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資派鄧小平及右派們口頭上的借口及行動上的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開左燈往右轉。證據如下：
走資派鄧小平說：“補資本主義的課，走一段資本主義的道路。”
其實，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的頂層總設計師鄧小平，並非真的打算在資本主義補課後回歸社會主義。有“內部談話錄”，披露了補課改革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的幕後心機：
走資派鄧小平：“有些事隻能做，不能說。有些事隻能說一半，不能全說。全說出去就壞事了，就沒人聽了，就沒人信了。例如，‘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就是對外隻能講一半，而且不能爭論，一爭論底子就會露出來。”
走資派鄧小平：“我們說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會理解為所有其他人以後都有機會跟著富起來，這樣就製造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有個奔頭的境地。等到他們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個樣子的時候，我們培養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環境下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富起來的任務了。他們一旦有了社會基礎，有了經濟基礎，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力量，再要改變就已經不容易了。”
走資派鄧小平：“關於富起來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經常強調的中產階級呢？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所要培養的富起來的人必須是大富起來的人，他們的富應該是發達國家的壟斷大資本家，他們的富應該是富可敵國的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從事國際間的大宗交易。”……。
還有，1989年5月，訪華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走資派鄧小平會談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最高掌舵人之間，居然發生了一段關於改革的真正方向的十分離奇而又不離奇的心腹交流：
蘇聯走資派戈：“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係推平，然後所有改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裏。”(引者注：意思是說：我們應當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這是“先政治民主化、後經濟市場化的硬著陸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休克療法模式”。)
中國走資派鄧：“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土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窪窪的，但已經被車軋平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夠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製!那麽，您怎麽將汽車從這條路轉向另一條路呢?”(引者注：意思是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效益很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效益很高。我們不要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轉軌，而應當先利用共產黨執政權這個方向盤進行轉軌，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建立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後，再完全轉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是“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的軟著陸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溫水煮青蛙模式”。)(《歐福欽：遍訪中國三代領導人》)
另外，前蘇聯走資派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內心坦露，也驚世駭俗：在蘇聯解體已成定局的1991年12月14日，戈爾巴喬夫對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說：“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上的演講中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麵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隻有深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周新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叛徒嘴臉的自我寫照——讀戈爾巴喬夫的“自白”有感》，《求實》，2001年02期) 聽聽這些講話，明明應該是小布什之流對共產主義的咒罵，怎麽居然成了共產黨掌舵人心腹世界的流露?!
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權階層，當借助市場化私有化搶劫而成為巨富特權階級以後，為了逃避人民對其原罪和現罪的曆史大清算，為了子孫後代能夠安全繼承巨量的不義之財，他們往往墮落成為賣國勢力。這些權貴家賊，是比外鬼更急於推翻共產黨、搞垮社會主義國家的心腹大患。
頑固堅持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的資改派精英，為了官僚精英特權集團的私利，非要引領社會主義國家再爬一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結果發生了蘇東劇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極端低潮的曆史大躍退!
噴發社會主義燦爛花朵的火山口被冷卻的熔岩堵塞了。但是，世界一體化的社會化生產力，尤其是當代“互聯網+”智能化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卻不斷地聚集著更為猛烈的生產力熔岩，必然會衝破重重阻礙，再度噴發出更加燦爛壯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花朵!
