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因為腰疼，也因為要去肯尼亞旅遊，找痛症醫生進行腰椎注射，但醫生仍然非常認真地為我安排了腰部和頸部的MRI（核磁共振）檢查。我原本希望通過脊椎注射來緩解疼痛，好讓我能夠按計劃在9月25日去非洲旅行。兩天後檢查結果出來，晚上9點多，醫生第一時間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在費城旅遊，他告訴我，“明天我會抽空見你。”我告訴他我在費城，結果他在電話裏嚴肅地說：“你的情況很嚴重，有水腫，脊髓受到壓迫，你需要手術。”
?
我嚐試緩和氣氛，說：“但我感覺好多了啊。”醫生卻回答：“幸虧我給你安排了頸部檢查，否則萬一你摔跤，會很危險。”接著，他又叮囑道：“如果你摔倒了，覺得不舒服，你隻能去紐約最大的三個醫院之一的急診。如果醫生說需要手術，你要告訴他們，第二天和我們聯係。”
?
聽著醫生的話，我不禁一陣冷汗：“我怎麽了？我現在不是挺好的嗎？”雖然脖子疼痛，但我知道隻是壓迫神經，真的需要手術嗎？我本是陪朋友在費城玩，心情一下子被徹底攪亂。醫生還告訴我必須立即取消旅行，“現在的旅行對你來說非常危險，可能導致癱瘓，甚至生命危險。”我沒有別的選擇，立刻退了機票，還損失了$1000多的定金，但此時，錢已經無關緊要了。
?
回到紐約後，我馬上去看醫生，這是一家在紐約乃至全美最好的運動專科醫院。18年前，我認識的一位疼痛專科的台灣醫生幫我引薦了這方麵手術的頂級中國醫生。能夠在美國接受一位中國醫生的治療，內心感覺格外親切。手術醫生看了我的MIR報告，馬上給我預約看他，告訴我，應該在最快的時間手術，是一種先天缺陷，頸椎脊髓多處被壓迫，診斷是“頸椎後縱韌帶骨化症，”OPLL .經過一係列的術前檢查，10 天後進行了手術。
?
手術成功了，短短兩天住院，我原本麻木的手也大有好轉，疼痛也不再那麽刺痛。記得我對醫生說：“我退休後還需要寫作，右手指頭對我太重要了。”醫生聽了之後說：“這不該是手術後的後遺症，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他接著補充道：“可能是某處有水腫壓迫神經，我給你開了靜脈激素和消炎藥，應該會有效果。”果然，今天我的手指感覺好了很多。然而，由於用了大量的激素，我的血糖和血壓都升高了，臉本來就有點大，現在因為水腫更大了。但和手術的成功相比，這些副作用真的不算什麽。
?
住院期間，隔壁床的病人是位86歲的中國老人，62年從上海到香港，67年移居美國。在上海她曾是內科醫生，到了美國則從事醫學研究。她因為腰椎壓迫坐骨神經，導致右腿劇痛，手術前需要每天服用大量止痛藥。朋友介紹她來做手術，手術後右腿不疼了，但左腿卻完全動不了。醫生告訴她，有20%的患者會出現這種情況。盡管她失望至極，我還是安慰她：“你有痛覺，這說明有恢複的希望。”
?
她常常說後悔做了手術，不停地說“你真幸運。”由於她暫時無法回家，需要轉到康複中心繼續治療複健。她因為無法活動，每晚還要花600美元雇人照顧12個小時，雖然醫院護士的照顧已經非常周到。她失眠嚴重，需要按摩才能入睡。昨天她腹瀉了，整個晚上在我旁邊大便三次，疼痛已經讓我難以入眠，加上這種情況，我真是苦不堪言。但我心裏也勸自己，她能排便是好事，腰椎手術後最怕的就是排便不暢。想到這兒，我甚至開始羨慕她能正常排便，排氣。
?
這次住院的經曆，讓我對生命有了更多的體會，雖然痛苦，但我也感受到了人們之間的關懷與溫情。
?
頸椎手術已經過去四個月了，回想前一個月的日子，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麽熬過來的。每天必須靠幾次止痛藥才能支撐下去。在這家醫院，這已經是我第七次手術，而這次卻是最無法回避、也是最讓我抗拒的一次。如果不做，哪怕隻是一次摔倒，都可能讓我癱瘓，但手術前的我，看起來卻和普通的健康人沒什麽兩樣。
?
我14歲時便被診斷出風濕性關節炎，後來到美國，發現多項自身免疫係統的血液指標不正常，比如強直性脊椎炎、紅斑狼瘡等，但醫生始終沒有明確的診斷。我也常常覺得自己看上去像個健康人，也許根本沒有生病。我想，支撐我走到今天的，也許是母親的樂觀性格。無論病情如何，我都會積極治療，遇到好的醫生便全心信任，不吝投入，為自己選擇最好的醫療保險，讓自己能去最好的醫院，找到最值得信賴的醫生。這次經曆讓我深感自己雖曆劫而未倒，心底不禁湧出一種信念：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希望如此。
?
我現在已經徹底恢複了，醫生說避免了一次癱瘓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