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人世間(16 - 21)

（16）

打開地圖，可以看到在大陸東南沿海，台灣海峽再往上一點兒那個稍微朝南突出的一個三麵環海的地方，這就是太平以及它的四裏八鄉。以太平為起點，把指頭按這經度款款移動下去，指頭必定正好擦過台灣寶島，再繼續往下移，便是菲律賓，倒是無有太高的山峰，隻有浩瀚的海洋和茂密的森林，藍的，綠的，都是讓人舒目的顏色，別怕太平洋風浪多洶湧，季風多強暴，隻管把指頭勇敢地向下移去，啊！這是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啊！這是澳大利亞，啊！南極洲也在指頭之下了。

指頭給我一個豐腴的想像，隻要我站在太平南城牆上，城牆升高再升高，高而又高，可把半個世界盡收眼底。

可是，可是，如果蝸居於太平這彈丸之地，又被周圍起伏的山崗包裹住，就不可能極目遠望了，山崗雖不甚高，卻足以障人耳目。

我做小人的時候，太平相當的閉塞，交通更是極為不便，隻有東門外的河埠頭有兩天一趟的小汽輪循河道通至鄰縣，汽輪至多能乘二十來人，另外尚有手搖漿的烏篷船。運輸基本上全靠肩挑，能挑多重的擔子是太平人評價男子力氣的主要依據。大概因為多為山崗丘陵，在這裏很少見到輪子滾動，別說機械，連手推足蹬也難以覓見。

因此之故，隻要太平人未曾聽見過的，在這裏都可能產生轟動的效應。

過去太平人隻看的篤班，偶爾也有東陽戲班來演，我印象最深的是東陽戲做小旦的不剃胡子，可見服飾化妝都比較隨意。突然之間說來了做文明戲的，而且做戲的戲台不用廟前的老戲台，而在縣府的大禮堂，這是開縣參議會的地方，可見這文明戲的崇高地位。

我當然不知道這文明戲是什麽玩藝兒，光聽大人們說，演員在台上不念不唱，光說話，不穿戲袍，男的西裝或長衫，女的旗袍高跟鞋，屁股一扭一扭的，就憑這幾條夠新鮮的了，人人爭著去一睹為快。

我也哭著要看，慈祥的父親滿足我的要求，他說：見見新的也好，為我購得了入場票。

我提前吃好晚飯，擠進大禮堂前擠滿的人群，然後隨著人流挪動，逐漸地接近入口處。當我的小手舉著那張向家人啼哭而得到的入場票，居然被把守入口的兵用槍支擋在一邊不許進，我梗著頸脖歪著頭抗爭說：“我有票的！我有票的！”兵根本不予理睬，還用槍支把我再次擋在一邊。我急了，哭喊著：“我有票的！我有票的！”並把票展現在他的眼前，兵不僅仍不把我的哭喊當作一回事，並且揪了我的衣領，將我推搡到更遠的一邊去。我氣憤得彈出眼珠，雙唇打顫，我別無它法，隻有用狠瞪這個兵來發泄心中的憤懣，令我更加憤懣不已的是，我在狠瞪這個兵的當兒，這個兵把他認得的沒有入場票的人一大串放了進去。

“有票的不讓進，沒有票的倒反讓進。”我不解，我委屈，我呐喊，無用，一點用場也沒有。我隻有把眼珠彈出了又彈出的本事，我隻有上下唇打顫不住地打顫的本事，我想再前去對兵喊：“我有票的！我有票的！”我想到他手裏拿著一支硬梆梆的槍，槍頭上還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個孩子能怎麽的，但我還是作最後的爭取，舉著票走上前去，也不說什麽。這兵好像認得我似的，撇了撇嘴，咧嘴裝出笑模樣說：“這是票嗎？不知從哪兒撿的，去去去……，裏麵早滿了，進什麽進！”此番倒沒有抖出槍和刺刀的威風，卻更深深地侮辱了我，刺痛了我。

我隻有回家的一條路。一進家門，便放開嗓門大哭，一麵哭，一麵訴，哭訴到後來想收住哭也收不住，足足一個時辰不止。

我哥哥也咽不下這口氣，捋了捋胳膊，拚出最大的膽量，要帶我一起去說理，而我父親笑著哄我：“算了！算了！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你就當回秀才算了。這文明戲我前兩年在外頭看過，沒有什麽好看的。明天遊城頭回來，給你買好吃的。”說了，一手把我摟在懷裏。

