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中國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真正理由

 

 

中國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真正理由

 

 

 

作者：郭知熠

 

 

 

前一些時候，筆者曾寫過一篇題為《怎樣才能算是一個思想家？》的文章。在該文中，筆者提出了一個問題請大家思考，這個問題我在這裏重新敘述如下：

 

為什麽中國人中產生不了思想家？或者說，什麽是中國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真正障礙？這些障礙是明顯地存在的，但這些障礙究竟是什麽？

 

從開始寫那篇文章起，郭知熠先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將在本文中給出我對這個問題的初步解答。同樣，這個初步解答隻具備拋磚引玉的作用。而且，筆者在這裏所提出的解答僅僅是一些主要的理由。也許還有很多非主要的理由也有討論的必要。請大家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一些思考。

 

筆者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真正值得我們思考，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的問題。它的重要性遠遠地超過中國的思想界在那裏不停地引進西方的新思想，新學說和新理論，也遠遠地超過中國的思想界在那裏對西方的新學說進行那些不具任何意義的評價。這些評價如果不是毫無意義的，也是不得要領的。

 

遠在五四運動的時候，中國的思想界就在高叫“拿來主義”。可惜我們在那裏高叫“拿來主義”這麽多年，中國人卻沒有自己的貢獻。毫無疑問這是很可悲的。我們隻要還在那裏繼續高叫“拿來”，“拿來”，“拿來”，我們的思想界就永遠地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

 

“拿來主義”何時停止？！筆者覺得，我們應該停一停了。我們應該反省，我們應該停下來反省。為什麽我們沒有自己的新創造？！為什麽我們對世界思想界沒有什麽新貢獻？！郭知熠先生覺得，先解決這個問題比我們繼續高叫“拿來主義”更具備重要性和必要性。因為我們這麽多年沒有自己的創造一定有極其重要的理由。這個（或者這些）理由妨礙了中國產生思想家，而我們已經到了找出這些理由，改進我們的環境，拋開我們的束縛，爭取中國人在世界思想界有所作為的時代了。

 

為什麽中國人成不了思想家？！當然，這個問題不是什麽新問題。筆者不知道誰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但真正重要的其實是解決這個問題。林思雲先生在《中國不需要思想家》這篇文章中，給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他自己的解答。這個解答是令人吃驚的，甚至是令很多人憤怒的。林思雲說：

 

“現在中國人雖然學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學知識，卻怎麽也學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維方法。也許老祖宗遺傳給我們的遺傳因子中，根本就沒有‘理性’這根弦。要中國人學會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讓猴子學會說話一樣，在生物學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基於這樣的觀點，林思雲得出結論說：

 

“從生物學原理看，就象牛不需要音樂家，狗不需要經濟學家，老鼠不需要哲學家一樣，中國不需要思想家。”

 

這個結論是令很多人憤怒的。因為從這個結論出發，我們可以直接推導出，中國人是不如西方人的。這種不如不僅僅是暫時的，而是基於我們中國人的遺傳，基於中國人的基因，因而是不可改變的，是永遠的。因此，中國人不要瞎忙乎了，中國永遠產生不了一個思想家。

 

如果這樣的結論成立，筆者就完全沒有寫這一篇文章的必要了。其實要駁斥林思雲的觀點非常容易。有些人用進化論的所謂現代觀點，用遺傳學的新發現來駁斥林思雲的觀點，看起來似乎很高深，實際上使人更糊塗了。要駁斥林思雲，簡單的邏輯就足夠了。

 

林思雲的推理是不充分的，因而是有大漏洞的。在林思雲看來，因為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沒有產生一個重要的思想家，因此，中國人的腦部結構一定有問題。這個推理本身是不成立的，因為中國人的腦部結構有問題隻是中國產生不了思想家的眾多可能理由中的一種。

 

