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人世間( 58 - 61)

（58）

林碧如托我替她去看望金大海老人，金老是她早年上醫科學校的同窗，差不多五十年沒有往來，沒有通音信。她知道金老曾在海外任職，五十年代初帶了全家回到祖國大陸，在一所大學裏教書，反右時戴了右派帽子。

最近，林碧如想起，都住在一個城市裏，為什麽不能看望他呢？可她年歲大了，擠車不便。當她知道我的家與金老的家相距不遠，便將看望的事托我代勞。

我去看望那天，正是初冬第一場西伯利亞寒流入侵，西北風把枯葉兒掃落得夾著泥沙滿地亂竄。

敲開了金老的門，我說明來意後，金老的夫人、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引我進屋坐定，我正心生疑惑：“怎麽不見金老呢？”老太太開口了：“金先生出門了，去書店了。”她一麵給我沏茶，一麵嘟嚕：“你不曉得，這老頭子的強脾氣沒有人能拗得過，天冷上凍了，叫穿棉鞋，不穿；西北風刮緊了，叫這幾日別去書店了，不聽，剛走。”

據我坐在屋裏冷眼的觀察，別看老太太對金老似乎有一肚子的不滿，而更多的卻是關懷和疼愛。金老出門這會兒功夫，她抓耳撓腮的，惶惶然放不下心，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立起，一會兒站在窗前看枯葉飛舞，伴著一聲聲長長的歎息。

“咦！”老太太呼出一聲沒奈何的歎息後，坐過來要和我說話，這或許是為了排遣她心頭的煩亂。

“林先生好嗎？金先生早些年常常提起林先生，現在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是林先生什麽人，親眷還是單位的同事？”

我回答了她的問話，並說：“林先生常常惦記著金先生，說金先生的為人學問，不應該遭受今天這樣的處境。”

“多謝林先生這麽惦記著，今天哪裏能夠講得了那些個。金先生一輩子吃虧吃在脾氣太倔了。人家都說，吃一塹，長一智。他啊！吃了一萬個塹，也長不了一個記性。就說這天天必定要去一趟書店，也不看看什麽天氣，也不想想自己腿腳這麽不靈便，不去不成。”

我說：“這是追求學問的人的習慣。反正我們台州人有一股硬氣，硬氣和倔強是相近的，或許就是一回事，金先生又是紹興人，紹興與台州也是相近的，魯迅就是紹興人。”

我說了這些有一搭沒一搭的話後，好半天沒有話了，隻在等待金先生回來。

等了好長時間，似乎我和老太太都隱隱地聽見一聲聲的敲擊聲，老太太立即奔去開門，果然金先生回來了，他在上樓梯呢！那根拐杖篤篤篤在石灰階梯上的敲擊聲，開了門便不是隱隱的了。

老太太迎下樓梯去，隻見老頭子鼻尖底下拖垂著一掛長長的欲滴未滴的涕水，胸前兩隻衣兜蓋上，明擺著殘落的飯米粒，對襟排扣上殘湯和涕水的遺跡，一片連一片，幾乎板結了。

西北風把金老的喉嚨管吹嘶啞了，加之一嘟嚕吐不出咽不下的痰氣，說話越發含混不清了。

不過，如何的含混，也混不過老太太的耳朵，她能從含混中辨出含意來。

“哪有新書出版，還是那些。”

“我說對了吧，叫你別去，這大風，偏去。我也懶得說你了。”

金老一聽老婆子的埋怨，立馬把臉拉長了，老太太一見這臉相，便知又要鬧脾氣了，自覺把嘮叨打住。

“是不是閻王爺把你托生出來，專來同我囉嗦的。”

