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兵三十年（十二）

當兵三十年

李公尚

十二

案件審理結束後，薩莎到總部憲兵連來找我，感謝我對此案所做的努力。我們去了一家咖啡館，談起參加美軍幾年來的很多感受。她告訴我，在總部基地日常生活中，女兵遭受的性騷擾多不勝數，有些來自語言，更多的來自男兵們的動作挑逗。男人見了未婚女人，心裏總是想著自己或許還有機會，他們做出的各種挑逗未遭到果斷拒絕，就會發展成性騷擾。這種情況比比皆是，隻是大多數女性士兵知道報案和申訴困難重重，選擇了隱忍，然後等待申請退役回家。她所以選擇報案和追究行為者的罪責，是因為她不想離開軍隊。他祖父曾是軍人，他父親和哥哥也都是軍人，她不想讓犯罪者逍遙法外而她不清不白地離開軍隊回家。

看著薩莎秀麗堅毅的臉龐，我深深體會到和她接觸的這段時間內，她的不屈不撓一直感染著我。她對來自各方麵的壓力不妥協，不退縮，是很多人難以做到的。和她一同遭受強奸的諾拉，在案件調查中一直表現消極，使案情變得複雜。在諾拉體內檢測出的DNA中，除了有那天夜裏在場的五名男士兵的以外，還有一名不在場的男性的，這讓法庭辯護人質疑這起案件隻是因為諾拉的行為不檢點而引起的一場混亂派對，懷疑諾拉是否真正遭受強奸或輪奸。麵對法庭辯護人的質問，諾拉不情願地承認了在她遭受強奸的前一天晚上，她參加另一個男兵宿舍舉辦的派對時，曾經和一名男士兵在男洗手間裏做過愛。這一情況導致這起案件的審理久拖不決。

這起案件塵埃落定的一個多月後，薩莎被調往美軍駐菲律賓的呂宋基地工作，諾拉被調往美軍關島基地工作。不久，我接到來自夏威夷美軍憲兵第八旅發來的調令，調我到位於京畿道東豆川市的美軍基地，接任美軍憲兵派駐當地政府組建的“性病防治共同對策委員會（俗稱性病管理局）”的美軍代表職務，並兼任駐當地警察部門的憲兵監。

東豆川是韓國京畿道北部的一個市，位於首爾和朝韓非軍事區之間，距離朝韓軍事分界線二十公裏，是首爾的重要門戶，屬於戰略防衛重地，駐韓美軍第八集團軍所屬的陸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等主要軍事基地設立於此。人們都說“世界上哪裏有美軍基地，哪裏就有酒吧妓院黑社會”，東豆川市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因朝鮮戰爭建立的美軍基地，而發展興旺起來的市鎮，人口約九萬人，其中注冊的慰安婦就有一萬九千人，沒有注冊的大約一萬人。各美軍基地周圍聚集的慰安婦形成了“基地村”，讓東豆川成為亞洲著名的“色情之都”。這一帶性病已經猖獗多年，病發高峰時曾有每一千名美軍士兵中就有六百九十二名患有性病的記錄，嚴重威脅各基地內美軍士兵的健康安全。

韓國法律禁止國民賣淫嫖娼，但對美國士兵和向美軍服務的慰安婦法外開恩。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韓國政府為了解決美軍士兵的性需求，留住朝鮮戰爭結束後的美軍，大量招募向美軍提供性服務的韓國女性，對她們進行了一係列的係統培訓，向她們灌輸“國際合作精神”，鼓勵她們“學習日本慰安婦對美軍無私奉獻的精神和態度”。韓國政府定期安排她們去天主教堂集中學習英文，接受西方禮儀培訓，開展性病防治教育，獎勵她們的愛國奉獻精神。韓國媒體尊稱她們為“洋公主”，“美韓民間外交官”，“贏得美元的前線戰士。”韓國《新東亞》雜誌撰文稱：“我們的洋公主能量是巨大的，她們的身體優勢將是挽救韓國經濟的良方。”一篇《韓國日報》評論說：“目前韓國有一百九十處慰安所，每年創收外匯一千萬美元以上，為韓國外匯創收和GDP增長起了巨大作用。”時任總統樸正熙表彰她們是“賺取美金的真正愛國者。”韓國政府讚揚她們“對韓國發展和安全有莫大的貢獻。”

