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的書法密碼

 

來源 ｜書藝公社

 

清代考據學、金石學興起，訪碑風氣盛行。乾嘉時期著名金石學家、書畫篆刻家黃易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訪碑活動家，他常常在荒煙宿莽間孜孜搜訪殘碑斷碣，撫古追昔，往往還作紀遊寫生《訪碑圖》，與好友共賞，瀟灑風雅，古意盎然。

 

他在《嵩洛訪碑日記》中記載，嘉慶元年（1796）九、十月間在河南尋古訪碑，看到龍門石窟古陽洞中《始平公造像》、《魏靈藏造像》、《楊大眼造像》、《孫秋生造像》，被端正方剛、質樸雄強的造像記書法深深吸引，遂拓諸遺世，“龍門四品”名聲大著。

 

後來又增為十品，繼至二十品，作為龍門造像記書法中的代表作，廣被後人仰慕追摹。

 

 

 

洛陽龍門石窟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經曆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鑿斷斷續續達400年之久。據統計，東、西兩山現存窟龕2345個、佛塔70餘座，造像10萬餘尊，有紀年的造像記就近200鋪，是魏碑書法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康有為說：“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近代結集出版《龍門石窟造像全集》、《北朝佛道教造像碑精選》等，收錄廣泛。

 

 

造像，就是匠師們用石、玉、木、金屬等雕成或用泥塑成一定的形象，運用圓雕、浮雕、透雕、平雕、線刻等工法，在這些石質等材料上創造出的各種氣勢雄偉、生動精美的石雕藝術。古代為生人、亡人或自己祈福，多在僧寺或在崖壁間鐫石成佛造像。

 

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發展步入高峰，特別北朝在佛即君主、禪觀苦修思想的影響下，開鑿石窟、雕製造像風氣大盛。

 

這些造像一般由武將文臣、貴族豪門，更多則是中層信徒一人或多人出資雕造，被安置、供奉在石窟、佛寺、塔廟等佛教建築中，石質堅硬，千年不毀。在佛教當中，造像和寫經、造寺、造塔等，同具種種功德。

 

 

 

 

造像形製大致可區分為單尊造像、造像塔、造像碑三種類型。造像碑的題材、造型風格與同時期的石窟接近，被認為是縮小的石窟，但其雕刻以高浮雕為主，雕琢更加精細。

 

《景明四麵造像》刻於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高60厘米，寬56厘米，1953年出土於未央區查家寨。這個造像四麵刻有蓮花拱龕，龕內皆為一佛二菩薩，中間為釋迦牟尼佛盤腿坐像，佛後刻背光，座下刻三個力士，兩側的菩薩立於力士頭上，佛和菩薩皆身披通體法衣。拱龕兩端刻有台柱、帷幔等雕飾，龕頂部及兩邊刻32個小佛坐像，下有56字銘文。

 

這些銘文就是造像記，指的就是各種宗教石窟、神龕等造像的製作留下來的記錄文字。有的刻在佛像的台座，有的刻在碑的側麵或者碑的背麵，還有刻在龕像附近。造像記的文字內容大多涉及造像名稱、造像時間、造像者身份、造像者、為誰造像、造像題材、祈願內容等。

 

 

往往是造像的人為國家、皇帝、父母祈福的宏願，如《樂安公主敬造彌勒像記》：“大魏太和三年歲次戊午三月廿七日，樂安公主敬造彌勒像一軀，上為國王帝主父母師僧，一切法界眾生，鹹同斯福。”

 

《比丘惠榮造彌勒像記》，即寫道：“比丘惠榮，仰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敬造彌勒像一區。”

 

有的則以四至六言駢偶組成的“頌”、“辭”形式，涉及造像的緣起、目的和意義，字數多的近千字，還有的字放大、鐫刻麵積也隨之擴大。

 

楊大眼，北魏名將，奉命南伐，連拔五城，凱旋歸朝時候，路經伊闕時發願開龕，為孝文皇帝造像一軀，這就是著名的《楊大眼造像》。

 

 

楊大眼造像龕就位於古陽洞北壁第二層大龕東起第三龕，高253厘米，寬142厘米。造像記就在龕右側，高126厘米，寬42厘米，盤龍首，長方座，正麵刻五個小龕，圭形碑額上刻“邑子像”三字。所刻文字，刊石記功，歌頌楊大眼軍功顯赫的一生。

 

而古陽洞南壁的《孫秋生造像記》記載了孫秋生、劉起祖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時，組織包括官居四品的職事官在內的二百人造像作願，祈“國祚永隆，三寶彌顯”，表示對北魏王朝的忠誠。

 

我們看造像記上，都刻有供養人的姓名。曾任官職者，題名前多會綴述其職；僧尼即冠以比丘、比丘尼、沙門、沙門統、沙彌、邑師、維那；平民背景的男女信眾，則自稱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或優婆夷等；若屬邑義成員，即加冠邑主、邑子、邑老等銜。

