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人世間(54 - 57)

（54）

我的工作單位實行軍事管製了，把我們一鍋端端到太行山，一個不落進了勞動學校。說是學校，沒有課本，沒有教室，沒有教員。我編在三連三排八班。

我們每日的功課，就是下地幹活，叫耙地就去耙地，叫澆水就去澆水，倒也省心，我不心安理得也得心安理得。

我在十二年前曾去農村勞動鍛煉，雖然也盡自己力氣去幹，可總也不得要領，累了一天，晚上去牲口屋記工分，隻記四分，頂不上一個婦女勞力，這還是照顧呢。蔻兒在我心目中是個地裏活的能手，也隻記四分，因為她隻有十四歲，我隻能夠把慚愧深埋在心底裏。

在勞動學校，不記工分，我隻要隨大流跟著幹就行了，班排長都了解我不會耍滑，也不會幹活，體力一向不行，所以派活時總說：“老伏，跟婦女隊去點種。”

鄒平分不僅沒有我那樣的幸運，可以隨大流，可以得到好心的班排長的照顧，而且被列入重點管製的行列，竟有兩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輪班對他進行人盯人的監督，我猜想他可能屬校一級的甲級管製對象。他頭上的帽子是一頂摞一頂，管製規格如若定低了，與其身價不能相稱了。

十六年前，我來這個單位上班的第一天，工間操時候，其他人到天井裏活動身子去了，卻看見有一位大約比我大五、六歲的同事，放下編輯稿件的筆，隨即翻開一本外文書來讀，以後天天我都是這樣看見。這人就是今天在勞動學校獲得高規格監督的鄒平分。

我漸漸的通過閑談了解到，鄒平分是廣西人，在當地高中畢業後，考取同濟醫學院，在醫學院就讀中，他出於正義感，出於爭取民主自由的激情，參加了反饑餓，反獨裁的學生運動，後又加入地下共產黨，並將從家中帶來用作上學費用的金戒指小金元寶，捐為地下黨的活動經費，可說是十足的無私熱血青年。全國解放了，他醫學院的學業沒有念完便參加工作，工作幾年後，讀書的念頭泛活上來，他想把醫學院念完，當醫生是他自小的理想。他原想這個想法並不過分，也與革命並不矛盾，組織上會理解和尊重他的個人要求，不承想不僅得不到許可，還開會批評他的個人主義，不安心革命工作。這使得鄒平分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新社會不要個人愛好和理想，不批準可以，怎麽給戴上個人主義帽子呢。由於思想不通，在小組會上他一言不發。小組長也是這個編輯組的負責人問鄒平分：“經過大家的幫助，談談你的認識。”鄒平分不予理睬，站起來走了。

鄒平分從此寡言少語，除本份的工作外，就是用功讀書，把德文重新拾起來，還從頭學俄文。

也正在這時候，鄒平分家鄉開展土改運動，他父親被定為惡霸地主，就地處決了。鄒平分上高中時就已娶妻，其妻受不住這家庭的變故，一狠心，一跺腳，跳河自盡了。

鄒平分隔了半年才得知家中此消息，隨即向這位負責人匯報了，可是他不善言談，談認識時說得含含糊糊，不得要領，加之近來寡言少語，因而被這位負責人認為情緒低落，不能正確對待家庭問題。

這位負責人與鄒平分年齡相仿，差不多同時參加工作，而入黨卻比鄒平分晚了一年多，他總疑心鄒平分不服他當負責人，並有覬覦之野心。當他聽了鄒平分關於家庭情況匯報後，時時注意鄒平分的言行，注意來注意去，也注意不出什麽名堂，無非是沉默寡言，這就很難說一定是什麽問題。

這位負責人查閱鄒平分的檔案，看到鄒平分在入黨申請書上有這樣一段文字：“我在提出入黨申請前，曾有這樣的顧慮，我入了黨，而黨如果腐敗了，我怎麽辦。”然後寫了這個顧慮是多餘的，這是代表先進階級先進生產力的黨，它絕對不可能腐敗。

