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情報局換人和“怪西人案”
博文內容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前文講到，為營救牛蘭夫婦，遠東情報局佐爾格和他下屬的一些情報人員也暴露在“中統”的視線內了。 佐爾格知道這情景後報告了蘇聯紅軍情報總局，即刻得到指示：“盡快撤離”。
1932年12月，佐爾格、史沫特萊等先後匆匆撤離上海，情報人員方文等人也作了撤離安排：或撤往蘇聯，或去日本。
1933年春，蘇聯紅軍情報總局派遣在德國隱蔽潛伏了3年的立陶宛人華爾敦到上海接替佐爾格負責遠東國際情報工作。方文在工作交接後和柳憶遙撤往蘇聯，肖炳實則去日本。
方文組的三個骨幹成員隻剩陸海防還留在上海，除了原來的翻譯工作外還接管了湖北情報站，而且與華爾敦變成了直線聯係。
1933年3月，吳先清經中共中央批準，調任遠東情報局諜報組組長。
華爾敦接任佐爾格後，兩年多時間裏安全平穩運行，直到黃維祐向武漢派出了交通員關兆南。
軍統湖北站的毛人鳳等人從一封電報副本中捕捉到關兆南要到武漢的信息，在關兆南到達漢口時抓到了他。
即使受到嚴刑審訊，關兆南對組織、人員等情況一概沒有交代，但為使自己能交保獲釋和給組織報警，提出要給上海某個聯係信箱寫信。
軍統同意他寫信到那個聯係信箱，關兆南在信中暗示自己接頭失利、希望親屬派人來接回等語，特務沒看信的內容，也允許關自己將信投入郵筒。但查驗郵件是軍統的特權，這封信自然被翻出來檢查，而後又通知軍統上海區，監視這個信箱。
這封語焉不詳的信被另一個交通員陸獨步取走轉交華爾敦，但信的內容未能引起華爾敦的警惕，而是親筆用德文寫了一封給劉思慕的信，讓黃維祐交到第三個派往武漢的交通員陸獨步手上。陸獨步自然被全程跟蹤著，等到陸獨步踏上前往漢口的輪船甲板，軍統便知道魚兒上鉤了。
陸獨步一上岸即被拘捕，身上的德文信件被搜出，嚴刑之下交代了接頭時間、地點和暗語。由此開始了劉思慕的大逃亡。
劉思慕與妻子曾菀按黃維祐通知的時間前往漢口太平洋酒店，準備與交通員接頭，發現酒店裏的人員形跡可疑而警覺，便沒有進去，在一個照相館裏給酒店打了一個電話，詢問“某某在不在？”，電話那頭馬上回答“在的在的，請你馬上過來。”劉思慕越加起疑，帶著妻子回到家中，先將情報密件銷毀，再給黃維祐發電，暗示接頭失敗。
這時的華爾敦感覺出事了！急派黃維祐趕到漢口，與曾菀接上頭，讓他們一家緊急撤離。劉思慕也接到了上海發出的“老父病危”電報，這是約定的最高級別警號。
劉思慕向甘乃光請假獲準，先行出發，繞道平津前往上海。行前與妻子曾菀約定，曾菀帶三個孩子晚幾天出發直接坐船到上海，誰先到上海就先住進東亞飯店等待會合。
兩天後曾菀也向甘乃光辭行，“甘乃光為表示關心，派廣東同事區伯雄照料上船。區為了免去行李檢查，向碼頭憲警出示有‘行營’官銜的名片，不料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思慕的身份。從那時起，特務開始懷疑陸獨步要接頭的人就是劉思慕。”
黃維祐借來蔣浚瑜家的小汽車到輪船碼頭接曾菀時，曾菀已乘東亞飯店的接客車去了酒店，黃維祐給陸海防打電話，告知曾菀母子三人已前往東亞飯店。黃維祐去東亞飯店看望了曾菀母子，黃維祐告辭後，陸海防來了，主要是想打聽弟弟陸獨步的下落。
而此時的陸獨步已被軍統押回了上海，軍統首腦戴笠也趕到上海，親自主抓此案。