（17）

我雖然個子矮，但總是有所長大，這不，我上中學了。

太平這所完全中學座落在兩山夾峙的梅花庵裏，離城十二三裏，我們這些少年即使放開腳步走起來至少得五六十分鍾，每日早出晚歸，中飯包在山裏農家吃。

本來中學辦在太平城鎮裏，為躲避日本鬼子的轟炸，才不得已遷到這山坳裏，這對於太平學子是極不方便的。日本投降後，覺得這梅花庵有山有水環境優美，也造了些房子，所以不回遷仍舊在這裏辦下去。

早出晚歸，在十幾裏外上中學，比在三台裏地界廣闊多了，眼界也拓展多了，思想行為的自由度自然也大多了，也結交起同窗好友，中午在農家一同用飯，說說吃吃，吃吃說說，上下學結伴同行無拘無束談天說地。

我是個子小力氣小膽子小的弱者，願意同比我大的同學在一起，班裏哪一個都比我大。

但是，我功課好，這一條優勢完全抵消了我的“三小”，比我大的同學願意結交我，願意與我同桌，考試時可以斜過眼來看我的卷子，平日可以受到我的指點。

我上到高二的時候，一天，一位同學對我說：“去不去，我們參加遊擊隊去。”

幾個好同學都去，我答應我也去。然而，我去約我的一位同街的要好同學時，他說：“就不讀書啦！去幹什麽？我才不去呢！”

我也覺得他說得對，怎麽可以不讀書呢？是去幹什麽呢？可是，答應的事情是不許反悔的，這真讓我兩難，最後，還是麵子要緊，去吧！

遊擊隊在哪裏遊擊，遊擊什麽，幹嗎要遊，幹嗎要擊，我一概無知。這時節，太平城裏有點兒亂哄哄，兵們在縣府前壘沙包，築工事，我一向對兵印象很壞，一向愛打抱不平，我一下子覺得自己已經成了熱血青年，就這麽認定這個參加遊擊隊的行動是很雄壯的。

投奔遊擊隊要絕對保守秘密，更不許告訴家人，家人知道沒有不加阻止的。一家得知，各家通了氣，誰也走不成。

我們約定第二天清早在東門外河埠頭會聚去乘小火輪。那天夜裏，我想起明天就要離開這個家，離開百般愛我疼我的父母親，離開形影不離相親相愛的兄弟姐妹，我禁不住涕淚縱橫，我拉起棉被蒙住頭，使啜泣之聲不致外洩。

第二天，我母親以為我背著書包上學去了，等到下午未見放學回家，天黑了還未見人影，幾家父親一通情況，才知不妙。我家一家大小哭成一團，一是不知我為何離家出走，有什麽不痛快的事情，也不知出走何處，我從未出過遠門，誰料得著會出什麽岔子，尤其我母親，好幾日茶飯不思。

我跟著幾個同學，從一個不知名兒的小埠頭下了小火輪，然後雇了一隻烏篷船伊呀伊呀地搖了四五個小時，上岸後又走了十幾裏，傍晚時分，才到了遊擊隊的駐地，我們在一家和尚廟裏住下，沒有鋪蓋，隻蜷縮在稻草上，幸好已是四月豔陽天，沒有被褥側著身捂著肚子，也不至於凍到哪裏去。

我們幾個同學都覺得過這樣的生活很是偉大，我也跟著給自己偉大起來，把皮帶紮在學生裝外麵，額頭上纏條白毛巾，脫掉布鞋，換上草鞋，自以為這就是十足的革命者了。

我們這幾個學生算是這裏的知識分子了，打仗是絕對不可以靠我們的，我們唯一能做的便是搞宣傳寫標語，半夜裏潛入村莊躲開吠犬在街邊牆上用白灰塗寫標語：“用心用意打老蔣，分田分地分牛羊。”逢到鄉鎮市日，我們幾個學生選個熱鬧地，站在凳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說，講農民辛苦一年隻能吃蕃蒔粥，地主坐在家裏搖搖蒲扇就可以吃到山珍海味，這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必定要被推翻，農民必定要翻身當家作主人。起先我跟著聽其他的大同學講，後來也勇敢地站上凳子，照著他們講的講了一通，倒是講得不怎麽結結巴巴，還算流利，當我從凳上跳下來，得意得差點跌了一跤。

