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為了讓“唯物史觀”具備科學理論的“普適性”，馬克思無視了暴力掠奪對勞動生產的毀滅性作用，將強權政府主導下的“分配”與自由市場競爭下的“分配”混為一談。因為如此，馬克思的理論完全曲解了十七世紀英國憲政革命的偉大意義，他的暴力革命理論更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大部分地區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探究自由社會的起源，解鎖中西文化的密碼。大家好，歡迎回到“曆史小僧”的頻道。
上一期視頻我們介紹了十七世紀英國社會的宗教矛盾，以及宗教政策如何引發了議會與國王的對抗。今天我們將接著上一講的內容，來探討那些引發英國革命的經濟矛盾。很多人眼中更為“本質”的利益衝突，真的如馬克思所說，是因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嗎？為什麽我們不同意將英國內戰視為“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馬克思唯物史觀對曆史的曲解掩蓋了哪些更加根本的問題？
在開始今天的話題之前，先歡迎第一次來到這裏的朋友們。小僧的頻道專注於探討東西方差異的曆史淵源，我們會以獨特的視角，同您一起深入考察西方文明的發展曆程，一步步揭示西歐是如何打破軍事強權對政治的壟斷，最終建立起自治社會的。
如果您對西方曆史感興趣，或者想了解西方為什麽沒有像中國一樣，陷入帝國興亡更替的循環，歡迎您訂閱小僧的頻道，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之後的影片。那麽話不多說，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討論。
本期視頻會分為五部分。首先我們會簡要回顧馬克思“唯物史觀”對社會經濟矛盾的解釋。接著我們就一起看看中國的曆史是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而英國社會的經濟矛盾又有哪些異同；視頻的最後會總結馬克思理論的謬誤，以及這一歪曲的曆史觀對於中國的災難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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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理論中的階級與政府
上一期視頻中，我們提到馬克思因為追求理論的客觀與科學，幾乎完全無視宗教信仰在英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領域。那麽我們不妨就來看一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怎樣描述社會的經濟矛盾的。
按照“階級鬥爭”理論，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就在於生產資料所有者主宰了產品的分配，從而實現了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而政府，作為掌握在統治者手中的“暴力機關”，作用就在於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鎮壓敢於反抗的被統治者。很明顯，在馬克思的理論中，“階級”以及“階級矛盾”是核心，而政府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所以想要消滅剝削壓迫，就必須進行“階級鬥爭”，推翻落後的統治階級，由先進的階級取而代之。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所謂“統治階級”不是因為掌握了生產資料所以把持了政權，而是反過來，因為壟斷了政治權力才控製了勞動成果的分配？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抽象，根據時代和製度的不同，可能並沒有一個非此即彼的答案。那就不妨讓我們暫時放下英國革命的話題，回到大家都熟悉的中國曆史，來看看過去兩千多年裏發生的，是不是符合馬克思理論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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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的千年輪回
曆史上中國的情況，可以用兩句家喻戶曉的俗話概括。
第一句就是“槍杆子裏出政權”。
注意哦，可從來沒有什麽“土地出政權”或者“產業出政權”，畢竟在一個崇尚叢林法則、成王敗寇的社會，拳頭才是硬道理。從陳勝吳廣開始直到今天，權力的底層邏輯，都一直是“打天下坐天下”。到了著名的亂世“五代十國”，更是有人喊出了“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那是真的“皇帝輪流坐，今年到我家”。
軍閥們大打出手、拚了命爭奪皇帝寶座，難道真的隻是為了得到一個機會，方便和地主、商人這些“有產階級”坐下來，商量合作麽？當然不是。
他們都是為了“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也就是要實現“家天下”。通過自上而下的官僚體係，朝廷征稅根本不需要經過臣民同意，皇親國戚、官員胥吏還會變著法兒的橫征暴斂、巧取豪奪。
麵對這種由強權政府背書的“合法傷害權”，普通百姓幾乎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隻能任人宰割。哪怕是名義上屬於“統治階級”的地主，有了點錢就要忙不迭的“捐官護產”。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在專製政府之下，沒有權力庇護的財富無異於官府刀板上的魚肉。所以人們才擠破頭也要進入“體製內”，想要成為官僚體係的一部分。因為隻有獲得了權力，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人”，不僅可以享受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更不愁沒有發財致富的機會。
而養活這個龐大官僚體係所需的花費，自然就要落在普通百姓頭上。於是又有了另一句俗話，就是“官逼民反”。