當時，駐韓美軍士兵隻用吃一頓快餐的美元，就可以找一名韓國年輕女人陪睡。而韓國女人則可以用掙到的美元去購買韓元買不到的限購商品。在這種背景下，為美軍服務的韓國年輕女性趨之若鶩。韓國政府為了“節約政府預算，賺取外匯收入”，以減免稅相吸引，鼓勵民眾在美軍基地附近經營“風俗業”和“樂宿居”，奉獻年輕女性為美軍服務。這些場所張貼有“韓國人不得入內”的布告，以保證美軍士兵享有充足的女性資源。為了防止性病的擴散，韓國政府在駐韓美軍督促下建立起性病防治機構，為性服務者提供避孕用品和定期體檢醫療服務，使美軍士兵的性病發病率有所下降。但由於美軍士兵大都不喜歡使用避孕防護用品，色情服務者為了多掙美元，又攝於美軍士兵的淫威，便對美軍士兵的胡作非為由之任之，導致性病長期在美軍士兵中流行。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韓國經濟開始迅速發展，從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蒙古和菲律賓等國湧入了大量妓女。這些外國妓女使用旅遊簽證進入韓國後，流動性大，韓國政府在駐韓美軍監督下建立起來的慰安婦管製和體檢製度，無法有效管控這些使用旅遊簽證進入韓國的外國妓女，導致當地性病再次爆發。2001年我被調到東豆川性病管理局擔任美軍代表和駐當地警察局憲兵監時，正是性病在美軍士兵中流行的又一個高發期，從每一千名美軍士兵中有二百八十一人患性病率上升到三百八十九人。憲兵第八旅指示駐韓美軍憲兵與韓國內務部、衛生部合作，加強對各美軍營區周圍的各國賣淫女的管控和體檢。為此，青瓦台官員要求韓國慰安婦學習日本對慰安婦的管理做法，建立專營製度，時任韓國總統的秘書室主任洪鍾哲提議專門為慰安婦修建“快樂公寓”。

不久，性病管理局派出的兩名負責和我接洽的警察為了讓我盡快熟悉工作，帶我到美軍卡斯特營區外的生淵洞一帶，去檢查“樂宿居”性服務者的工作登記證和健康體檢證。在巡視樂宿居的過程中，老板和慰安婦們見我長著亞裔麵孔，大都躬而不敬。我們每到一處，樂宿居的老板都會先把警察拉到一邊悄悄地問：“這個假洋人是不是美附韓軍的韓國人，代替美軍來查證的？”警察告訴他：“他不是韓國人，可能是中國人或者新加波人。”他們聽說後大惑不解地問：“為什麽讓一個假洋人代替美軍檢視官來管我們韓國人的事？”警察告訴他們：“這個假洋人和黑人一樣，都是從美國來的。他是美軍駐警察局的憲兵監，還是駐韓美軍派到性病管理局的美軍代表。”老板聽了撚搓著拇指和食指問：“這個貢要上多少？”警察說：“暫時先別上，過一段時間看看情況再說，少不了還是老規矩。”我聽到他們的對話感到非常反感。他們不知道我來韓國已經六年多了，能夠聽懂韓語。