白天去街市宣傳，晚上本可以在和尚廟裏睡個覺，起碼歇歇腿，然而，我們表示出對革命的極大熱情，不顧疲勞的存在，晚上要求跟著“遊擊隊員”走二三十裏去財主家“借”糧，說是“借”糧，彼此都明白這是怎麽回事。我們一敲開大門，財主一看這陣勢，很知趣地打開榖倉，任我們的便，出多少，是多少，不敢拿一杆秤來。

我跟著挑擔的遊擊隊員(就是農民，不同的是腰上紮一根皮帶)後麵，在一陣緊似一陣的蛙的鼓噪聲中，又走了二三十裏，回到和尚廟，此時已是五更天，我全身上下擠不出一絲力氣，納頭倒在稻草褥上，呼呼地睡得像一頭死豬。

（18）

那天上午，日頭升出山頂已有三竿多高了，我同幾個一起從家裏偷偷出走的同伴走出寺廟，蹓躂在溪邊的小路上，我並不清楚今天該去幹什麽，是在街市做宣傳，還是另有任務需要我跟著去的。

事實上，這個農民嘯聚起來沒有幾天的隊伍，有我和沒有我都不是什麽打緊的事情，當時我也沒有這個足夠的思維能力看見這一層並有自知之明，而以為自己正行動著偉大的頂天立地的事業。

當我看見前麵山腳下有一頂轎子停了下來，並從轎裏邁出一位穿長衫的人，此人行走的步姿及帶出的神態，感應了我激烈跳動的心房，我馬上告訴我自己，父親來了，找我來了。我又馬上想，父親怎麽知道我在這兒，父親準要強拉我回家，我該怎樣應對，該作何抉擇，不肯回去還是肯回去。

原來，我頭上纏一條白毛巾腰上紮一根皮帶跟著上街市站在長條凳上做宣傳，被太平到這兒趕市的人瞧見，迅速告知我家人，我父親不怎麽相信，遊擊隊伍——三五支隊是在西北與鄰縣交界的大山裏，怎麽在西南那頭也出了個遊擊隊呢？可人家是親眼看見他這位兒子的。他再仔細打聽，才知當地一個倪姓青年在二個來月前，聯絡一些血氣佃雇農，繳了財主幾個炮樓的槍支，最了得的不過漢陽造，在深山裏占了一座寺廟，就是遊擊隊的大隊部了。

父親對於我的突然出走，本也料到投奔革命隊伍去了，那時全國都處於投向革命的高潮，太平雖地處山鄉海隅，多少會受到高潮的波及，可怎麽也想不到我竟奔入這樣的隊伍，他嘀咕著說：這叫什麽呢？三五不是三五，土匪不是土匪，本來挺聰明的小丫兒，光聽別人慫恿，多大的膽。幸好現今時勢，那些自衛隊龜縮在太平城裏不敢出城門，不然，這幾條槍能頂屁用。

他當即叫了一頂轎子要把我叫回來。

當我父親在泥石路上蹣跚地移步過來，我迎了上去，叫了一聲“爸”。父親抬頭一見是我，並無哀怨嗔責之色，隻上唇緊扣著下唇，嚶嚶地哭出聲來，心疼愛憐地牽著我的手。僅四日不見，他臉龐似瘦了一圈，眼睛四圍布著一圈黑暈，我倏然心頭湧起自責的波濤，這都是由於我的出走造成的罪過，我應該跟父親回家，還這個家和親人以平靜和安寧。可是，不遠處這許多白毛巾黑皮帶在關注著我們父子相見會是怎個結果，若是被我父親帶回去，豈不是有損革命的堅定性，也讓人笑話。

父親沒有向我提出跟他回家，隻是斷斷續續嚶嚶地哭泣，我不忍看我父的臉，隻低著頭說：“天都快亮了，等不了幾天，我會回家的。”父親點點頭，說：“我來看看你，看見了心裏好過些。”說著，從袖管裏掏出熏滿煙味的手帕反複拭擦眼眶和鼻頭。同時，讓轎夫倒轉轎子，拄著手杖，吃力地爬上轎子，他回去了。