老太太攙扶著老伴一步一步往上挪動。

當老太太把又掩上的房門推開，推出來的氣流經過仄小的房間空間，“啪噠”一聲把一扇未劃牢的門窗扇開了。

這一聲“啪噠”給隨腳進門的金老添了怨氣。他們這大歲數最怕的就是登梯爬高。這個宿舍樓建造於五十年代，設計上有些古板，窗戶分了上下兩格，上窗戶有流通空氣之功用，可是有開和關的不便之處。金老剛戴上右派帽子時不到六十，尚能爬高去關啟，自從七十年代中得了腦血栓，便喪失了爬高的能力。這本來是不很要緊的事情，可以由子女擔起這份責任，可是在那個年代，劃清界線是社會風行的趨勢，金老的子女當然也是無可指責地跟了這個趨勢，一時隻能由兩老自己看著辦，倒是孫子小光時時來問候。孩子麽，一來與老頭老太無話可說不願多呆，二來做事未免毛毛躁躁。前天來了倒是想著把窗關了卻未劃牢，空氣稍有不穩定因素，包括內外因，都會牽引它開了關、關了開，這開開關關之聲都能導引出金老的怨聲。

不等金老發出怨聲，老太太忙岔開話題，向他介紹我這位客人。

老太太說：“林碧如先生托這位同誌來看望你，還送來她親自下廚燒的鴨子。”

金老顯得很高興；“啊唷！多少年了，還在杭州上學時的同學，難得惦記著我，林先生年輕時長得漂亮著呐，那雙眼睛飽含江南山明水秀神韻，人品好，端莊大方，大家風範。我聽說她三十多歲了，獲得洪堡獎，赴德國留學，真是女中豪傑，她後來吃虧過沒有？”

我有意躲開金老問的話題，我告訴金老，我和林先生是同鄉，都是太平人。她是我的長輩，因而，金老也是我的長輩，我住得不遠，有什麽事用得著我的盡管叫我。

金老先生說，他和我可說是大同鄉，他是阿Q的家鄉人，魯迅是他的老師，在紹興教過他書。

我說，又是同鄉，又是長輩，以後不必把我當外人了。

我起身去關那扇“啪噠“響動的窗戶，老太太一迭連聲道謝，說第一次來就勞動你，我說這對我來說不過舉手之勞。

老太太說，關窗成了老兩口千難萬難的事情。她講了為關窗的一段艱苦奮戰的經曆，當時我還作為有趣故事聽的。

一年以前，也是這個霜風漸緊時節，可小孫子哪有節候觀念，沒有及時過來關窗。金老那天心血來潮，對老太太說：“老太婆，我們別把自己太看扁了，來個自力更生，我上去關窗。“

老太太忙加阻止：“得啦！得啦！你走路都巍巍顫顫的，”並學著老頭走路的樣子，“隻能一寸一寸這樣挪動，還大言不慚要上高呢！這叫不自量力。”

“敢情你能上呀！老太婆！”老頭子反唇相譏。

“至少腿腳比你利索些。”

“別以為自己是青春年少，也奔八十了，又這麽富胎，能利索哪兒去，我身量高，起碼夠起來容易。”

老太太辯道：“隻要上得了那張寫字台，身量矮些也能夠著，用不著高身量。而上寫字台，身量越高越難上，何況，你抖抖擻擻的。”

金老這才被說服了。他在寫字台邊擺開馬步穩穩站定，用死勁扶住老太太先上骨牌凳再上寫字台，並不住地提醒：“當心，當心！”好像老太太的生命安危全係在他扶住老太太那雙手是否出力用勁上。

老太太在寫字台上直起身子把窗戶關緊劃上，並用力拉動幾下，證明確實牢穩無誤了，才慢慢彎下身子向後伸出一隻腿，探穩在骨牌凳上，再把另一隻腿也伸在凳子上，又進一步把身子下降，即使不用金老扶住，老太太的腳跟已能全麵接觸地麵了。

戰鬥終於勝利了，老兩口坐了下來，喘了一會兒氣，然後一齊失聲地笑了，笑得滿臉的深溝更加深刻了。

我向林碧如複命時，沒有講那關窗的故事，隻講了我與金老相見的感觸，一個人如果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尤其到了老年，大概是很痛苦的。

