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人世間(28 - 30)

（28）

不知道什麽緣故，這一天晚飯後我沒有去黃先生家。過了9點半，覺得有件沒有做的事情似的，該去一去黃先生家，卻在半路上遇見了他，我奇怪這麽晚了先生怎麽還出門，想問沒有問，先生遞給我鑰匙，讓我先上他屋裏坐坐。

黃先生住在C村4號樓，這是二層的教師宿舍樓，住的都是單身教師，先生未帶家眷，也住在這樓裏。我沒有同先生建立比較親密的師生關係之前，每日的行蹤是三點一線——宿舍、教室、圖書館。晚飯後總是先坐在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看看天空飄動的白雲，和同學海闊天空地談天說地，待圖書館閱覽室開了門，才進去自習。

黃先生教我大一國文，他是學校有名的八大怪之一，他的怪是怪在留了一頭披至肩頭的長發，長衫隻扣腋下一個紐扣，其它全散著，布鞋後跟不提，趿拉著，不刷牙，十足的名士派。聽人說，四八年大都市清理收容乞丐遊民，大卡車在馬路上巡遊，見一個，收一個。正好先生走在C村到學校的路上，看他這副樣子，惡聲厲氣地命他上車，他無所謂地爬上卡車，叫上就上。卡車經過校門前，被一位校工看見，忙喊住卡車，這是我們學校的教授，怎麽把他當乞丐收容，卡車停住，校工扶先生下車。先生也是無所謂，叫下就下。不知道這個傳聞是否完全屬實，但他的古怪卻引起我接近他的願望。

一次下了課，我有意走在最後，好同先生一道出門，我就文藝與社會、文藝與人生等問題向他請教。先生說他也在想這些問題，目前他不能給我讓我滿意的解答，但可以介紹我看一些書，由我自己去思考，一時思考不了也不要緊，不必去立時獲得解答。於是我在一天晚上登門拜訪，我就在借書中接近了先生。

先生住宿的房間，設備極為簡單，一張棕床四角各兩塊磚頭墊起，沒有床架，頂上掛一頂圓帳，一張書桌，兩把椅子，一個臉盆架，四壁擺滿書架，床頭床邊窗台及角落地板上，都堆著一摞一摞的書，大多為中文，也有外文。他尋出幾本介紹給我看的書，沒有的他要去圖書館借。學生借書至多兩本，教授沒有限製。先生如此熱情對待一個複利胥曼，真讓我感激不已。自此以後，我經常拿著課本上的疑問向他求教，先生回答得了的回答，回答不了的直言相告，介紹我去看什麽書。再以後，沒有求教問題也去，就在那兒聽聽他與別的老師的談話，翻翻他屋裏的藏書，我再也很少去圖書館了。

黃先生有躺著看書的習慣，就在用兩塊磚墊起的棕床上，躺下起身極為隨意方便。我熟不知禮了，也隨便地躺在棕床上翻書。鄰樓有兩個小女孩，都在六七歲光景，同先生更是熟得不知長幼有序了，常常砰的一聲踢門進來，指著躺在床上看書的我們兩人說：“一個大懶鬼，一個小懶鬼。”先生做出鬼臉嚇唬，還起身佯裝要去追捉，小女孩格格格笑個不止噔噔噔跑了。

先生的消費主要一項是抽煙，一天要抽幾包我並不知情。他總在C村斜對過的一家小鋪購煙，不問價錢，拿了煙就走。每月發薪水當天，就去小鋪，不問什麽，鋪主說個數目，他二話不說，照數付清一月來的欠賒。據我觀察，他好像不大會抽煙，並不肯把煙霧全吸進去，隻在嘴裏過一過就吐了，而且點燃一支抽不到半截，就摁滅在床邊地板上的煙缸裏。先生曾遞煙給我抽，我說：抽不來，一抽就頭暈。他說：他也是這樣，總要頭暈的，不要緊的。

我這個小懶鬼一天晚上正同大懶鬼並排躺在棕床上看書，先生放下書本，輕輕地問我：“這次愛國衛生運動你知道要搞多長時間。”我說：“不知道，恐怕至少得一個星期吧，我這麽猜想。”他仍舊拿起書，沒有再問什麽。