其實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到底有沒有客觀必然性?是不是搞空想社會主義?是否需要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關於這些基本問題，新自由主義資改派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所以，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如果人為空想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等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了，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無疑是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謬論，其哲學根源，是歪曲、修正辯證唯物史觀的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
機械唯物史觀的基本特征是：絕對化理解“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無條件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決定性作用，雖然有時也承認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並不承認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也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機械唯物史觀，實質上就是形而上學的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資改派精英打著正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旗號，販賣的卻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它從哲學根源上將共產黨的思想政治路線引向了歧途。
辯證唯物史觀的科學精髓在於：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發揮著“基礎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唯物主義基礎;而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則發揮著正向的或反向的“統帥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辯證法靈魂。辯證唯物史觀是一種整體係統論觀點，它不但重視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小係統，而且更重視世界的生產力大係統，同時把小係統(如同小海灣)放到大係統(如同大海洋)中看待社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關係。
根據辯證唯物史觀，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不能僅僅從局部的國家本身找原因，而應該聯係整個世界經濟大係統進行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大係統發展到壟斷市場經濟時代，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之間的基本矛盾全麵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已經孕育成熟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客觀基礎。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卻並不必然與資本主義的發達程度呈直線式正相關關係，而是在迂回曲折中表達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方向。這是因為：在美歐發達國家，一是資本專製的力量特別強大，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二是西方強國能夠對外進行財富掠奪，轉嫁經濟危機，並運用對外巧取豪奪的部分財富對內搞一些安撫性的社會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
而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殖民性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能向國外轉嫁經濟危機，反而要向帝國主義宗主性市場經濟國家輸送財富，引入社會危機，這種危機疊加效應，使其兩極分化、經濟危機和革命危機空前激化，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這就好像火山爆發，地球中的熔岩，並不必然垂直地從地表上噴發出來，而是往往在長途的迂回奔襲中，在地殼的薄弱環節上爆發出來一樣，社會主義革命的“生產力熔岩”，雖然主要孕育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但是也並不必然就地爆發，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上率先爆發。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燦爛花朵，並沒有直接開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的主幹上，而是綻放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的後發細枝嫩芽上。這是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的規律性使然。
這說明，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完全具有世界生產力大係統的客觀必然性。其實，不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的產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的產生，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在封建社會的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孕育成熟。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基本製度，卻沒有在封建經濟政治最發達的東方國家率先建立，而是在封建經濟相對落後，封建政治統治相對薄弱，社會矛盾激化的西歐國家荷蘭、英國等國家率先建立(此後一個多世紀，才發生了以瓦特蒸汽機為開端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按照資改派的邏輯，這些率先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也應該是空想的社會製度了!
另外，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以後，是否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辯證唯物史觀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係統中，世界的先進物質文明成果(先進生產技術成果)和先進精神文明成果(先進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具有超國界的傳播擴散作用，可使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國家，借助水往低處流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發生後發跳躍式發展。隻要社會化生產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就會產生與之相應的先進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種植根於社會化生產力基礎上的先進思想意識，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和跨國界流動影響的作用。
在無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指導下，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革命危機嚴重的國家，完全可以先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和公有製經濟基礎，然後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甚至實現生產力的後發跳躍式發展。事實上，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計劃經濟的時期內，利用在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後發跳躍式發展。
在這一問題上，恩格斯、列寧尤其是毛澤東，在馬克思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和發展了辯證唯物史觀。
恩格斯說過：“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麵，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9頁)“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曆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頁)“曆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22頁)
列寧說過：“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麽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上讀到過，通常的曆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論我國革命》，《列寧選集》第四卷)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則更經典地指出：“……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曆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從世界的曆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之後，資本主義工業才大發展起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頁)