這前麵一段文字給負責人抓住了，入黨時便懷疑黨要變質，隻有階級敵對分子才會有這種想法。負責人此時在腦子了裏印下了鄒平分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已分子。

檔案裏還有一份表彰材料，記錄著鄒平分獻金黨組織。負責人看到此處，皺了眉頭沉思，他想，鄒平分當時為無經濟收入的學生，哪來這些昂貴的金器，隻能是從地主家庭拿來，可見他接受剝削來的錢財，並用這錢財來討好組織，為其混入黨內創造條件。

在我這個不大不小的編輯組裏，就這樣出現了兩個人物，一個是階級觀念極為強烈因而從編輯組臨時負責人任命為正式負責人，處級；另一個既是共產黨員，卻又內定為階級異已分子。

有了這頂不明講的異已帽子在頭上牢牢地套住，鄒平分在以後各種政治運動中總逃不脫批鬥對象的命運。反右定為中右擦了右派的邊，還算徼幸，反右傾是機會主義分子。

到了勞動學校，起初鄒平分同大家一起勞動，沒有享受高規格的監視待遇。一天，在地頭休息時，大家東拉西扯說些閑話，鄒平分先是低著頭似在想什麽心事，突然，他自言自語道：“別的都叫幹部學校，這裏叫勞動學校，可能有點講究，突出勞動，強調改造，怪不得除了勞動還是勞動，連看書的時間都不給，同勞改一樣了。”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幾個積極表現的人的一陣怒吼；“鄒平分，你嘟嚕什麽，攻擊軍管！”當然，等到匯報上去，鄒平分反動言行冊上又添了一條。

這鄒平分也實在不長記性，他就不能安安份份多幹活少說話。沒過幾天，晚飯後大家從食堂敲打著飯碗菜盆回到宿舍，有的歪在床上歇腳，有的拉出床底下的臉盆，搓洗早晨出工前泡在盆裏的衣褲。鄒平分守著火爐烤窩頭片。此時挺安靜的，各幹各的，各想各的，鄒平分不甘寂寞，像煞一回事地對大家說：“別把左看得太神聖了，同右是一樣的。”說時，伸出左手：“這是左吧！”然後，他在原地把身子一步一顛往左手轉了一圈，從右手那頭回來，他伸了伸右手，說：“這不是右了嗎？這叫左右逢源，我們老祖宗早有這話。”宿舍裏有位姓貢的表現出奇積極的人，從床上跳起來：“鄒平分，你又在放毒了。”氣勢洶洶地把門一摔，跑到連部去報告軍代表，其他人一聲不啃，歪在床上麵麵相覷。

從這天的第二天起，連部專門派了一人負責監督鄒平分勞動，隻許他老老實實勞動，不許他亂說亂動。

於是，每天在晨曦或者晚霞的映照下，總可以看到監視人和鄒平分各拉一輛裝滿糞土的板車，奔跑在田野地頭上。監視人乃二十來歲小夥子，自然拉得快，著令年過四十的鄒平分必須跟上，如果跟不上，就責罵他抗拒改造，磨洋工。

與鄒平分拉糞土相鄰的莊稼地裏，有一男孩用一塊磚頭當坦克車，趴在地上，用啪啪啪的叫喊聲當坦克炮聲，玩得正在興頭上，天快擦黑了，也不回家。這是我的同事曉白最小的兒子，名叫鳴鳴，五五年出生，五七年兩歲時得了腦膜炎，當時他父親正受批判，劃為敵我矛盾，他母親憂心忡忡，以淚洗麵，鳴鳴就在這樣的家庭境遇中落下了腦膜炎後遺症，如今十六歲了，一塊磚頭就把他玩得興高采烈。

當鄒平分拉車拉到離鳴鳴不遠處，對著鳴鳴，用不著大聲卻大聲地喊道：“鳴鳴，玩得好嗎？好好玩吧！”