（59）

    上班我不可耽誤，病妻住院需我探望侍侯，兩個孩子不能沒有我的照料，我一天城南城北的奔波，幾乎每分每秒都在焦急和擔憂中度過。

這天，我在瓢潑大雨中趕路，急慌慌，濕淋淋，趕到醫院，推開二號病室的門，見病妻半臥在病床上，接受一位病友一口一口喂飯。

這位病友前天才住進來，是十九歲的姑娘，她那蒼白的麵色和一身藍白相間的條子病號服，與她的清秀眉目和端麗體態，怎麽也調和不起來。

我一時找不出感激的話語，隻緊走前去，要把她兩手的碗和匙替下來，而她正全神貫注於碗匙上，不給我理會，顯然表示了不肯。我一再要替，她才說：

“快完了，你氣都喘不上來，還不快歇會兒。”

“這……”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麽才好，正好看見在她的床櫃放著的飯菜，就說：“你還沒吃呢！”

“我不怕飯涼。”她說的語氣和帶出的表情，讓我感覺到她和我本是老熟人，幫這點小忙理所應當，我是太見外了。

我也確實夠累乏的了，既有這熱心腸人，便就勢坐了下來。然而，我一轉眼看到她的床頭掛的卡片上，赫然寫著：腎炎，並且加了四個加號。我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隨即去奪她手中的碗，並用了力氣，說：“你是病人，不可以累著了你。”

她緊緊卡住碗不放，一定的不給。見我真的使出了力氣，便急出了口，大聲喊道：

“真是個事兒媽，隻幾口了，倒騰什麽呀！”

我隻得退了回來，以連聲道謝來補我的歉疚，並說：“主要是你也是病人，怕累著你了。”

我越緊著這麽說，反而越招惹了她的生氣。喂完了，她掛著臉走開，吃她涼了的飯去。我過去與她說話，再也得不到她的搭理了。

她真的生我的氣了。

我是每日必去二號病室的。第二天，她完全忘記了昨天不搭理我的事了，熱情地稱呼我叔叔，還同我玩笑說：“你若再不來，阿姨要哭鼻子啦！”

我走近她病床前，向她感謝對我妻的幫助，她不以為然地說：“事兒媽似的。哪來的這許多臭規矩，四舊！”

她還是個孩子麽，我當然不去計較她話的輕重。

我仔細看了看她的床卡，她的名字叫靳菊宏。

“靳—菊—宏”我念出聲來。“好，以後我就叫你小紅。”

“我家裏，我戰友，也真的都這麽叫我的。”

“你還有戰友？你已經參加工作了？”我表示了我的疑問。

“當然，在林場，國營的，國家職工，怎麽的！”她把頭一偏，做出洋洋得意的神態。

“紅是熱情奔放的顏色，目今還包含不怕困難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有這精神才叫得起這樣的名字。”我半認真半玩笑說。

“這，我是關的了。你還別說，我真是有這樣的勁頭，什麽也不在乎。”說到這裏，她謙虛了一句：“至於革命精神，我是說不上的。”

她說完了，顯得很高興，高興得一骨碌坐起來。

“今天我有病住進了醫院，沒有辦法。一年前，我進林場時，真是的，什麽活沒有幹過，什麽活難得倒我。我同他們男小夥表著幹，掄大錘。”說時，還做了一個掄大錘的動作。

“小姑娘，身子骨都嫩，怎麽可以掄大錘呢？有點兒瞎來！”我搖搖頭說。

“你也是輕視婦女，我，靳菊宏就是能夠掄大錘，每次一口氣掄一千二百多下，你想不到吧！”

大錘一口氣掄一千二百多下，一個小姑娘，小紅說得很自豪，也很輕鬆，可我聽了，目瞪口呆得隻剩下把舌頭直勾勾吐出來的功夫了。

“嚇住你了吧！你也不信吧！告訴你，要不是給人叫住，我真不歇手呢！”

好一會，我才把舌頭縮了回去，我說：“我在農村勞動過，婦女不能幹這樣的重活，掄大錘是壯勞力幹的，這不是鬧著玩兒的。”