我受到了讚揚，這從人家的神色眼光中看到的，但我並不因此而得意，反倒有些難堪，我不愛聽考驗、堅定這樣的詞兒，這不是我的生性。

我們父子相會隻耽擱了半個小時的功夫，父親走了後，我照舊跟著去東跑西顛，這天還是找個村莊做宣傳。

這裏河港交錯成網，村與村常以小橋相接。橋總是有數的，為避免繞遠路，就仍坐渡船。我們這幾個同夥為了省路程省時間，討個小船渡河。搖船老大把我們幾個人送到對岸，我在最後麵，其他幾人跳上岸頭也不回地走了，我覺得當了遊擊隊也不該拿大白乘人家的船，便掏出出走時帶在身上的幾個銅板，來不及遞給船老大手裏，就手灑在船板上，即去跳岸。誰知這位船老大隻顧撿銅板，沒有把船在岸邊穩住，我跳岸剛跨出了右腳，船正好蕩出了岸，來不及收住右腳，眼巴巴地看著左右腳拉大距離，直至撲通一聲沒商量掉進河裏，我清醒地感覺著身子和魂一塊兒往下沉，往下沉，在往下沉的同時，還清醒的意識著，這下完啦，想不到生命就這樣無緣無故地送掉了。倒是沒有騰出功夫悲傷，兩隻手本能地亂劃亂抓，一隻手肘碰觸到一塊硬東西，趕緊抓住，這是石砌的河堤略微突出來的一塊石頭，由此石塊為基點，往上攀升，終於露出了頭，水喝得不少，倒未曾嗆著，於是我扶著岸大聲地喊：“人呢！你們都哪兒去了？”此時，我的同誌才回頭跑了過來，才援手將我拉了上來。

我把命撿了回來，才記起剛才在船上因天熱脫了搭在肩膀上的毛衣不見了。“毛衣呢？”它浮在河麵上，一眼被我尋著。這時，那位船老大可能自知愧疚，連忙用船槳把毛衣撈了上來。

我就這般狼狽一手提著鞋一手提著濕毛衣走在回寺廟的路上，一路上我哀怨叢生，“我掉在河裏竟無人救我，同行幾個人還隻顧走自己的，如果不是我命大，摸著河堤石塊爬了上來，死了也無人問起。”

回到寺廟，我倒在稻草褥上，不理人，也不願同人說話。而別人都鐵定地認為，我今天沒有跟我父回去，後悔了，鬧情緒了，所以也不理我，也不同我說話，看我怎麽著。

（19）

日落西山，山坳裏的傍晚，半黑不黑的時分顯得格外的耐長。

我跟著大夥兒叭了一碗就著鹹菜的糙米飯後，就到寺廟前的溪坑濯身子，穿一條及膝的褲頭，光著上身赤著腳站立在水流中上下洗了個痛快，痛快後跳著在水中半隱半現的石塊跳向溪岸。這時，聽見近邊也在溪流中濯身的一位遊擊隊友對另一位小聲的說：“你知道嗎？剛才押來了一個地主，關在柴房裏，過一會兒等天大黑了，聽說要把他處決。”那人聽了，隻伸了伸舌頭，沒有說什麽。

我一麵穿衣一麵忙向寺廟跑去，尋找那間柴房，從破窗往裏張望，隻見一位四十光景胡子拉茬的男子手腳全被粗麻繩捆綁住，下巴頂著一根正好卡住地麵的竹筒，前後左右上下一丁點兒都動彈不得，閉著眼睛，臉上沁出一顆顆汗珠，並不停地往下流淌。我不忍再看下去，懨懨地轉到山門口那張石條凳上坐下，好像在想些什麽，可又想不出什麽，真正的一片空白。

就在我呆坐在山門石凳上那會兒功夫，地主被押出山門，竹筒去掉了，隻五花大綁，我沒有躲開，但也不敢看那麵臨死亡的麵相，這太可怕了。我從他走出山門後的背影，似感覺他尚未意識到他正在走向死亡的路，不過轉移到另一地方去關押，他的腳步完全能跟上押送他的那些人。