 

 

這些造像有的僅由一人出資雕造，有些則由數十、百人共同捐造。《東魏李道讚率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正麵碑額刻佛像一旁四尊，上層雕刻二獅對舞及其他人物。中層園林屋宇，下刻小佛像二列二十軀，最下層刻高23厘米、寬19厘米的造像記近九百言。碑趺長方形，四麵刻各類人物。

 

碑陰額刻佛像，下刻豎27排、橫16個的小佛龕共432個，每一佛龕旁刻題名一人，總共就有432人。

 

碑兩側鑲刻蓮花和忍冬精細紋飾，雕刻構造精細，圖文並茂，形製特別巨大，堪稱造像工藝的傑作，被定為造像碑之冠。

 

從造像題名看，地位最顯赫的要算寺主鎮東將軍林慮太守赫連子悅，雖然碑陰上另有都邑主李道讚的題名，其餘的將軍、菩薩主、都維那、光明主、八關齋主，都是邑義五百人中的各個方麵的代表和首領，應該也是造像的主要出資者。

 

 

 

 

這個碑的雕刻曆時12年才完成。今人研究稱，整個造像過程是由流行於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社邑組織來完成。

 

從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種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組織，叫做“義邑”，又叫邑義、邑會、法義，以營造佛像寺塔等為機緣而結成的信仰團體，主要分布在雲岡、龍門、天龍山等石窟一帶。

 

這個組織即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構成，而以信徒為主，組織的職能是籌集造像所耗費的資金，以及造像前後所需要舉行的各種儀式。

 

後來逐漸發展，兼及於修建窟院、舉行齋會、寫經、誦經等佛事，它的首腦稱為邑義主、法義主、邑主、邑長等，成員稱為邑義、法義、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養更高的僧尼為指導，稱為邑師。

 

這樣在造像的過程中形成寺院內外的組織，負責整個工程的具體事項和前後儀式的安排。有了造像的主要出資者和足夠的資金、有序的組織，這樣就更方便實現了比丘、比丘尼以及普通村民的造像宏願。

 

 

《始平公造像記》，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就是由孟達撰文，朱義章書寫，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九月十四日刻於龍門古陽洞北壁。

 

而景明三年（502）五月造訖的《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記》，則由孟廣達撰文，蕭顯慶書寫，但邑子題名隻刻出139人，加上碑額和發願文中提及的4人共有143人。

 

經查證，其中題名有數人就參與了龍門其他邑社的造像過程中。可以得出，以孫秋生、劉起祖為首的義邑，是當地開龕造像比較成熟而有名氣的一個組織。

 

就這樣的一個組織，其中人員各司其職，各主其工，雕造完成了一尊尊佛像藝術精品。但由於附著於造像的造像記文僅作記事之用，製作者又多是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匠、村俗，因而造像記的整體書法風格大多鄙拙粗陋，而一直不受重視，處於塵封狀態。

 

 

直到康有為明確提出“魏體”、“魏碑”這樣的概念，他說：“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雖南碑之綿麗，齊碑之逋峭，隋碑之洞達，皆涵蓋渟蓄，蘊於其中。故言魏碑，雖無南碑及齊、周、隋碑，亦無不可。”

 

晚清以來，人們學習的“北碑”主要是魏碑，就是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四十年年間書刻的“魏體”，這其中就有這些造像記。其書風與書體，體現出當時特殊的時代和地域精神。

 

這一類北魏早期造像記的書法與當時南朝流行的二王書風截然不同，是北魏繼承北方“五胡書道”傳統的佳跡，反映出中國北方在長時期受外族控製下，文字隸變腳步較慢的實證。

 

“龍門二十品”之一《鄭長猷造像記》，康有為盛讚稱之為“上為分書之別子，下為真書之鼻祖”。

 

 

 

 

嶽紅記博士研究認為，北朝關中地區造像碑題記書體（造像記）在北魏時期形成的以“平畫寬結”的“長安書體”和“斜畫緊結”的“洛陽體”共同構成了“魏碑體”書法的兩大主要特征。

 

長安書體，結體寬博，橫平豎直，書風舒朗淳厚，簡樸超逸，更具有民間性和普遍性，對西魏、北周的造像記書體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演進過程與我國北方民族的融合和發展緊密相關。

 

從北魏早期的“以隸寫楷”到“以楷寫隸”，再到最後的規整、圓潤、秀美的發展變化，不僅是少數民族文化素質提高的表現，也是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朝書法融合的表現，這種文化上的融合為隋代書法的統一和唐代書法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肯定到：“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造像記書法在書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藝術地位，其價值應當被肯定。 

 

---

來源 ｜書藝公社

 

不喜歡

不看的原因

OK

• 內容質量低
•   
• 不看此公眾號

 

Scan to Follow

: ，.VideoMini ProgramLike，輕點兩下取消讚Wow，輕點兩下取消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