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四十二    周公服毛

再說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標誌著中共中央的一次戰略轉移。在此之前，他長期擔任中央常委，實際管理著中央機關的正常運行，手下直接領導的幹部甚多。他的到來牽動了一大批高級幹部，也先後進入中央蘇區。

周恩來帶來了黨內民主的作風，然而在戰爭環境下，民主決策有時未必就帶來最佳的方案。本來他聽取毛澤東和朱德的意見，不打算攻打贛州。但是，臨時中央一再命令必須攻打中心城市，他隻好開會進行民主討論，結果多數人要求打贛州，於是他轉而支持打贛州。

此時，毛澤東在戰略上頭腦是清醒的。以養病為名上東華山後沒有幾天，他就從報上看到1932年1月28日日軍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他意識到這不僅是民族的危機，而且也是中共和紅軍的機會。於是，他立即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然而，這個宣言仍沒有提“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所以被中央局壓了下來。後來遲至4月15日，此文才得以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而上海戰事已停止了一個多月，失去了最好的宣傳時機。

同一時期，毛澤東更擔心的是攻打贛州的幾萬主力紅軍的安危。他的預感不幸成為事實！1932年3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項英在細雨蒙蒙中騎馬從瑞金趕來，告訴他贛州前線戰事失利，我軍已處在腹背受敵的境地，並把前線發來的急電交給他。

原來早在1月10日，中革軍委與紅一方麵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率紅三軍團和紅四軍向贛州開進。彭德懷經過現場偵察，看到贛州三麵環水，水勢很大，攻城隻能集中於一麵，難以奏效，於是決定先以坑道爆破城牆，然後攻城。2月上旬至下旬，紅三軍團連續三次進行爆城，均未成功。

2月29日，陳誠奉蔣介石之命，派羅卓英率兩萬兵馬由泰和地區馳援贛州。羅卓英以一部潛入贛州城內，會合守軍向紅軍攻城部隊出擊；以另一部包抄紅軍側後。

3月7日，城內國軍趁紅軍連續作戰未得休整之機，在城牆下反向挖掘坑道，向城外發動偷襲。紅軍已鏖戰多時，過度疲勞，又未防備這一手，被敵人衝破陣地。紅三軍團紅一師在突圍中傷亡過半，師長侯中英被俘後就義。

毛澤東接到中革軍委急電後，當即帶著警衛班下山，冒著風雨趕回瑞金，複電前線指揮部，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原來被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當晚，他又從瑞金出發，日夜兼程，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

朱德見到毛澤東時說：按照你的意見，已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在紅四軍支援下，使紅三軍團脫出了險境。贛州戰役曆時33天，紅軍指戰員打得英勇頑強，然不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傷亡，且喪失了擴大根據地和發展紅軍的有利時機，給紅軍的發展勢頭帶來了打擊。

3月中旬，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在贛縣江口舉行，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攻打贛州是錯誤的，主張紅軍主力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即要轉入外線的進攻作戰，以“出擊求鞏固”。

但是，會議上的多數人否定毛澤東的戰略提議，仍認為紅軍攻打贛州是依據中央和中央局的決議，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勝敗乃兵家常事，現在雖從贛州撤圍，並不是不再打贛州了；紅軍還是要執行中央的“進攻路線”，要奪取中心城市的。不過，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卻在這次贛州失利中得到了一條重要結論：毛澤東的軍事判斷果然高人一籌，指揮三次反圍剿獲勝絕非僥幸。

會議最後決定，組成中路軍和西路軍，前者沿贛江東岸向北發展，後者沿贛江西岸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實現在江西省的首先勝利。周恩來讓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份率領中路軍，彭德懷、滕代遠則率領西路軍。

在北上途中，毛澤東得知閩西敵情發生變化，致電周恩來，大膽提出：我軍應遠離根據地，“直下漳州”。他的意見得到了紅一軍團首長林彪和聶榮臻的支持。周恩來接電後，於4月初從瑞金趕到長汀，召開作戰會議。會議批準了毛澤東提出的龍岩、漳州戰役計劃，並改中路軍為東路軍。

在毛澤東指揮下，東路軍兩戰兩捷，殲滅閩軍張貞部5個團，於4月20日攻克沿海的閩南中心城市漳州，俘虜和繳獲甚多。國軍殘部向閩粵邊境潰退。

周恩來對毛澤東再次刮目相看：贛州和漳州，同樣都可稱為地區中心城市。打贛州，被毛澤東反對，結果真失利了；打漳州，由毛澤東提出並指揮，結果就打下來了。這簡直神了！從此以後，周恩來不顧臨時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張毛澤東不應離開軍事領導，而且對他言聽計從。

蔣介石為牽製紅一方麵軍，以利其主力圍剿鄂豫皖和湘鄂西蘇區，派陳濟棠粵軍向中央蘇區贛西南地區進攻。7月8日至10日，朱德、毛澤東、王稼樣指揮紅一、五軍團，在南雄、烏徑之間的水口圩同粵軍展開激戰，經過三天三夜的肉搏戰，擊潰粵軍10個團。粵軍遭此重創，全線撤回了廣東。

鑒於在後方的中央局提議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討論後，聯名致電中央局，提議由毛澤東擔任方麵軍總政委。周還去信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周恩來的堅持造成了中央局其他人的妥協。1932年8月上旬，在興國舉行了蘇區中央局會議。會上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同時，在前方組成最高軍事會議，由周恩來任主席，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成員，負責決定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

興國會議後，周、毛、朱、王率領紅一方麵軍主力秘密北上，另遣一部佯作向西行動以迷惑對方。經過一係列戰鬥，在一周內連克樂安、宜黃、南豐3座縣城，間接幫助了鄂豫皖與湘鄂西的反圍剿作戰。

但是，後方中央局認為一方麵軍的戰役太小，一再催促他們前去威脅南昌，才能減輕敵軍圍剿其他蘇區的壓力。9月23日，前方最高軍事會議複電中央局，明確指出：“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雙方爭論不休，臨時中央當然堅決支持中央局。

這當中，周恩來夾在中間，感覺工作起來很困難。9月24日，周單獨致電中央局，提出解決前方作戰指揮的專責問題，並強調“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央局收到電報後，單獨向周提出了撤換毛澤東的動議，並表示要對所有違背積極進攻路線的消極等待觀念開展“無情的打擊”。

10月3日至8日，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會上，後方的中央局委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紛紛表態支持共產國際的路線及臨時中央的決定，批評毛澤東對臨時中央製定的“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消極怠工”，屬於“純粹防禦路線”，並指責毛澤東在前三次反圍剿中的“誘敵深入”戰略是“以準備為中心”、“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指責他“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經過多天會議，支持臨時中央的意見占了上風，大多數委員最終都讚同解除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

作為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在會上試圖緩和對澤東的批判，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並且替澤東作了很多解釋，主張他“仍留前方助理”。但毛澤東看出不少人很勉強，實際還是不信任他，故不願意委曲求全，要求回後方“養病”。會議這才決定，“批準毛同誌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會後，毛澤東準備赴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療養。王稼祥要澤東再爭取一下留在前方，澤東卻反過來安慰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盡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對重返指揮崗位抱有期待，他對來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來電報，我即前去。”

但是，周、毛兩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此番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丟掉的兵權，要到艱苦卓絕的長征路上，以數萬紅軍的生命代價才能重新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