大概就在第二天下午，我去先生房間，見坐了一位年輕老師，可能是助教，正在動員先生積極參加愛國衛生運動，打掃房間可叫係裏同學來幫忙，至於自己身上的衛生，希望能夠得到先生的理解和重視。黃先生倒是聽著，卻不說一句話，不作反應。這位助教呆呆地坐了半個多小時，隻好無趣地告辭了。

先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沒有見他有發怵和為難的地方，他曆史清白，未曾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中間有年把自費出國遊覽考察，不是去歐美，而是南亞一些佛教國家，還學了梵文，也沒有見他用過。他從不寫文章，作什麽論著，因而也沒有落給人家批判的東西，所以在那個聲勢頗為浩大的運動倒是不作什麽過關就過關了。而這愛國衛生運動倒有點讓他犯難，他知道他這頭發這衣衫這墨黑的牙齒會在運動浪潮中招是惹非，他盼望運動不要拖得太長，所以才這樣問我，助教的動員是一個他以為要成為運動對象的信號，他不能不考慮如何應對了。

可能先生思前想後，終於想明白，以剪發這標誌性行動來取得過關，也可讓懂得他為人並關心著的人得個放心。可是，他不去作什麽表白，把發理了就是了。而白天上理發館，太招人眼目，有一種莫明其妙的不情願，是因為麵子還是別的什麽緣故，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於是，過了夜晚9點半才去路邊一爿隻有一個剃頭師傅的小小理發店。

我在先生住房看書竟忘了時間，待先生推門進來，已經十點半了。

先生剪去長發，留了個平頭，看上去真不像先生了，我不問什麽，更沒有表現出驚喜的神色，隻笑笑說：“都十點半了，我該回去了。”

 (29)

負責教師思想改造運動的一位領導，雙手托在講台沿上，做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告訴大家：“陸先生跳黃浦了。”

我一驚，隨即與坐在身旁的同學作了短暫的麵麵相覷，但很快恢複了用心聆聽的狀態。

可是，這位領導並不接下去講應有的詳細情況，卻是嗯嗯嗯了幾聲，轉題講別的事情去了。陸先生跳黃浦不過是他順便一提罷了，可我此時最想知道是陸先生救起來了沒有，他為什麽要跳黃浦。

陸先生沒有教過我的課，但知道他是這兒的教授，我讀過他撰寫的論述我國幾千年文學發展的巨著，這麽一位大學者為何要走跳黃浦這樣的絕路。

出於對近邊事情的知情需求，我努力打聽，在課間休息時，在路上，在飯廳，隻要有人談及陸先生，我便湊了過去聽個究竟。終於，我得知陸先生沒有死，被水上警察救起來了。這讓我舒舒地鬆了一口氣，這樣的學者如果吞沒在無情的滾滾黃浦江中，太值得惋惜了。終於，我也得知陸先生跳黃浦的其它有關情況。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每位教師，無論教授、講師或助教，都得在有學生代表參加的學習會上，亮一亮自己的經曆，以此宣示對組織的不二心，並作盡力深刻的自我批判，然後由小組同仁和學生代表提意見。當然，上頭一再交代提意見要與人為善、治病救人，但是，為了救人給予治病，不管病人願意不願意，用點猛藥也是在情理中的事了。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教師自以為自己既然從舊社會過來總是有病的，而且愛把病情說得嚴重一些，給人以態度誠懇的良好印象，殊不知如此一來，倒授人以把柄了，尤其學生代表更有題目可做，便越來越難以過關。我就聽說一位教授，自我批判三次，仍舊過不了關，整得他左右不是，幾乎要喊爹喊媽了。

也有的教師不買這個賬，有位教授，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口碑很好，就是直性子，脾氣火爆些，學生代表緊緊抓住他的火爆脾氣不放，一定要他深刻檢查脾氣一下子火爆出來時的思想，他心中不服，這火爆說來就來，還有什麽思想，有思想就不火爆了，學生代表批他個強詞奪理。這位教授一下子火爆了，當即離席，幾天不參加這個學習會了。