由中國人的腦部結構一定有問題（譬如猴子，狗，牛，老鼠等等，它們的腦部結構和人相比，一定有問題），我們確實可以推導出中國人中產生不了思想家。就象猴子的社會裏產生不了思想家一樣。但是，這個事實並不能導出，中國人中沒有思想家，那麽，中國人的腦部結構就一定有問題。這就好象說，一個人得了感冒，他就是病了，但我們不能由此推導出，一個人病了，他一定是得了感冒一樣。這個推理是顯然不成立的。

 

因此，林思雲的這個觀點我們盡可以不必理會。筆者猜測，林先生的意思並不是為了詛咒中國人，而是為了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提醒中國人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如果林思雲不在那裏“罵娘”，“罵祖宗”，中國人閉起眼睛來，外麵打雷也休想將他們震動一下。郭知熠先生不覺得林先生會真的這麽想。

 

如果我們不從中國人的腦子有問題這個角度來考察，那麽，我們就隻有從中國人所處的環境（這個環境包括外在的和內在的兩種）來找原因了。筆者以為，為什麽中國人中產生不了思想家，其真正的原因有三種。在這三種原因中，有兩種原因是外在的環境，有一種原因是內在的思維環境。其中，內在的思維環境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它是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產生思想家的第一因。筆者以為，隻要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就永遠產生不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家。我們在後麵將對這個內在的原因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我們先來考察一下中國人成不了思想家的外在的理由。據筆者的考察，我們至少有兩種外在的理由。

 

 

      

     

         一

 

 

 

第一個外在的理由是中國沒有思想家產生所需要的土壤。一個思想家的產生需要土壤，就象農作物的生長需要空氣和土壤一樣。中國人一向有重經驗，輕視理論的傾向，他們沒有重視理論的習慣。按照筆者在《怎樣才能算是一個思想家？》一文中的討論，一個思想家往往需要一個思想體係。這個思想體係就是一個理論體係。因此，思想家與理論是有著緊密聯係的。

 

可以說，中國人完全缺少對於理論的興趣，他們的興趣都是有實用目的的。如果你向一個中國人介紹一個新東西，他首先感興趣的是這個東西有什麽實際用途。這個東西能夠創造什麽財富。

 

在中國產生的有影響的任何思想的東西，都與經驗和教條有關，都與實際的行為有關。孔子的很多教訓都是道德的教訓。他在那裏教導你該怎麽做，而不是考察實際的行為，提出理論體係，所以，孔子的東西沒有一個理論體係。它不過是一些規則的堆砌而已。

 

在這種缺少思想的理論體係的社會裏，任何有思想的理論體係都是不受歡迎的，是受到排斥的。這就是筆者所說的“土壤”，這個土壤排斥任何有思想理論體係的東西，那麽，中國的思想家還有什麽希望？！讀者諸君，也許你會反駁我，那些西方的理論體係不是也得到了中國人的歡迎和承認嗎？筆者承認，你的這個觀察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事實與我前麵的陳述並不矛盾。

 

中國人隻對得到了外國人承認的理論體係感興趣。筆者不想用崇洋媚外這個詞來傷害有些人的感情。如果我們不用崇洋媚外來解釋，那麽，我們隻有一種可能的解釋。那就是，中國人因為從來不重視思想理論，他們完全沒有對於理論的評判力，他們需要外國人對於一個理論體係先給出評判，然後，他們也不重新評判（筆者說過，他們沒有評判的能力），剩下來的是盲目崇拜。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在外國流行的理論在中國個個都極端流行。

 

也許你對筆者的這個結論無法接受。中國不是有那麽多的教授嗎？有這麽多的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的教授，博士生，甚至博士生導師，難道這些人都是吃閑飯的嗎？他們如果沒有本領搞出幾個理論體係，難道他們也沒有本領評判理論體係嗎？

 

我告訴你，他們沒有。他們完全沒有這個評判能力。他們可以向你介紹一個國外最新流行的理論。但是，他們沒有評判這個流行的理論體係的能力。他們的評判都是毫無意義的。

 