“一千二百多下，不隻是一次，絕不帶一點兒吹的。”

我當然相信小紅不是吹的，而是說小紅不應該這麽幹。

我突然間想起了一個疑問，並突口而出：“既然你有能掄一千多下大錘的身體，怎麽會得這個病呢？”

小紅給我問住了，一下子又掛下臉來，噘起嘴巴，我再去搭腔，又得不到她的理睬。

不過，過不了多長時間，便既往不究了。高興的時候還拿出她幾張得意的照片叫我欣賞，其中一張是跳“造反有理”舞照的，她的左手臂套著紅衛兵袖章，右腳向前方擺開馬步，左手把紅寶書捧在胸前，右手手心向上並朝右上方揚起。小紅說，她還是林場宣傳隊隊員呢。

小紅確是個閑不住的姑娘，即使住院治病。我每次去二號病室，很少看見她有安安穩穩躺在病床上的時候，她根本藐視醫生要他絕對臥床的囑咐，總是從這個病室串到那個病室，給重病病友喂飯、打開水，端尿盆，她的樂於助人的事跡傳遍全病房，了解小紅病情的老病友，總也勸她不住。醫生攤開雙手說：“根本無法對她實現治療方案。”護士嘟嘟囔囔說：“不把自己的命當命，沒見過這樣不聽話的。”

我一天天看著小紅不把自己的命當命，一天天看著她更加失去血色。

誰不心疼小紅呢？她應該是富有青春活力的花季少女，卻無情地被自己的任性糟蹋成這個樣子。

一次我既把我對她的擔憂流露於眉宇間，而又盡力用鼓勵的口吻對她說：“你應拿出掄大錘的毅力，聽醫生的話，好生躺在床上。”

我知道說了等於白說， 可還是一再的勸說。小紅照舊躺不住，在病房裏串東遊西。

我妻子出院後，我當然不能每天必去病房，然而，還常去看望小紅。她終於肯安穩的躺在病床上，可她已經搬到危重病室。我已予感到小紅的不幸即將來臨，但我強裝出對她的病很樂觀的樣子，“隻要聽醫生的話，會好起來的。”小紅動了動嘴角，算是用笑來回答我的好意，她沒有說話。

我不忍再去看她，我又不忍不去看她。

終於有一天，我去醫院還沒有走到小紅的危重病室，在走廊上，我被告知小紅已經去世了，就在昨夜。她的病友說，小紅死得很痛苦，全身腫上來，直到頭部，她硬忍著不曾叫喊一聲，神誌卻清醒，還留下遺言，要求解剖，把她的病怎樣得的研究個明白。

我飽含淚水的眸子忽然映出一口一口喂我病妻的清晰形象，一會兒映出高高山上掄著大錘口中數著數的清晰形象，都是活龍活現的小紅。

最讓我痛心的是小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不明白自己的病因，要用她身體解剖給予解答。

（60）

  星期天是我最忙碌的日子，不是忙工作，而是忙家務。

我妻子體弱多病，多次心力衰竭，一年總要住幾次醫院。我的兩個女兒，一個七歲，一個五歲，都幫不了我多少忙，能幫的不過上小鋪打個醋，我還得反複交代怎樣安全過馬路，怎樣才把醋瓶拿牢。

這個星期天，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我對兩個女兒說：“出去找小朋友玩玩吧，跳個猴皮筋，長個好身體。”然後，我走進仄小的廚房，圍上圍裙，動手切蘿卜，白菜蘿卜是我家的當家菜。

我切蘿卜切得正起勁，切出“得—得—得”的節奏。這時，從窗外傳進隆隆的馬達聲，其聲響幾乎掩沒了我切菜聲，我不由得停了手中的刀，才聽清是一輛大卡車駛進院裏，還伴著高音喇叭的叫喊，由於其音量擰得太高，加上中間不規則的劈劈拉拉的雜音，我聽不清叫喊些什麽。我把窗子全打開，側耳傾聽，才聽清了“注意，注意，各位居民，統統出來參加批鬥會”。