尾隨曾菀母子跟蹤到東亞飯店的軍統特務住在曾菀隔壁監視。黃維祐借來的汽車牌照被記錄，陸海防從曾菀房間出來後即被沈醉等幾人抓捕，他們以為陸海防就是劉思慕。
陸海防被抓，刑具剛擺出來還沒用，陸海防就招了，於是便成了沈醉筆下“叛變速度最快的共產黨人”，並立即帶沈醉等軍統特務在法租界法國公園附近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線，當天下午，軍統在雨中逮捕了一歐洲人，據陸海防指認，他就是華爾敦。
這時的黃維祐還不知道陸海防已被捕，但總感覺東亞飯店要出事，便以帶曾菀母子出去看戲吃飯為名，帶他們移住到滄州飯店。
第二天劉思慕趕到了東亞飯店，前台告訴他昨天有位小姐帶他們出去看戲至今未歸。
劉思慕聯絡黃維祐後在滄州飯店與家人會合，曾菀去東亞飯店取行李，賬房先生告訴她說“你得當心，你一來就有人跟著你，就住在你隔壁！”曾菀連行李也不要了，轉頭回去告訴了劉思慕。
也就在這時，黃維祐失聯了。劉思慕便聯係了留德同學程其英（程遠），程其英帶著他們一家在上海躲了兩天，得知陸海防、華爾敦已被捕後，知道上海已不能呆下去了，程其英又帶著劉思慕一家逃亡到她蘇州老家躲藏。
短短的幾天裏，陳紹韓、黃維祐、汪墨清、交通員胡光林、翻譯員俞瑞林、蔣浚瑜等先後被捕，劉思慕、肖炳實等人被明令通緝。
軍統追到蘇州時，劉思慕已從蘇州逃到太原，隱藏在留德同學杜任之（地下黨員，時任閻錫山秘書）那裏，程其英、陳文傑為掩護曾菀母子脫身，以“窩藏共黨分子”之罪被抓。
軍統追到太原，劉思慕逃到石家莊，得知曾菀母子已到濟南，又從石家莊逃到濟南的留德同學江濤聲那裏，與曾菀母子會合。
江濤聲應劉思慕之請，前往泰山向隱居的馮玉祥求救，馮玉祥慨然應允。劉思慕一家從濟南乘車到泰安，馮玉祥派了自己一個連的手槍衛隊在泰安火車站接站，在大雨中連夜將劉思慕一家接到泰山三陽觀。
接下來，江濤聲被捕，交代了劉思慕藏在泰山馮玉祥處，“國民黨特務機構就派來三四百人，駐紮在泰山腳下，向馮玉祥要人，並恫嚇要搜山。”無奈中，劉思慕打電報給自己的六妹劉英，上泰山接走了三個小孩。
接著馮玉祥派小舅子將劉思慕夫婦送下泰山避到煙台，再從煙台坐船逃到廣州，後又從廣州逃到日本。奔波萬裏，九死一生，終於逃離了追捕。
陳立夫後來曾說“劉某人真是祖墳風水好，竟然給他逃掉！”
劉思慕（劉燧元）曾任國民黨武漢行營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解放後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所長。
二
華爾敦被陸海防出賣被捕，但陸海防除了是華爾敦的聯絡人，對其它的並不知情。他每周隻能和華爾敦見麵一兩次，均臨時約定地點，由華爾敦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其他有關的人。
而華爾敦在被捕後始終緘口沉默不語，戴笠調動全上海的特務、偵探，來追查“華爾敦”的身份和組織。
由於在整個審訊、審判過程中都是零口供，軍統連他是哪國人都沒有搞清楚，隻能以“怪西人”代指，當時報紙稱之為“怪西人案”。
華爾敦的零口供，保護了陸海防情報組之外的所有情報人員，唯獨袁殊是個意外事故。