在這裏，導師們既唯物地強調了生產力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經濟狀況是基礎”，“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等等;又根本反對“過分看重經濟方麵”、“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機械唯物史觀謬誤，辯證地強調了上層建築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的“統帥性決定作用”——“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在“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的基礎上，“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等等。導師們在普遍聯係、變化發展中掌握的這種唯物史觀，既否定了精英主義的主觀唯心史觀，又否定了經濟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是真正的馬恩列毛曆史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史觀。
若如同資改派精英所宣揚的，每一個國家都必須等到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那麽，當代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已經超級發達了，為什麽迄今仍未進入社會主義?為什麽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甚至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計劃經濟能夠取得令世界震驚的發展成就?而為什麽經過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的補課，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卻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引起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殖民化大躍退?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的富人窮奢極欲，窮人買不起房、治不起病、讀不起書，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救不了業，是社會主義?不是說補課後資本主義發達了再回歸社會主義嗎?現在資本主義發達了，如何和平回歸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補課惡補強造出來的強大官僚精英買辦資產階級，願意交出天量的不義之財、和平回歸社會主義嗎?!霸權主義允許你終止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回歸社會主義嗎?!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
yongbing1993 (2026-04-08 09:48:26) 評論 (3)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資派鄧小平及右派們口頭上的借口及行動上的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開左燈往右轉。證據如下：
走資派鄧小平說：“補資本主義的課，走一段資本主義的道路。”
其實，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的頂層總設計師鄧小平，並非真的打算在資本主義補課後回歸社會主義。有“內部談話錄”，披露了補課改革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的幕後心機：
走資派鄧小平：“有些事隻能做，不能說。有些事隻能說一半，不能全說。全說出去就壞事了，就沒人聽了，就沒人信了。例如，‘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就是對外隻能講一半，而且不能爭論，一爭論底子就會露出來。”
走資派鄧小平：“我們說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會理解為所有其他人以後都有機會跟著富起來，這樣就製造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有個奔頭的境地。等到他們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個樣子的時候，我們培養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環境下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富起來的任務了。他們一旦有了社會基礎，有了經濟基礎，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力量，再要改變就已經不容易了。”
走資派鄧小平：“關於富起來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經常強調的中產階級呢？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所要培養的富起來的人必須是大富起來的人，他們的富應該是發達國家的壟斷大資本家，他們的富應該是富可敵國的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從事國際間的大宗交易。”……。
還有，1989年5月，訪華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走資派鄧小平會談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最高掌舵人之間，居然發生了一段關於改革的真正方向的十分離奇而又不離奇的心腹交流：
蘇聯走資派戈：“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係推平，然後所有改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裏。”(引者注：意思是說：我們應當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這是“先政治民主化、後經濟市場化的硬著陸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休克療法模式”。)
中國走資派鄧：“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土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窪窪的，但已經被車軋平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夠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製!那麽，您怎麽將汽車從這條路轉向另一條路呢?”(引者注：意思是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效益很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效益很高。我們不要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轉軌，而應當先利用共產黨執政權這個方向盤進行轉軌，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建立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後，再完全轉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是“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的軟著陸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溫水煮青蛙模式”。)(《歐福欽：遍訪中國三代領導人》)
另外，前蘇聯走資派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內心坦露，也驚世駭俗：在蘇聯解體已成定局的1991年12月14日，戈爾巴喬夫對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說：“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上的演講中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麵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隻有深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周新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叛徒嘴臉的自我寫照——讀戈爾巴喬夫的“自白”有感》，《求實》，2001年02期) 聽聽這些講話，明明應該是小布什之流對共產主義的咒罵，怎麽居然成了共產黨掌舵人心腹世界的流露?!
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權階層，當借助市場化私有化搶劫而成為巨富特權階級以後，為了逃避人民對其原罪和現罪的曆史大清算，為了子孫後代能夠安全繼承巨量的不義之財，他們往往墮落成為賣國勢力。這些權貴家賊，是比外鬼更急於推翻共產黨、搞垮社會主義國家的心腹大患。
頑固堅持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的資改派精英，為了官僚精英特權集團的私利，非要引領社會主義國家再爬一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結果發生了蘇東劇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極端低潮的曆史大躍退!
噴發社會主義燦爛花朵的火山口被冷卻的熔岩堵塞了。但是，世界一體化的社會化生產力，尤其是當代“互聯網+”智能化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卻不斷地聚集著更為猛烈的生產力熔岩，必然會衝破重重阻礙，再度噴發出更加燦爛壯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花朵!