我們一般人的勞動有一定的作息規定，而鄒平分卻打破了常規，天不亮就得出工，幹到摸黑才收工，他回到宿舍就癱在床上，把布置下來填寫履曆表的事忘了精光。

那天一早，天還大黑著，鄒平分正在穿著衣服，連部來人推進門來問鄒平分：“你為什麽至今不把履曆表交來？”他這才想起，馬上從枕頭底下抽出表來，摸黑在床邊的木箱蓋上填寫，他匆匆填就交與來人。

幹了二個小時，回來吃過早餐，鄒平分被告知先在宿舍等著，他等到的是三排召開的火線批鬥會。

批鬥人拿著清晨鄒平分填的履曆表問：“這是不是你的親筆？”

鄒平分摘下近視眼鏡看了看，答：“是。”

批鬥人又問：“這表是不是你填的表？”

鄒平分答：“是。”

原來鄒平分在履曆表“何時參加什麽反動黨團組織”一欄填上“一九四七年八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何時參加中國共產黨”一欄，填上一個無字。

鄒平分把履曆表拿在顫抖的手上，仔細看了前後的欄目後說：“我填錯了，不是故意的。天太黑，實在看不清。催著我交，宿舍裏都還沒起床，開燈怕影響人家。”

但這話說多少遍都沒有人聽，何況，在“胡說胡說”的聲浪中，根本不許他多說。

鄒平分的反革命加上現行，已是鐵板釘釘了。

從此，鄒平分要承受更加繁重不堪的勞動改造。

原來是一人監督勞動，現今再增派一人，兩人輪流，一人“上崗”，一人歇息。而鄒平分卻得不到一分一秒的喘息。

這一天，天大黑了，鄒平分吃了晚飯，正走在回宿舍的道上，我碰見他，見四周無人，走近去輕聲問：“身體能頂得下來嗎？”他好象笑起來，把鼻子嘴眼整個兒麵相歪向一邊，說：“還行！還行！”

（55）

既然我們的勞動學校是軍管單位，軍隊的味道當然會重些，譬如，人員的編製按班排連的序列，我們都成了戰士，除了班排連首長，還配備指導員，教導員什麽的；又譬如，早晨起床號吹響後，十分鍾內定須把背包打好，跑步上操，下地幹活要列隊行進；隔三差五進行一次軍備拉練，有拉一天的，也有拉兩天三天的，住老鄉閑房冷炕上。我們就差穿上軍裝了，一顆紅星頭上戴，兩麵紅旗掛兩邊，這多稀罕啊，能讓你穿嗎？想的美。不過，即使穿上也不三不四，我三十郎當，倒可能有幾分像，而我們八班的老明，五十了，三七年老革命，如今抗著鐵鍁走在上工的路上，甩起胳膊，踏著一二一的口令走，像扮小兵張嘎，還是像扮敵後武工隊，該怎樣描述這鏡頭呢？有趣？滑稽？幽默是絕對說不上的。

這樣喊著一二一過的日子讓我過膩煩了，這隻能私下裏想，不敢公然地說。本想春節這個中國傳統的節日來臨，可以趁放假這幾日鬆快一下，甚至盼望與家人團聚。然而勞動學校軍管小組一紙決定，除特殊情況，一般都在勞校集體過。我曾想以妻子參加醫療隊去了大西北，把兩個年幼女兒留在京城需去照顧一下為由請個假，可我曉得在他們的眼裏這完全是個人的事，算不得特殊情況，何苦去討個沒趣，不提也罷。

春節三天倒是免除了勞動，卻安排了去附近各村莊慰問退伍軍人和烈軍屬。

年初一那天，我們三排一幹人敲鑼打鼓來到劉莊。這個莊裏有三個退伍軍人和兩家烈軍屬，我們準備逐家給他們拜年。鑼鼓敲到哪兒，一群孩子跟到哪兒，這份熱鬧勁全仗著這些孩子才給哄抬起來。

第一家是劉二娃家，孩子們把我們帶進一個破敗的院落，裏麵有幾眼窯洞。鑼鼓敲打得震天動地，卻引不起主人走出窯洞迎接，我們隻好不請自進。

一進窯洞門，迎麵可見灶邊的一張大土炕上，豎躺著一人，把一床破棉被蒙頭蓋住。有一孩子走過去，一麵扯著破被一麵喊道：“二娃叔，有人給你拜年啦！”