如果你在中國提出一個自己的理論體係，你就遇到真正的克星了。中國人完全不感興趣。筆者敢和你打賭，你的體係有三個人感興趣就很不錯了。中國人完全沒有評判理論體係的能力，所以，沒有得到西方承認的理論體係，他們也會一概拒絕。反之，任何得到了西方世界承認的理論，他們一概予以承認。

 

郭知熠先生不是在這裏危言聳聽，如果你不信邪，你不妨試一試。

 

因此，我們事實上沒有思想家產生所需要的土壤。郭知熠先生不怕人討厭，在這裏呼籲我們要改良這種土壤。筆者相信，隻有我們充分地認識了這個問題，我們才有可能提高中國人對於理論體係的鑒賞水平。

 

 

 

二

 

 

 

中國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第二條外在的理由是中國人對權威的無理崇拜。這個崇拜不僅僅是在政治的領域，在思想的領域也同樣如此。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在思想界的權威，我們的“愛國主義者”們就在中國的範圍內“提拔”一個或多個權威來。這個現象不管你覺得有多奇怪，可是它還是會一再地發生。

 

這個事實自然使得我們想到魯迅。魯迅根本不能算一個思想家，可是，我們中國人不僅把他算著一個思想家，還要把他推崇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當你問一問什麽是魯迅的偉大的思想的時候，我看沒有一個人能夠答得上來。

 

在政治的領域裏，情形也是一樣。中國人最喜歡“造人為神”。如果不是中國人的這種盲目崇拜，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就不可能在中國發生。我們的曆史評價都在那裏責備毛澤東，可是，毛澤東哪裏有這麽大的本事？！他能夠單槍匹馬搞起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國人的盲目崇拜的本性，文化大革命是斷斷不可能被發動的。難道我們自己沒有應該反思的地方嗎？難道中國人的這種盲目崇拜就沒有值得被責備的地方嗎？請中國人反思。

 

筆者覺得，盡管毛澤東已經從政治的神壇上走了下來，可是，魯迅在中國還沒有從思想的神壇上走下來。魯迅在中國的思想界仍然是“神”。中國人在政治上反對關於毛澤東的“兩個凡是”，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在思想上卻在有意識無意識地堅持關於魯迅的“兩個凡是”。誰敢批評魯迅，誰就會遭到圍攻。你不覺得這是咄咄怪事嗎？！

 

為什麽對權威的無理崇拜會妨礙真正思想家的產生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麵來看。第一個方麵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是名不副實的。如果我們把不是思想家的人推崇為思想家，或者偉大的思想家，我們就設下了一個錯誤的標準。這個標準是害人非淺的。它使得中國的思想界永遠走不出這個標準的陰影。

 

我們把魯迅捧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於是，李敖先生就拚命地向魯迅學習，到處戰鬥。到頭來，李敖說，我是比魯迅更重要的思想家。我的文章寫得比他多，我罵的人不知道比他多到哪兒去了，我的全集超過了多少多少萬字。我活得也比他長（李敖先生連活得比魯迅長都算上了）。讀者諸君，如果你好奇，問問李敖他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什麽，我向你保證，李敖的辯才就沒有了。李敖一定會開始罵娘，發脾氣說，魯迅不是也沒有什麽夠得上思想家的思想嗎？為什麽你們獨獨要求我？！

 

因此，中國的所謂思想家們都在和別人比罵人。誰罵人最多，誰罵人最毒，誰就是中國所謂的最大的思想家。這種邏輯隻有在中國存在。郭知熠先生有時候真忍不住，這種貽害何時能夠被完全清除？！

 

第二個方麵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有壓製人，壓製新思想的傾向。不管這個權威是一個活著的人，還是一個已經入土的人。魯迅死了這麽多年，誰敢真正地反魯迅？！這麽說吧！如果你寫一本反魯迅的書，我敢保證在大陸沒有人敢讓你出版。也許最近幾年會好一點，在前幾年，如果你寫任何反魯迅的文章，不僅沒有人敢於發表，即使有人敢為你發表，也會有許多人在讀了你的文章後要跟你拚命。