我納悶，這高音喇叭聲已久違了好些年，怎麽今日又無端地響起，難道又來了哪門子的急風暴雨，要大家統統出來。

“天塌下來，我切我的蘿卜，民生要緊。”我這麽想，也這麽告誡自己。

我五歲的小女兒奔跑回家，上氣不接下氣的說：“爸爸，快去看吧，遊鬥流氓，還是女的，快！快！”

我對女兒說：“爸爸忙，不看了，你看去吧！”

“就在院子裏，在大汽車上，好些流氓，待會兒走啦！”女兒不肯我不看，一定要拉著我去。

這樣，我不情願也隻好去了，為了不掃女兒的興。

一輛敞篷車上，有五位低著頭散著發手腕上銬了手銬的年輕女子，各有兩個警察在她的兩邊押著，十個警察大多為男性，隻有三位是女警察。銬上銬的女子隻有十幾二十歲光景，其中兩位看上去還是未成人。

大卡車駕駛台上左右放著擴音喇叭，喇叭不停地響著，反複介紹車上這五位罪犯的姓名及犯罪事實。卡車四周站著從居民樓裏用喇叭叫出來的人，大約二十來人，我被女兒的手拉著也站立在其中。

當喇叭響道：“流氓犯罪分子範雪萍，女，十五歲……”一個白衣藍褲男警從後排推出一位劍眉大眼、雙瞼黑珠的姑娘，並且狠狠地摁下她的頭。大概由於頸骨被彎得酸痛難以忍受，範雪萍總要不時地抬起頭來，抬起她那雙烏黑的眼睛，直直地視著遊鬥台下張著大嘴的人們，也由於她的鼻腔裏積聚的涕水太多，盛不住了，阻礙她的呼吸，逼得她隻好不時地抬起銬了銬的手，用手背去抹擦溢出鼻腔的涕水，但是，這一舉動遭到警察的吼斥：“不話亂動，老實點。”並把她的頭摁得更低。

喇叭繼續嚷道：“範雪萍作風惡劣，流氓成性，亂搞兩性關係，無恥至極，無以複加……少的五角，多的五元。”這時，散在遊鬥車四周的看客泛起一片“嘖嘖……嘻嘻……”的聲浪。“嘖嘖”聲是從女子們的舌頭尖上彈出來的，“嘻嘻”聲是從男子們的咽鼻裏散發出來的。

我看不下去了，聽不下去了，站不下去了，拉著女兒正欲轉身回家，可是這喇叭的聲音，卻頑強地凝結在我的耳膜上，嗡嗡的不肯退去，而這嘖嘖、嘻嘻聲忽然間變成如同成千成萬細小尖辣的針頭紮在我的頭皮上，紮在我的全身上上下下。

我又看到我最不原意看到的，那些警察把五位罪犯一個個從後脖子上一把揪了回去，往地上（即車板上）一甩。卡車開走了，到別的什麽地方去喊“統統出來參加批鬥會”。

我終於回到了家，終於坐在家裏的椅子上，我不想說什麽。

呆了好一會，才想起蘿卜還沒有切完，才又走進仄小的廚房，拿起菜刀，狠命地切剛才未切完的蘿卜，切得菜板悶悶地發出“登……登……登”山響。

這“登……登……登”之聲，在我聽來，似乎明明的喊著：“誰……之……過……”。

（61）

國樂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得到政策的落實，全家人於一個月前回到京城。我埋怨他為何時至今日才告知，不能讓我及早分享他的高興。他說，他暫住在小穆的小妹家，周圍一時找不著公用電話。

我當天下班後即去看望。

坐在門當口小板凳上擇菜的正是小穆的小妹，二十二年前國慶之夜陪她母親來中山公園喝茶看煙火時，還戴著紅領巾，如今已是小學教師了，並已成家。她的夫君是塑料廠工人，在郊區縣上班，每天光化在上下班的路上將近六個小時。早晨起個大早趕在五點出門，晚上七點光景才可能回轉家門。小妹任教的小學倒是離家不遠，她先到家把那頓晚飯打點出來時，丈夫進家了，正好打了個時間差。

