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川普總統舉行“解放日”儀式,宣布對所有貿易夥伴加征不同程度的關稅。此後,中美兩國展開多輪針鋒相對的升級戰,輪番宣布提高自對方進口商品的關稅。至4月11日,兩國向對方加征的關稅已是高不可攀,令人望而卻步 - 中國大陸輸美商品的關稅已高達145%,而美國輸華商品的關稅則高達125%(下圖 Instagram/CoinPedia)。如此高的關稅,基本上讓兩國的經濟脫鉤了。如果沒有廣泛的豁免,未來兩年美中間每年70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額可能會縮水至1000億美元多一點。市場對這場貿易戰反應負麵,川普總統本人的反覆無定更讓經濟學家和分析人士難以解釋他開打貿易戰想要達到的真實目的。
錯開藥方
美國,尤其是川普政府中的鷹派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大陸領導層急於通過談判達成貿易協議,以避免可能破壞中國社會穩定並威脅中共權力壟斷的經濟陣痛。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還算正確,但許多人卻據此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的確,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速度低於過去三十年的任何時期。其經濟增長速度從二十年前的年均兩位數增長率,降至2010年代的高個位數,如今則約5%(許多中國觀察家認為該中共官方數字有誇大之嫌)。但正如財政部長貝森特反複指出的那樣,中國大陸經濟並未陷入“嚴重的衰退,甚至蕭條”。且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並不一定意味著美國就占據優勢。去年發達經濟體平均經濟增長1.7%,美國經濟以2.8%的增速領跑。然而,這一勢頭正在消退。金融服務公司摩根大通預測,2025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將出現負增長,同時預計中國官方經濟增長率將下滑至4.6%。實際上,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GDP非但未增長,而且還是負數:-0.3%(下圖 bluesky)。
川普政府似乎認為,通過川普和習近平之間的直接私人對話,就能達成一項全麵的貿易協議。但習近平並不參與談判;他保持著一種帝王般的超然,置身於專業談判對手間的錙銖必較之外,僅對下屬製定的協議作最終裁決。相比之下,川普則通過吸引媒體關注來獲取政治資本;每一項成就都必須以可見且公開的方式由他來宣揚。他把自己塑造成“首席談判代表”,親自推動關稅議程。這種領導風格的不對稱給外交帶來了嚴峻的後勤挑戰。很難想象川普會保持必要的克製,避免將這場爭端定性為兩位偉大領導人之間的個人較量。川普的爭鋒張揚與中方習慣的談判和外交風格完全是南轅北轍,很可能導致北京決定徹底脫離接觸。北京認為習近平與川普的會晤是對華盛頓的讓步,無論如何精心準備,這場峰會也不太可能取得實質性成果。因而好處不多,風險卻很大。習近平的形象卻可能因為沒有峰會成果而受到損害,中共的聲譽也會損害。中國大陸官員仍然清楚地記得,川普在2017年對北京進行熱情而富有成果的國事訪問後幾乎立即發動了貿易戰。此外,北京不希望習近平在攝像頭前像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今年2月訪問白宮時那樣與川普激烈過招,受到川普政府官員的群毆。
習近平的長遠博弈
習近平的政治生涯本能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培養起來的,當時他的家庭境遇變故,他被下放到陝西農村勞作。習近平的核心政治理念 - 體現在“吃苦”這個概念中 - 號召中國公民,尤其是青年,為了民族複興而吃苦耐勞。他強調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克服“百年屈辱”的曆史使命,這並非僅僅華麗辭藻,而是他執政合法性的基石。
川普的對抗性貿易政策雖然旨在削弱北京的影響力,但它卻強化了習近平的觀點 - 外部威脅(下圖 Foreign Affairs/SCMP)。正是外部威脅為中共推動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提供了理由。中共在中國政治體係中壟斷權力,這種權力的集中使得中國大陸領導人能夠不受挑戰地製定重大政策決策,並同樣迅速地改變方向。由於中共對信息的控製,尤其是在外交事務方麵,任何拒絕與川普政府的接觸都可能在國內被解讀為習近平堅決反對外國霸淩。
毫無疑問,高關稅將侵蝕中國大陸出口商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但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承受壓力。新冠疫情封鎖措施表明,在不破壞社會控製(這是中共最關心的問題)的情況下,大陸人民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住了中共封鎖帶來的苦難。與疫情封鎖帶來的衝擊相比,與美國的貿易破裂是可以忍受地。更重要的是,習近平衡量民族複興的指標不是GDP,而是科技發展。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議程隻會強化習近平倡導國內創新和更大程度自力更生的論點。與川普第一屆政府時期不同,中國大陸現在已準備好在必要時與美國脫鉤。
未來並不一定可期
撇開近期對通脹的擔憂不談,如今重塑全球供應鏈的最大變數是美國能否繼續被視為一個穩定、長期的經濟夥伴。美國傳統合作夥伴的這種疑慮並未被北京忽視,中國大陸政府官員迅速抓住了國際社會對美國的疑慮和不再關注北京過去幾年的“國進民退”實踐這一契機。4月初,中共官方報紙《人民日報》邀請外國投資者“利用在中國的確定性來對衝在美國的不確定性” (下圖 Pekingnology/The Economist)。其實,美國的不確定性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大陸會成為更可靠的替代方案。畢竟,北京尚未解決自身的結構性經濟問題。其自力更生和國家驅動型創新的戰略能否迅速見效,將決定中國經濟是否會停滯不前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隨著內外增長阻力的加大,政府用於科技的資金增加意味著家庭收入減少,北京因此麵臨著資金短缺的硬預算約束。
川普“美國優先”的對華方針,不應轉化為對中國大陸的極限施壓。強硬手段隻會強化北京長期以來的懷疑,即華盛頓試圖遏製北京,並最終推翻中共(下圖 SCMP/facebook)。更好的策略是讓北京陷入困境,而不是向其發出最後通牒。華府需要接受這樣一個結構性現實:美國將始終對華貿易逆差,因為美國人無意也不可能從中國大陸工廠奪回低端製造業崗位。川普麵臨的挑戰是如何以政治上可持續的方式構建這一逆差 - 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清潔能源等塑造未來的行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確保北京繼續將其盈餘轉化為美元資產。
隨著過去一個月美中雙方持續互杠,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達成協議的範圍,以及川普能從習近平那裏獲得的讓步,的可能性已經縮小。如果川普想要達成協議,他或許不得不與中國人民一起“吃苦”,接受一些艱難的妥協。如果重新調整外交策略,他仍然可以取得一些小勝利,並避免美國目前麵臨的巨大潛在損失。
* 本文作者劉宗元(Zongyuan Zoe Liu)現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莫裏斯·R·格林伯格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Maurice R. Greenberg Senior Fellow for China Studies),著有《主權基金:中國共產黨如何為其全球野心提供資金》(Sovereign Funds: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nances Its Global Ambitions)一書。
參考資料
Liu, Z. Z. (2025). How China armed itself for the trade war.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how-china-armed-itself-trade-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