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國人集中營係列3-珍珠港事件衝擊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襲，導致美國軍方和政界領導人懷疑日本帝國正準備全麵入侵美國西海岸。[24] 由於日本在1937年至1942年間迅速軍事征服了亞太大部分地區，其中包括美國西海岸的一小部分（即阿留申群島戰役），一些美國人擔心其軍事力量勢不可擋。

美國輿論最初支持居住在西海岸的大量日裔美國人，《洛杉磯時報》稱他們為“天生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優秀美國人”。許多美國人認為他們對美國的忠誠毋庸置疑。[25] 盡管政府中的一些人（包括司法部長弗朗西斯·比德爾和聯邦調查局局長J·埃德加·胡佛）否認了所有關於日裔美國人為日本戰爭行為從事間諜活動的謠言，但隨著輿論轉向反對日裔美國人，政府麵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校注：相關的輿論摘舉：洛杉磯時報，1941年12月19日：報道一位被捕的日裔醫生自殺事件，稱其為間諜組織的首腦，暗示日裔社區存在間諜活動。加州國會議員Leland Ford 1942年1月20日在國會主張並在1月22日通過《洛杉磯時報》和《舊金山觀察家報》等媒體發表聲明，要求將所有沿海的日裔美國人（包括公民）強製遷移）

事實與數據辦公室於2月4日（總統發布命令兩周前）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對政府目前對日裔美國人的控製措施表示滿意。此外，反對監禁的司法部長弗朗西斯·比德爾在其1962年的自傳中，淡化了公眾輿論對總統決定的影響。他甚至不太相信“在政治和特殊群體媒體的影響以外的西海岸的公眾輿論支持將日裔美國人撤離西海岸”。[26]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日裔美國人采取更嚴厲措施的支持有所增加，部分原因是羅斯福幾乎沒有利用其職權來平息民眾情緒。根據美國輿論研究所1942年3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在監禁成為必然之後，93%的美國人支持將日裔非公民從太平洋海岸遷移，隻有1%的人反對。根據同一項民意調查，59%的人支持將在美國出生並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日裔美國人遷移，而25%的人反對。

襲擊事件發生後，針對日裔美國人采取的監禁和監禁措施，體現了美國西海岸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緒。[27] 為此，政府已做好收集日裔美國人個人和組織名單的準備，這些名單還包括德國人和意大利人等其他外國人，以便在發生衝突時將他們驅逐出社會。[28] 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國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使得政府得以實施專門的監禁政策。盡管羅斯福總統參考了多份報告，認為日裔美國人構成不了多大威脅，但該政策的行動和方法在戰爭爆發前就已經進行了充分的準備。[29]

在這一曆史進程中，尼豪島事件對美國當局的影響存在爭議，但它緊隨珍珠港事件之後發生。當時，一代（Issei）石鬆新穀（Ishimatsu Shintani）和二代（Nisei）原田芳雄（Yoshio Harada）及其妻子艾琳·原田（Issei Harada）在尼豪島上暴力解救了一名被擊落並被俘的日本海軍飛行員，並在此過程中襲擊了尼豪島的同胞。[32]

（校注：尼豪島事件反映了夏威夷本地土著居民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強烈反感。飛行員西開地重德在獲得島上三位日裔居民援助後意圖繼續戰鬥，但最終被夏威夷原住民 Ben Kanahele 和其妻子聯手製止並擊斃。Kanahele 在搏鬥中身中三彈，仍以石頭致敵於死地。原田芳雄在西開地被打死後後自殺，妻子艾琳被判刑。盡管學界對該事件在政策製定中的實際影響仍有爭議，但此事件被美國軍方和媒體廣泛報道，用以強化對日裔美國人“潛在不忠”的指控事實上，針對整個日裔群體進行集體懲罰，無論其個體忠誠度如何，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種族主義行為，缺乏道德高度和理性依據。）