潘漢年因堂兄潘梓年被捕而撤到中央蘇區後，他的助手王子春就成了潘漢年的繼任者武胡景的助手，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接連的大破壞又迫使武胡景、王子春等人也緊急撤往蘇聯。
潘漢年發展由王子春單線聯係的袁殊（曾達齋）就與組織失聯了。袁殊找到夏衍說有重要情報需要提交，希望夏衍幫助接上關係，夏衍同意了，把袁殊的情報交給了蔡叔厚，蔡叔厚則把袁殊的情報直接交給了華爾敦。
華爾敦認為袁殊是一個好的情報員，接受了他的組織關係，在筆記本上記下了袁殊的名字、工作單位和電話，並把他歸到陸海防情報組，由情報組的交通員“小李”與袁殊單線聯係。
蔡叔厚告訴夏衍，袁殊的事辦妥了，意外事故就這樣發生了。
華爾敦雖然沒有口供，但是軍統從他身上搜到的筆記本裏卻看到了袁殊的名字，與袁殊關係很好的軍統上海區區長王新衡、頂頭上司吳醒亞找他談話，讓他講明白與“怪西人”的關係，袁殊確實不認識華爾敦，自然至死不認。
交通員“小李”被帶來，指認袁殊說“就是他！”陸海防被帶來，在一張紙上寫了一行字，袁殊看到他熟悉秀麗的筆跡才知道陸海防就是曾給他作過指示的上線。至此，袁殊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接著王瑩被捕，夏衍差點被捕，成為袁殊一生最講不清楚的汙點。
後來夏衍在他的《懶尋舊夢錄》中重提此事，再次說明袁殊是個變節分子。為此兩家積怨很深，袁殊的兒子曾龍在他的《我的父親袁殊》中，每次提到夏衍，都以“××”代替，可見怨恨之深。
蔡叔厚一邊讓夏衍隱蔽，一邊想方法救袁殊，他將袁殊被軍統“綁架”的消息透露給日本駐滬領事館。
日本駐滬領事知道袁殊是岩井英一發展的情報眼線，旋即在報紙上發表袁殊是與日本親近的“知日派”、如果不予釋放帝國將采取措施的聲明。
聲明發表後，軍統即停止對袁殊的審訊，趕緊將袁殊、陸海防、黃維祐等人押解到武漢進行審判。
華爾敦及之前被捕的一幹人等也全部押解武漢，同案處理。
三
在審判中，黃維祐把蔣浚瑜的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為此蔣浚瑜在銀行家父親的保釋下很快出獄。
袁殊的父親袁曉嵐也是國民黨元老級的人物，上下活動後，袁殊被判刑兩年半，最後隻在反省院呆了八個月，“養得白白胖胖”後就出來了。
黃維祐、汪墨清被判徒刑七年，全麵抗戰後被武漢八辦從獄中接出，加入了八路軍。黃維祐後改名黃君玨，在日寇對太行山大掃蕩時，為免被俘虜而跳崖犧牲。
“怪西人”華爾敦判刑15年，抗戰爆發後被釋放（終於與蔣經國互換成功）。
程其英、陳文傑、胡光林、俞瑞林等人分別被判處徒刑。
陸海防、陸獨步兄弟全部加入軍統，解放前夕陸海防逃往台灣，陸獨步則在鎮反中被清算。
其他受波及的中央特科國際組情報人員也是驚險萬分：
當軍統得知肖炳實在日本，便要國民政府外交部通過外交途徑從日本引渡肖炳實，但肖炳實已悄悄潛回北平，在蔡叔厚接應下又潛回上海，最後在在蔡叔厚護送下，吳先清、肖炳實成功撤往蘇聯，蔡詠裳接著也撤到了蘇聯。
蔡叔厚由於掩護撤離行動暴露了身份，就到南京找到留日同學、紹興機電公司的股東湯恩伯，湯恩伯把王新衡介紹給蔡叔厚，拍著胸脯向王新衡保證蔡叔厚沒問題，王新衡便撤銷了蔡叔厚的案子，到後來王新衡也成了蔡叔厚的“好朋友”。
陳翰笙從日本返回上海接頭，幸好得到再次回到上海的史沫特萊和路易·艾黎的保護，最後在他們的護送下，登上了開往蘇聯的輪船，為躲避檢查，陳翰笙被鎖在船長室的衛生間內直到輪船駛出吳淞口。
