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指中共黨內外和中國國內外的十大利益衝突。關於這十大利益衝突的論述，代表中共當時的治國理念，但字裏行間都透露著權力鬥爭的刀光劍影。
《論十大關係》成文於1956年。高崗派其時已經煙消雲散。高崗是毛的親信，他的自殺，導致毛澤東一度心情陰暗，十分惆悵，深恨自己精心籌劃的權力鬥爭，竟然敗給了周劉聯盟。
還是先回顧一下吧。
建國後的1951-1952年，劉少奇主管黨務，但黨務之外的軍政事務和公檢法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管轄之下，因此擔任總理的周恩來權力極大。司局級領導由政務院直接任命，正副部長由政務院提名後由毛澤東正式任命。而周又是毛最為忌憚的政敵。楊奎鬆在《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記載，據高崗秘書趙家梁回憶，毛澤東曾發牢騷說“什麽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陳雲在全國解放後主管經濟，他經常和周恩來一唱一和，反對毛的急躁冒進。劉少奇一直是毛的鐵杆，毛讓他通過陳雲插手經濟，但劉少奇對陳雲的工作很支持，或許這也是多年後在劉少奇的追悼會上，一貫以冷靜收斂見長的陳雲失聲痛哭的原因。
毛澤東見自己的親信劉少奇和代表反對黨的周恩來、陳雲等人合作甚歡，自然心生芥蒂。
中國的經濟引擎是上海和廣東。解放後陳毅想在上海搞特區，葉劍英想在廣東搞特區。這兩位都是周恩來的鐵杆。毛派以美蔣反動勢力猖獗、會趁機轟炸沿海城市為由，反對發展沿海經濟，而周恩來的國務院則覺得發展沿海勢在必行。這一點周恩來和陳雲略有分歧。
1952年，毛澤東指示政府各部門開展“反分散主義”鬥爭，要加強中央集權，於是有五馬進京。高崗於1952年8月入京，先於其它四馬。毛澤東成功說服黨內各派同意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讓高崗於1952年11月擔任首任主席，將國務院的八個全國主要工業部門都劃歸高崗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陳雲和劉少奇經營的財經委員會的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劃歸高崗。這一安排完全改變了周恩來及政務院主管一切國家事務的局麵，以至於國務院一度隻剩下外交統戰職能。
“高主席”當時躊躇滿誌，意氣風發，正所謂“五馬進京，一馬當先”。新官上任三把火，高崗不遺餘力地執行毛的左傾政策，造成了1953-1954年的冒進，從而將周恩來和他所信賴的李富春、陳雲、和李先念等人推向了對立麵。然而高崗卻渾然不覺。
得意者，必忘形。高崗聽到毛澤東要退居二線，便到處宣揚說中國已經解決了誰是列寧的問題，但還沒有解決誰是斯大林的問題（即毛澤東就是列寧，但誰接毛的班還未定）。高崗的這一歪招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因為毛的打擊目標是周不是劉。這一歪招的後果就是將劉少奇推向了高崗的對立麵。劉很早就將他的政治生命的賭注押在毛身上，一貫以積極表態支持毛的路線而獲得信任，苦心經營數十年，好不容易獲得在黨內默認的第二號人物的地位。如今高崗卻想推倒重來，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周劉結成聯盟。
周恩來是黨內唯一的據有獨立於毛的勢力的領導人。他的黃埔係，他的留洋派，他的以康生、李克農等為代表的特務係，他在黨內的曆史地位，等等，都足以讓人知道撼山易，撼周恩來難。如今周劉光明正大的聯手，比起高崗和毛澤東的一明一暗的勾結，顯然更勝一籌。
周恩來和陳雲於1954年2月6日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發言暗批高崗搞“獨立王國”，之後中央又舉行了 “高崗問題座談會” 批判高崗。據戚本禹回憶（第五章 第一次感觸黨內、軍內驚心動魄的高層鬥爭），這個座談會是周總理主持的，會上陳雲他們一大批人揭發高崗，高崗反駁，周總理不讓他反駁。這兩次會議毛澤東都沒有參加，高崗知道主席已經不會保他，大勢已去，於2月17日用手槍自殺未遂，隨後於1954年8月17日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毛澤東希望利用高崗向周恩來奪權的努力宣告失敗。於是毛好不容易從周恩來的國務院搶出來的一大片領土，又悉數還給了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不設主席，改為主任，由周恩來的親信李富春掌舵。國務院開始大張旗鼓地反冒進。
大家都知道冒進的總後台是毛澤東，但反毛澤東顯然不妥。於是周恩來開始利用清算高崗餘毒的機會，將高崗作為冒進的代表進行批判，認為過去幾年中冒進，給國內的經濟發展帶來低效益甚至負效益，造成嚴重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在黨的八大上，周恩來說：“在1953年，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在建設工作中曾經發生過到處鋪開、百廢俱興、不顧條件、盲目冒進的偏向，結果，影響到國家的重點建設，並且造成了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在1956年初，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公布以後，又一次發生了這樣的偏向。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急於求成，企圖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內才能夠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內做完。”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談到遠景規劃中鋼的指標不能定得過高時，周恩來說：“因為定到3000萬噸，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會像我們常說的，把兩腳懸空了，底下都亂了，不好布局，農業、輕工業也會受影響，結果還得退下來…… 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對於國防工業，周恩來認為“國際局勢的緩和，它的步子可以放慢；而從宏觀經濟效益看，它的步子應該放慢。”即不管是從國際大環境考慮，還是從國內小環境考慮，發展國防工業的腳步都應放緩。
周恩來顯然是偏重於輕工業和農業，希望全國人民有錢花、有飯吃，而不願意讓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傾全國之力發展國防工業。我們不知道周的觀點是對是錯。如果周占了上風，應該不會有三年大饑荒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但596工程或許會推遲。
借用批高崗來反冒進，是周恩來的政治策略，也是共產黨領導人常用的策略。周恩來後來也重複使用過這一策略。如林彪倒台後，周恩來就把極左的帽子戴到林彪頭上而主導批左，於是所謂批林實際上是批判代表毛澤東的江青和她的左派造反派。毛澤東馬上察覺，不讓繼續批左，明確指出林彪是極右並將運動引導為批林批周公。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毛澤東大驚，知道自己的擔憂完全不是空穴來風，走上前台已經刻不容緩。但是毛澤東雖然是個搞權術的泰鬥，對和平時期的治國理政卻是一竅不通，想走上前台並不容易。毛於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係統聽取了35個部委匯報，但直到1956年4月11日都沒有做任何記錄，似乎完全沒有開竅。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周恩來派李富春給毛澤東鋪好了走上前台的階梯，即治國理政的六大關係。
