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不幸還是民族的悲哀？ -- 有感於顧萬明學兄的“尋釁滋事”

         

       近悉，原新華社退休十多年的記者顧萬明，被上海閔行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名判刑一年，隨即新華社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做出取消他的退休待遇的決定。

        顧學兄何罪之有？

        導致他入罪，有案可查的莫非是他在二零二三年十月三十日，與別人不同的，公開呼籲徹查李中堂離奇的死亡案。

        回溯新冠病毒爆發的二零二零年三月，對誣陷李文亮等八人造謠並因200篇報道、90篇內參而大紅大紫的新華社女記者晚輩，顧學兄退而不休，苦口婆心地力圖端正這位“吃人血饅頭”新聞記者的職業操守。並質疑全國二十萬吃皇糧的“新聞記者”，在突發公共事件失去獨立調查的精神，從而怠慢和誤導了決策機構預警，致使芸芸眾生生靈塗炭。

      我本人不認識這位學兄，但我記得當年與學兄共餐一食堂時就耳聞新聞係的“新聞姓黨”之爭之激烈，想必顧學兄不會不參與其中，從以後他供職於體製二、三十載來看，他也不會不對其社的新聞宗旨充耳不聞的。就是這位學兄在十幾年前就可以含飴弄孫遠離是非之地，可以避免趟那潭公認的渾水。

       然而，這位新中國的活化石 -生活或經曆過各種花式運動的學兄，舍身取義。

       顧學兄如果就此孤老終生，實在是個人的不幸。然而，誰又能阻止當今和後世的好事之人將這種個人的遭遇解讀為民族的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