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民投票，那習近平終身肯定會通過（As U.S. Views Of China Grow More Negative, Chinese Support For Their Government Rises），情景如同普京在俄國一樣。不過如果隻是城市人口投票，那大概通不過，隻限於中國上層一成或兩成富裕階層，反對的比例會很高，紅二代之類的恨死他的人就更多了，然而隻從0.1%（兩百萬人口）權貴精英來看，我相信還是會通過。
所以一個強人政權在中國其實很有市場，與中國文化有一些關聯，但主要還是因為近百來年的曆史，今天很多人，尤其是西方，覺得中國對百年恥辱也太固執了，不都解放了那麽多年了，還計較什麽，所以指責“百年恥辱”成為專製借口的人很多，不過西方這套殖民者教育被殖民者放棄前仇的說法，說服力並不大，尤其是過去幾年以來美國對中國逐漸升級的全麵扼殺，隻會加強中國人這種感覺。
美中為什麽會衝突？在美國看來，是中國拒絕接受一個現有的大同世界，否認既有價值觀，在中國看來，是美國利用自己一家獨大的特殊地位壓製其他任何國家，中國隻是其中一個受害者，美國拒絕承認他人的合法地位；在美國看來，現有體製是和平和繁榮的基礎，中國違反現有體製下的條約規矩，甚至謀求改寫這些規矩，在中國看來，有大有小，但大家都是繁榮的貢獻者，是美國不允許他人有任何意見，排除其他國家爭取自己權力的機會。如果你站在美國一邊，把美國當成普世價值的捍衛者，那很難解釋為什麽在冷戰後三十年美國對全世界帶來的災難多於其所積的公德，美國卻還能不公開承認自己失誤，美國自譽為和平的捍衛者，但不僅是中國，全世界都不接受：
所以最終的結論隻能是美國說“你侵犯了我的利益”，中國說“你侵犯了我的利益”，換言之，美中這種衝突，隻是國家利益的之爭，即使是價值之爭，也是彼此私自的價值，不是普世價值，雙方出發點沒有高低。
在中國，這種國家利益之爭的一個代表學派是“國家主義”，已經超出多年前與王滬寧有瓜葛的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有點像新加坡模式，強權但還是靠民意，有授權這麽一個過程，而國家主義很多觀念來自卡爾斯米特（Carl Schmitt）之後的政治學，一百年前斯米特的說法在政治學是跨出了西方傳統“自由”（是指權力，尤其是個人權力）的界限，是法西斯精神源泉之一，簡單說就是，國家不是小姑娘渴望自由哭哭啼啼鬧情緒，國家是人民（更恰當民族）意誌的總和，這麽一來，為了民族生存，以致自強、壯大，個人的利益是無足輕重的。另一種說法，國家意誌並不是個人願望的總和，而是另有一個靈魂，這個靈魂在艱難時期往往不為大多數人所把握，一個國家如果要把握自己的命運，進一步圖強，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得超越所謂單純“民意”，所以國家運作有其本身的邏輯。斯米特對政治有一個特定的解釋，政治的核心就是認定誰是敵人，其他都好說，權力不是別的，是宣布什麽是法製所無法解釋的那種權力，“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你有你每天的權力，好說，沒人煩你，但如果我能宣布軍事戒嚴，國家安全法，我就有一種正常之外的權力，譬如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那才是政權。斯米特對當時統治世界的英美帝國充滿敵意，對他來說，英美所謂的自由民主隻是掩蓋在價值道德外衣下的一種權力，那種“自由”（liberal）一直限製著民主，隻因一戰全民皆兵，大家都成了炮灰，才不得已允許全民投票，這自由旨在杜絕專製寡頭，然而在“特殊”曆史環境卻離不開專製，自由民主並不能消滅暴力，而且對於本來無解的糾結用起暴力比誰都不含糊，剛剛結束的一戰則是這種暴力爆發的典範，即使是冷戰後新時期這種觀念也揭露了美帝國新“自由民主”單極天下的同時，實質是美國軍事勢力到處施暴。斯米特這個思路與中國傳統上的國家專製，列寧斯大林的人民民主專政一脈相承，可即使拋棄列寧主義專製，這一思維在反殖民的傳統中也很有說服力，因為西方自己的崛起不僅僅是建立在率先發展起來的人權、法製和資本主義這些觀念製度上，更是建立在內民主外殖民掠奪的基礎上，後來那麽多國家接受了民主這麽一個機製，除了少數成功的，其它的生活水平還是沒有跳出落後國家的水平，所以除了全麵西化之外肯定還有個什麽因素。這種國家意誌是不是無視人民的願望呢？也不是，這個“授權”，就是中國傳統上的“天命”，是建立在為謀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麽一個基礎上的，而正是這一點，給中國這麽一種特殊製度帶來一點合法性。譬如，習近平式的中國的脫貧，不是同情善意，而是任務，雖然很多笑話，很多浪費，但強迫貧民搬出危房進入新居實質上改善了民眾的整體生活水平（China’s anti-poverty drive is not disinterested charity）。