李富春代表國家計委於4月18日和4月24日兩次向毛澤東匯報。第一次匯報時係統介紹了經濟建設的三大關係。在4月24日再次聽取李富春的匯報時，毛澤東總結出了六大關係，如獲至寶。但這六大關係顯然國務院的，而不是毛的真知灼見。於是毛冥思苦想了一晚上，加上了反映他鬥爭哲學的四大關係，即黨與非黨、革命與反革命、是非關係和國際關係，形成十大關係，迅即於4月25日在一個討論農業合作社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拋開原定議題，徑自講起了治國理政的“十大關係”。從三大關係到十大關係，期間不到一個星期。毛澤東在一個無關的會議上急切地拋出十大關係報告，顯然是迫不及待地想清除哪些“主席不懂治國理政”的流言。正因為事起倉促，中共中央辦公廳沒有安排錄音和速記，隻在事後根據幾位與會者的筆記整理出一份記錄稿，但與現在我們讀到的《論十大關係》相去甚遠，毛澤東自己也很不滿意。如今的大學教授們，可以把這個記錄稿歸類為倉促而成的預印本，其目的不是文章質量，而是搶占先機。毛澤東唯恐別人不知道他的《論十大關係》，又於5月2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再次做了關於“十大關係”的報告。
其實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的治國理政，正是周恩來和李富春、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等人一直希望推動實行的國家經濟指導方針，尤其是前六大關係，在國務院已經討論多次。周恩來在之前的講話中也頻繁提到這些關係和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在周恩來過問下，國務院體製研究十人小組於1956年3月26日正式成立，專門研究這些關係和矛盾。4月2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這個小組的報告，著重討論如何在解決這些矛盾中反對急功近利，好高騖遠。這些在周恩來紀念網上的文章中都可以查到。
如今將在國務院達成共識的大政方針借毛澤東的口說出來，自然是大好事，所以周恩來於5月3日便立即在國務院具體詳述了毛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並加進了很多具體化的內容。5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將周恩來的傳達報告記錄稿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這是最早下發的《論十大關係》傳達文本，即是後來的《周恩來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毛主席“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報告的記錄》。可惜這個傳達報告隻有一小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即收集在《周恩來經濟文選中的《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屬於十大關係中的最後的國際關係的一部分。毛澤東認為該傳達報告夾帶了周恩來的私貨，但偏偏這個傳達報告在黨內外大受歡迎，所以毛澤東也不好出麵辟謠，但一直到十年後，於1965年12月14日才同意將《論十大關係》傳達至縣團級，但一直到死都沒有容許《論十大關係》公開發表。
年輕的讀者可能沒有看過《論十大關係》，所以我在這裏略提一下吊一吊他們的胃口：
第一條是工農業之間和輕重工業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國務院的共識，就是要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提高人民生活，也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經濟基礎。
第二條是沿海的工業和內地的工業之間的關係和矛盾。陳毅其時在上海當市長。上海的企業家們都希望上海能發展輕工業，成為經濟中心。陳毅很支持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巴不得能把上海建成經濟特區。但左派認為抗美援朝剛結束，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沿海地區會遭到敵人轟炸的危險，不宜發展。周恩來的國務院是支持陳毅和其他領導人建議發展沿海地區的經濟。葉劍英想在廣東搞特區，但毛深知葉是周恩來的人，所以派了陶鑄去和葉劍英搗蛋。陶鑄後來後悔了，但為時已晚，因為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他了。
第三條是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周恩來認為過分強調國防工業的發展，不利於國計民生。1956年韓戰已經結束，赫魯曉夫已經向西方陣營伸出橄欖枝，共產陣營和西方陣營的關係已趨緩和；從國內的宏觀經濟效益看，投資輕工業可以發財，投資國防工業卻沒有什麽回報。
第四條是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和矛盾。1954年因為高崗的冒進而過多征糧，農民們苦不堪言。1955年糾偏少征糧。效果很好。
（以下略過）
《論十大關係》經周恩來傳達後各方反映熱烈，連一向淡出政局的朱德元帥也於1956年8月向中央遞交了關於學習貫徹《論十大關係》的報告，覺得解決了這十大利益衝突，緩解敵我矛盾，減少積極鬥爭，與人為善，這樣“就能夠動員一切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新中國。
毛澤東後來給江青的信中提到林彪等人“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其實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才真是周恩來和他的國務院派係為了反冒進而借助了毛澤東。
然而多疑的毛很快便認定自己被人利用，覺得周恩來主導的批高崗、反冒進，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因為黨政軍的領導們都知道他才是冒進的總後台。他雖然數次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心裏卻並沒有真正接受其文章中的觀點，還是要繼續冒進。據《中共黨史知識問答》記載，1956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但與會的大多數人不讚成（可見當時的民主集中製還是有效的）。據胡喬木回憶：“會上尤以恩來同誌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係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恩來同誌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博主以為這句話言重了，因為它有兩層意思：一是隻要我天良未泯，我就要和你對著幹；二是暗示主席沒有良心）。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毛每次在北京受到挫折就離開北京，到處煽風點火。毛於1957年4月30日在第12次最高國務會議期間邀請民主黨派座談，說他“一離開北京就舒服了“。）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宣部起草、經劉少奇審改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當時，中宣部將起草好後的稿子交給了劉少奇。劉少奇改完後批示：“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但毛澤東接到此稿後批了三個字：“不看了”。後來在批評反冒進時毛澤東曾說，那篇社論寫好後曾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麽要看？毛澤東於1958年對該社論動以雷霆之怒進行批判，自我否定了《論十大關係》中的若幹觀點，說有人（指周恩來）利用“十大關係”作為反冒進的理由，說該社論借助剛傳達的十大關係宣傳“反冒進”，犯了原則性錯誤。此是後話。
