黑帽的雕像，浙江沒有那樣的雕像，因為這本就是浙江人雕在心中許久了的理念，不需要用塊石頭來提醒自己。
用更白的一句話說：浙江人低調裝孫子，恰恰是浙江經驗中最關鍵、最有意義的部分。
浙江經濟的本質是什麽？本質就是草根經濟。九十年代剛流行卡拉OK時，說話都會臉紅的大小老板們陪領導，最愛唱的就是“沒有花香、沒有樹高”的《小草》，甚至用紹興話、台州話、溫州話演繹。這樣的小草，當然是不可能沒有人去踩踏的。大家在網上去搜索搜索浙江老板們的發家史，每個人都有一段被踩踏、被壓製的血淚史。是的，你說的對，改革初期，不僅浙江，全國各地的改革者都有被踩踏的體味，但為什麽最後是浙江的小草成長了，發展出浩瀚的草場呢？
第一個原因是浙江人草性重，不怕踩踏，石頭縫裏也要生長。我有一個親戚，靠長途販運豬頭起家。那時，浙江的交通十分落後，除了一條浙贛線和杭甬線外，別無鐵路，都必須靠艱難而危險的公路交通。尤其我的老家溫州，因為一直處於海防前線（八十年代我們還能用中波很容易地收聽到台灣軍隊的心戰廣播），公路都故意選艱難隱蔽的地方，汽車翻落十幾米深的甌江峽穀，根本就不是新聞。我那親戚就到金華等交通樞紐地區大量購買豬頭（隻有豬頭是不憑票的），加工成豬頭肉後，再一站站地到金溫公路兩邊的休息站去賣。八十年代上半期，政府還到處抓投機倒把分子（這是浙江政策滯後性的表現），我那親戚就經常“被捕”，沒收一切“非法所得”，再一站站地遣送回原籍。那時，像金華這樣的樞紐城市的遣送站中，基本都是溫州人和台州人，被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看押著，他們彈棉花的大弓成為遣送站最大宗的罰沒物品，實在太多了，也就允許他們扛著這些大弓踏上遣送的路途。到家後，寫檢查，然後再出來，我那親戚就這樣靠那些豬頭完成了最初的積累，然後就是辦鞋革加工作坊，現在早把生意做到了巴黎，年營業收入兩三個億。浙江的第一代老板，和別的地方相比，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文化程度實在低到可以忽略，像常青數魯冠球那樣的，才讀了幾年小學。這就是最大的草根性。這樣的草根，你是沒法壓製的，因為他已經草根到了極限，就像馬克思說的“無產者失去的隻是鎖鏈”，他還怕什麽呢？還在乎什麽呢？
如果說草性重還不足以體現浙江特色，第二個原因則可能是浙江獨有的，也是聞聲積二十多年的切身體會所要強調的：浙江官場的非主流性，導致對浙江草根的踩踏是不堅決不致命的，如同對浙江草根的扶持是不堅決不有力的一般。改革初期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浙江並非一個官場的亮點和“要缺”。既非衝要之職，則官員們的首要思想便是“平安無事”，為求“平安無事”，便要自己少惹事。清淨無為，首先便是不敢提倡什麽敢為天下先的東西，不像廣東廣西那樣漸漸有點明星式官員出現，吸引領導和輿論的目光。其次便是沒有能力消滅那些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已為天下先”的新生事物，比如溫州這樣的資本主義萌芽，不是不想消滅，而是這樣的野草實在太多太茂盛了，要消滅就必須大動幹戈，一大動幹戈就要引人關注，這顯然和“平安無事”的宗旨是矛盾的。所以，在浙江的幾個改革發祥地，義烏、溫州、台州等地，對草根的踐踏都很不徹底，斬草不除根，敷衍了事，這就在客觀上為小草的繁衍提供了極大的空間。而且，來自民間的生存發展欲望，和基層官員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並不矛盾，甚至很多的改革個案都有基層官員（他們同樣有草根般的發展衝動）的主導力量，由此造成了浙江改革初期經濟發展的“地下”特點，同時形成了“錢權交易”的初級形態：權力對利益的維護，起初還談不上“保護”，而僅僅是“不傷害”而已。
這樣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學”生態，聞聲認為也是日後浙江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居然”能保持社會穩定的根本原因：浙江的基層政權，已經成為保護民間資本的基本力量，或者說，已經與民間資本的力量緊密地結合了。聞聲曾經到不少鄉鎮掛職或蹲點采訪，可以說，在浙江，一個得不到當地資本支持的鄉鎮班子，是做不好任何工作的，當地資本的遊說力度和力量，和聞聲後來在澳洲看到的並不相上下。而且，由於這些資本的草根性和原生性，造成浙江“人人是老板”。實際上，無論是按照紅色原教旨主義的解釋還是所謂西方政治學理論，浙江自發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正是這一“階級”，以自己的力量促使（或可說保證）了浙江至少在鄉鎮一級的政治民主（至少是決策民主）。政治學理論中所謂的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壓器的理論，在浙江就是最好的例證。類似後來發生在廣東的地方政府幹預企業，甚至以大股東身份將企業家入罪的現象，在浙江是比較罕見的。
其實，所謂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本質區別，實際上就是政府的功能定位和權力界限的區別。聞聲曾采訪過不少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大家幾乎一致公認的是：寧可要一個無能但也無為的政府，也不要一個自以為是的政府。就浙江內部而言，曾長期奉行蘇南模式的浙北地區，不僅在企業發展中大量摻“紅”，也在農業發展中普遍出現鄉鎮政府“引導”種植品種搞大農業的“瞎指揮”現象，號稱“魚米之鄉”的杭嘉湖平原，不出幾年就在生活水平和經濟收入方麵大大落後於七山一水兩分田的先天貧瘠的浙南山區。