其實老祖宗已經說的很明白了，農民起來造反，根本就不是地主逼的。讓他們活不下去，不得不鋌而走險的，正是“青天大老爺”們把持的官府。因為權力隻會對權力的來源負責，而不會管老百姓死活。在官府的層層盤剝之下，風調雨順的年份，農民辛苦一年也隻是勉強溫飽，遇到荒年就隻能死走逃亡。“無代表不納稅”這種“大逆不道”的理論，在這片土地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
秦始皇築長城、修阿房宮，征發民夫七十多萬。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征發河南河北男女百餘萬，“死者十五六”。且不說這些著名的暴君和亂世，就連現在被人大肆吹捧的宋代，普通百姓也因為徭役苦不堪言。以至於“富者返貧，貧者不敢富”，所謂的繁華隻是官僚統治集團才能享用的繁華。
理解了老祖宗這兩句充滿智慧的俗話，就應該明白中國的問題根本不是因為什麽“階級矛盾”，而純粹是專製政府對整個社會的壓迫。地主、富商這樣的“有產階級”，充其量不過是政權拉攏的對象，可以被恩準成為權力遊戲的參與者。一旦“有幸”遇到“大有作為”的君王，則隨時可能傾家蕩產。比如漢武帝時國家連年征戰，耗費巨大，為彌補國庫虧空，朝廷搞出算緡、告緡，強迫富戶按比例上繳財產，還鼓勵告發舉報。結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
在這種“掠奪型”政府的殘暴統治下，持續的資本積累基本不可能，建工廠、造機器、辦企業，從無到有走向“工業革命”，更完全是癡人說夢。其實不僅中國如此，十八世紀以前，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證明一件事，那就是隨意征稅的政府之下，幾乎不可能有長期的經濟增長。
相比之下，英國當時的情況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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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社會的矛盾焦點——稅收與專賣權
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華帝國不同，西歐國王的權勢往往十分有限。按照英國的傳統，國王被認為應該“live of his own”，就是說理論上，王室隻能從皇家領地和封臣的納貢中獲取收入。按照習慣法，隻有戰爭時期或因為特殊需要，國王才能通過議會向全體國民征稅。
然而到了十七世紀，英國的傳統自由已經岌岌可危。
在革命爆發前十多年的1629年，英格蘭發生了一件顛覆傳統的大事。這一年，國王查理一世召集議會，試圖為一係列對外戰爭籌措經費。但議會認為戰爭開支過高，且國王用人不當，所以拒絕滿足國王的撥款要求。查理一世一氣之下解散了議會。在之後的十一年中，國王都不再召集議會，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個人意願，通過行政手段統治國家。
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1625年-1649年在位）
由於無法獲得議會批準的稅收，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查理一世不顧輿論反對，恢複並擴大“船稅”的征收範圍。他還無節製的出售特許經營權，並以“強迫貸款”的形式，命令貴族、鄉紳給政府納貢，甚至一度開始征收早已廢除的封建罰金。此外，查理一世還縱容軍隊在民間強行“征用”物資，所到之處無不怨聲載道。
這些不得人心的舉措，不僅遭到了市民階層的一致反對，而且還得罪了不少貴族鄉紳。讓這些傳統上忠於國王的社會上層，也和普通百姓一樣體會到了專製強權壓迫的滋味。
稅收和經濟特權造成的困苦，加上宗教訴求遭到漠視和打壓，讓民怨日益沸騰。終於到了1640年，當查理一世再度因為戰爭失利，不得不召集議會的時候，積蓄已久的矛盾迎來了全麵爆發。不了解當時真實的時代背景，就無法理解，為什麽後來的英國內戰中，有那麽多鄉紳地主，甚至部分貴族，都站在議會一邊反對國王。也無法解釋，為什麽包括倫敦市長在內的很多大商人，明明應該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卻不惜背叛“階級”，在內戰中支持國王。
其實，當時英國的問題，和秦帝國以來中國人麵臨的一樣，都是專製政府對社會的壓榨。議會派發動革命的最初目標，就是限製王權，讓國王不能任意征稅，也不能用其他行政手段巧取豪奪。
遺憾的是，當“革命成功”，克倫威爾就任“護國主”後，因為龐大的軍費開支，英國人發現自己的稅負反而更重了。這也從另一個側麵驗證了，不管革命者出身哪個階級，有著怎樣的理想，一旦掌權，往往會迅速背離初衷，變成專注維護自身特權的統治階級。所以如果不限製政府權力，隻是換了一批新人掌權，指望政府自發停止橫征暴斂，無異於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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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謬誤
充分了解了古代中國和十七世紀英國社會的經濟矛盾，就不難發現，馬克思最大的錯誤，就在於錯將專製政府對社會的壓榨掠奪，誤解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壓迫。階級壓迫當然存在，對階級矛盾的分析也並非沒有意義，但那種矛盾在法製健全的憲政社會中才更明顯，也更為重要。
而長久以來，人類社會麵對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是生產與暴力掠奪之間的矛盾。暴力所有者不僅可以直接燒殺搶掠，更可以憑借武力控製政府，披著政權“合法”的外衣，堂而皇之的對社會進行“可持續的竭澤而漁”。
隻要政府權力不受限製，政府官僚就可以形成一個特權階級，而與他們各自的出身無關。這個特殊利益集團並不代表任何階級，而是可以憑借手中的權力，“平等的”壓榨整個社會。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他們會把手伸向任何能夠帶來收益的資產，可以是土地，可以是礦產資源，也可以是國企央企。這樣一來，“當權者”就與“有產階級”有了很大的重疊，以至於難以將他們嚴格區分開來，於是“階級矛盾”的理論也就有了更深的迷惑性。這也是為什麽，馬克思和一眾“唯物史觀”的信奉者，能對曆史產生這樣嚴重的曲解。