我仍舊坐在山門的石條凳上，沒有跟這許多人去觀看究竟。

過了很久，夜的黑幕完全拉緊了，我聽見遠處一聲槍響，槍聲在山穀中反複回蕩多時，回蕩得再遝無聲息了，又響了一聲，又反複回蕩多時後，才迎來無邊的沉寂。

跟了去的人群回來了，向我一五一十敘述槍斃的全過程，人還未押到，在那山腳下的樹林裏，已挖好正好躺下一個人的二尺深坑，地主一到坑邊，便知不妙，待解開粗麻繩，令其俯臥坑底，他竭力掙紮跪地求饒，遠遠站在山包上的大隊長用手一揮，四五人一起硬將他拽於土坑裏，一槍手用駁殼槍對準其腦袋扳響板機，停了一會兒不見動靜，又補上一槍，然後七手八腳埋上土，這就完了。槍手把那支駁殼槍送還給站在遠遠山包上的大隊長，這支駁殼槍是全大隊唯一的精良武器，平日裏隻掛在大隊長肩上進進出出。

大隊長沒有就為何如此神速地處決這個地主向近旁的人說過。

（20）

太平人唱起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隨著大隊進了太平。

我凡遇見先前的熟人，總會不無自傲地告訴人家：“我這才體味到什麽叫槍林彈雨。打太平的這一夜，我從山頭滾爬到山腳，子彈在頭頂上不停地呼嘯。”

難道我真的感受了生死的洗禮，真的以此自傲，我不過從山頭滾爬到山腳，天亮了，前頭敢死隊衝進了太平城門，那是三五支隊，不是我去的那個“大隊”。

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地往我家裏走。我知道父親早飯後這時候一定躺在樓上藤躺椅上，吸著煙，一支接一支。煙把中指和食指的指頭薰得黃而又黃，每日用墨魚骨使勁搓洗也搓不下去。

我直奔中廳後的樓梯，不知怎的，隻登登地走了三級便停了下來，我感到眼前充盈了灰蒙蒙的霧氣，模糊了我的眼睛，接著這霧氣凝為淚水滑落得嘩嘩的。我怎麽也摸不出褲兜的手帕，它該是早在山坡上滾爬中丟落了。我隻好用衣袖管抹了抹眼睛，自己覺得淚痕擦幹了再往上走，一步一步很慢。我看見父親果然躺在躺椅上，麵容憔悴，隻顧一口一口地吸煙。我叫了一聲“爸”，便凝噎了。父親還是隻顧一口一口地吸煙，好像也說不出話來。大約如此僵了五六分鍾，還是父親先張了口：“你見了你媽嗎？她為你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腫了，你先去灶間看她。”我的淚水又開了閘，我走下樓去。

我母親在灶間用蒲扇煽著風爐，風爐上是沙鍋，正燉著母雞要給我補。我走進灶間時，她正撩起圍裙抹眼淚。她有多年的眼病，大概是永不醫治故而永不消退的角膜炎，眼珠子布滿了紅血絲，這都由於在灶口燒那些潮濕的柴禾，給柴煙熏的。今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加紅了，更加爛了。

我趕緊奪過蒲扇煽風爐。

外麵街上響著一陣又一陣的鑼鼓聲和喊口號聲，這是四鄉農民給三五支隊送豬送羊的慰勞隊伍。

我說我不在家吃飯，這使母親更加傷心，更加不住地撩起圍裙抹眼睛。

我說我臨時請假出來，不能呆太久時間，母親再也說不出什麽來。

我回到大隊，午飯吃紅燒肉，從木桶往自己碗裏滿勺滿勺地舀，不限量，吃個超量的夠。

就在這一天下午，我投奔去的“三五不是三五，土匪不是土匪”的大隊，由正式的遊擊隊三五支隊收編了，我被編到原有的三五支隊去了，在一個中隊裏當文化教員，那裏都是我聽不懂話的鹿城人。

我所在的隊伍開拔了，去解放鄰縣縣城。我就這樣走了，來不及回家說一聲。

白天在大毒日下行軍，夜晚借宿在廟宇或大戶人家的閑房，沒有蚊帳，任蚊子叮咬。

我擔任文化教員的中隊終於在鄰縣縣城的一家大宅門裏駐紮下來。巧得很，這是我一位中學老師的家，他在前院花廳裏見到我，用點頭和眼神表示他教過我的書，卻沒有同我說什麽話。