據鄧力群回憶：“1956年8月中旬，八大政治報告第一稿出來後，劉少奇請薄一波來提意見，一波同誌來了以後，說這個報告裏隻反右傾保守，不反急躁冒進，是片麵的，應該加上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我們吸取一波同誌的意見加上了，通過的時候也是這兩方麵都照顧到了。”後來鄧力群還說：“八大一次會議的政治報告，原來一直是按照毛澤東同誌論十大關係的思想起草的，反對的就是右傾保守的傾向，到了陳雲同誌、周恩來同誌提出，五六年我們的經濟建設出現了冒進，才在八大報告中寫進了反冒進的內容，到定稿時確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進這麽一個方針。”
毛澤東知道反冒進有利於民，但不利於己。己大於民的思想，在毛的內心深處是根深蒂固，所以毛為了一己之私而奮起反擊，已經勢在必然。他離開北京，就是要考慮反對派的軟肋。柿子自然是撿軟的捏。知識分子就是天生的軟柿子。於是便有了引蛇出洞和反右狂飆。
1957年當時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李慎之，認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決策，應該是在1956年10月份“，即在毛憤然離開北京後的幾個月內醞釀出來的。到了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2】，毛的思維應該已經很清晰了。雖然反冒進是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共識，但毛澤東在最後一天（11月15日）作總結發言時就為冒進辯護，強調要“促進”，不能“促退”。他花很大篇幅大談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雖然他說大人物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等人一個都不殺，但基層的小蔣介石一定要殺，因為“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毛澤東還特別提出要對那些推崇資產階級大民主的知識分子實行無產階級的大民主，讓他們聞風喪膽。此後不久便開始了引蛇出洞的陰謀【3】。
此時的五馬之中，兩馬（高崗和饒漱石）已經灰飛煙滅。剩下的三馬（鄧子恢，鄧小平和習仲勳），隻有鄧小平是毛的親信。於是毛讓鄧小平主導反右，所以鄧小平從來不肯承認反右的大方向是錯的。毛大力抬舉鄧，也是為了敲打劉少奇：如果你不老實，中共老二的地位可能不保。
鄧小平於1980年3月19日在指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問題的決議》如何起草時說：“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1】
其實真正“殺氣騰騰”的，正是鄧小平和毛澤東。鄧小平心裏早就知道反右是不對的。他第三次複出後大權在握之時，便不讓將他在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收入《鄧小平文選》中。為什麽呢？因為那篇文章說右派“極為猖獗“、“極為狠毒”、“對於‘毒草’的開放，是為了從反麵教育群眾，為了鋤掉可以作肥料”，等等。鄧小平多年以後，仍然認定“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所以他主導的反右也是正確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引蛇出洞，大獲成功。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3月12日和3月17日三次講話，讓黨外人士興奮莫名，奔走相告。隻要看《傅雷家書》，便可見一斑：
“親愛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傳達報告七頁。茲又寄上傳達報告四頁。還有別的材料，回滬整理後再寄。在京（傅雷進京聽毛澤東講課）實在抽不出時間來，東奔西跑，即使有車，也很累。這兩次的信都硬撐著寫的。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仿佛一批評機關缺點，便會煽動群眾；報紙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一月十八至二十六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問題，二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三月十二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毛主席的話和這次會議給我的啟發很多，下次再和你談。
從馬先生處知道你近來情緒不大好，你看了上麵這些話，或許會好一些。千萬別忘了我們處在大變動時代，我國如此，別國也如此。毛主席隻有一個，別國沒有，彎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識分子不免多一些苦悶，這是勢所必然，不足為怪的。
偉大的毛主席遠遠地發出萬丈光芒，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於北京——傅雷“
於是知識分子們的膽子便肥了起來，於是便一疊聲地批評當地政府，否定那些解放後成為一方諸侯的土包子，宣揚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議會，西方各政黨的輪流坐莊。
反右當然也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隻是這次的沛公是周恩來。周恩來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我們不能學，那是剝削階級專政的製度，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麵來發現問題。”這可是白紙黑字的把柄，“西方議會的……形式和方法”，不就是右派們口中的周期選舉，輪流坐莊嗎？
劉少奇自然也有把柄。他看了西方媒介關於周總理參加萬隆會議的報道，便說“對於美聯社，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的消息，我們應該有選擇地登一些。有些報紙刊登國際新聞隻登說我們好的，罵我們的或者說一句美國好的都被刪去，這種做法是不好的。比如說，美國政府首腦人物罵了我們，這個新聞在我們的報紙上是否可以登?我看可以登。他在罵我們，是一種真實的情況，是客觀事實，罵得豈有此理，我們的報紙登一些，讓人民知道有人在罵我們，帝國主義在造謠，引起人民反感。這樣的新聞，雖然占我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幾的反革命分子看了會高興，但是全國90％以上的人民已經有相當高的政治水平，是可以看出是非來的。周恩來總理罵了美國，有的美國資產階級報紙就刊登出來。為什麽資產階級報紙敢於把我們罵他們的東西登在報紙上，而我們的報紙卻不敢發表人家罵我們的東西呢?這是我們的弱點，不是我們的優點。我們的新聞報道，為什麽不反映真實情況呢?我們應該讓人民知道世界真實情況，讓人民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幾派人，有罵我們的人。我們駐在外國的記者，例如駐在倫敦、新德裏等地的記者，要把那裏人家說我們好的和罵我們的東西都加以報道。當然，在我們的報紙上不能把人家罵我們的東西全部照登出來。”
這些話，不是右派言論是什麽？我們的報刊，是黨的喉舌，還是西方反動派的喉舌？