其實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到底有沒有客觀必然性?是不是搞空想社會主義?是否需要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關於這些基本問題，新自由主義資改派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所以，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如果人為空想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等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了，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無疑是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謬論，其哲學根源，是歪曲、修正辯證唯物史觀的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
機械唯物史觀的基本特征是：絕對化理解“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無條件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決定性作用，雖然有時也承認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並不承認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也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機械唯物史觀，實質上就是形而上學的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資改派精英打著正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旗號，販賣的卻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它從哲學根源上將共產黨的思想政治路線引向了歧途。
辯證唯物史觀的科學精髓在於：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發揮著“基礎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唯物主義基礎;而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則發揮著正向的或反向的“統帥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辯證法靈魂。辯證唯物史觀是一種整體係統論觀點，它不但重視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小係統，而且更重視世界的生產力大係統，同時把小係統(如同小海灣)放到大係統(如同大海洋)中看待社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關係。
根據辯證唯物史觀，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不能僅僅從局部的國家本身找原因，而應該聯係整個世界經濟大係統進行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大係統發展到壟斷市場經濟時代，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之間的基本矛盾全麵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已經孕育成熟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客觀基礎。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卻並不必然與資本主義的發達程度呈直線式正相關關係，而是在迂回曲折中表達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方向。這是因為：在美歐發達國家，一是資本專製的力量特別強大，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二是西方強國能夠對外進行財富掠奪，轉嫁經濟危機，並運用對外巧取豪奪的部分財富對內搞一些安撫性的社會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
而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殖民性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能向國外轉嫁經濟危機，反而要向帝國主義宗主性市場經濟國家輸送財富，引入社會危機，這種危機疊加效應，使其兩極分化、經濟危機和革命危機空前激化，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這就好像火山爆發，地球中的熔岩，並不必然垂直地從地表上噴發出來，而是往往在長途的迂回奔襲中，在地殼的薄弱環節上爆發出來一樣，社會主義革命的“生產力熔岩”，雖然主要孕育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但是也並不必然就地爆發，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上率先爆發。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燦爛花朵，並沒有直接開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的主幹上，而是綻放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的後發細枝嫩芽上。這是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的規律性使然。
這說明，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完全具有世界生產力大係統的客觀必然性。其實，不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的產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的產生，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在封建社會的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孕育成熟。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基本製度，卻沒有在封建經濟政治最發達的東方國家率先建立，而是在封建經濟相對落後，封建政治統治相對薄弱，社會矛盾激化的西歐國家荷蘭、英國等國家率先建立(此後一個多世紀，才發生了以瓦特蒸汽機為開端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按照資改派的邏輯，這些率先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也應該是空想的社會製度了!
另外，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以後，是否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辯證唯物史觀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係統中，世界的先進物質文明成果(先進生產技術成果)和先進精神文明成果(先進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具有超國界的傳播擴散作用，可使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國家，借助水往低處流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發生後發跳躍式發展。隻要社會化生產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就會產生與之相應的先進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種植根於社會化生產力基礎上的先進思想意識，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和跨國界流動影響的作用。
在無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指導下，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革命危機嚴重的國家，完全可以先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和公有製經濟基礎，然後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甚至實現生產力的後發跳躍式發展。事實上，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計劃經濟的時期內，利用在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後發跳躍式發展。
在這一問題上，恩格斯、列寧尤其是毛澤東，在馬克思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和發展了辯證唯物史觀。
恩格斯說過：“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麵，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9頁)“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曆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頁)“曆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22頁)
列寧說過：“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麽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上讀到過，通常的曆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論我國革命》，《列寧選集》第四卷)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則更經典地指出：“……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曆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從世界的曆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之後，資本主義工業才大發展起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頁)
在這裏，導師們既唯物地強調了生產力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經濟狀況是基礎”，“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等等;又根本反對“過分看重經濟方麵”、“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機械唯物史觀謬誤，辯證地強調了上層建築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的“統帥性決定作用”——“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在“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的基礎上，“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等等。導師們在普遍聯係、變化發展中掌握的這種唯物史觀，既否定了精英主義的主觀唯心史觀，又否定了經濟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是真正的馬恩列毛曆史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史觀。
若如同資改派精英所宣揚的，每一個國家都必須等到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那麽，當代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已經超級發達了，為什麽迄今仍未進入社會主義?為什麽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甚至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計劃經濟能夠取得令世界震驚的發展成就?而為什麽經過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的補課，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卻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引起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殖民化大躍退?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的富人窮奢極欲，窮人買不起房、治不起病、讀不起書，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救不了業，是社會主義?不是說補課後資本主義發達了再回歸社會主義嗎?現在資本主義發達了，如何和平回歸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補課惡補強造出來的強大官僚精英買辦資產階級，願意交出天量的不義之財、和平回歸社會主義嗎?!霸權主義允許你終止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回歸社會主義嗎?!