沙文漢、陳修良從東京撤到上海，找不到組織，卻碰到了“交通員小張（張文秋）”，但後來連小張也找不到了，隻好潛伏下來以寫文章投稿為生，後來是季明主動與他們接上了關係。
“怪西人案”就這樣落下了帷幕，遠東情報局雖遭受損失，但正如夏衍所記述的“除了陸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肖炳實、蔡詠裳、劉思慕等都安全脫險”，也就是說涉案的人員隻是遠東情報局的一小部分人員。而遠東情報局的活動在此案後又迅速恢複，如肖炳實後來從蘇聯進入新疆，先在新疆邊務處從事情報工作，後在甘新寧地區特別是蘭州地區繼續開展情報工作。
怪西人案也使中央特科派遣的國際組情報人員一度陷入混亂和孤立，由於相關人員都是緊急撤離，散落各地的情報人員猶如斷了線的風箏。好在所有中共的情報人員都是以中央特科的名義派遣的，他們就順著這條線找黨組織，如沙文漢、陳修良夫婦通過張文秋找不到組織，但季明、高原找到了他們，恢複了組織關係，開啟他們在上海、南京最輝煌的地下工作生涯。
沙文漢年表簡曆
王學文領導的湖南小組、高原小組、日籍小組始終沒有遭到破壞，上海情報科就是以他們為核心組建的，周恩來曾盛讚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是“國寶”級的情報員。
袁殊後來在潘漢年領導下更是大展手腳，屢立功勳。從現在來看，他擁有過中共、共產國際、中統、軍統、日本外務、汪偽政權、青幫等七重身份，有“五麵間諜”、“七麵間諜”之稱，這在情報界和情報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遠東情報局換人和“怪西人案”
毛囡 (2026-05-14 16:17:59) 評論 (1)遠東情報局換人和“怪西人案”
博文內容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前文講到，為營救牛蘭夫婦，遠東情報局佐爾格和他下屬的一些情報人員也暴露在“中統”的視線內了。 佐爾格知道這情景後報告了蘇聯紅軍情報總局，即刻得到指示：“盡快撤離”。
1932年12月，佐爾格、史沫特萊等先後匆匆撤離上海，情報人員方文等人也作了撤離安排：或撤往蘇聯，或去日本。
1933年春，蘇聯紅軍情報總局派遣在德國隱蔽潛伏了3年的立陶宛人華爾敦到上海接替佐爾格負責遠東國際情報工作。方文在工作交接後和柳憶遙撤往蘇聯，肖炳實則去日本。
方文組的三個骨幹成員隻剩陸海防還留在上海，除了原來的翻譯工作外還接管了湖北情報站，而且與華爾敦變成了直線聯係。
1933年3月，吳先清經中共中央批準，調任遠東情報局諜報組組長。
華爾敦接任佐爾格後，兩年多時間裏安全平穩運行，直到黃維祐向武漢派出了交通員關兆南。
軍統湖北站的毛人鳳等人從一封電報副本中捕捉到關兆南要到武漢的信息，在關兆南到達漢口時抓到了他。
即使受到嚴刑審訊，關兆南對組織、人員等情況一概沒有交代，但為使自己能交保獲釋和給組織報警，提出要給上海某個聯係信箱寫信。
軍統同意他寫信到那個聯係信箱，關兆南在信中暗示自己接頭失利、希望親屬派人來接回等語，特務沒看信的內容，也允許關自己將信投入郵筒。但查驗郵件是軍統的特權，這封信自然被翻出來檢查，而後又通知軍統上海區，監視這個信箱。