兩名警察帶我去了一家看上去相對簡陋的樂宿居，門外坐著一名排隊等待服務的美軍黑人士兵正在逗一隻小狗，見了我們，橫了一眼，低聲罵了一句“狗娘養的”，然後繼續逗著小狗玩。警察帶我進了門，在門廳裏喊了一聲；“順姬嫂，查證了！”過了一會兒，從裏麵房間跑出來一名四十歲左右的女人，用牙齒咬著幾本證件，邊走邊在身前的圍裙上擦著濕漉漉的雙手，跑到我們身邊，把證件從嘴裏拿下來，用衣袖擦了擦，氣喘籲籲地說；“來了來了！”說著把證件交給一名警察，警察翻看了一下，問：“女兒呢？”老婦人用手指一指裏麵一個房間，說：“正在裏麵忙呢，有客人。”

警察帶著我朝順姬嫂指的房間走去，到了門口，推開門朝裏看了看，裏麵一個具有黑人特征的年輕姑娘，赤身裸體慵懶地仰躺在一張簡陋的床上，一隻手拿著手機自顧自地在打電話，另一隻手扶著自己的一隻腿，讓雙腿高抬，兩腳朝天，下體門戶大開，任由一名全身赤裸的美軍黑人士兵壓在她身上，上下抽插。跟在我們身後的順姬嫂探頭對她喊道：“查證的來了。”那姑娘聽了，把手機從耳邊移開，厭惡地看著我們幾人，十分不耐煩地說：“有什麽好查的！沒看見人家正忙著嗎？”一名警察笑著道歉說：“對不起，請繼續忙吧，我們隻是看一看人和證件能不能對上號。最近有很多外國女人借別人證件攬客，我們主要是來查她們的。”那姑娘朝我們一揮手，驅趕我們離開。在她身上正忙活著抽插的黑人士兵回頭憤恨地瞪我們一眼，沒有停下動作，凶惡地罵道：“狗娘養的！查你XX證！滾你媽的！”兩名警察聽了，不斷向那名黑人士兵鞠躬道歉，捂著嘴笑著，示意我離開。

離開那間房子，一名警察對我說：“這家簡單，隻有母親和女兒兩人接客。”我奇怪地問：“接客的怎麽是個黑人小姑娘？”警察說：“這個黑人小姑娘是順姬嫂和一名美國黑人士兵生下的混血兒。她從一出生就沒見過她父親，從小就受當地人的歧視和欺辱，沒上完中學就輟學和她媽一起當了慰安婦。這些年順姬嫂年齡大了，找她的客人不多了，主要是靠女兒來掙錢。韓國女人一般不願接待美軍黑人士兵，現在來了很多外國妓女，也不願意接待黑人士兵，不過順姬嫂和她女兒倒無所謂，所以一些黑人士兵都來找她們。”這一家還有一個混血兒子，是順姬嫂和一名美國白人士兵生的，兒子和女兒同母異父，聽說他倆也經常在一起搞。

我們走出門外，上車時，看到一名白人特征的男人手提一隻被捕鼠器夾住了腿的貓，跑出順姬嫂的樂宿居，貓的叫聲淒慘瘮人，男人嘴裏喊著“讓你偷吃，抓住你了，打死你。”他跑到門外找到一個尼龍編織袋，把哇哇亂叫的貓塞進去，從旁邊拿起一把錘子朝著尼龍編織袋狠狠砸下去。隨著貓的一聲慘叫，編織袋開始向外滲血。坐在門外的黑人士兵見了，驚恐地跳起身來跑到旁邊看著這個男人，黑人士兵身邊的小狗嚇得“嗷”的一聲跑出去很遠。

那個男人沒有罷手，抬起頭看了看那名黑人士兵和我們每個人，咧開長滿胡須的嘴唇朝我們笑著，一錘接著一錘不停地砸那隻袋子。一名警察大聲喊道：“麥克羅，住手！”那個男人看向我們，笑著繼續砸，直到順姬嫂聞聲從門內走出來喝止了兩聲，他才住手。一名警察告訴我：“這個混血男人是順姬嫂的兒子，據說他的白人生父叫麥克，順姬嫂姓羅，所以給他起名叫麥克羅。他從小經常被周圍的韓國人欺負，腦子讓人給打壞了。他上中學時，一個美國士兵騎了一輛舊自行車來找順姬嫂，完事後把自行車作為嫖資送給了他，他騎著自行車去上學時，學校的同學見了搶奪他的自行車，他用錘子把搶車的兩個人給打殘了，被關了六年才被放出來。”