我生病了，生的是我們那裏叫打擺子的病，就是瘧疾。這病我以前得過多次，都在夏秋之交染發，是蚊子叮咬傳染的，這病有幾類可分，一日一發的，隔日一發的，也有三日、五日一發的。發起病來先是透骨地發冷，冷得上下牙打顫，三床厚被壓在身上仍抵禦不住；然後轉為高燒，可能四十度都打不住，燒得我一睜眼便天旋地轉，這時三床厚被的功用不在禦寒，而在捂汗，捂出一身透汗後，熱度才漸漸下降。

那天傍晚，我正發著燒，茶飯不思，也無厚棉被捂汗，坐在天井前廊的一張靠背椅上凝視著花壇上爬動的小螞蟻。一位唇上養著板刷胡須的長者，想來是我老師的父親，踱到我跟前對我說：“磨房裏不避風，太涼，你身子單薄受不住，你願意的話，就到我房間去休息。”說時指了指他身後那間西廂房。我站起來答應：“好的！好的！”那時，我連謝謝這樣的客氣話還都說不來。這是我巴不得的事情，立即跟了他撩開門簾走進西廂房。這是一間足有八十來平米的大屋，除了放置了一溜兒大櫃大箱籠外，由那張大床隔出前後間，大床的左右後三麵是封閉的，雕刻了人物鳥獸花草，上下床隻在前方一麵。後間是老師小妹的閨房，小妹並不比我小，看起來先天不足，體弱多病，成天藏在後間裏，可能是看書寫字，不會是繡花。

我被打擺子折騰得爬上大床就蒙頭睡覺，更顧不了什麽顧忌了。

我在中隊裏說是文化教員，但沒有人告訴我該做些什麽，我看別的中隊的文化教員就是教唱歌，我歌是教不了，因為我本來五音不全，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三頓飯前集合隊伍打拍子唱一支歌。我生了病無力打拍子，人家照樣唱得挺可以。

當我覺得身子鬆活些出來活動時，人家都用異樣的目光看我，這個文化教員參加革命怎麽連起碼的紀律都不懂。

我也確實不懂得什麽叫紀律，因此，對於他們異樣的目光從根本上不去理會，更不放在心裏。我越對於他們的鄙視不當一回事，人家對我越看不順眼。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懷念學校生活，我下了決心，離開這裏，仍去上學。

晚上，我學人樣喊了一聲“報告”，戰戰兢兢地走進大隊長的房間，大隊長正在洗腳，問我什麽事，我說我在這裏沒有多大意思，還想回學校讀書。大隊長似乎並不理解我的心情，對我有批評也有安慰，而我一句也未聽進去。

當隊伍回到太平，更勾起我對讀書的思念。我終於回歸了，回歸於求學的道路。

（21）

我回到原來就讀的學校繼續上學，落了一二個月的功課，我花了幾個晚上便把它補上了。

當我離開學校，我是那樣地想念讀書。是的，我這樣的年歲，離開讀書，什麽都幹不了，隻要會扯開嗓子唱的歌我都教不了。

家庭衰落了，一分錢的收入都無有，人民掌權的政府，不需要法律，人民既然得到解放，當然不可能有冤情，如果是將被打倒的，本來不屬於冤情，打官司也沒有用。因此，沒有人找我父親作訴訟谘詢了。

我們全家大小十來張嘴等待著一日的三餐，每日我母親打算著變賣哪樣東西去換取幾升米。坐吃山空，衣服、床、箱、櫃、桌椅板凳可賣的差不多都賣了，最後把地板撬了論斤當柴禾賣了。

晚上我做功課需要一盞煤油燈，每晚大概耗油一兩半，還得把燈芯擰得如豆地跳動。然而，這一兩半的油燈錢無力支付，到鄰近的小店賒欠一二次我還能厚著臉皮支吾，如果拖欠的未還，再賒賬，實在不好意思啟齒。

這個學我是上不下去了，我自忖我也應該擔負家庭的生活負擔，雖然父母親並無對我有這樣的要求，因為我隻有十五歲。

我毫無生計的困難家境獲得了我過去的老師現就職於文教科的李先生的深切同情，雖然他認為我的聰能才智應該繼續上學，卻為我謀到僻遠山鄉一所小學的教員位置。

這所小學離太平約五十多裏，要爬三座山嶺，我擔著鋪蓋去了。

小學設在一廟宇裏，四個年級二個班，校長是個麻子，麻點很密，一坑連一坑，偏分頭，二十五六光景，穿得很體麵，綢布夾袍，吉貢呢鞋麵，見了我除了說一兩句表示歡迎的客套外，沒有其他的話。