右派不堪一擊，反右大獲全勝。劉少奇在反右之初便向毛投降。有了毛劉鄧的聯盟，毛終於可以放開膽子指控周恩來和陳雲離右派“隻有50米遠”。陳雲和李先念還是支持周恩來，強調“建設隻能與國家財力相適應”，但已經無濟於事。1958年1月11日至12日，中共召開“南寧會議“，以”反反冒進“為主題。會上印發的作為反麵教材的，便是《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陳雲知道他是批鬥對象，心裏一橫，便稱病不去。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公開了他和周恩來的矛盾，向與會者表示他和周恩來是對立麵。毛對周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在1958年3月8-26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上綱上線，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其目的是想將他的冒進和周恩來的反冒進上升為路線鬥爭（即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應該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毛一向認為他和周的鬥爭是路線鬥爭。多年後的1973年12月，毛澤東要求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江青即稱此為繼林彪事件後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要不是毛親口向江青定性，江青怎敢對周恩來發出這樣嚴重的指控。
劉少奇在1958年5月5日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2】上作了工作報告，代表中央批評了“反冒進”。劉以中共理論家的身份重新闡述《論十大關係》，說該文章不是“反冒進”的理論基礎，而是反“反冒進”的理論基礎。為了配合劉少奇的觀點，1958年5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以“絕密”件的形式，小範圍印發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報告的一份記錄稿，該中辦稿本符合當時的“大躍進“的政治氣氛，但據說與周恩來於1956年關於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傳達報告記錄稿相差甚遠。劉在他的工作報告中也像毛澤東一樣上綱上線：“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毛澤東高度肯定劉少奇的報告，於是被完全孤立的周恩來憤而提出辭職，彭老總於是也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4】。毛居然順水推舟，於6月9日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周恩來和彭德懷提出的辭職請求。會議簡短，因為與會者均認為老九不能走。
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了“正確的個人崇拜”的主題，樹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從而標誌著中共完全失去了民主集中製而進入萬劫不複的獨裁。雖然周恩來沒有被打倒，但毛澤東馬上主持成立了中共中央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從各方麵弱化國務院的職能，極左路線重新成為指導方針，已經不可避免，大會上通過了”大躍進“和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最終導致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此事也讓周恩來再也瞧不起劉少奇，甚至在文革中對劉派人馬有落井下石之嫌。將心比心，如果我是周恩來的話，在文革中看到劉鄧遭殃，說必定會幸災樂禍。誰讓他們在1957-1958年間委身事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狼狽為奸？他們爭相討毛澤東的歡心，不惜破壞中共曆史上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製。如今被回旋鏢擊中，不是報應又是什麽？
一眨眼已經70個春秋。當年的刀光劍影，卻並沒有因為時間而消失。習近平主席效法毛澤東，為了避免國務院總理成為另一個司令部，不但成立了自任組長的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而且相繼擔任了網安、軍改、財經等10多個小組的負責人。國內的媒體自然將對權力的貪婪吹捧為責任與擔當，顯示了習主席無畏挑戰的政治勇氣。然而沒有製約的大權獨攬，卻是懸掛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顆定時炸彈。在一個有獨裁傳統的國度，想拆除這顆定時炸彈，又何其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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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雖然我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收益者，但我對他的文過飾非很反感。鄧小平說：“‘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大躍進是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同時也通過了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其時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毛的紅人，是鼓吹大躍進的先鋒，而周恩來和陳雲作為反冒進的代表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反複檢討，完全被邊緣化。所以鄧小平應該坦承：“大躍進”是毛澤東頭腦發熱，他和劉少奇也頭腦發熱，而周恩來和陳雲無力反對。
【2】馬克思主義文庫（www.marxists.org）混淆了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前者於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而後者則是於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總共召開了18次全國代表大會，但唯有中共八大召開了兩次代表大會。
【3】如果當年大學裏有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知識分子就會對毛有一定的認識，就不至於上當受騙。所以我不反對大學裏成立習近平思想研究所，當然研究人員不能光說一些“萬山磅礴，必有主峰”、"船重千鈞，掌舵一人"的屁話。
【4】可能有人不知道彭德懷不但是“反反右”，而且也和周恩來一樣是反冒進的。劉少奇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全國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回顧廬山會議事件，明確指出對彭德懷的鬥爭，並不是他的萬言書，原因有二：1. 彭德懷信中的描述基本上符合事實， 2. 一個政治局委員給黨中央主席寫信不算錯誤。但是劉少奇對於鬥爭彭德懷的真正原因，卻又語焉不詳。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毛澤東認為彭德懷想給周恩來和反冒進翻案，屬於大逆不道。也正因如此，周恩來無法在廬山會議上給彭德懷辯護。
《論十大關係》背後的刀光劍影
