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結束後，今年一月份走了5位老海歸，然後平靜地度過了4個月。今天突然傳來噩耗，陸元九去世，心裏一沉，一些往事湧上心頭。

陸元九，1920年出生於安徽滁縣，1945年赴美。1949年獲MIT自動化博士學位，同年與安徽老鄉王煥葆結婚。1956年一家5口回國。

不知寫什麽來懷念陸老。想起1957年陸老剛回國一年，接受官媒采訪的一篇報道。這篇報道充滿宣傳，用來懷念陸老似乎有些不恭敬。然而報道也能反映陸老回國前後的情況，一些話是不是言不由衷，一些原話記者是不是沒有報道，姑且不去追究。下麵是報道全文：

思想改造大有好處——訪自動化專家陸元九先生

在中國科學院自動化及遠距離操縱研究所的一間安靜的小屋裏，我訪問了從美國歸來不久的陸元九先生。我們的談話，是從陸先生訴說他在美國急切想回到祖國而又遭到美國當局無理阻撓開始的。
陸先生是1945年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的，1949年得儀器工程學博士學位，以後就在麻省理工學院做了五年研究工作。從1954年到1956年回國止，他又在福特汽車公司研究汽渦輪機的控製問題。他說他是早就打算回國的，隻因為新中國建立以後，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回國萬般阻撓，才使他耽擱到去年。在這期間，美國政府為了阻止他回國，曾經用了各種辦法，不是司法部的“移民局”叫去問，就是“聯邦調查局”（美國特務機關）叫去盤查。問什麽“中美打起仗來你反對那一邊”等問題。他們對盤問留學生本人還不滿足，還時常打探隔壁鄰居。同時美國政府還不斷地向留學生宣傳什麽“回到共產黨中國，要給關到集中營，行動沒有自由”等等。他們特別宣傳回國來就得要“Brain—Washing”（“洗腦筋”）。陸先生說：“可是不管怎樣宣傳，留學生們反正想念自己的祖國，要回國的心是堅定不移的。”他停頓了一下又說：“不過心裏也還有疑慮，回國前我是這樣想，回國後我不搞政治，隻要我一心搞業務工作，就不會出什麽問題了。”
他說，美國人所謂的“洗腦筋”，就是指我們的思想改造。美國宣傳機關還說，回到中國的人不能隨便想，隨便說。但是陸先生用他回國後的經曆，駁斥了敵人的誣蔑。
從跨上祖國海岸的那天起，腦筋裏不斷裝進新東西，腦筋開闊了
陸先生去年6月間回到北京，7月初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工作，8月1日開始上班。過了十來天，他就到中國科學院在長春的機械電機研究所去了解情況，因為那裏的一部分工作要合並到自動化及遠距離操縱研究所來。接著就參加搞研究所成立的籌備工作，一直忙了兩個多月。12月裏，他隨中國科學院的考察團到蘇聯去考察關於自動化研究工作的情況，今年3月初才從蘇聯回來。4月裏，他又參與接待蘇聯專家的到來。到5月，比較正規化的業務工作才開始。“回國後一年了，過的真快！”回國以來，他說，隻感到從去年由香港轉廣州跨上祖國海岸的那一天起，他腦筋裏就不斷地裝進他所不知道的新東西，裝進他在國外時想也想不到的東西，仿佛腦筋開闊了。他說，也許這就可以叫做“洗腦筋”吧。
我們的思想改造運動，陸先生說，在國外時的確感到有點不可思議，甚至被宣傳得有點恐怖感。整風、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他有了許多實際的感受。
不問政治，不僅不能發揮自己的力量，而且很危險
“專心搞業務，不問政治”到底行不行？陸先生說，美國的統治者和大老板們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是希望工作人員“專心搞業務，不問政治”的，所以在那裏大家憂愁的是“怕丟掉了差事”，隻要能工作拿錢，就會心滿意足，也沒有什麽心思去問政治。他說有些人羨慕美國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在美國表麵上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但是，他說，後麵應該加上一句：“資本家也有隨便把你的職業去掉的自由”。他說他回國以後，曾經親自看到，小部分同誌工作稍有不如意就不安心，甚至鬧著要離開。要在美國，你甘願離開、甘願失業，那走了就完了。他說，現在我懂得了，我們的辦法不是那樣。我們的工作是根據國家的計劃進行的，我們的人力的調配也是有計劃的。為了國家的建設事業，個人暫時的不如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科學家參加製訂計劃，根據國家計劃完成研究任務，這就是政治。陸先生說，如果一個人沒有這樣一點認識，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稍有不如意就跟著右派分子亂喊、亂鬧，那自然就會上右派分子的當，甚至被拉下水去。所以他現在的看法是，“不問政治，不僅不能發揮自己的力量，而且很危險。”他說，這就是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收獲，而且是不知不覺得到的。