《補資本主義課需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資派鄧小平及右派們口頭上的借口及行動上的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開左燈往右轉。證據如下：
走資派鄧小平說：“補資本主義的課，走一段資本主義的道路。”
其實，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的頂層總設計師鄧小平，並非真的打算在資本主義補課後回歸社會主義。有“內部談話錄”，披露了補課改革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的幕後心機：
走資派鄧小平：“有些事隻能做，不能說。有些事隻能說一半，不能全說。全說出去就壞事了，就沒人聽了，就沒人信了。例如，‘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就是對外隻能講一半，而且不能爭論，一爭論底子就會露出來。”
走資派鄧小平：“我們說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會理解為所有其他人以後都有機會跟著富起來，這樣就製造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有個奔頭的境地。等到他們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個樣子的時候，我們培養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環境下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富起來的任務了。他們一旦有了社會基礎，有了經濟基礎，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力量，再要改變就已經不容易了。”
走資派鄧小平：“關於富起來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經常強調的中產階級呢？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所要培養的富起來的人必須是大富起來的人，他們的富應該是發達國家的壟斷大資本家，他們的富應該是富可敵國的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從事國際間的大宗交易。”……。
還有，1989年5月，訪華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走資派鄧小平會談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最高掌舵人之間，居然發生了一段關於改革的真正方向的十分離奇而又不離奇的心腹交流：
蘇聯走資派戈：“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係推平，然後所有改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裏。”(引者注：意思是說：我們應當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這是“先政治民主化、後經濟市場化的硬著陸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休克療法模式”。)
中國走資派鄧：“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土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窪窪的，但已經被車軋平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夠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製!那麽，您怎麽將汽車從這條路轉向另一條路呢?”(引者注：意思是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效益很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效益很高。我們不要先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再轉軌，而應當先利用共產黨執政權這個方向盤進行轉軌，搞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建立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後，再完全轉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是“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的軟著陸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或者說是“溫水煮青蛙模式”。)(《歐福欽：遍訪中國三代領導人》)
另外，前蘇聯走資派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內心坦露，也驚世駭俗：在蘇聯解體已成定局的1991年12月14日，戈爾巴喬夫對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說：“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上的演講中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麵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隻有深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周新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叛徒嘴臉的自我寫照——讀戈爾巴喬夫的“自白”有感》，《求實》，2001年02期) 聽聽這些講話，明明應該是小布什之流對共產主義的咒罵，怎麽居然成了共產黨掌舵人心腹世界的流露?!
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權階層，當借助市場化私有化搶劫而成為巨富特權階級以後，為了逃避人民對其原罪和現罪的曆史大清算，為了子孫後代能夠安全繼承巨量的不義之財，他們往往墮落成為賣國勢力。這些權貴家賊，是比外鬼更急於推翻共產黨、搞垮社會主義國家的心腹大患。
頑固堅持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的資改派精英，為了官僚精英特權集團的私利，非要引領社會主義國家再爬一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結果發生了蘇東劇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極端低潮的曆史大躍退!
噴發社會主義燦爛花朵的火山口被冷卻的熔岩堵塞了。但是，世界一體化的社會化生產力，尤其是當代“互聯網+”智能化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卻不斷地聚集著更為猛烈的生產力熔岩，必然會衝破重重阻礙，再度噴發出更加燦爛壯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花朵!