羅伯茨委員會

一些關於日裔忠誠度的擔憂似乎源於種族偏見，而非任何瀆職行為的切實證據。羅伯茨委員會調查珍珠港事件的報告於1月25日發布，指控日裔人士在襲擊事件發生前參與了間諜活動（校注：該委員會由時任美國最大法院大法官羅伯茨領導，包括其他四名軍方人士，主要為軍事責任和情報失誤進行調查，並向總統報告）。[33]盡管該報告的核心結論是沃爾特·肖特將軍和海軍上將赫斯本德·E·金梅爾在珍珠港事件中玩忽職守，但其中一段卻含糊地提到“日本領事人員和其他……與日本外交部門沒有公開關係的人員”向日本傳遞情報。這些“間諜”不太可能是日裔美國人，因為日本情報人員不信任他們在美國的日裔同胞，更傾向於招募“白人和黑人”。[34] 然而，盡管報告中沒有提及日裔美國人，美國國內和西海岸的媒體仍然利用該報告來詆毀日裔美國人，並煽動公眾輿論反對他們。[35]

（校注：羅伯茨報告被認為是促進民意從包容支持轉向敵視日裔美國人的關鍵文件。客觀上轉移了公眾憤怒的對象，從追究軍方失職轉向“潛在的內敵”——日裔美國人。）

質疑忠誠度

卡爾·本德森少校和西部防禦司令部司令約翰·L·德威特中將對日裔美國人的忠誠度提出了質疑。德威特（校注：在1942年2月14日給戰爭部的備忘錄裏）說："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反而顯得不祥。我之所以這麽認為，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零星的破壞企圖，反倒讓人覺得背後存在某種控製。一旦這種控製被打破，破壞將是大規模的"。[33]

（注：卡爾·本德森與約翰·L·德威特分別為推動9066號行政命令的兩個關鍵人物。卡爾本德森為該行政命令起草者，戰後否認他曾主張拘禁所有日裔公民，但曆史資料表明他是主動、積極、創造性地推動拘禁計劃的主腦之一。在80年代民權運動推動下重新審視日裔拘禁事件時，本德森仍堅稱自己當年的行為“完全合理”。

約翰·L·德威特在1947年退役，於退役時獲得了功績勳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1983年，美聯邦法院在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複審案中披露：德威特當年在提交政府拘禁計劃依據時“歪曲並隱瞞了關鍵證據”**，尤其是有關日裔美國人並無間諜活動的軍情報告。）

德威特在與加州州長卡爾伯特·L·奧爾森的談話中進一步表示：“目前，反對日本人（包括外國人和非外國人）的輿論甚囂塵上，要求他們離開這片土地。在南加州洛杉磯附近——也包括這一地區——他們希望並正在向政府施壓，要求將所有日本人遷出。事實上，煽動或推動這一切的並非那些不假思索的人，而是加州最優秀的人。自從《羅伯茨報告》發布以來，他們感到自己生活在眾多敵人之中。他們不信任日本人，一個也不信任“。[33]

（後來）負責管理監禁項目的德威特曾多次對報紙說“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校注：原話是A Jap is a Jap）”，並在國會作證時表示：”我不希望他們（日裔美國人）中的任何人留在這裏。他們是危險分子。無法確定他們的忠誠度……他是不是美國公民都無所謂，畢竟他還是日本人。美國公民身份並不一定決定忠誠度……但我們必須時刻提防日本人，直到他從地圖上消失”。[36][37]

德威特還尋求批準進行搜查和扣押行動，旨在阻止日本外僑向日本船隻發送無線電信號。[38]司法部拒絕了這項請求，稱沒有合理的理由支持德威特的說法，因為聯邦調查局得出結論認為不存在安全威脅。[38] 1月2日，加州立法機構聯合移民委員會向加州各大報紙發送了一份宣言，攻擊“日裔”，聲稱日裔“完全無法被同化”。[38] 該宣言進一步指出，所有擁有日裔血統的人都是日本天皇的忠實臣民；宣言還認為，日語學校是種族主義的堡壘，宣揚了日本種族優越論。[38]