 

這種現象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大怪現象，是不應該發生的。可是，它會在中國人那裏發生。學術批評，應該隻著眼於觀點和理論，而不是著眼於批評者和被批評者的名氣。可是，中國人不同。誰有名氣誰就贏。而那些無知的大眾，就是認準了這個理。中國這個社會就認這個理。

 

要我說，五四運動算是白忙了一場。真的是白忙了一場。筆者非常痛心地這樣說。我們打倒了“孔家店”，新的“孔家店”又出現了。我們提倡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永遠是一個夢想。我們的思想怎麽能夠解放？！中國人喜歡崇拜權威，沒有權威他們不知道該怎麽辦，沒有權威他們就覺得難受。我不知道這是中國人的奴才性格還是其它的什麽原因。而且權威一旦形成，這些權威都成了神聖一樣的東西。沒人能夠動它分毫。“權威們”放的一個屁，都成了有些人的“聖旨”。

 

在郭知熠先生看來，中國要真正地產生思想家。社會上那種盲目崇拜權威的風氣一定要掃一掃。我們要不停地有一場精神解放的運動，不停地反叛權威，並且不斷地防止產生新的權威，這樣我們才能給新的思想開路。

 

有人說，胡適和魯迅是中國思想界高高聳立的兩座山峰。沒有人可以超越這兩座山峰。李敖說，你們都別忙，還有我！我的山峰比魯迅更高。

 

我們的思想界應該有踏平這些所謂的“山峰”的勇氣，我們的思想界應該有反叛這些所謂的權威的勇氣。不踏平這些“山峰”，我們在那裏高山仰止。中國的思想界就沒有希望。

 

筆者希望我們有一些鬥士，不怕艱難險阻，踏平這些所謂的“山峰”，反叛這些所謂的權威。你們踏平了這些“山峰”，你們就為中國的思想界在世界的崛起立下了汗馬功勞。你們就為新的真正的思想家的產生掃清了道路。

 

 

 

 

 

 

                                                              三

 

 

我們來討論中國人成不了思想家的第三個理由。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我們在前麵陳述的其它兩個理由是屬於外在的理由，而這個理由是內在的。

 

中國人之所以成不了思想家，最重要的理由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所形成的思維方式。說得更直接一點，這個傳統文化不是別的，正是從孔孟那裏傳下來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滲入進了中國人的骨髓。

 

為什麽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庸之道”使得中國出不了思想家呢？

 

不可懷疑的是，“中庸之道”作為為人處世的方法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在這個方麵我們應該予以肯定。它防止我們在處理具體事情的時候走向極端。它屬於那種較為圓滑一些的處世方法。

 

但是，中國人在應用“中庸之道”的時候，不僅僅運用在他的處理具體事物上，也運用在他的思維方法上。這樣的思維方法卻極大地限製了中國人在思想上產生新思想的能力。這種限製的表現也有兩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表現在“中庸之道”限製了中國人的思維。任何一個新思想體係，任何一個新理論都有某種程度的離經叛道。完全與已有的思想相同，或者與已有的思想極其類似的思想永遠不能使得提出該思想的人成為一個思想家。這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中庸之道”的思維方法的人，絕對不敢或者不可能提出超出“中庸”所限製的範圍的新思想體係。

 

第二個方麵表現在不僅思想者有著“中庸之道”的思維方法，而且整個社會的反應也是遵循著“中庸之道”的軌跡的。即使你能夠提出一個理論體係，如果你的理論體係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則，你的理論體係就不可能被中國人所接受。也就是說，即便你能夠擺脫“中庸之道”的思維方法，你也無法使得其他中國人擺脫“中庸之道”的思維或評價方法。

 