小妹見我有點麵善，忙起身招呼，我報出姓名後，她馬上記起看煙火的事來。她說我變化不是太大，就是頭發稀疏，光溜的頭皮暴露無餘。我說我的頭如同崗上的莊稼，肥水都頂不上去了，不禁歎道：“老啦！謝頂啦！”

國樂在屋裏聽見門口的說話聲，隨即笑著出門迎接。他瘦得幾乎隻剩下一把骨頭，須發全白，沒有留下一根黑絲。我緊握住他的手不肯放鬆：“精神不錯，挺過來了。”國樂笑著說：“總算沒有把這把老骨頭埋在大興安嶺。”

小穆也從屋裏出來，她正忙著倒騰換季衣褲。我問：“兩個孩子呢？”小穆說：“去陶然亭了，山野人進城，什麽都新鮮。”

“你把他們這麽撒出去，也放心？”

“有什麽不放心的，山裏有野獸，他們都不怕。”

“城裏頭有騙子，有人販子，專門騙走男孩，男孩值錢。”

“他們精著呢！騙不走。都交代好了，過馬路看車子，先看左，後看右。生人拿出糖塊哄你吃，堅決不吃，千萬不可以跟他們走。”

小妹住的是簡易樓，在二樓，有二十來米，隔成裏外間，裏間放一張大床、一口櫥子，就轉不開屁股了，除了睡覺，其它一切活動全在外間了。小妹很知足，她說：“小是小了些，總算有了個窩。”

小穆說：“我們一接到回京城的調令，毫不遲疑，馬上打鋪蓋動身，就怕有變，不管有沒有落腳的地方，來了再說。好在我還有幾個姊妹在這兒，怎麽的也能將就著住下來。這不，小妹把裏屋大床讓給我們，他倆在外屋打地鋪。”

我隨口問：“你家的四合院呢？北屋還是樓房。”我沒有提那年在四合院見到小穆母親，料想她可能過世了，怕勾起小穆傷心。

“文革中被占了，占的人都是無房戶，你能趕嗎？而且都有好成份，這事隻能算啦！”

我們坐在外間說著閑話，小穆和她小妹一麵為兩家六口做飯，一麵也參與聊天。

“打開電視吧，你說我小妹多有能耐，居然掙出一部電視機，在大興安嶺這是稀罕物。”小穆讓國樂開電視，國樂隻顧同我說話，沒有去開。

“不要說大興安嶺，在京城這大地方，也是稀罕東西，尋常百姓幾家能有。”我家沒有，所以我這麽說。

“別糟盡我啦，哪來的能耐，不過是從嘴縫裏摳出來的。”小妹笑著辯解道。

國樂扒在我耳朵頭說：“夫妻倆加起來工資不過六十，一張通用月票五元，化一百二十多元就這麽小的九寸電視，還得托人情找票，還得擠破頭排隊。天天窩頭就鹹菜，傻不傻？我是不買，有錢也不買，就看這晃來晃去的影子，還是吃上頭要緊。”

我點頭說：“我也是，那些節目有什麽可看的？”

小妹的丈夫下班回來了，他推開門第一句話便是：“你們怎麽放著電視不看啊！”家裏有了一部電視機，是他即使生活吃苦些仍能支撐心理平衡的東西，也是在他看來一件值得炫耀的東西。

一群街坊鄰居的孩子擁擠在門口，等待主人開口允許他們進來瞧電視，小妹招呼道：“來吧來吧，好好看，不許吵鬧，今天有客。”孩子們一擁而入，個個胳膊上都掛著一張小板凳。

我看這小房間擠了這許多人，一個個目不轉睛盯死在小熒屏上，電視機不大，聲音卻開得很大。我說不了想同國樂說的話，因而起身道：“我先告辭了，改日再來。”小妹丈夫尤其不願意我不看電視就走，這等於不給他麵子，使勁留我：“一會兒就播日本電視劇《望鄉》，好看，吃了飯再走，隻要你不嫌。”小妹也說：“今天二姊用肉票買了幾斤羊肉，羊肉燉蘿卜，一起吃吧！”

