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有“海外歸來是特務，監獄出來是叛徒”的說法。在1600名老海歸中，無法統計有多少人被扣上了“特務”的帽子。然而卻有一起真正被公安部立案的“老海歸特務案”。
顧乃潤，江蘇阜寧人，1940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機械係，1953年獲加州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學位，在多家公司任工程師，1957年11月偕同妻子錢喜濂和三個孩子回國，在一機部任工程師。
2020年，公安部一名離休幹部汪春耀寫了一份回憶《1967年初我辦理重新收押美特分子前後》，透露出“顧乃潤特務案”：
今年5月中旬，我觀看中央電視台四頻道 “國家記憶”欄目播出的《周恩來和中共隱蔽戰線》後，回憶起53年前我親自辦理的一宗重新收押特務分子的案件。
我1991年離休前長期在公安部二局一處（中央國家機關保衛業務）工作。自1953年到1991年，除下放“五七”幹校三年多外，我主要是在二局一處擔任內勤組組長、副處長、處長。二局一處“文革”前還設有專案組、治保組。其中專案組的工作是偵查中央國家機關的暗藏特務分子，也就是隱蔽戰線的工作，我任組長的內勤組（僅3個人）不參與專案組的任何偵查事宜，隻是專案組在偵破某個案件後，在辦理材料歸檔立卷時，內勤組才能看到案件的主要材料。“文革”開始後，專案組、治保組的工作基本停頓，其組員大多調出去做別的工作，隻有內勤組仍是協助處長辦理與中央國家機關保衛部門聯係等事。故而1967年初我就按領導指示，辦理了一件重新收押原專案組在60年代初偵破的一特務分子。原先，該特務分子是經部領導批準按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結案處理的。可是“文革”開始後，中央國家機關各單位造反派興起，什麽“紅旗”派、“井岡山”派等五花八門。這一案件的處理就遭到造反派的主力派極力反對，在機關內搞得沸沸揚揚。因此領導就派我辦理重新收押該特務分子的事宜。
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初的一天，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出現了一張一機部造反組織的大字報，標題是：“段君毅夥同徐子榮包庇美國特務”。（注：段君毅時任一機部部長，徐子榮是公安部常務副部長）這張大字報是相當驚人的。緊接兩三天內，一機部一造反組織向公安部提出重新處理該特務分子。那麽， 這個“特務分子”是何人呢？我從原先檔案材料中曉得是一對夫婦，男的名叫顧乃潤，江蘇鹽城人，是1956年前從美國回歸的科技人員。當時是一機部機械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從事液壓機械科研工作；其妻錢喜蓮，江蘇常熟人，係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錢昌照侄女，在家主持家務。當一機部造反派強烈提出要重新處理此案後，我遵照領導指示，同一機部該造反派商談後，他們才同意隻收押男方一人（因家中有兩個上學的孩子，女方不可收押）。於是過了一天，一機部該造反組織開了卡車，將顧氏夫婦五花大綁，肩後插入“特務××× ”的大標牌，十幾個造反派押著，送到公安部東北門接待站，造反派即讓夫婦倆跪地待命。我當時一見此情景，立即向一機部造反派發話說：“我們公安部沒有這樣辦案的！”立即讓人將夫婦倆鬆綁，待他倆站起來後撤去身後插的標牌，此時，我才宣布：“經領導批準，顧乃潤收押，錢喜蓮回去由革命群眾監督。”這一鬧劇才收了場。接著我用部裏小車將顧送功德林（當時功德林是北京市公安局收容盲流等的收容站，事先已與北京市公安局聯係好，將顧送收容站暫住）。過了一天收容站就電話向我報告，發現顧進收容站後有血尿等病況（即在單位被造反派毆打等所致），我就告知要好好治療等。就這樣顧乃潤在收容站待了一年左右，待造反高潮過後，即讓他從收容站回家。
直到“四人幫”垮台後，我在二局一處擔任副處長之初，1978年一天，突然部門口接待室給我處來電話說有個顧乃潤要見二局的人。於是我就到部門口接待室。自然顧是認識我的，他提出要求公安部給他寫個在收容站一年左右的結論。我告訴他：你的問題早在60年代初已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將你送收容站，你應該懂得這是“保護”你的措施。我還說：“憑良心講，要不是送收容站，你在單位被造反派折騰得可能早就喪命。”最後我告知他：現在仍按以前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你是個有公民權的人。自此，顧就再沒來公安部找我了。後來，我從一機部保衛部門得知，大約過了一兩年後，顧錢夫婦和兩個已是中學生的孩子全家去了美國。
以上就是我親自辦理過這一特務分子重新收押的前後事實。
（文中有兩個小錯：顧乃潤夫婦是1957年回國的，不是1956年；顧乃潤妻子叫錢喜濂，不是錢喜蓮。另外，顧乃潤夫婦是帶著三個孩子回國，文中最後說他們和兩個孩子去了美國，估計是因為老大已經去了。）
按照文章所述，顧乃潤在60年代初就是“被偵破的特務分子”，是至今唯一所知被公安部定案為“特務”的老海歸。此案的審理過程、證據、罪狀，隻要共產黨當政，恐怕永遠見不到天日，相信隻是一起冤案。
同顧乃潤夫婦一起回國還有宋麗川夫婦，也是帶三個孩子回國。以前有博文講述宋麗川一家的遭遇，有興趣可點擊這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