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無論是關注美國的經濟政策走向，還是追蹤中美貿易摩擦的動態，我經常注意到一個名字頻繁出現在媒體上，那就是“耶魯預算實驗室”（The Yale Budget Lab）。尤其自從特朗普政府推出對等關稅政策以來，凡是分析關稅負麵影響的文章，幾乎都能見到引用這個機構的數據和研究報告。
例如我最近讀到的一段報道中寫道：“根據耶魯預算實驗室的數據，截至10月17日，消費者麵臨的平均有效關稅稅率高達18%，為193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在總統於4月對全球貿易夥伴征收全麵關稅後，企業已將部分關稅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這段話不僅數字驚人，更傳達了一個關鍵觀點：關稅的成本最終落在消費者身上。這與特朗普和他身邊的官員所謂外國出口商會吃掉所有的關稅的論調形成鮮明對比。看到這個實驗室的大膽發聲，也讓我忍不住想問：這個“預算實驗室”到底是什麽來頭？
乍一聽，lab這個詞讓人覺得它是一個普通的大學實驗室。但其實從性質上看，耶魯預算實驗室是一家非官方、非黨派的政策研究中心，隻是借托於耶魯大學的學術聲望與研究資源，更像是一個高端的學術研究機構，可能用Institute更合適一些。但是Lab這個詞能給人一種實驗和研究的聯想。正是這種實驗色彩和獨立性，使它在華盛頓的政策辯論中顯得與眾不同，帶有一些學術權威的味道。與許多其他智庫明顯的黨派傾向不同，耶魯預算實驗室所自帶的“非黨派”的標簽，使其研究更容易被不同立場的媒體與政策製定者引用和采納。它的研究目標並不局限於評估財政和宏觀經濟的影響，還特別關注政策對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的作用，希望為決策者提供更全麵的政策參考。
研究團隊的組成，是它權威性的另一支柱。實驗室采用小而精的團隊模式，由幾位曾在政府中擔任高級經濟顧問或財政政策職務的專家創立與領導，成員既有耶魯的教授與學者，也有其他高校的研究者參加。例如聯合創始人兼所長 Natasha Sarin（耶魯法學院教授）和首席經濟學家 Danny Yaga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副教授），都兼具深厚的學術背景和豐富的政策經驗。這種“學術+實戰”的組合，使他們的研究既有理論深度，又具政策可行性與前瞻性，能敏銳捕捉現實經濟的症結。
實驗室的選址也頗有象征意義。它就設在耶魯大學法學院那幢典雅的 Sterling Law Building 裏。我去過這座灰石哥特式建築，它外觀古樸莊重，是法學院的核心所在。由於 Natasha Sarin 本身即為法學院教授，實驗室落戶於此顯得順理成章：既靠近她的研究與教學環境，也契合實驗室以法律、財政與政策交叉研究為特色的定位。建築外表延續了耶魯傳統的學術氣息，而內部空間經過現代化改造，配備先進的研究設備，正好映襯出該機構以傳統學術為根基、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精神氣質。
實驗室還充分利用耶魯的學術資源，團隊中有許多 Research Fellows 與 Research Assistants（研究員與研究助理），其中不少是耶魯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這種結構既讓學生獲得實踐經驗，也為實驗室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學術活力，使其保持精幹而高效的運行模式。
他們之所以能“拿出真憑實據”，關鍵在於數據與方法的嚴謹。預算實驗室專注於開發模型，評估政策的財政與社會影響，尤其關注對經濟和收入分配的長期作用。其模型建立在詳實、實時的數據基礎上，包括從美國國稅局（IRS）購買的匿名納稅申報數據，並結合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方法論。更難得的是，實驗室堅持高透明度原則，公開其計算代碼和模型算法，讓研究成果經得起學界與公眾的檢驗。這種公開性大大增強了數據的可信度。比如他們對關稅的分析，就屬於對“現行政策的實時評估”，通過具體的數據模型，把抽象的稅收與預算問題轉化為人人都能理解的現實議題。也正因如此，他們的研究能被主流媒體反複引用，持續激發社會討論。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資金來源與獨立性。一個能夠長期維持高水準研究的機構，資金結構往往決定其立場與公信力。耶魯預算實驗室的資金並非來自政府撥款或政黨捐助，而是由多個獨立的私人基金會與慈善機構共同支持，如 Arnold Ventures、California Community Foundation、Ford Foundation，以及專注於財政健康的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等。多元且獨立的資金體係，是其“非黨派”立場最有力的保障，也賦予了研究更大的自主空間。正是這種獨立、專業、數據驅動的運作模式，使它在關稅、兒童稅收抵免、帶薪家庭假等重大政策議題上，發揮了遠超其機構規模的影響力。
當媒體引用“耶魯預算實驗室”的數據時，他們引用的其實不僅是統計數字，更是一種信任的象征，包括耶魯的學術信譽，加上前政策製定者的專業判斷。這或許正是當今公共政策討論中，最稀缺也最可貴的力量。所以說耶魯預算實驗室有點“豪橫”，應該還是有點力氣底氣的。