躺著的人一動不動。

這孩子繼續更加使勁地扯動被子，並推動他的身子，他依然不動，連嗯一聲也不出。

這孩子推得無味了，退到一邊不言語了。

見此情況，我們把鑼鼓停歇了，都站著，看被子蒙住頭的人的動靜，不知道該采取什麽措施去扭轉這尷尬的局麵。

孩子們感到自己的熱情和興高采烈受到無情的戲弄，無趣地悄悄地散走了，像煞他們做了不恰當的事情似的。

這時，我想道，我們幹嗎敲打鑼鼓家什鬧出這熱鬧去打擾白天睡在被窩裏的二娃，人家願意還好說，人家確實不願意。

我的身子似乎懸在這暗然無光的窯洞裏，我的心更是沒著沒落地懸著，想來想去都是一個莫明其妙，最後總算想到，劉二娃是否因為窮不願見人，可這窮不隻是你二娃一人，這窮因也不是由於你二娃，你二娃不必如此拗著不見人，上過戰場，不致於見不起幾聲鑼鼓幾個生人。

我還估摸著劉二娃很可能這麽想：“我已經這個處境，你們還拜什麽年，這不是存心糟盡我嗎？”二娃是應該鬧個氣，硬不掀開被子見我們這等不懂人心的公家人。

我接著還這麽想，劉二娃對於我們這些來這破窯拜年的公家人也是不知情，像我這樣的公家人，最近都填了履曆表，聽說要遣返我的家鄉去，那時可能也有當地的官員來到我的屋裏客客氣氣向我拜年，時不時的來慰問慰問，我也非常可能像劉二娃一樣賴在床上不起來，不搭理這份熱情。如此說來，我和劉二娃彼此彼此了。彼此了，就容易理解了。

我們拿著鑼鼓家什退出劉二娃徒有四壁的窯洞，抄近路回到勞動學校，大家的心頭好像堵了一塊碩大的石塊。

有了劉二娃的教訓，我們三排初二初三再也無人提起搞什麽拜年、慰問這樣的活動。

春節過後，春的腳步走快了，沒幾天，柳樹綻芽了，再沒幾天，桃花開了。

春的張揚和歡笑，並不能抹去劉二娃留給我的陰影，也是我自憐的陰影。

幾聲震天的春雷，一陣動地的暴雨。這天我正好從春回大地的大地上耕作回來，躲避在路邊一個去年看秋留下的窩棚。

我蹲坐在磚塊上，等待雷陣雨的過去。

一位中年村婦也鑽進窩棚來避雨，她頂了一塊油氈布，不像我那樣被淋得精濕。

彼此無言地呆了好長一會兒，雨點越來越大越密，毫無停歇的意思。

“這雨何時能停下來。”我自言自語道。

村婦往外看了看天，沒有說話。

我看她焦急的樣子，禮貌相問：“你是哪個村的，遠嗎？”

她說：“劉莊，倒是不遠，這大的雨，怎走?”

一聽劉莊，我想起了劉二娃，便說：“那你同劉二娃是同村，他是退伍軍人。”

“嗯。”村婦隻出了這一聲。

“春雨貴如油，這場雨對莊稼倒是好。”我換了個話題。

“這地方倒是不愁不下雨，年年的雨水都是豐足的，很少旱情。”村婦說。

我接上去說：“聽說這兒人少地多，每人合五畝多，生活應該過得去。”

“也難說。你知道我們吃什麽，上頓下頓，拿上來拿下去，十來半拉月，就這麽一碗酸菜。”

我說：“這我就有點不明白了，為什麽還這麽窮？”

村婦好像想說而又不便說，我猜想，可能有顧慮，我是公家人，怕說得不妥，招惹是非。

我不便再問什麽，也不期望她解答我那“不明白”的問題，我也有顧慮。

雨漸漸變小了，漸漸變無了，我們把雨躲過去了。

村婦起身抖了抖油氈布，歎了一口氣說：“我們受窮不受窮，就看大隊這些幹部怎麽樣，他們做人本分，想著大夥兒，大夥兒好過；他們霸道，光顧自個兒，我們怎的不受窮？”