除了“階級理論”的迷惑性之外，“唯物史觀”對曆史的誤讀，也是由於犯了“事後歸因”的錯誤。重大曆史事件可能會產生許多深遠影響，但不能反過來說，這些影響，或者結果，是事件發生的目的或原因。
我們都知道，二戰中，美蘇兩國迅速崛起，並在戰後一度主導了全球政治格局。但正常人都不會因此就臆測，二戰是美蘇兩國為了奪取霸權而陰謀發動的。
同樣的道理，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資本和財富迅速增長，所謂的“資產階級”也逐漸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就斷言，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為了搶班奪權發動的“階級鬥爭”。這種通過“事後歸因”得出的結論，表麵上看好像很符合直覺，但實際上卻是因果倒置，落入了類似“陰謀論”的思維陷阱。
其實隻要有和平和法治的社會環境，政府不折騰百姓，讓市場發揮作用，財富就會自然的積累，資本的使用也會越來越普遍。最好的證明，就是上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騰飛。那正是因為政府放鬆了之前對民營經濟的束縛，讓壓抑已久的能動性與創造力釋放出來的結果。
當年英國革命達成的也很類似，不過就是將“看得見的腳，”從“看不見的手”上挪開。隻有這樣，財富的分配機製，才能從“暴力壟斷下的分配”，過渡到“市場競爭下的分配”，社會也因此完成了從“前現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這種現代社會秩序帶來的分配邏輯的轉變，堪稱人類曆史上最偉大、影響最深遠的變革，重要性怎麽強調都不過分。
然而馬克思“唯物史觀”卻對這一重大轉變視而不見，為了保證自身理論的“普適性”，將暴力掠奪和靠強權維持的“分配”，與自由市場中由經濟規律決定的“分配”混為一談。正是因為對政府職能和自由市場的作用認識不足，馬克思才會錯將英國內戰當作“資產階級革命”，對其憲政成果熟視無睹，反而對政府的“暴力屬性”深信不疑。他的信徒在全世界鼓吹暴力革命，企圖建立“人間天堂”，結果卻造成了一係列駭人聽聞的慘劇，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理性“狂妄自大”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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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曆史的巨大代價
回到一百多年前，麵對當時國家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局麵，中國人開始向外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甲午戰爭之後，人們已經意識到，僅僅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並不能真正實現富國強兵。於是，結束帝製，走向共和，實現憲政民主，成了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理想。這才有了後來的辛亥革命，《臨時約法》，選舉國會……中國似乎終於要擺脫帝國興亡更替的宿命，開啟邁向現代社會的新篇章。
然而一百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究竟變成了什麽樣子呢？
當代的中國老百姓依然不知道什麽叫“無代表不納稅”，隻能努力進入體製內，或者甘願做個順民。他們早已習慣了政府對社會全方位的治理和管控，社會大眾不知道何為自治，也不被允許學習自治。
2018年，中國人大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製，開始了事實上的元首終身製。曾經被視為“先進製度”的西方憲政民主，如今成了很多人眼中虛偽、混亂、低效的代名詞。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公民權利，很早就成為了敏感話題，被禁止在學校教授和討論。
我們看到，一方麵是政府肆意操縱輿論，壓製批評，迫害異見人士，抓捕維權律師……另一方麵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快半個世紀了，民營資本仍隻能在公有製經濟的夾縫中生存，更不用說無處不在的潛規則和吃拿卡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清帝國崩潰的一百年後仍然無法實現，“看不見的手”也依然無法自由的發揮作用。
如果說有什麽比“秦製”更糟，那就是明明生活在“秦製”的政治恐怖氛圍中，卻匪夷所思的產生了“製度自信”的幻覺。會有這種“魔幻現實主義”的結果，其根源就在於，後來的中國人已經忘記了興亡更替的苦難和走出帝製的初衷，轉而一頭紮進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陷阱。明明專製政府才是問題所在，卻荒腔走板的搞起了“階級鬥爭”。結果就是，當民主國家的工人政黨在議會中參與博弈、爭取權益的時候，中國各個階層仍然苦於專製政府的壓迫，敢怒而不敢言。
誰能想到，對曆史的誤讀，代價居然如此巨大。看過了中國悲劇性的曆史輪回，誰又能說，“唯物史觀”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呢。
總結與前瞻
由於時間關係，今天的內容就先聊到這裏。過去的兩期視頻，我們已經從宗教信仰和經濟權益的角度，詳細說明了為什麽十七世紀的英國內戰，不是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革命”。
下一期視頻我們將繼續這個話題，向大家介紹引發英國內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它同樣不是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的矛盾，而是社會大眾和專製政府之間的對決。教科書對此幾乎隻字未提，但它卻直接影響了英國革命的成敗。也是因為忽視了這個重要因素，才導致馬克思對社會革命的預言南轅北轍，最終淪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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