我們巡查到另一個規模較大的樂宿居，裏麵幾個來自俄羅斯、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女性看到我們，慌張地從後門離開。一名警察告訴我，這些外國來的女人都是持旅行簽證進入韓國的，既沒有工作許可證，也沒有健康體檢證，隻要沒有現場抓住她們賣淫，就拿她們沒辦法。一些韓國人辦的樂宿居允許她們搭夥做慰安婦，是利用客戶她們的新鮮感，招徠更多的客源。她們不用體檢，對被強製要求體檢的韓國慰安婦形成了成本上的優勢，好在她們一般隻能在韓國待三個月，三個月旅遊簽證一到期，就會自動離開。很多人會轉去中國澳門或日本東京轉一圈，如果那邊有適合她們的機會，就留在那邊，如果沒有機會就再回來。最近這裏興起了一些大型現代色情俱樂部，專門從外國招募妓女，對韓國慰安婦的生意造成了衝擊。

幾天後，兩名韓國警察帶領我巡視由韓國政府開辦的體檢機構。韓國政府製定的《違反防治疾病傳染法》對色情服務從業者設立了行業準入標準，規定色情從業者必須可靠，熱愛美軍，遵守從業規定，定期檢查身體，具有健康衛生服務許可證，確保被服務人員身體健康等。該條例規定了性服務者必須親自到有關部門進行登記，必須接受政府許可的部門進行體檢。十八歲到二十一歲的低齡性服務者每三個月體檢一次，其她年齡段的性服務者每半年體檢一次。在政府防疫抗災特殊時期，還要隨時服從政府有關部門臨時安排的體檢。對於未登記和未更新健康體檢證書的性服務者首次被查獲，給予警告和罰款，屢教不改者除罰款外還被拘禁十天，直至驅逐出業界。無保護措施的性服務屬於違法行為，嫖客將被處以罰金（這是最近慰安婦組織爭取到的最新補充規定）。對於韓國慰安婦來說，體檢是一個開銷大、費時間，既難過又難耐的過程，一旦被體檢出有性病，將被嚴格隔離，從此失去經濟來源。

東豆川對性服務者的體檢，集中在“疾病傳播防治中心”進行，這個中心是“性病防治共同對策委員會（性病管理局）”的下屬機構，上世紀七十年代建立，設施已經陳舊。我們走進大廳後，兩名警察帶我進入一個房間，和我一起換上體檢醫生穿的白色隔離衣，戴上口罩和手套，套上鞋套。這裏對色情業者的體檢分為三部分，一是血液化驗：檢查梅毒、艾滋病、乙肝等。二是分泌物檢驗：檢測淋病、滴蟲、衣原體、支原體等，三是生殖器外觀和內壁的視診和觸診，檢查尖銳濕疣、硬下疳、生殖器皰疹等。兩名警察帶領我巡視中心的臨時隔離區和治療觀察區後，進入體檢區。體檢區的候檢廳裏，坐著等待叫號體檢的女人。被叫到號的人先到一樓不同科室進行抽血采樣、尿液搜集和分泌物采集等，然後上二摟進入體檢待檢室。在待檢室內，體檢者被要求脫光衣服，裝進手提袋裏提著，每十個人一組，等待進入體檢室。體檢者大都不是第一次出入這裏，但赤身裸體地麵對體檢的男醫生時，多數人仍然麵呈羞怯，下意識地用一隻胳膊橫遮著胸前的兩隻乳房，用另一隻拿體檢單的手，捂著下體，戰戰兢兢像被剃光了毛待宰的羔羊。