說了，踏著泥濘的路，踩一腳，拔一腳，家去了。

我也起身回勞動學校，泥濘給了我一雙沉重的腳，村婦的一聲歎息給了我沉重的心。雨過天晴，而我的心仍舊陰著。

（56）

我從太行山區的勞動學校回到京城後，大概過了好些年，才有人告訴我，林碧如也早從幹校回來了。她惦記著我因受了她的牽連吃了什麽苦頭，我也掛念著她被炒家後必定挨鬥，一個孤老太太如何經受得了這樣的困境。

我還漸漸的獲知，在林碧如處境最為困難的時候，平日裏與她走動得最勤，“林工、林工”叫得最為熱絡的那些人，都堅決同她劃清界線，有的還在批鬥會上英勇的上台揭發。

林碧如在批鬥會上原則上不讓自己開口，如果勒令她交待某個問題時，便以平和的口吻說：“我的認識水平很低，立場轉變得更差，所以我隻把事情照實講一講，供革命同誌分析批判。”當她的那位侄孫女婿上台氣急敗壞的揭露她用美人計腐蝕他時，她待這人說完後，從從容容地說：“我的侄孫女從上海高校畢業分配在京城工作，寄住在我家，你天天來討好她，追求她，我因為了解你過去在個人作風上有些劣跡，是很反對的。”弄得這位侄孫女婿啞口無言，一時下不了台，隻得裝出極其氣憤的樣子，舉起雙手，喊了幾聲口號：“林碧如負隅頑抗，絕沒有好下場！林碧如必須老實交待！”才紅著大紅臉下去了。

即使我已知道林碧如從幹校回來了，也無法與她聯係，說實在的，我也沒有想法去聯係，到底心有餘悸。

還是林碧如的同事，一位好心的女同誌，說不定受了林碧如之托，給我打電話，說林碧如已從幹校回來了，並搬了房子，最近摔了一跤，走動困難些。我接了電話，隨即不耽擱找到她的新址去看望她。

我乘電梯上去，敲開門。老太太坐在椅子上，那位侄孫女婿把老太太紅腫了的腳丫子捧在他的大腿上輕柔地拿捏。

我見此情景，問：“怎麽摔的？”

侄孫女婿儼然以自家人的身份替老太太回答：“一幫愣頭青小子打乒乓球，還是在機關大樓的走廊裏，隻顧大力扣殺，剛巧嬸婆走過，把她撞倒在地，你說，該怎樣說這幫愣頭青好呢？”

林碧如倒笑了笑說：“不要緊的，沒有大傷，也怨我經過的不是時候。”

侄孫女婿一麵說著話，一麵頗為內行的拿捏老太太的腳背和腳趾。老太太說：“捏捏是覺得鬆活些。”

如此過了大約近一個小時，侄孫女婿立起身，把老太太的腳擱置於他剛才坐的凳上，說道：“我得先走了，今天還有事要忙去。捏捏有用，我隔天來一次，不忙，我每天來，這兩天實在忙了些。”

林碧如留我用飯，我沒有推辭。我本想聽她訴說這十來年的情況，但她不提往事，也不問我的往事，隻對有些事情表示了她的看法。

“本來勞動是光榮的事情，勞動創造世界麽，我們都是這樣宣傳的，也教育孩子從小熱愛勞動。可是，這些年來說是通過勞動改造思想，而事實卻把它變為懲罰的手段。他們用勞動懲罰我，羞辱我，叫我抗木頭，今天從這兒抗到那兒，過不了幾天，又從那兒抗回這兒，把我們當把戲玩，黑幫隊其他人受不了這等侮辱，愁眉苦臉的，躲著人走。我是越是人多的地方越去，而且在人前要求自己必須麵帶笑容，不是勞動光榮嗎？我得此光榮，多麽愉快！我是撿我能抗得動的木頭抗，我那時已是古稀之人，應該得到尊重，別人不尊重我自己來尊重，抗不動為什麽要去硬抗，這不叫鍛煉，叫苦役。”