這封語焉不詳的信被另一個交通員陸獨步取走轉交華爾敦，但信的內容未能引起華爾敦的警惕，而是親筆用德文寫了一封給劉思慕的信，讓黃維祐交到第三個派往武漢的交通員陸獨步手上。陸獨步自然被全程跟蹤著，等到陸獨步踏上前往漢口的輪船甲板，軍統便知道魚兒上鉤了。
陸獨步一上岸即被拘捕，身上的德文信件被搜出，嚴刑之下交代了接頭時間、地點和暗語。由此開始了劉思慕的大逃亡。
劉思慕與妻子曾菀按黃維祐通知的時間前往漢口太平洋酒店，準備與交通員接頭，發現酒店裏的人員形跡可疑而警覺，便沒有進去，在一個照相館裏給酒店打了一個電話，詢問“某某在不在？”，電話那頭馬上回答“在的在的，請你馬上過來。”劉思慕越加起疑，帶著妻子回到家中，先將情報密件銷毀，再給黃維祐發電，暗示接頭失敗。
這時的華爾敦感覺出事了！急派黃維祐趕到漢口，與曾菀接上頭，讓他們一家緊急撤離。劉思慕也接到了上海發出的“老父病危”電報，這是約定的最高級別警號。
劉思慕向甘乃光請假獲準，先行出發，繞道平津前往上海。行前與妻子曾菀約定，曾菀帶三個孩子晚幾天出發直接坐船到上海，誰先到上海就先住進東亞飯店等待會合。
兩天後曾菀也向甘乃光辭行，“甘乃光為表示關心，派廣東同事區伯雄照料上船。區為了免去行李檢查，向碼頭憲警出示有‘行營’官銜的名片，不料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思慕的身份。從那時起，特務開始懷疑陸獨步要接頭的人就是劉思慕。”
黃維祐借來蔣浚瑜家的小汽車到輪船碼頭接曾菀時，曾菀已乘東亞飯店的接客車去了酒店，黃維祐給陸海防打電話，告知曾菀母子三人已前往東亞飯店。黃維祐去東亞飯店看望了曾菀母子，黃維祐告辭後，陸海防來了，主要是想打聽弟弟陸獨步的下落。
而此時的陸獨步已被軍統押回了上海，軍統首腦戴笠也趕到上海，親自主抓此案。
尾隨曾菀母子跟蹤到東亞飯店的軍統特務住在曾菀隔壁監視。黃維祐借來的汽車牌照被記錄，陸海防從曾菀房間出來後即被沈醉等幾人抓捕，他們以為陸海防就是劉思慕。
陸海防被抓，刑具剛擺出來還沒用，陸海防就招了，於是便成了沈醉筆下“叛變速度最快的共產黨人”，並立即帶沈醉等軍統特務在法租界法國公園附近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線，當天下午，軍統在雨中逮捕了一歐洲人，據陸海防指認，他就是華爾敦。
這時的黃維祐還不知道陸海防已被捕，但總感覺東亞飯店要出事，便以帶曾菀母子出去看戲吃飯為名，帶他們移住到滄州飯店。
第二天劉思慕趕到了東亞飯店，前台告訴他昨天有位小姐帶他們出去看戲至今未歸。
劉思慕聯絡黃維祐後在滄州飯店與家人會合，曾菀去東亞飯店取行李，賬房先生告訴她說“你得當心，你一來就有人跟著你，就住在你隔壁！”曾菀連行李也不要了，轉頭回去告訴了劉思慕。
也就在這時，黃維祐失聯了。劉思慕便聯係了留德同學程其英（程遠），程其英帶著他們一家在上海躲了兩天，得知陸海防、華爾敦已被捕後，知道上海已不能呆下去了，程其英又帶著劉思慕一家逃亡到她蘇州老家躲藏。
短短的幾天裏，陳紹韓、黃維祐、汪墨清、交通員胡光林、翻譯員俞瑞林、蔣浚瑜等先後被捕，劉思慕、肖炳實等人被明令通緝。
軍統追到蘇州時，劉思慕已從蘇州逃到太原，隱藏在留德同學杜任之（地下黨員，時任閻錫山秘書）那裏，程其英、陳文傑為掩護曾菀母子脫身，以“窩藏共黨分子”之罪被抓。
軍統追到太原，劉思慕逃到石家莊，得知曾菀母子已到濟南，又從石家莊逃到濟南的留德同學江濤聲那裏，與曾菀母子會合。