右派分子同我們全國人民不是站在同一“圈子”裏的
“如何辨別是非”，這也是陸先生考慮的一個問題。他說，他感到辨別是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反右派鬥爭開始時，他就感到許多事情都弄不清楚。特別是當批判右派分子提到的資本主義製度的一些東西，以及右派分子提到的“學校、科學研究單位的領導人應該民主選舉”等等，他初聽時總覺得這些意見也可能有“好的、可取的”部分。當最初批判這些東西的時候，他還有這樣的印象，好像“說錯了一句話就要受到很嚴厲的批判”，結果是：“多說多錯，少說少錯，不說不錯”，或者隻能“不說心裏話，隻跟著別人叫口號”。後來，他參加過很多次批判會，不斷地和同誌們談心，慢慢地他清楚了。他說：“話並非不能說，可以說而且應該說，問題在於站在什麽立場說話”。他對右派分子說的一些壞話，也有了分辨的能力。他說，“隻要和黨和全國大多數人民站在同一個‘圈子’內，講錯了，即使完全錯了，也還隻是人民內部的是非問題，因為動機是為了搞好工作。”他現在已經知道，右派分子原來不是同我們全國大多數人民站在同一“圈子”裏的人。右派分子們是站在人民的“圈外”。我們把人民的事業做好了，右派分子就嫉妒；做壞了，右派分子就幸災樂禍。為要破壞人民的事業，右派分子就惡毒地造謠誣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從反右派鬥爭中揭露的許多事實看來，他說：“反對右派是完全必要的。”
互相批評，指出缺點，使優點增多，這是進一步的“尊重個人”
在外國很講究“尊重個人”，說回國來就會“抹煞個人”。我們的國家是不是這樣呢？這是陸元九先生注意的又一個問題。他說，在美國，人與人之間彼此隻講“好”，“很好”，或“最好”，很少講講“壞話”（即批評的話）。兩鄰居，背麵可以互相罵得狗血淋頭，但當麵仍然互相說好話。這就是所謂“尊重個人”。他聯係到反右派鬥爭說，從“尊重個人”的角度看，起初他也是不習慣的。看到批判右派分子時，大家說的盡是右派分子的缺點，他曾經想“難道右派分子就沒有優點了嗎”？好像很不“尊重個人”。他說，這個問題現在也很清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尊重個人”是虛偽的，那樣的“尊重”顯然沒有什麽好處。而我們呢，隻要是站在人民“圈子”內的人，彼此的優點互相尊重，但是彼此的缺點也不互相掩蔽、互相包庇。互相批評，指出缺點、錯誤，把缺點、錯誤改了，使優點增多，這當然是好事。應該說，這是進一步的“尊重個人”。這樣的好事，在資本主義社會是想辦也辦不到的。至於右派分子則是站在人民“圈子”外邊的人。他著重說：“現在所批判的右派分子，是想把我們帶著走錯路的人了，是人民的敵人，還有什麽優點可提呢？但是現在對待這樣的人，也不過開幾次辯論會，大家講講道理。如果批判得使他感到痛，而痛改前非，那才談得到優點缺點。從這一意義來說，反右派鬥爭也還是治病救人，這不也是大大的好事麽！所以感到反右派鬥爭很有必要。”他談到批判錢偉長（自動化及遠距離操縱研究所的籌備主任）時，他說，起初在清華大學開會批判時，因為隻講壞的，他就弄不清楚是怎麽回事。後來中國科學院邀集在京科學家舉行座談會批判錢偉長時，他的想法開始扭轉了；並且他在會上也揭發了錢偉長的一些錯誤言行。以後當然對錢的錯誤有了更深的認識。
回國參加學習以後，自己努力的方向明確了
思想改造，陸元九先生感到現在可以領會是怎麽回事了。他說，“我現在的感覺是，思想改造依靠自己的自覺很重要，不是強迫的。”他回想起在美國時，留學生們一般隻知道毛主席和周總理，別的什麽事幾乎都不知道。他回國以後就自然而然地學習了許多東西；並且也感到非學習不可。如果不學習，首先就不能把工作搞好。他特別回想到時間的安排。他說：“現在學習政治，是安排在一定的時間裏，並不影響其他工作或休息。在國外時，是把一些時間用在無休止地談住房、談棒球上去了，甚或談些無聊的事。”他感到回國參加學習以後，自己努力的方向明確了。他說：“過去工作隻是為了自己，除了被雇傭的工作以外，隻把精力用在講究自己的一點生活條件，特別感到精神上是被剝削的。”他現在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是為了人民，是在參與一個集體的事業，所以精神上是愉快的！
陸先生還談到了他最近的工作情況。他說，現在他在研究所裏是負責搞生產過程自動化方麵的研究工作。他感到他的工作責任很重，工作多得做不完。他沒有感到什麽“有職無權”的問題。他說，他現在的情況是：“我擔任的工作，隻恨自己能力不夠，沒有三頭六臂。”
陸先生說，這次他參加整風和反右派鬥爭，起初是發現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進一步是學習了很多東西，同時發現需要學習的東西更多。

陸元九6月6日於北京去世，享年10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