我還聽說一位水利學的教授，一開學習會就撐不住眼皮，他想了一個自以為可以不被人發現的妙計，隨手脫鞋取出兩隻鞋墊，從左右兩額插進帽沿來遮掩眼睛，即可放心瞌睡。同仁見此情景，誰也不說什麽，學生代表隻感到這位老師比孩子還天真，真是不忍心去說什麽。於是，這位教授在學習會上獲得充足的睡眠，我也沒有聽說最後他因為這個妙計而不能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過關。

而陸先生所在的學習小組，其境遇就有些大不相同了。

在陸先生亮經曆的講述過程中，兩位學生代表便在那裏嘰嘰咕咕起來。一等陸先生講述完畢，便爭相提問：“陸先生，你同我們同學不隻當著一人說過，你是留學英國，可剛才你未曾提到，這是怎麽一回事？”

“陸先生，我清楚地記得你說過，你從倫敦留學回國途中，曾在阿姆斯特丹上岸，到荷蘭遊覽考察了一些時日，剛才也沒有說到，是不是有什麽不好說的隱情？”

“你還說過你去過錫蘭。”

……

學習組長是由一位年輕教師擔任，他看了看牆上掛鍾，說：“上午的會開到這兒，下午繼續。”

陸先生把下午繼續開的學習會視為難以逾越的畏途。是的，他是同學生說過他留學英國，在荷蘭、錫蘭考察過，那是信口開河的吹牛，而現在亮經曆隻能照實際說，不能照吹過的牛皮說，可如何能說清呢？

陸先生是農家出身，種過田，挑過大糞，土生土長的學者，研究本國文學也用不著去外國留學，可是在當年的環境裏，在大學當教授，不曾鍍過留學的金，好像矮人一截，名份似乎不那麽正當，所以當學生問起陸先生是否到過別的國家時，順口地回答：“到過，到過。”然後吹開了這個牛，誰能料得到，如今要思想改造，要交代曆史，還有學生代表參加。

陸先生從學習會上出來，不肯回家吃中飯，他吃不下去，而直接乘上打校門口經過的公交車，到達十六鋪碼頭，轉乘去浦東的輪渡，當渡輪駛在黃浦江心時，陸先生萬念俱灰，一頭跳進了激流中去。

可能那個時期跳黃浦已經成了一種時尚行為，各條渡船都有水性高超的水上警察派駐應急。當陸先生跳下，即有兩位水上警察緊相隨，一人夾住頸脖，一人抓住雙腿，不經陸先生同意，便將他拖出水麵。

在碼頭水上公安分局，陸先生開始不肯說出他的身份，他說他無顏見“江東父老”。

過了大概個把月，陸先生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勇敢批判者，是思想改造運動的先進典型，還受邀去各大學作報告，他準備的講稿題目是資產階級虛榮心險些將他送上黃泉路。

（30）

一位助教邀我在一家微型菜館吃飯，他告訴我：“以後我們是同事了。”

四年前，我在一所辦在破廟裏的山村小學連一堂唱遊課都教不下來，今天我將登上高等學府的講台，四年努力，這是何等大的變化，我當然為此感到鼓舞，真不知該怎樣形容我從菜館出來時的心情。

但是，沒有幾天，我卻接到去京都一大機關報到的通知。這是最終的組織分配，絕無二價可講，我斷了做學問當教師的夢。

我去了京都，我著上軍裝，我斷絕了與親朋好友的聯係，而讓我心安理得的是我成了組織信任的人，獲得組織信任是當時人們普遍的響往。

但是，這個大機關半年以後不要我了，要給我轉業，顯然，我又變回不受組織信任的人了，我莫明其妙地產生失落了護身符那樣的感覺。

沒有征得我個人的意願，便把我轉業到我最不願意幹的工作部門去。

我去這個部門報到了，被分配在編輯室，我向編輯室主任訴說我的苦惱，詢問為什麽要做我不願意做的行當，室主任說，他是學水利的，也不願做現在這工作，還得這麽幹著。我說我要找主管人事的政府部門反映，他讚成我去，然而他認為沒有用。