ShiMaQian (2026-02-15 15:09:51) 評論 (0)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指中共黨內外和中國國內外的十大利益衝突。關於這十大利益衝突的論述，代表中共當時的治國理念，但字裏行間都透露著權力鬥爭的刀光劍影。
《論十大關係》成文於1956年。高崗派其時已經煙消雲散。高崗是毛的親信，他的自殺，導致毛澤東一度心情陰暗，十分惆悵，深恨自己精心籌劃的權力鬥爭，竟然敗給了周劉聯盟。
還是先回顧一下吧。
建國後的1951-1952年，劉少奇主管黨務，但黨務之外的軍政事務和公檢法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管轄之下，因此擔任總理的周恩來權力極大。司局級領導由政務院直接任命，正副部長由政務院提名後由毛澤東正式任命。而周又是毛最為忌憚的政敵。楊奎鬆在《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記載，據高崗秘書趙家梁回憶，毛澤東曾發牢騷說“什麽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陳雲在全國解放後主管經濟，他經常和周恩來一唱一和，反對毛的急躁冒進。劉少奇一直是毛的鐵杆，毛讓他通過陳雲插手經濟，但劉少奇對陳雲的工作很支持，或許這也是多年後在劉少奇的追悼會上，一貫以冷靜收斂見長的陳雲失聲痛哭的原因。
毛澤東見自己的親信劉少奇和代表反對黨的周恩來、陳雲等人合作甚歡，自然心生芥蒂。
中國的經濟引擎是上海和廣東。解放後陳毅想在上海搞特區，葉劍英想在廣東搞特區。這兩位都是周恩來的鐵杆。毛派以美蔣反動勢力猖獗、會趁機轟炸沿海城市為由，反對發展沿海經濟，而周恩來的國務院則覺得發展沿海勢在必行。這一點周恩來和陳雲略有分歧。
1952年，毛澤東指示政府各部門開展“反分散主義”鬥爭，要加強中央集權，於是有五馬進京。高崗於1952年8月入京，先於其它四馬。毛澤東成功說服黨內各派同意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讓高崗於1952年11月擔任首任主席，將國務院的八個全國主要工業部門都劃歸高崗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陳雲和劉少奇經營的財經委員會的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劃歸高崗。這一安排完全改變了周恩來及政務院主管一切國家事務的局麵，以至於國務院一度隻剩下外交統戰職能。
“高主席”當時躊躇滿誌，意氣風發，正所謂“五馬進京，一馬當先”。新官上任三把火，高崗不遺餘力地執行毛的左傾政策，造成了1953-1954年的冒進，從而將周恩來和他所信賴的李富春、陳雲、和李先念等人推向了對立麵。然而高崗卻渾然不覺。
得意者，必忘形。高崗聽到毛澤東要退居二線，便到處宣揚說中國已經解決了誰是列寧的問題，但還沒有解決誰是斯大林的問題（即毛澤東就是列寧，但誰接毛的班還未定）。高崗的這一歪招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因為毛的打擊目標是周不是劉。這一歪招的後果就是將劉少奇推向了高崗的對立麵。劉很早就將他的政治生命的賭注押在毛身上，一貫以積極表態支持毛的路線而獲得信任，苦心經營數十年，好不容易獲得在黨內默認的第二號人物的地位。如今高崗卻想推倒重來，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周劉結成聯盟。
周恩來是黨內唯一的據有獨立於毛的勢力的領導人。他的黃埔係，他的留洋派，他的以康生、李克農等為代表的特務係，他在黨內的曆史地位，等等，都足以讓人知道撼山易，撼周恩來難。如今周劉光明正大的聯手，比起高崗和毛澤東的一明一暗的勾結，顯然更勝一籌。
周恩來和陳雲於1954年2月6日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發言暗批高崗搞“獨立王國”，之後中央又舉行了 “高崗問題座談會” 批判高崗。據戚本禹回憶（第五章 第一次感觸黨內、軍內驚心動魄的高層鬥爭），這個座談會是周總理主持的，會上陳雲他們一大批人揭發高崗，高崗反駁，周總理不讓他反駁。這兩次會議毛澤東都沒有參加，高崗知道主席已經不會保他，大勢已去，於2月17日用手槍自殺未遂，隨後於1954年8月17日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毛澤東希望利用高崗向周恩來奪權的努力宣告失敗。於是毛好不容易從周恩來的國務院搶出來的一大片領土，又悉數還給了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不設主席，改為主任，由周恩來的親信李富春掌舵。國務院開始大張旗鼓地反冒進。
大家都知道冒進的總後台是毛澤東，但反毛澤東顯然不妥。於是周恩來開始利用清算高崗餘毒的機會，將高崗作為冒進的代表進行批判，認為過去幾年中冒進，給國內的經濟發展帶來低效益甚至負效益，造成嚴重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在黨的八大上，周恩來說：“在1953年，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在建設工作中曾經發生過到處鋪開、百廢俱興、不顧條件、盲目冒進的偏向，結果，影響到國家的重點建設，並且造成了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在1956年初，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公布以後，又一次發生了這樣的偏向。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急於求成，企圖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內才能夠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內做完。”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談到遠景規劃中鋼的指標不能定得過高時，周恩來說：“因為定到3000萬噸，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會像我們常說的，把兩腳懸空了，底下都亂了，不好布局，農業、輕工業也會受影響，結果還得退下來…… 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對於國防工業，周恩來認為“國際局勢的緩和，它的步子可以放慢；而從宏觀經濟效益看，它的步子應該放慢。”即不管是從國際大環境考慮，還是從國內小環境考慮，發展國防工業的腳步都應放緩。
周恩來顯然是偏重於輕工業和農業，希望全國人民有錢花、有飯吃，而不願意讓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傾全國之力發展國防工業。我們不知道周的觀點是對是錯。如果周占了上風，應該不會有三年大饑荒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但596工程或許會推遲。
借用批高崗來反冒進，是周恩來的政治策略，也是共產黨領導人常用的策略。周恩來後來也重複使用過這一策略。如林彪倒台後，周恩來就把極左的帽子戴到林彪頭上而主導批左，於是所謂批林實際上是批判代表毛澤東的江青和她的左派造反派。毛澤東馬上察覺，不讓繼續批左，明確指出林彪是極右並將運動引導為批林批周公。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毛澤東大驚，知道自己的擔憂完全不是空穴來風，走上前台已經刻不容緩。但是毛澤東雖然是個搞權術的泰鬥，對和平時期的治國理政卻是一竅不通，想走上前台並不容易。毛於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係統聽取了35個部委匯報，但直到1956年4月11日都沒有做任何記錄，似乎完全沒有開竅。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周恩來派李富春給毛澤東鋪好了走上前台的階梯，即治國理政的六大關係。