2025.11.15 於美國
耶魯預算實驗室：它憑什麽這麽“豪橫”？
遠遠的霧 (2025-11-15 05:03:39) 評論 (2)
這幾年，無論是關注美國的經濟政策走向，還是追蹤中美貿易摩擦的動態，我經常注意到一個名字頻繁出現在媒體上，那就是“耶魯預算實驗室”（The Yale Budget Lab）。尤其自從特朗普政府推出對等關稅政策以來，凡是分析關稅負麵影響的文章，幾乎都能見到引用這個機構的數據和研究報告。
例如我最近讀到的一段報道中寫道：“根據耶魯預算實驗室的數據，截至10月17日，消費者麵臨的平均有效關稅稅率高達18%，為193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在總統於4月對全球貿易夥伴征收全麵關稅後，企業已將部分關稅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這段話不僅數字驚人，更傳達了一個關鍵觀點：關稅的成本最終落在消費者身上。這與特朗普和他身邊的官員所謂外國出口商會吃掉所有的關稅的論調形成鮮明對比。看到這個實驗室的大膽發聲，也讓我忍不住想問：這個“預算實驗室”到底是什麽來頭？
乍一聽，lab這個詞讓人覺得它是一個普通的大學實驗室。但其實從性質上看，耶魯預算實驗室是一家非官方、非黨派的政策研究中心，隻是借托於耶魯大學的學術聲望與研究資源，更像是一個高端的學術研究機構，可能用Institute更合適一些。但是Lab這個詞能給人一種實驗和研究的聯想。正是這種實驗色彩和獨立性，使它在華盛頓的政策辯論中顯得與眾不同，帶有一些學術權威的味道。與許多其他智庫明顯的黨派傾向不同，耶魯預算實驗室所自帶的“非黨派”的標簽，使其研究更容易被不同立場的媒體與政策製定者引用和采納。它的研究目標並不局限於評估財政和宏觀經濟的影響，還特別關注政策對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的作用，希望為決策者提供更全麵的政策參考。
研究團隊的組成，是它權威性的另一支柱。實驗室采用小而精的團隊模式，由幾位曾在政府中擔任高級經濟顧問或財政政策職務的專家創立與領導，成員既有耶魯的教授與學者，也有其他高校的研究者參加。例如聯合創始人兼所長 Natasha Sarin（耶魯法學院教授）和首席經濟學家 Danny Yaga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副教授），都兼具深厚的學術背景和豐富的政策經驗。這種“學術+實戰”的組合，使他們的研究既有理論深度，又具政策可行性與前瞻性，能敏銳捕捉現實經濟的症結。
實驗室的選址也頗有象征意義。它就設在耶魯大學法學院那幢典雅的 Sterling Law Building 裏。我去過這座灰石哥特式建築，它外觀古樸莊重，是法學院的核心所在。由於 Natasha Sarin 本身即為法學院教授，實驗室落戶於此顯得順理成章：既靠近她的研究與教學環境，也契合實驗室以法律、財政與政策交叉研究為特色的定位。建築外表延續了耶魯傳統的學術氣息，而內部空間經過現代化改造，配備先進的研究設備，正好映襯出該機構以傳統學術為根基、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精神氣質。
實驗室還充分利用耶魯的學術資源，團隊中有許多 Research Fellows 與 Research Assistants（研究員與研究助理），其中不少是耶魯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這種結構既讓學生獲得實踐經驗，也為實驗室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學術活力，使其保持精幹而高效的運行模式。
他們之所以能“拿出真憑實據”，關鍵在於數據與方法的嚴謹。預算實驗室專注於開發模型，評估政策的財政與社會影響，尤其關注對經濟和收入分配的長期作用。其模型建立在詳實、實時的數據基礎上，包括從美國國稅局（IRS）購買的匿名納稅申報數據，並結合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方法論。更難得的是，實驗室堅持高透明度原則，公開其計算代碼和模型算法，讓研究成果經得起學界與公眾的檢驗。這種公開性大大增強了數據的可信度。比如他們對關稅的分析，就屬於對“現行政策的實時評估”，通過具體的數據模型，把抽象的稅收與預算問題轉化為人人都能理解的現實議題。也正因如此，他們的研究能被主流媒體反複引用，持續激發社會討論。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資金來源與獨立性。一個能夠長期維持高水準研究的機構，資金結構往往決定其立場與公信力。耶魯預算實驗室的資金並非來自政府撥款或政黨捐助，而是由多個獨立的私人基金會與慈善機構共同支持，如 Arnold Ventures、California Community Foundation、Ford Foundation，以及專注於財政健康的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等。多元且獨立的資金體係，是其“非黨派”立場最有力的保障，也賦予了研究更大的自主空間。正是這種獨立、專業、數據驅動的運作模式，使它在關稅、兒童稅收抵免、帶薪家庭假等重大政策議題上，發揮了遠超其機構規模的影響力。