這兩個方麵的表現使得中國人很難擺脫“中庸之道”的思維方法。要中國人擺脫這種思維的魔影無疑是一場異常艱巨的任務。如果中國人擺脫不了這種魔影，中國人也就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思想家。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國所仍然盛行的黑格爾的辯證法，使得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更加雪上加霜。這個辯證法對中國的思想界是極其有害的。

 

為什麽這麽說呢？

 

辯證法其實與中國固有的“中庸之道”是有許多極其類似的地方的。可以說，它是更加現代化的“中庸之道”。辯證法是一種解釋的方法，它能夠解釋或者評價任何理論體係。任何體係都可以被辯證一番，但辯證一番實際上等於什麽都沒有說，也就是說，即使是作為解釋或者評價新的理論體係，辯證法都是極其不成功的。筆者在前麵提到過，中國人對於許多西方新理論體係的評價，往往是胡說八道。就是因為中國人在那裏運用辯證法來加以評價的緣故。

 

辯證法在理論的解釋上不能是一種好的方法，辯證法在理論的發現上就更不可能是一種好的方法。沒有哪一個新的理論體係的發現是得益於辯證法的。筆者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中國科學哲學是放在自然辯證法的分類下麵的。這就好象說，科學哲學的研究應該在自然辯證法的指導之下。真令人啼笑皆非。

 

難怪中國的科學研究還可以進行，而科學哲學的研究卻毫無進展了。中國人指望用辯證法來指導科學哲學的研究，自然走進了死胡同。沒有任何一個科學哲學家斷言他的理論的建立是得益於辯證法或自然辯證法的指導，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也許有些人會強詞奪理說，這些科學哲學家並不知道他們在受著辯證法的指導，他們實際上是在辯證法的指導之下的。隻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如此荒謬的邏輯也隻有中國人想的出來。可是，我們怎麽解釋這些意識到了辯證法的指導的人們，卻在科學哲學上毫無建樹，卻反而是那些沒有意識到辯證法的指導的人們，在科學哲學上做出貢獻呢？這個事實隻有一個解釋，那就是辯證法在新理論的發現方麵是一個毫無用處的東西。不僅毫無用處，而且貽害無窮。

 

中國的思想界到了應該完全拋棄辯證法的時候了。隻有完全拋棄辯證法，我們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我們才能容忍哪怕是有些離經叛道的思想，我們才能產生離經叛道的思想，我們的思想才會有深度，我們的思想才不會總是太膚淺。

 

其實，我們隻要思考一下就會明白，通過辯證法和中庸之道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訓練，並且以這種方式進行思維的人們，有可能提出一個重要的新思想嗎？有可能建立一個重要的理論體係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因為任何重要的理論體係都與當時流行的東西不相合軌。這是因為這些理論體係都具有或多或少的離經叛道的特征。筆者這樣說，是沒有任何例外的。而中庸之道和辯證法卻會拚命地掐斷這些離經叛道。所以，我們應該在思想的領域裏，完全廢除中庸之道和辯證法。

 

 

讀者諸君，這是筆者在沉思為什麽在中國人中間產生不了思想家這個問題後所得出的初步結論。筆者在這裏找出了三個主要的原因。按照我們的討論，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推斷出，不管你相信還是不相信，中國人要產生一個真正的思想家其實還有一段很長的道路要走。

 

很顯然，這些理由是客觀存在的，它們明顯地成為中國人想成為一個真正的思想家的絆腳石。也正是因為這些理由，中國人這麽多年來一直產生不了一個真正的思想家。我們必須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改善社會的環境，改善我們思維的環境，甚至改變我們已經形成的思維模式，中國的思想界才會有希望。

 

最後，讓我們為中國能夠產生一些真正的思想家，讓中國能夠產生一批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一同努力吧。曆史把希望寄托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我們是不能也不應該去找理由推托的。

 

 

 

寫於2005年8月10日，改於2005年11月29日，首發於《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