李富春代表國家計委於4月18日和4月24日兩次向毛澤東匯報。第一次匯報時係統介紹了經濟建設的三大關係。在4月24日再次聽取李富春的匯報時，毛澤東總結出了六大關係，如獲至寶。但這六大關係顯然國務院的，而不是毛的真知灼見。於是毛冥思苦想了一晚上，加上了反映他鬥爭哲學的四大關係，即黨與非黨、革命與反革命、是非關係和國際關係，形成十大關係，迅即於4月25日在一個討論農業合作社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拋開原定議題，徑自講起了治國理政的“十大關係”。從三大關係到十大關係，期間不到一個星期。毛澤東在一個無關的會議上急切地拋出十大關係報告，顯然是迫不及待地想清除哪些“主席不懂治國理政”的流言。正因為事起倉促，中共中央辦公廳沒有安排錄音和速記，隻在事後根據幾位與會者的筆記整理出一份記錄稿，但與現在我們讀到的《論十大關係》相去甚遠，毛澤東自己也很不滿意。如今的大學教授們，可以把這個記錄稿歸類為倉促而成的預印本，其目的不是文章質量，而是搶占先機。毛澤東唯恐別人不知道他的《論十大關係》，又於5月2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再次做了關於“十大關係”的報告。
其實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的治國理政，正是周恩來和李富春、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等人一直希望推動實行的國家經濟指導方針，尤其是前六大關係，在國務院已經討論多次。周恩來在之前的講話中也頻繁提到這些關係和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在周恩來過問下，國務院體製研究十人小組於1956年3月26日正式成立，專門研究這些關係和矛盾。4月2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這個小組的報告，著重討論如何在解決這些矛盾中反對急功近利，好高騖遠。這些在周恩來紀念網上的文章中都可以查到。
如今將在國務院達成共識的大政方針借毛澤東的口說出來，自然是大好事，所以周恩來於5月3日便立即在國務院具體詳述了毛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並加進了很多具體化的內容。5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將周恩來的傳達報告記錄稿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這是最早下發的《論十大關係》傳達文本，即是後來的《周恩來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毛主席“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報告的記錄》。可惜這個傳達報告隻有一小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即收集在《周恩來經濟文選中的《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屬於十大關係中的最後的國際關係的一部分。毛澤東認為該傳達報告夾帶了周恩來的私貨，但偏偏這個傳達報告在黨內外大受歡迎，所以毛澤東也不好出麵辟謠，但一直到十年後，於1965年12月14日才同意將《論十大關係》傳達至縣團級，但一直到死都沒有容許《論十大關係》公開發表。
年輕的讀者可能沒有看過《論十大關係》，所以我在這裏略提一下吊一吊他們的胃口：
第一條是工農業之間和輕重工業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國務院的共識，就是要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提高人民生活，也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經濟基礎。
第二條是沿海的工業和內地的工業之間的關係和矛盾。陳毅其時在上海當市長。上海的企業家們都希望上海能發展輕工業，成為經濟中心。陳毅很支持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巴不得能把上海建成經濟特區。但左派認為抗美援朝剛結束，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沿海地區會遭到敵人轟炸的危險，不宜發展。周恩來的國務院是支持陳毅和其他領導人建議發展沿海地區的經濟。葉劍英想在廣東搞特區，但毛深知葉是周恩來的人，所以派了陶鑄去和葉劍英搗蛋。陶鑄後來後悔了，但為時已晚，因為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他了。
第三條是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周恩來認為過分強調國防工業的發展，不利於國計民生。1956年韓戰已經結束，赫魯曉夫已經向西方陣營伸出橄欖枝，共產陣營和西方陣營的關係已趨緩和；從國內的宏觀經濟效益看，投資輕工業可以發財，投資國防工業卻沒有什麽回報。
第四條是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和矛盾。1954年因為高崗的冒進而過多征糧，農民們苦不堪言。1955年糾偏少征糧。效果很好。
（以下略過）
《論十大關係》經周恩來傳達後各方反映熱烈，連一向淡出政局的朱德元帥也於1956年8月向中央遞交了關於學習貫徹《論十大關係》的報告，覺得解決了這十大利益衝突，緩解敵我矛盾，減少積極鬥爭，與人為善，這樣“就能夠動員一切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新中國。
毛澤東後來給江青的信中提到林彪等人“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其實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才真是周恩來和他的國務院派係為了反冒進而借助了毛澤東。
然而多疑的毛很快便認定自己被人利用，覺得周恩來主導的批高崗、反冒進，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因為黨政軍的領導們都知道他才是冒進的總後台。他雖然數次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心裏卻並沒有真正接受其文章中的觀點，還是要繼續冒進。據《中共黨史知識問答》記載，1956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但與會的大多數人不讚成（可見當時的民主集中製還是有效的）。據胡喬木回憶：“會上尤以恩來同誌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係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恩來同誌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博主以為這句話言重了，因為它有兩層意思：一是隻要我天良未泯，我就要和你對著幹；二是暗示主席沒有良心）。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毛每次在北京受到挫折就離開北京，到處煽風點火。毛於1957年4月30日在第12次最高國務會議期間邀請民主黨派座談，說他“一離開北京就舒服了“。）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宣部起草、經劉少奇審改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當時，中宣部將起草好後的稿子交給了劉少奇。劉少奇改完後批示：“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但毛澤東接到此稿後批了三個字：“不看了”。後來在批評反冒進時毛澤東曾說，那篇社論寫好後曾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麽要看？毛澤東於1958年對該社論動以雷霆之怒進行批判，自我否定了《論十大關係》中的若幹觀點，說有人（指周恩來）利用“十大關係”作為反冒進的理由，說該社論借助剛傳達的十大關係宣傳“反冒進”，犯了原則性錯誤。此是後話。