待檢室內一側擺有長桌和幾個圓凳，桌上放著幾把電動推子。多數體檢者來體檢前已經把自己下體的毛發剃除了，但仍有不符合體檢要求的，被體檢醫生叫到桌旁，讓她們雙手掐腰推著臀部，靠著圓凳高高挺起腹部，叉開雙腿，由醫生為她剔除陰毛。醫生都是男性，一副麻木不仁的樣子，一名警察猥瑣地笑著向我解釋：像理發一樣用推子剃陰毛，是為了防止用刀片弄傷體檢者的皮膚引起感染。另一名警察指著為體檢者剔除陰毛的一個男醫生對我耳語：你看他的臉快貼到女人下體了，呼出的粗氣吹的陰毛飛舞。那名醫生問體檢者：“你這裏過去自己剃毛時割破過嗎？”體檢者小心翼翼地答：“有時可能會吧，記不清了。”醫生用手捏著說；“這裏有點像軟下疳。”體檢者心驚膽戰地答：“我也不知道啊！”看著醫生反複觸捏，體檢者委屈地說：“我每次都是定期按規定來體檢的，過去每次體檢從來沒有人說起過啊。其實我們這些人是最幹淨的，最注意個人健康安全的啊。我們是靠這個吃飯的啊！”

兩名警察邀功似地帶我進入體檢室，體檢室內放置有十張體檢椅，每張體檢椅前有一名醫生，他們熟視無睹的用手觸捏著體檢者的乳房、腹部和後背，然後讓她們雙手卡腰原地並腿蹦跳，叉腿蹦跳，再讓她們高抬腿，後踢腿，前壓腿，後蹬腿，下蹲起立，仰臥起坐，等她們開始大口喘粗氣了，才讓她們躺在體檢椅上，雙腿分開卡在體檢椅兩側的腳蹬上，裸露出下體。體檢們麵色緊張地看著口罩後麵不露聲色的醫生，從醫生的眼睛裏猜測後果。醫生們漫不經心地觸摸她們的陰道和肛門，對有些體檢者需要摘掉口罩，貼近聞一下氣味，帶上內窺鏡用擴張鉗撐開下體觀察，然後提出一些問題，記錄在案。我覺得這種近似屠宰場流水作業式的體檢，實在是對體檢者的侮辱和虐待。

我和兩名警察離開體檢室後，一名警察笑著問我感想如何，兩名警察都諂媚地看著我的表情，我討厭他們這種充滿猥褻的嘴臉。他倆隨後帶我去巡視病患隔離治療區，這是一座用水泥高牆隔離開的封閉區域，被隔離的女性，每人住在一間八平方米的房間裏，房間裏設有一張床和其它簡單的生活用具，玻璃窗外用金屬欄杆封住。所有患者都穿著同一樣式的淡黃色寬鬆的隔離服裝，每天被強製注射青黴素和服用一些含有抗感染、抗腫瘤增強免疫功能藥品。每周還需接受兩次檢測。一名警察介紹說，住進這裏被隔離的女性，基本上都已經被驅逐出色情服務業了。根據她們的病情，她們要在這裏接受三十天至九十天的觀察治療，之後就離開這裏，並不再被允許從事色情行業。如果違反規定被抓住，將麵臨牢獄之災。看著這裏每一張迷蒙悲哀的臉龐，我心中充滿淒涼。

離開病患隔離治療區，我看到了前幾天見過的順姬嫂和她女兒迎麵走來。順姬嫂認識那兩名警察，滿臉堆笑地緊趕幾步，對著警察和我鞠著躬說：“你們看，這是我和我女兒剛蓋過章的健康體檢證，每人四十萬韓元啊（大約三百八十美元），要做多少次才能掙回來！我們哪一次可都沒有落下過，是很好的良民呢！。”順姬嫂的女兒冷漠地側目看著我們，帶搭不理。一名警察安慰順姬嫂說：“每次體檢都能通過就好，往後多做幾單生意不就都掙回來了？”順姬嫂說：“不是當年了，現在誰還會找我做生意啊？生意不好做了！”

（根據當事人回憶采寫。未完待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