政府權力的擴張本能，對小草的踐踏有時也是相當猛烈和粗暴的。聞聲剛到機關工作的時候，正是對溫州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宣戰的最高峰，省委派出大量工作組，實際上就是要推行姓社不姓資的大方向大原則。聞聲也有幸參加工作組，在老家溫州的一個鄉鎮蹲點多月，親身參加了征糧征稅、計劃生育、打擊地下教會等，親身看到了這類急風暴雨的政治性運動是如何被當地的基層幹部和“人民群眾”逆來順受地化解於無形。直到李瑞環、喬石等親自發話，這場地方性的圍剿溫州的運動才算終結。從李瑞環的公開講話中，也很明顯地能感受到當時省裏對溫州的圍剿力度。李瑞環對浙江省委的領導說：“北京對溫州的說法很多，說溫州很亂，溫州在搞資本主義，溫州什麽都有，等等。我這次來是想直接體察一下，是非曲直你們比我更清楚。省市一級領導，和基層幹部比更了解中央精神，和中央領導比更了解實際情況，你們應當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況。我們常講要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就是原則，而且是一個大的原則。把對中央負責和對基層負責統一起來很難，但這是省委的責任。我不是說溫州一切都好，我和劉錫榮同誌談話也批評了大建陵墓的問題，但總的應該說那裏的經濟發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社會也比較穩定。溫州的基礎很差，沒有什麽資源，國家沒給投資，交通也不發達，搞成這個樣子很不容易。安徽搞承包，開始時北京說的多是壞話，小平同誌支持才過了關。現在溫州很需要有人替他們說公道話，省委領導應該給他們撐腰，起碼不能隨聲附和，參加反溫州的大合唱。北京有些人的話是靠不住的。溫州經濟搞垮，老百姓沒飯吃，他們不管，最終還是要省委負責。(《1991年5月21日和浙江省委主要負責同誌的談話》，摘自李瑞環著《學哲學用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聞聲出國前，曾在某個經濟研討會上放肆地說：浙江應該感謝“無能”的官員，首先你要指望他不怎麽來幹涉你，其次你不要指望他怎麽來幫你，能做到這兩點，這實際上是官員的高境界了。浙江人樂於找市場而不是找市長，不是浙江人天生的，而是找市長實際上沒有用，一半是因為市長未必願意幫你，另一半也因為市長的能耐也未必能幫得了你。西哲說：“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古人也說“治大國如烹小鮮”，政府就該少折騰、少翻動那些“魚”。所幸的是，當時的浙江的領導，都還算是謹小慎微的政治上的穩健者（或許是出於無奈），在正反兩方麵都不（或不敢）強出頭。這在八十年代末的風雲激蕩中也能看出來，無論風雲如何變幻，浙江的表態都是比較晚的，比較隨大流的。有這麽個謹小慎微的領導班子，缺乏“翻小鮮”的魄力和能力，這實際上陰錯陽差地成為浙江百姓和浙江經濟的幸事。
浙江“藏富於民”的現象（不是政策！！），起初是受到很大質疑的，聞聲當年在蹲點時，還專門研究了為什麽那個萬元戶多如牛毛的地方，政府財政卻很窮，居然還是“貧困縣”？！三十年改革初期，浙江的“形象工程”相對很少的，不是官員們實在，而是財政窮，但三十年改革的後期，浙江的基礎設施和麵貌幾乎日新月異，不僅是政府把民營經濟的“雞”養大了能大量收取稅收的“金蛋”，而且大量的民間資本在度過了消費期後，蜂擁進入投資環節。鐵路、機場、跨海大橋，請問中國還有什麽地方有這樣大的工程能由民間資本來支撐呢？
浙江民間資本和政治力量在韜光養晦方麵所形成的微妙默契，是導致“浙商”和“浙官”都普遍低調的重要原因。人文燦爛的浙江，至今也沒能像深圳那樣，一會兒“南海邊畫了一個圈”，一會兒是“繼往開來的引路人”，高調地唱出很多悅耳的讚歌，但那種埋頭苦幹的低調，不正是我們這個民族最動聽的進行曲嗎？
（後記：鑒於很多一手資料在移民過程中遺失，這篇文章也隻能是灌水而已。聞聲堅信，如果能從政壇和經濟的互動的角度去剖析浙江之路，應該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有相當的現實意義的。這個任務，於聞聲自己而言，隻能待先完成齊家的任務再說了。歡迎大家多指教，但有一點：請您在發言之前千萬千萬先看明白我灌的水，免得浪費你的灌水或板磚！謝謝！！）
[三十年係列灌水之一]自大封閉：香港廣東正在淪落為二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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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多年紮紮實實的江湖曆練才是打造精品博客的基礎。聞聲兄的這篇大作一看就知道是內行人寫的，有力道，不是胡吹亂侃，信口開河，作為讀者我看了覺得很過癮。希望能看到你更多更好的作品。
另外，浙江，上海和蘇南這三個經濟版圖聯係緊密，但是又各有千秋，不知聞聲兄怎麽看？能否簡短扼要地一一點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