我隻聽著，感受著老太太的正氣和硬氣。

“這次運動確實是史無前例，”林碧如繼續說：“它的最大破壞不光是現在人們常說的那些個，而是把人的臉皮給撕破了，這將是貽患無窮，卻不被人們所注意。沒有比把臉皮撕破更令人可怕的事情，一個人臉皮撕破了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破罐破摔，一切文明蕩然無存。”她說時還是那麽的慢聲慢氣。

“我原來也這樣想，革命要觸及靈魂是理所當然的事，經過這十來年的事情後，我倒有些不以為然了，靈魂有美好和醜陋之分，美好靈魂是千萬年文明發展所積存的精神財富，為什麽要去觸及，倒是那些無端觸別人靈魂的人，暴露了他的醜陋靈魂。”

我覺得老太太變了，同十幾年前我第一次造訪時，她坐在窗戶底下小板凳上戴著老花鏡補襪子的樣子，已完全兩樣了。

老太太說到這裏時說：“這些話題太沉重了，你來了我才說說，說別的吧！”她想了想，說起她在幹校養豬的事，這可能是她最得意也是最輕鬆的話題。

“……在養豬場，我起先同大家編在一起，這些同誌大多為老弱病殘，從大田剔出來的，數我年歲最大，他們總照顧我。我想，既然是勞動，要人照顧做什麽，我向養豬隊長提出，分我幾頭，由我負責養好。隊長說什麽都不答應，我使勁堅持，他才鬆了口，把五頭剛斷了奶的豬仔放在一個豬欄裏，由我飼養。”

我聽到這裏，猜想老太太已放在群眾中勞動，大概批鬥審查已告一段落，可能連屁大的事都找不出來，養豬隊長才答應她的要求。

林碧如告訴我她為什麽提這樣要求，她的生性做不來跟在人家後麵混混。

老太太接著說：“反正把這五頭小豬喂大就是了，一天二十四小時自主安排，我不信我這老太婆對付不了這五頭小豬。”的確，何時喂食，何時飲水，何時清掃豬舍，幾天稱一次體重，她都有周到安排。當然，一開始時提飼料桶、提水、清掃豬舍感到吃力些，卻難不倒她，咬咬牙漸漸的也過來了。後來竟能騰出功夫坐在豬舍邊，一麵曬太陽一麵觀察豬們的習性，體驗它們的心理活動。

林碧如不無得意地告訴我，她飼養的這五頭豬，在全豬場長得最快最壯。

我著實為她叫好，這事看去不大，並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體製上的事，卻讓一個搞自然科學的老太太不自覺作了成功的探索。

那天林碧如同我談的大多是這些令她高興不已的事情，挨整受辱連一句也未談及，她把她的悲情消融在樂事裏。

以後我經常去看望她，一次，老太太對我說：“我都快八十了，歲月真是無情。我這一輩子很想做點事情，可什麽事情也沒有做出來。我留德的專業是藥物化學，所做博士論文是中藥延胡索的成分分析和它的藥理研究，而一直讓我在情報所工作，不過翻譯和校閱德文技術資料，回過頭來看我這幾十年太多的是白白浪費掉寶貴的光陰。不管來得及來不及，我要把光陰追回來，重新撿起我的專業，現在患癌症的這麽多，北方太行山區有些縣的胃癌、食道癌，南方有些地方的肝癌、腸癌、鼻咽癌。我從今天起，把自己忙起來，上圖書館查閱資料，還爭取出門搞調查，打算從地質環境和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我純粹是外行，隻有點頭稱是的份兒，但是，我似乎也意會到她的設想還符合天人相應的機理。

從此，林碧如每日提著小提包，帶上麵包，去圖書館，早出晚歸，風雨無阻。她還聯絡好幾位測試專家、地質環境專家，赴太行山區進行防治腫瘤的實地考察。

林碧如這雙裹纏過又放開了的解放腳，行走在崎嶇的山道上。

 (57)