江濤聲應劉思慕之請，前往泰山向隱居的馮玉祥求救，馮玉祥慨然應允。劉思慕一家從濟南乘車到泰安，馮玉祥派了自己一個連的手槍衛隊在泰安火車站接站，在大雨中連夜將劉思慕一家接到泰山三陽觀。
接下來，江濤聲被捕，交代了劉思慕藏在泰山馮玉祥處，“國民黨特務機構就派來三四百人，駐紮在泰山腳下，向馮玉祥要人，並恫嚇要搜山。”無奈中，劉思慕打電報給自己的六妹劉英，上泰山接走了三個小孩。
接著馮玉祥派小舅子將劉思慕夫婦送下泰山避到煙台，再從煙台坐船逃到廣州，後又從廣州逃到日本。奔波萬裏，九死一生，終於逃離了追捕。
陳立夫後來曾說“劉某人真是祖墳風水好，竟然給他逃掉！”
劉思慕（劉燧元）曾任國民黨武漢行營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解放後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所長。
二
華爾敦被陸海防出賣被捕，但陸海防除了是華爾敦的聯絡人，對其它的並不知情。他每周隻能和華爾敦見麵一兩次，均臨時約定地點，由華爾敦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其他有關的人。
而華爾敦在被捕後始終緘口沉默不語，戴笠調動全上海的特務、偵探，來追查“華爾敦”的身份和組織。
由於在整個審訊、審判過程中都是零口供，軍統連他是哪國人都沒有搞清楚，隻能以“怪西人”代指，當時報紙稱之為“怪西人案”。
華爾敦的零口供，保護了陸海防情報組之外的所有情報人員，唯獨袁殊是個意外事故。
潘漢年因堂兄潘梓年被捕而撤到中央蘇區後，他的助手王子春就成了潘漢年的繼任者武胡景的助手，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接連的大破壞又迫使武胡景、王子春等人也緊急撤往蘇聯。
潘漢年發展由王子春單線聯係的袁殊（曾達齋）就與組織失聯了。袁殊找到夏衍說有重要情報需要提交，希望夏衍幫助接上關係，夏衍同意了，把袁殊的情報交給了蔡叔厚，蔡叔厚則把袁殊的情報直接交給了華爾敦。
華爾敦認為袁殊是一個好的情報員，接受了他的組織關係，在筆記本上記下了袁殊的名字、工作單位和電話，並把他歸到陸海防情報組，由情報組的交通員“小李”與袁殊單線聯係。
蔡叔厚告訴夏衍，袁殊的事辦妥了，意外事故就這樣發生了。
華爾敦雖然沒有口供，但是軍統從他身上搜到的筆記本裏卻看到了袁殊的名字，與袁殊關係很好的軍統上海區區長王新衡、頂頭上司吳醒亞找他談話，讓他講明白與“怪西人”的關係，袁殊確實不認識華爾敦，自然至死不認。
交通員“小李”被帶來，指認袁殊說“就是他！”陸海防被帶來，在一張紙上寫了一行字，袁殊看到他熟悉秀麗的筆跡才知道陸海防就是曾給他作過指示的上線。至此，袁殊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接著王瑩被捕，夏衍差點被捕，成為袁殊一生最講不清楚的汙點。
後來夏衍在他的《懶尋舊夢錄》中重提此事，再次說明袁殊是個變節分子。為此兩家積怨很深，袁殊的兒子曾龍在他的《我的父親袁殊》中，每次提到夏衍，都以“××”代替，可見怨恨之深。
蔡叔厚一邊讓夏衍隱蔽，一邊想方法救袁殊，他將袁殊被軍統“綁架”的消息透露給日本駐滬領事館。
日本駐滬領事知道袁殊是岩井英一發展的情報眼線，旋即在報紙上發表袁殊是與日本親近的“知日派”、如果不予釋放帝國將采取措施的聲明。