我找到人事部，接待我的人說，他同我是大學校友，比我更是學非所用，國家需要麽，幹什麽都一樣。

正好我的係主任王先生來京都開會，我想可能會得到他的同情和幫助。王先生聽了我離開學校後的情況隻驚訝地說了一句：“是麽！”

後來我聽說了，母校曾行文這個部門，要調我回學校工作，卻被不客氣地回絕了。

我哪兒也不去找了，就這麽想不通著，不如意著，苦悶著。

我給太平的家寫信，從未流露我如今不如意而苦悶情緒，總是寫道：身體很好，心情很好，工作很好，望家中勿念。每月將工資的大部準時寄家，家裏因有了我固定的經濟支撐，能夠粗茶淡飯過日子，為了不影響我的心緒，從未將家中遭受的窘迫困苦在信中透露半絲半毫，都是寫道：家中一切順當，望我安心為黨為國效力。但我從我的突然轉業已隱約地感受到父親不妙的處境。

我落落寡合，卻與一些年歲比我小的小朋友玩到一塊兒。小牛、小瑋是楊科長的孩子，在附近上小學，淩青是王秘書的妹妹，在讀中學，他們一放學就到機關裏過，在這裏食堂吃飯，在這裏浴室洗澡，倒同我熟起來，一起玩耍，捉迷藏，猜拳頭剪刀布，前院追後院，後院逃前院，我同他們在忘情的歡笑中，掩埋我的苦惱。

新來一位與我一樣穿無帽徽符號軍便裝的青年，名叫胡鵬，個頭長相與我相仿佛，他學英語專業，一有空閑就捧著一本英語書。我與他可謂誌趣相投，一見如故。所住宿舍又是貼隔壁，下班一同回宿舍，一同散步聊天，聊電影，聊讀書心得，也聊各自心事，常對電影不同評價而爭得麵紅耳赤，都是好強性子，但爭過後不存芥蒂。

在一天夜晚月光下漫步，胡鵬沒由頭問我：“你看鍾浩是不是對小潘有那個意思？”

小潘是位活潑大方對誰都隨和的城市姑娘，也是英語專業畢業，同胡鵬一個科室工作。

我問：“你從哪兒感到？”

胡鵬說不出來，我緊著問：“是不是倒是你對小潘有了那個意思，故而對別人與她接觸特別吃心。”胡鵬紅了臉，一時無言以對，過了長長的一會兒才說：“我也說不明白，好像……”

“別好像了，有意思就是有意思。”我說。

他問：“我該怎麽辦？”

“大大方方，向她表示，沒有什麽不好意思的。小潘很隨和，省得你天天吃心，自尋苦惱。”

“可我怎麽表示？”

“用流行的方法——寫情書。”

“你幫我寫。”胡鵬求我。

“一塊兒商量，用語樸實無華，千萬不用肉麻字句，要真誠懇切。今晚開夜車把它寫出來，明天一早塞進她的抽屜裏。”

過了兩天，胡鵬告訴我，他和小潘中午一起上街，牽著手，小潘多次捏了捏他的手心。胡鵬說時，也牽了牽我的手，捏了捏我的手心，大概小潘就是這樣子牽他的手捏他的手心的。

我光給別人出謀劃策，自己呢？是的，自從我進了後來不要我的那個部門，便和短辮女孩斷了聯係，轉業後試著寫到高三一班去，果然得到回音，她正準備高考，打算報考俄語專業，她很喜歡俄國文學。

短辮女孩果然考取了俄語係，這年冬天，我正好有去她就讀大學所在城市的機會，晚上七點多了我突然敲開她宿舍的門，引起她同室女友驚異目光，我約她出外走走，坐在海濱公園冰涼的石凳上，因為彼此太過緊張顯得太過拘束，談話內容更顯得一般化，不知道從何處切入才臻於深入。

出差回來，一五一十向胡鵬匯報，胡鵬沒有為我保密，全盤托給小潘。小潘以鄙夷的口吻嘲笑說：“你啊，別看給別人出主意頭頭是道，到了自己，完完全全傻瓜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