我進了辦在山西太行山區的勞動學校後，糧油關係帶到那裏去了，京城就等著把我的戶口銷掉。我原來住的單元宿舍因為人去樓空，冬天也停了暖氣，在沒奈何中，我妻子帶著兩個女兒，在她服務的醫院找了一間十平米的房間住下。過了兩年，我在一個大寒時節來到這十平米的家。

我經常在樓道裏碰見一個顯得老態龍鍾的中年人，戴一頂帽簷疲軟得支楞不起來的帽子，肥大的老棉襖外罩一件褪了本色比棉襖小了一號的中式罩衫，肩頭和兩袖都打了補丁，前後擺掛著絲絲拉拉的毛邊。然而，一切的不修邊幅，卻依然遮掩不住他那老九的本相，我在心底裏揣摩著，他該也是回家過年的幹校生。

我講出模樣，問我妻子，證實了我的猜想。他是工業學院的講師，名為鄔雲章，妻子是醫院護士。

“我是不是應該拜訪他。”我問。

“索性年初二去拜個年吧。”妻子答道。

鄔雲章對於我這個拜年客，表示出幾乎是受寵若驚的樣子，從房間這頭走到那頭，找找這，摸摸那，不知道該怎麽招待我，拿出大把的糖塊硬塞在我孩子手中，特外給我重新沏了一壺新茶，捧著煙給我點上，生怕怠慢了我這個生客。

同我家一樣，一間屋裏擠著四口，我妻與他妻本是熟人，說她們兩人的話去了。我的兩個女兒與他的兩個女兒擠在床邊玩沙包。鄔雲章與我到底見生，相對坐著，一時找不著話題。他很想先開口，也不知說什麽才相宜，見我快抽完一根煙，隨即起身供第二根。我這時才從他掏煙、遞煙、劃火柴的一連串動作中，體察出他很有些笨拙，手指頭而且不住地抖動。

“你們的幹校在哪裏？”我破了這悶局。

“不遠，就在河北，過去叫茶食農場，曾經是勞改農場。”

我點了點頭，表示我過去也聽說過這地方，接著問道：“活兒忙嗎？”

“總是忙的，一年到頭沒有閑趟的時候。”

我因為也有同樣的經驗，故而不等他問我，主動說了我那勞動學校種水稻的情況。我說：“公曆三月，農曆才二月，就著手灌水把旱地改成水田，還結著冰岔，我們光腳下地耙田，起碼耙三遍，名不虛傳的戰天鬥地，在太行山上種水稻軍代表說是勞動學校一項創舉呢！”

鄔雲章側著頭好像很有興味地聽我的述說，光這勞動話題便把我們說到一塊兒了。末了，我說：“我們辦的叫勞動學校，辦學方向非常明確，用勞動來改造人的思想，所以有拖拉機也盡量不用，就是要人拿鋤頭耕作，天下著雨，也不收工，把棉襖淋得裏外濕透也不足以去顧惜，越是艱苦越能改造人。”

“不過，”鄔雲章說：“我們的領導倒是對我挺照顧的，讓我幹的都是輕活，點種啦，撿糞啦，拾草啦，我都怪不好意思的。”

然後，我們說到探親這事情上來，我說，我們那裏很嚴，前兩年春節還不許回，今年寬了些，審查對象到現在還不放這個假。鄔雲章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幹校還好，這大概同不是軍管有關係。我們大多人都願意趕在春節探親，幾乎要走光，夥房幾乎開不了夥了，我卻嫌春節火車擠，想在幹校過，可組織上照顧我，生產連長關照我說，春節回家團聚幾天，我這不又成了照顧對象，怪過意不去的。”

鄔雲章不停歇地說下去：“春節總不能停了生產，總得留下幾個人。我們生產連規模不算小，兩個係的教職員工有靠百人，拋去專案組二十多人不下地，種四百來畝麥子，一百來畝水稻，十來畝菜園，一個豬場，三十七頭豬，其中一頭是烏克蘭種豬，它吃得比人還好，每天牛奶雞蛋，可它的任務也重，周圍農村都趕母豬來找它配，每天要配五六頭，有的時候甚至十來頭。”說到這裏，老鄔挺不自然地笑了笑。“我還忘了說，還有五頭老母豬，好像都是約克夏。”