我的由兩張條凳支起的木板床，安在正殿神像前的供桌旁邊。此廟所供奉的不知何方神仙，杏仁眼，白淨臉，留著稀疏的長胡，配著掛在兩耳下相對稱的兩綹鬢胡，雙手在胸前捧著杲圭，看上去倒還慈祥和善，可左右兩邊的幾尊，其麵相極為凶厲，拿的架勢似非置你於死地不可。

放學鈴一打，這寺廟隻剩下我孤獨一人了。學校本來隻有校長和我兩個人，連個校工都沒有，上下課打鈴也由老師代勞。校長是本村人，已有妻小，學生一放學，就隨腳回家享受天倫之樂去了。

等不到天全黑下來，我便把廟門關上，早早鑽進被窩裏，蒙住頭，隻在眼麵前空出一個可讓鼻孔出氣的洞眼。

在這茫茫一片的黑暗中，我居然安穩地睡著了，大概白天走路太累的緣故。然而，當天將亮未亮時，星光從不甚嚴密的門窗縫隙射進來，我在懵懵懂懂中睜開眼，從被孔映進來卻是左右幾尊活動起來的凶神惡煞，個個瞪著燈籠般的圓眼，張開血盆大嘴，排著隊一步一步地逼近我。

我再也不敢睜眼，更不敢出聲，心跳砰砰地響，一身冷汗淋漓。待心跳減慢了些，冷汗不再沁出，我才把被子從邊角輕輕地掀開，天已大亮，一骨碌從床上跳出來躥出殿門。

校長來了，問我睡得好嗎？我實話相告：“我再也不敢獨自一人守這破廟。”校長笑了笑說：“你的膽子大概也太小了。”

因為課本還未發下，隻得湊合著先上體育、唱遊這樣一些副課，校長讓我上一二年級的唱遊。

我還記得我剛上小學時的唱遊課，老師彈著風琴，讓同學踏著節拍繞成圈，頭尾相接後，左右牽著手，向圈裏走幾步，把圈兒縮成一團，向後退，伸開胳膊，也把圈兒張開，鬆開牽手，自拍手，邊拍手邊學唱一首歌曲，這堂唱遊課算上完了。可是，我照此辦理不了，第一，沒有風琴；第二，還沒有現成的歌可教，光叫拍手走成圓圈引不起學生多少興味，因而我把這堂課上得男孩鬧，女孩哭，喊拉屎的，叫撒尿的，亂成一鍋粥，我又做不來吹胡子瞪眼去震懾學生，隻得坐在門坎上斜眼看著學生怎麽鬧就任他們怎麽鬧去。

校長走過來了，一臉憤怒，憤怒得把臉漲成紫茄樣幾乎辨不出麻點了。學生一見他來，立時不哭不鬧，打滾的一聲不吱從地上爬起來，自動用袖管頭把鼻涕擦幹淨了。校長不停地嘟嚕著：“不像樣子！不成體統！”他的憤怒不一定全是對著學生，主要恐怕還是指向我，顯然的意思是“你像個當老師的樣子嗎？”

在這樣的寺廟裏當教師我無論如何是不肯當下去了，晚上要睡在鬼神的眼皮底下，白天要看校長那張坑窪不平的麻臉。午後，趁校長和學生還未到校，我卷起鋪蓋，拔腳就走，趁白天還認得走來的路，趕在太陽落山前趕回太平。

爬過一座山嶺，是一海灣，我走在平坦的海堤上，聽一聲聲海濤，似讓我的心胸開闊些，也讓我的心情平靜些。

在這海天共一色中，我遐想萬千——我怎麽是成了一個我，而不是別的人，如果我是別的人，會是什麽樣的人，大概不一定像我現在這個樣，擔著被鋪在海邊走，還要爬兩座山嶺，才能回到家；如果我是別的人，這別的人的家是什麽樣子的家……。啊！這天為什麽是這樣的天，啊！這海為什麽是這樣的海。如果沒有這天，沒有這海，還有沒有我。……

我要麵對的現實是回到這個窮困的家，該怎樣對我父親說明白為什麽第二天就回來了。

我對  父親說：“這哪裏像什麽學校，辦在廟裏，窮得連個校工都雇不起，恐怕工資都發不出，去教也是白教。”

我說了半句謊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