該宣言得到了“金西部原住民兒女”和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加州分會的支持，後者於1月要求將所有擁有雙重國籍的日裔人士關進集中營。[38] 到了2月，加州司法部長（後來成為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開始努力說服聯邦政府將所有日裔人士從西海岸驅逐出去。[38]

（校注：金西部原住民兒女（‘Nativ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Golden West’）是加州於1875年和1886年分別成立的兄弟會和姐妹會類型的組織，旨在慶祝和紀念加州與淘金熱相關的曆史事件和遺跡。最初，組織的成員資格僅限於出生於加州的白人男性和女性，且公開宣揚加州是‘上帝賜給白人的土地’，對亞洲移民和有色人種持排斥立場，參與了加州的排華以及反對墨西哥裔和日裔移民的活動。盡管組織名字中包含‘原住民’，但與美國印第安原住民並無直接關聯。其曆史中存在明顯的種族排斥傾向。但其會員資格已不再局限於白人，而是對所有符合條件的加州居民開放，且組織的立場和活動也發生了變化，更加注重曆史保護和社區服務。）

哪怕隻有十六分之一日本血統的人也被關進了監禁營。[39][40] 晉升為上校的本德森在1942年表示：“我決心，隻要他們身上有一滴日本血統，就必須進監禁營。”[41]

早期行政命令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根據《外國敵人法》，美國發布了第2525、2526和2527號總統公告，將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國民列為敵國僑民。[42] 美國官員在過去十年中收集的信息被用於在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內找到並監禁了數千名日裔美國社區領袖。在夏威夷，在戒嚴令的框架下，“敵方外國人”以及日裔和“德裔”公民均被逮捕和拘留（如果是美國公民，則被監禁）。[43]

（校注：《外國敵人法》於1798年頒布，為同時期四部法律中目前仍有效的法律，並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被引用針對非法移民。該法令授權總統在戰爭時不需要法院審理即可逮捕拘留驅逐敵對國籍非美國公民，但是並不適用於美國公民）

1942年1月14日，第2537號總統公告（編纂於《聯邦公報》第7卷第329號）發布，要求“外敵”獲得身份證明並“隨時攜帶”。（校注：類似要求早先多次在其他外國人包括中國人身上提到過）[44] 敵方外國人不得進入禁區。[44]違反這些規定的人將被“逮捕、拘留和監禁，直至戰爭結束”。[44]

2月13日，太平洋海岸國會關於外國人和破壞活動的小組委員會向總統建議，立即將“所有日裔人士及所有其他人，無論外國人還是公民”，從“戰略區域”撤離，這些人員被認為具有危險性，並進一步明確這些區域包括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阿拉斯加州的整個“戰略區域”。2月16日，總統責成戰爭部長亨利·L·史汀生作出答複。2月17日，史汀生部長與助理部長約翰·J·麥克洛伊、憲兵隊長艾倫·W·古利恩、陸軍地麵部隊副司令馬克·W·克拉克和本德森上校舉行會議，決定指示德威特將軍“在他認為必要的範圍內”開始撤離，以保護重要設施。

（校注者的話：梳理美國國內輿論在建立集中營的法令出台前的轉變，讓人感覺到引導輿論的往往是聲音最大和最強硬的那一些人。有偏頗的羅伯茨報告被軍方有種族主義傾向的人利用，放大了對美國內部的安全焦慮。具體的公眾反應將在後文詳細探討。人類的恐懼意識既可能給人提供尋求潛在的安全保障的心理指引，也可能導致人的理性無法完全發揮作用。在對未來不確定的恐慌中，民眾和領導人都更容易被心理引導，而無法全麵綜合分析客觀數據做出更客觀準確的判斷，為下文的更具悲劇性的政策出台鋪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