老鄔滔滔不絕講開了他那豬場的豬：“年根前，一頭約克夏老母豬一窩下了八隻。臨產那天，我也去幫忙接生，累了一身臭汗。可是我們光會瞎忙乎，還是死了五隻，那三隻不知現在怎麽樣了呢！”

鄔雲章妻子許是隔耳朵聽見他說的，嘎然插上嘴說：“大過年的，不能說說別的。打回來這沒幾天，就是你的老母豬，我聽得耳朵都快起繭了，就會顯擺你的不怕苦不怕累。”

這幾句話引得兩家人全體的大笑，老鄔被妻子揭了老底，臉紅到耳朵根上，隻好把嘴咧了咧，也跟著笑了個笑模樣。

“嗨！都是滾在爛泥地上的人，碰到一起，還不是隻能講講這些。”還是我圓了場，讓鄔雲章笑得自然些。

拜年完了，我回到自家屋裏，悄聲問妻子，老鄔左上角額頭，看上去有個窟窿似的，有一根筋不停地一跳一跳。妻子說：“文革中，他被整得可厲害了，我也不知道是什麽問題，隻聽說他同一位要好朋友在私下談話中，議論了一位大人物，這個朋友把他出賣了，揭發了他如何惡毒攻擊這位副統帥，而把自己推得精光。一下子他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任何一個班級，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力把他揪去掛上牌子遊鬥。老鄔哪裏經曆過這陣仗，心眼兒也窄了些，覺得做人做到這步田地還有什麽做頭，他妻子也愛麵子，感到沒臉見人了，兩人約同帶著兩個女兒——小的還不滿周歲，一起闖火車去。”

講到這裏，妻子有點講不下去，我焦急也沒有用，呆了好一會，她才接著說：“結果倒是沒有闖成，他妻子可能決心不夠大，見火車呼嘯而來猶豫了，未能一往無前地闖進去，沒有受什麽傷，抱在手裏的孩子也無恙，而老鄔真是鐵了心尋死，可是，想不到被鳳馳電掣的力量刮了出來，隻在頭部受了重傷，開了頭顱才救下這條命。”

“他妻押回來馬上被隔離了，要闖火車，不可能沒有嚴重問題，當時的人都是這樣想事情的。老鄔擔架抬到醫院，楞放在門口沒有醫生接診，誰經過那裏隻能帶著同情心默默地走開，而不能伸出手幫一把，對著醫生喊一聲。

“咦！幸虧他有個弟弟，聞訊趕來，高舉語錄本，大聲朗讀：‘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嗓子都讀啞了，才算給住進醫院。”

我妻子知道的就這許多。

我聽罷，隻生出一個念頭，既然與他做了鄰居，該常常去看看他。

可是，這“常常”不過隻是願望罷了，滿了假期，我們便各自回到戰天鬥地的勞動崗位去了。

又是一年。我也在春節前擠火車探親，老鄔大概如他常常念叨著的受到組織的照顧，同我前後腳回到京城。

這次，我們的來往，不講究拜年不拜年的禮數了。

老鄔還是一身補釘衣褲，臉頰不像一年前還有點兒血色，看起來瘦了一些，我以“身體好嗎，幹校吃得怎樣”來問候。

老鄔隻以“可以”兩字來回答。

我說，我所在的三連夥食辦得最糟糕了，司務長是個摳門大爺，人稱老西，頓頓都是清水蘿卜湯，每月還能結餘近百元。

老鄔說：“我們食堂可能比你們強一些，三天兩頭有帶點暈腥的菜，就是活緊張些，好些人用各種借口不去幹校了，剩下沒有幾個人，像我這樣算有點自知之明的人，不便找因由，才在那兒堅持，還種一樣多的田地，豬倒是少養了，可能隻有十來頭了。”

“我想，我又不能為國家創造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