據鄧力群回憶：“1956年8月中旬，八大政治報告第一稿出來後，劉少奇請薄一波來提意見，一波同誌來了以後，說這個報告裏隻反右傾保守，不反急躁冒進，是片麵的，應該加上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我們吸取一波同誌的意見加上了，通過的時候也是這兩方麵都照顧到了。”後來鄧力群還說：“八大一次會議的政治報告，原來一直是按照毛澤東同誌論十大關係的思想起草的，反對的就是右傾保守的傾向，到了陳雲同誌、周恩來同誌提出，五六年我們的經濟建設出現了冒進，才在八大報告中寫進了反冒進的內容，到定稿時確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進這麽一個方針。”
毛澤東知道反冒進有利於民，但不利於己。己大於民的思想，在毛的內心深處是根深蒂固，所以毛為了一己之私而奮起反擊，已經勢在必然。他離開北京，就是要考慮反對派的軟肋。柿子自然是撿軟的捏。知識分子就是天生的軟柿子。於是便有了引蛇出洞和反右狂飆。
1957年當時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李慎之，認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決策，應該是在1956年10月份“，即在毛憤然離開北京後的幾個月內醞釀出來的。到了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2】，毛的思維應該已經很清晰了。雖然反冒進是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共識，但毛澤東在最後一天（11月15日）作總結發言時就為冒進辯護，強調要“促進”，不能“促退”。他花很大篇幅大談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雖然他說大人物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等人一個都不殺，但基層的小蔣介石一定要殺，因為“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毛澤東還特別提出要對那些推崇資產階級大民主的知識分子實行無產階級的大民主，讓他們聞風喪膽。此後不久便開始了引蛇出洞的陰謀【3】。
此時的五馬之中，兩馬（高崗和饒漱石）已經灰飛煙滅。剩下的三馬（鄧子恢，鄧小平和習仲勳），隻有鄧小平是毛的親信。於是毛讓鄧小平主導反右，所以鄧小平從來不肯承認反右的大方向是錯的。毛大力抬舉鄧，也是為了敲打劉少奇：如果你不老實，中共老二的地位可能不保。
鄧小平於1980年3月19日在指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問題的決議》如何起草時說：“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1】
其實真正“殺氣騰騰”的，正是鄧小平和毛澤東。鄧小平心裏早就知道反右是不對的。他第三次複出後大權在握之時，便不讓將他在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收入《鄧小平文選》中。為什麽呢？因為那篇文章說右派“極為猖獗“、“極為狠毒”、“對於‘毒草’的開放，是為了從反麵教育群眾，為了鋤掉可以作肥料”，等等。鄧小平多年以後，仍然認定“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所以他主導的反右也是正確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引蛇出洞，大獲成功。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3月12日和3月17日三次講話，讓黨外人士興奮莫名，奔走相告。隻要看《傅雷家書》，便可見一斑：
“親愛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傳達報告七頁。茲又寄上傳達報告四頁。還有別的材料，回滬整理後再寄。在京（傅雷進京聽毛澤東講課）實在抽不出時間來，東奔西跑，即使有車，也很累。這兩次的信都硬撐著寫的。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仿佛一批評機關缺點，便會煽動群眾；報紙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一月十八至二十六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問題，二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三月十二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毛主席的話和這次會議給我的啟發很多，下次再和你談。
從馬先生處知道你近來情緒不大好，你看了上麵這些話，或許會好一些。千萬別忘了我們處在大變動時代，我國如此，別國也如此。毛主席隻有一個，別國沒有，彎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識分子不免多一些苦悶，這是勢所必然，不足為怪的。
偉大的毛主席遠遠地發出萬丈光芒，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於北京——傅雷“
於是知識分子們的膽子便肥了起來，於是便一疊聲地批評當地政府，否定那些解放後成為一方諸侯的土包子，宣揚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議會，西方各政黨的輪流坐莊。
反右當然也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隻是這次的沛公是周恩來。周恩來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我們不能學，那是剝削階級專政的製度，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麵來發現問題。”這可是白紙黑字的把柄，“西方議會的……形式和方法”，不就是右派們口中的周期選舉，輪流坐莊嗎？
劉少奇自然也有把柄。他看了西方媒介關於周總理參加萬隆會議的報道，便說“對於美聯社，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的消息，我們應該有選擇地登一些。有些報紙刊登國際新聞隻登說我們好的，罵我們的或者說一句美國好的都被刪去，這種做法是不好的。比如說，美國政府首腦人物罵了我們，這個新聞在我們的報紙上是否可以登?我看可以登。他在罵我們，是一種真實的情況，是客觀事實，罵得豈有此理，我們的報紙登一些，讓人民知道有人在罵我們，帝國主義在造謠，引起人民反感。這樣的新聞，雖然占我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幾的反革命分子看了會高興，但是全國90％以上的人民已經有相當高的政治水平，是可以看出是非來的。周恩來總理罵了美國，有的美國資產階級報紙就刊登出來。為什麽資產階級報紙敢於把我們罵他們的東西登在報紙上，而我們的報紙卻不敢發表人家罵我們的東西呢?這是我們的弱點，不是我們的優點。我們的新聞報道，為什麽不反映真實情況呢?我們應該讓人民知道世界真實情況，讓人民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幾派人，有罵我們的人。我們駐在外國的記者，例如駐在倫敦、新德裏等地的記者，要把那裏人家說我們好的和罵我們的東西都加以報道。當然，在我們的報紙上不能把人家罵我們的東西全部照登出來。”
這些話，不是右派言論是什麽？我們的報刊，是黨的喉舌，還是西方反動派的喉舌？