我推辭說：“不客氣啦，當我不再來啦，下次來，吃你的白蘿卜燉羊肉，白蘿卜是小人參，補身子，秋涼正是吃的時候。”

國樂穿上外衣送我，我不讓，“快吃晚飯了，別送了。”他不聽我的，扶著我的胳膊一道出了門。

在尋找近便的公交車站的路上，國樂說：“本來我不想調回來，在大興安嶺都適應了，環境和空氣好不說，人也純樸，沒有虛的假的，何況，對我來說，大城市實在沒有值得留戀的地方。而小穆是一心要回來，這裏是她從小長大的故鄉，而大興安嶺的嚴寒也讓她不寒而栗。她生大兒子正是臘月天，深夜下三點零下四十多度，找了一輛板車才把她拉到醫院，她為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在回不回來上，我聽從她的，其實，她主張回來也大多為我考慮。我到大興安嶺三四年後，就查出風濕心髒病，加上先天性的二尖瓣狹窄閉鎖不全。這病很討厭，去不了根，稍一風寒就會勾起心髒犯病，大興安嶺的醫療條件怎麽也比不上京城。”

“我之所以不想回來，還有一層顧慮，”國樂繼續說：“我回到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單位，在反右中打頭陣的幾個人，把我那些本來說明不了什麽的零零散散的話語，巧妙地串連成看似完整的右派言行，勝利地完成上級下達的右派所占比例的指標。我在大興安嶺就聽說這幾個人都提拔為大大小小的官兒，你說我同這些人怎麽相處呢？那天，我去報到，他們看到我倒反不自在起來，有的還躲開我走。”

“你也不必太在意，這或許是你在這種處境中產生的神經過敏。”我插進話去。

“不會，我自信不是這樣。在大興安嶺這可說漫長的日子裏，我曾對過去時時反省，的確，我有自大傲上的毛病，這會影響同誌間的關係，但我捫心自問，我從未做過損人利己的事情，我隻有把工作幹好的心。而這些人不是把聰明才智放在正當的事業上，而是把誌趣放在投機取巧謀得官位。我是有點看不起他們，不與他們為伍，可有人就喜歡和相信這樣的人，讚揚他們階級覺悟高。我剛才提到的如今看見我很不自在的人，就是靠吃運動飯營養出現在的官位。我可以忘掉過去，卻沒有辦法不讓這些人由於心靈上的不自在，把正常的人與人交往的心理狀態變異了，多心，猜疑，嫉妒，十足的難養之小人。他們還有個特色，君子樣子，小人心術，尤其當他們取得官爵，小人得誌，尤其難養。我在他底下做事，他會時時疑心我在小看他，因此越要拿出架子，有理沒理先壓你一頭，想到這裏我便發怵，今後的日子怎麽過！”

我聽了國樂這一席話，心情也沉重起來，應該高興的事情卻又包含著這麽多難言之隱痛。但是，我還是勸國樂說：“都這一把年紀了，而且走了這一段坎坷，把這等世俗看透看淡吧，把小人所使手段看作他演的把戲，你把自己扮個看戲人，看看這世上還有這麽多拙劣的演員，看有趣，看鬧猛，不就行了嗎？”

國樂聽了我通達的話，也沒有再說什麽了。

我把話題轉了，問：“你何時去上班？”

他說：“反正已經報到了，總得先安排我有個住的地方，安居才能樂業。”

我們終於尋到了立新路公交汽車站，我隨口說：“立新，立新，立誌做一個出世脫俗的新人。”兩人一齊開懷大笑。

一輛公交車進站了，我上了車，把笑聲也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