聲明發表後，軍統即停止對袁殊的審訊，趕緊將袁殊、陸海防、黃維祐等人押解到武漢進行審判。
華爾敦及之前被捕的一幹人等也全部押解武漢，同案處理。
三
在審判中，黃維祐把蔣浚瑜的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為此蔣浚瑜在銀行家父親的保釋下很快出獄。
袁殊的父親袁曉嵐也是國民黨元老級的人物，上下活動後，袁殊被判刑兩年半，最後隻在反省院呆了八個月，“養得白白胖胖”後就出來了。
黃維祐、汪墨清被判徒刑七年，全麵抗戰後被武漢八辦從獄中接出，加入了八路軍。黃維祐後改名黃君玨，在日寇對太行山大掃蕩時，為免被俘虜而跳崖犧牲。
“怪西人”華爾敦判刑15年，抗戰爆發後被釋放（終於與蔣經國互換成功）。
程其英、陳文傑、胡光林、俞瑞林等人分別被判處徒刑。
陸海防、陸獨步兄弟全部加入軍統，解放前夕陸海防逃往台灣，陸獨步則在鎮反中被清算。
其他受波及的中央特科國際組情報人員也是驚險萬分：
當軍統得知肖炳實在日本，便要國民政府外交部通過外交途徑從日本引渡肖炳實，但肖炳實已悄悄潛回北平，在蔡叔厚接應下又潛回上海，最後在在蔡叔厚護送下，吳先清、肖炳實成功撤往蘇聯，蔡詠裳接著也撤到了蘇聯。
蔡叔厚由於掩護撤離行動暴露了身份，就到南京找到留日同學、紹興機電公司的股東湯恩伯，湯恩伯把王新衡介紹給蔡叔厚，拍著胸脯向王新衡保證蔡叔厚沒問題，王新衡便撤銷了蔡叔厚的案子，到後來王新衡也成了蔡叔厚的“好朋友”。
陳翰笙從日本返回上海接頭，幸好得到再次回到上海的史沫特萊和路易·艾黎的保護，最後在他們的護送下，登上了開往蘇聯的輪船，為躲避檢查，陳翰笙被鎖在船長室的衛生間內直到輪船駛出吳淞口。
沙文漢、陳修良從東京撤到上海，找不到組織，卻碰到了“交通員小張（張文秋）”，但後來連小張也找不到了，隻好潛伏下來以寫文章投稿為生，後來是季明主動與他們接上了關係。
“怪西人案”就這樣落下了帷幕，遠東情報局雖遭受損失，但正如夏衍所記述的“除了陸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肖炳實、蔡詠裳、劉思慕等都安全脫險”，也就是說涉案的人員隻是遠東情報局的一小部分人員。而遠東情報局的活動在此案後又迅速恢複，如肖炳實後來從蘇聯進入新疆，先在新疆邊務處從事情報工作，後在甘新寧地區特別是蘭州地區繼續開展情報工作。
怪西人案也使中央特科派遣的國際組情報人員一度陷入混亂和孤立，由於相關人員都是緊急撤離，散落各地的情報人員猶如斷了線的風箏。好在所有中共的情報人員都是以中央特科的名義派遣的，他們就順著這條線找黨組織，如沙文漢、陳修良夫婦通過張文秋找不到組織，但季明、高原找到了他們，恢複了組織關係，開啟他們在上海、南京最輝煌的地下工作生涯。
沙文漢年表簡曆
王學文領導的湖南小組、高原小組、日籍小組始終沒有遭到破壞，上海情報科就是以他們為核心組建的，周恩來曾盛讚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是“國寶”級的情報員。
袁殊後來在潘漢年領導下更是大展手腳，屢立功勳。從現在來看，他擁有過中共、共產國際、中統、軍統、日本外務、汪偽政權、青幫等七重身份，有“五麵間諜”、“七麵間諜”之稱，這在情報界和情報史上是絕無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