當媒體引用“耶魯預算實驗室”的數據時，他們引用的其實不僅是統計數字，更是一種信任的象征，包括耶魯的學術信譽，加上前政策製定者的專業判斷。這或許正是當今公共政策討論中，最稀缺也最可貴的力量。所以說耶魯預算實驗室有點“豪橫”，應該還是有點力氣底氣的。
2025.11.15 於美國
例如我最近讀到的一段報道中寫道：“根據耶魯預算實驗室的數據，截至10月17日，消費者麵臨的平均有效關稅稅率高達18%，為193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在總統於4月對全球貿易夥伴征收全麵關稅後，企業已將部分關稅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這段話不僅數字驚人，更傳達了一個關鍵觀點：關稅的成本最終落在消費者身上。這與特朗普和他身邊的官員所謂外國出口商會吃掉所有的關稅的論調形成鮮明對比。看到這個實驗室的大膽發聲，也讓我忍不住想問：這個“預算實驗室”到底是什麽來頭？
乍一聽，lab這個詞讓人覺得它是一個普通的大學實驗室。但其實從性質上看，耶魯預算實驗室是一家非官方、非黨派的政策研究中心，隻是借托於耶魯大學的學術聲望與研究資源，更像是一個高端的學術研究機構，可能用Institute更合適一些。但是Lab這個詞能給人一種實驗和研究的聯想。正是這種實驗色彩和獨立性，使它在華盛頓的政策辯論中顯得與眾不同，帶有一些學術權威的味道。與許多其他智庫明顯的黨派傾向不同，耶魯預算實驗室所自帶的“非黨派”的標簽，使其研究更容易被不同立場的媒體與政策製定者引用和采納。它的研究目標並不局限於評估財政和宏觀經濟的影響，還特別關注政策對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的作用，希望為決策者提供更全麵的政策參考。
研究團隊的組成，是它權威性的另一支柱。實驗室采用小而精的團隊模式，由幾位曾在政府中擔任高級經濟顧問或財政政策職務的專家創立與領導，成員既有耶魯的教授與學者，也有其他高校的研究者參加。例如聯合創始人兼所長 Natasha Sarin（耶魯法學院教授）和首席經濟學家 Danny Yaga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副教授），都兼具深厚的學術背景和豐富的政策經驗。這種“學術+實戰”的組合，使他們的研究既有理論深度，又具政策可行性與前瞻性，能敏銳捕捉現實經濟的症結。
實驗室的選址也頗有象征意義。它就設在耶魯大學法學院那幢典雅的 Sterling Law Building 裏。我去過這座灰石哥特式建築，它外觀古樸莊重，是法學院的核心所在。由於 Natasha Sarin 本身即為法學院教授，實驗室落戶於此顯得順理成章：既靠近她的研究與教學環境，也契合實驗室以法律、財政與政策交叉研究為特色的定位。建築外表延續了耶魯傳統的學術氣息，而內部空間經過現代化改造，配備先進的研究設備，正好映襯出該機構以傳統學術為根基、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精神氣質。
實驗室還充分利用耶魯的學術資源，團隊中有許多 Research Fellows 與 Research Assistants（研究員與研究助理），其中不少是耶魯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這種結構既讓學生獲得實踐經驗，也為實驗室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學術活力，使其保持精幹而高效的運行模式。
他們之所以能“拿出真憑實據”，關鍵在於數據與方法的嚴謹。預算實驗室專注於開發模型，評估政策的財政與社會影響，尤其關注對經濟和收入分配的長期作用。其模型建立在詳實、實時的數據基礎上，包括從美國國稅局（IRS）購買的匿名納稅申報數據，並結合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方法論。更難得的是，實驗室堅持高透明度原則，公開其計算代碼和模型算法，讓研究成果經得起學界與公眾的檢驗。這種公開性大大增強了數據的可信度。比如他們對關稅的分析，就屬於對“現行政策的實時評估”，通過具體的數據模型，把抽象的稅收與預算問題轉化為人人都能理解的現實議題。也正因如此，他們的研究能被主流媒體反複引用，持續激發社會討論。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資金來源與獨立性。一個能夠長期維持高水準研究的機構，資金結構往往決定其立場與公信力。耶魯預算實驗室的資金並非來自政府撥款或政黨捐助，而是由多個獨立的私人基金會與慈善機構共同支持，如 Arnold Ventures、California Community Foundation、Ford Foundation，以及專注於財政健康的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等。多元且獨立的資金體係，是其“非黨派”立場最有力的保障，也賦予了研究更大的自主空間。正是這種獨立、專業、數據驅動的運作模式，使它在關稅、兒童稅收抵免、帶薪家庭假等重大政策議題上，發揮了遠超其機構規模的影響力。
當媒體引用“耶魯預算實驗室”的數據時，他們引用的其實不僅是統計數字，更是一種信任的象征，包括耶魯的學術信譽，加上前政策製定者的專業判斷。這或許正是當今公共政策討論中，最稀缺也最可貴的力量。所以說耶魯預算實驗室有點“豪橫”，應該還是有點力氣底氣的。
2025.11.15 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