其實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到底有沒有客觀必然性?是不是搞空想社會主義?是否需要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關於這些基本問題，新自由主義資改派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所以，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如果人為空想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等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了，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無疑是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謬論，其哲學根源，是歪曲、修正辯證唯物史觀的機械唯物史觀和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
機械唯物史觀的基本特征是：絕對化理解“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無條件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決定性作用，雖然有時也承認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並不承認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也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機械唯物史觀，實質上就是形而上學的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資改派精英打著正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旗號，販賣的卻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它從哲學根源上將共產黨的思想政治路線引向了歧途。
辯證唯物史觀的科學精髓在於：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發揮著“基礎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唯物主義基礎;而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則發揮著正向的或反向的“統帥性決定作用”——這是曆史觀的辯證法靈魂。辯證唯物史觀是一種整體係統論觀點，它不但重視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小係統，而且更重視世界的生產力大係統，同時把小係統(如同小海灣)放到大係統(如同大海洋)中看待社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關係。
根據辯證唯物史觀，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不能僅僅從局部的國家本身找原因，而應該聯係整個世界經濟大係統進行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大係統發展到壟斷市場經濟時代，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之間的基本矛盾全麵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已經孕育成熟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客觀基礎。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卻並不必然與資本主義的發達程度呈直線式正相關關係，而是在迂回曲折中表達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方向。這是因為：在美歐發達國家，一是資本專製的力量特別強大，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二是西方強國能夠對外進行財富掠奪，轉嫁經濟危機，並運用對外巧取豪奪的部分財富對內搞一些安撫性的社會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革命危機的爆發。
而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殖民性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能向國外轉嫁經濟危機，反而要向帝國主義宗主性市場經濟國家輸送財富，引入社會危機，這種危機疊加效應，使其兩極分化、經濟危機和革命危機空前激化，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這就好像火山爆發，地球中的熔岩，並不必然垂直地從地表上噴發出來，而是往往在長途的迂回奔襲中，在地殼的薄弱環節上爆發出來一樣，社會主義革命的“生產力熔岩”，雖然主要孕育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但是也並不必然就地爆發，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上率先爆發。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燦爛花朵，並沒有直接開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的主幹上，而是綻放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的後發細枝嫩芽上。這是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的規律性使然。
這說明，在蘇東、中國等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完全具有世界生產力大係統的客觀必然性。其實，不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的產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的產生，也是這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在封建社會的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孕育成熟。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基本製度，卻沒有在封建經濟政治最發達的東方國家率先建立，而是在封建經濟相對落後，封建政治統治相對薄弱，社會矛盾激化的西歐國家荷蘭、英國等國家率先建立(此後一個多世紀，才發生了以瓦特蒸汽機為開端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按照資改派的邏輯，這些率先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也應該是空想的社會製度了!
另外，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率先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以後，是否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辯證唯物史觀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係統中，世界的先進物質文明成果(先進生產技術成果)和先進精神文明成果(先進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具有超國界的傳播擴散作用，可使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國家，借助水往低處流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發生後發跳躍式發展。隻要社會化生產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就會產生與之相應的先進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種植根於社會化生產力基礎上的先進思想意識，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和跨國界流動影響的作用。
在無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指導下，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後、革命危機嚴重的國家，完全可以先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和公有製經濟基礎，然後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甚至實現生產力的後發跳躍式發展。事實上，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計劃經濟的時期內，利用在世界生產力大係統中的低位優勢和先進社會製度的高位優勢，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後發跳躍式發展。
在這一問題上，恩格斯、列寧尤其是毛澤東，在馬克思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和發展了辯證唯物史觀。
恩格斯說過：“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麵，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9頁)“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曆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頁)“曆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22頁)
列寧說過：“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麽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上讀到過，通常的曆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論我國革命》，《列寧選集》第四卷)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則更經典地指出：“……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曆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從世界的曆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之後，資本主義工業才大發展起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頁)
在這裏，導師們既唯物地強調了生產力在總的曆史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經濟狀況是基礎”，“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等等;又根本反對“過分看重經濟方麵”、“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機械唯物史觀謬誤，辯證地強調了上層建築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的“統帥性決定作用”——“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在“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的基礎上，“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等等。導師們在普遍聯係、變化發展中掌握的這種唯物史觀，既否定了精英主義的主觀唯心史觀，又否定了經濟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是真正的馬恩列毛曆史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史觀。
若如同資改派精英所宣揚的，每一個國家都必須等到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補課”，那麽，當代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已經超級發達了，為什麽迄今仍未進入社會主義?為什麽蘇東、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甚至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計劃經濟能夠取得令世界震驚的發展成就?而為什麽經過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的補課，資本主義發達了以後，卻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引起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殖民化大躍退?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的富人窮奢極欲，窮人買不起房、治不起病、讀不起書，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救不了業，是社會主義?不是說補課後資本主義發達了再回歸社會主義嗎?現在資本主義發達了，如何和平回歸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補課惡補強造出來的強大官僚精英買辦資產階級，願意交出天量的不義之財、和平回歸社會主義嗎?!霸權主義允許你終止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回歸社會主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