右派不堪一擊，反右大獲全勝。劉少奇在反右之初便向毛投降。有了毛劉鄧的聯盟，毛終於可以放開膽子指控周恩來和陳雲離右派“隻有50米遠”。陳雲和李先念還是支持周恩來，強調“建設隻能與國家財力相適應”，但已經無濟於事。1958年1月11日至12日，中共召開“南寧會議“，以”反反冒進“為主題。會上印發的作為反麵教材的，便是《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陳雲知道他是批鬥對象，心裏一橫，便稱病不去。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公開了他和周恩來的矛盾，向與會者表示他和周恩來是對立麵。毛對周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在1958年3月8-26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上綱上線，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其目的是想將他的冒進和周恩來的反冒進上升為路線鬥爭（即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應該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毛一向認為他和周的鬥爭是路線鬥爭。多年後的1973年12月，毛澤東要求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江青即稱此為繼林彪事件後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要不是毛親口向江青定性，江青怎敢對周恩來發出這樣嚴重的指控。
劉少奇在1958年5月5日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2】上作了工作報告，代表中央批評了“反冒進”。劉以中共理論家的身份重新闡述《論十大關係》，說該文章不是“反冒進”的理論基礎，而是反“反冒進”的理論基礎。為了配合劉少奇的觀點，1958年5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以“絕密”件的形式，小範圍印發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報告的一份記錄稿，該中辦稿本符合當時的“大躍進“的政治氣氛，但據說與周恩來於1956年關於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傳達報告記錄稿相差甚遠。劉在他的工作報告中也像毛澤東一樣上綱上線：“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毛澤東高度肯定劉少奇的報告，於是被完全孤立的周恩來憤而提出辭職，彭老總於是也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4】。毛居然順水推舟，於6月9日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周恩來和彭德懷提出的辭職請求。會議簡短，因為與會者均認為老九不能走。
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了“正確的個人崇拜”的主題，樹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從而標誌著中共完全失去了民主集中製而進入萬劫不複的獨裁。雖然周恩來沒有被打倒，但毛澤東馬上主持成立了中共中央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從各方麵弱化國務院的職能，極左路線重新成為指導方針，已經不可避免，大會上通過了”大躍進“和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最終導致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此事也讓周恩來再也瞧不起劉少奇，甚至在文革中對劉派人馬有落井下石之嫌。將心比心，如果我是周恩來的話，在文革中看到劉鄧遭殃，說必定會幸災樂禍。誰讓他們在1957-1958年間委身事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狼狽為奸？他們爭相討毛澤東的歡心，不惜破壞中共曆史上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製。如今被回旋鏢擊中，不是報應又是什麽？
一眨眼已經70個春秋。當年的刀光劍影，卻並沒有因為時間而消失。習近平主席效法毛澤東，為了避免國務院總理成為另一個司令部，不但成立了自任組長的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而且相繼擔任了網安、軍改、財經等10多個小組的負責人。國內的媒體自然將對權力的貪婪吹捧為責任與擔當，顯示了習主席無畏挑戰的政治勇氣。然而沒有製約的大權獨攬，卻是懸掛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顆定時炸彈。在一個有獨裁傳統的國度，想拆除這顆定時炸彈，又何其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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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雖然我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收益者，但我對他的文過飾非很反感。鄧小平說：“‘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大躍進是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同時也通過了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其時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毛的紅人，是鼓吹大躍進的先鋒，而周恩來和陳雲作為反冒進的代表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反複檢討，完全被邊緣化。所以鄧小平應該坦承：“大躍進”是毛澤東頭腦發熱，他和劉少奇也頭腦發熱，而周恩來和陳雲無力反對。
【2】馬克思主義文庫（www.marxists.org）混淆了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前者於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而後者則是於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總共召開了18次全國代表大會，但唯有中共八大召開了兩次代表大會。
【3】如果當年大學裏有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知識分子就會對毛有一定的認識，就不至於上當受騙。所以我不反對大學裏成立習近平思想研究所，當然研究人員不能光說一些“萬山磅礴，必有主峰”、"船重千鈞，掌舵一人"的屁話。
【4】可能有人不知道彭德懷不但是“反反右”，而且也和周恩來一樣是反冒進的。劉少奇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全國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回顧廬山會議事件，明確指出對彭德懷的鬥爭，並不是他的萬言書，原因有二：1. 彭德懷信中的描述基本上符合事實， 2. 一個政治局委員給黨中央主席寫信不算錯誤。但是劉少奇對於鬥爭彭德懷的真正原因，卻又語焉不詳。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毛澤東認為彭德懷想給周恩來和反冒進翻案，屬於大逆不道。也正因如此，周恩來無法在廬山會議上給彭德懷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