信奉國家主義的人數不多（但也不是隻有幾個人），但我相信影響力最大，是今天中國意識形態的主導思維，代表者是北大教授強世功。強世功理論根基很深，不是微信微博上那種大嘴，不久前他發表了一篇長文，中美“關鍵十年”，闡述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戰略決策和中美為什麽會進入今天的衝突，按文章的注釋，他花了一年時間寫，我也仔細花時間讀了讀，說一下我對這種思維的理解，這也暗示著，這裏說的，並不是我的觀點，主要的用意是把這篇長文核心的觀點列舉出來，提供一些背景。
讀的過程一個意外收獲是強世功無意中說出了習近平為什麽要采取終身製，我把邏輯先列出來，作為一條線索。終身製有什麽好處？隻因為是一個強人，隻因為是一個明君嗎？都不是。
「主要論點：二戰後美國目的就是要稱霸。稱霸則必須控製住中國，所以要“變色”。而中國要崛起，不能變色。中國六四以後，漸漸加緊對國家機器的控製，民間以民運方式變色的機會被堵死，但是還有一個致命弱點：領導人交接換代，這就給美國一個不斷尋求“黨內代理人”的機會。隻有終身製，才會徹底杜絕美國的任何幻想。」
所以這是涉及到中美兩國博弈誰勝誰負的一步棋。強世功回顧了幾十年中國發展過程，流露出一種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在如此艱難的曆史環境下竟然做出如此英明決定的驚歎，更是一種對中國政黨政府合法性的信念。這種看法是正常的，因為當事人極少能看清長遠利弊，曆史通常是幾十年後才有定論。他把這一曆史過程解釋成兩個“關鍵十年”，雖然這是回顧曆史，但他解釋了為什麽中美最終發展成今天兩極相對的格局，以及中國為什麽必須保留自己的道路。
中國是如何崛起的？
有點古怪的是，世界上隻有美國和中國相信曆史決定論，美國是“自由民主是曆史終結”，中國是馬克思科學曆史觀，其實曆史更是偶然性，很多運氣，很多不幸。
我把強世功的兩個“關鍵十年”說得更直接，是兩個“關鍵十年”加上兩個“英明決定”。
第一個十年是從1963年“中蘇論戰”到1972年尼克鬆訪華，就是在之前中國政策全麵失敗後中國開始重新摸索，與美國互相探討，之後做出了第一個英明決定：與美國聯合抗蘇（毛）和隨後在蘇聯解體，美國在冷戰中全麵勝出後加入美國主導的經濟共同體（鄧），“改革開放的中國開始全麵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係中”，進入國際大循環，也就是美國的懷抱。
不過這絕不是美國誤算而中國轉了空子，而是你情我願，按強世功的話，是美國一直意識到軍事不是最佳的途徑，而且中國再難以被武力征服，把中國排除在外和自己充當全球政府本身就是矛盾，這塊肉又太大太肥，所以，這是經濟征服世界的一步棋：
在美國的全球經濟戰略中，中國是最大且最具有潛力的市場，因此如何打開中國市場、在經濟上控製中國成為克林頓政府經濟擴張戰略中的重心。而美國的全球經濟擴張戰略與“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戰略不期而遇。因為在經曆了1989年的艱難時刻之後，中國保持了國內政治穩定，但是在國際政治層麵采取“韜光養晦”戰略，全力以赴推動經濟發展。因此，1990年代的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仿佛變成了一個巨型企業，每天關注經濟數字的飛速增長。
一方麵，美國的過剩資本和技術與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形成了天然互補；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國有企業改製上市大環境下，美國外資很容易廉價地收購大量優質的中國國有企業，從而獲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這種經濟合作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推動了美國經濟和國民生活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
具體的背景參見：美國為何讓中國加入世貿，鑄成大錯？
中國處於戰略配合，給美國一種從屬的感覺，此時期是雙贏互利，增強了美國在世界的地位。
第二個英明決定是在中國加入了世界經濟係統之後迅速把握911那麽一個曆史機緣，與美國再度形成反恐聯盟，並且在經濟上讓步，給自己奠定了一個在新經濟格局下發展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環境，這一環境在2008年美國勢力達到頂峰，以伊拉克戰爭和2008世界經濟大危機為象征，而中國的發展則讓其有一個強大的基礎，從此中國進入第二個關鍵十年，2008-2018。這是一段中國在站穩後有機會重新考慮自己利益和自己模式的時期，而正是這一段時期美國中國所做出的選擇，導致了今天中美全麵衝突的格局，如果你認為這僅僅是因為習近平對貿易戰處理不佳的結果，那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今天的結局，是必然的。中美必然陷入衝突，強世功的看法有很多人認同，不是中國不遵守遊戲規則，而是中國已經崛起了，就是做大了，大則威脅霸主美國，日本是前車之鑒，犯規的人多了，美國的決定從來就是選擇性的（雙重標準），美國麵對一個越來越大的中國，不論你怎麽韜光養晦都是沒有用的。
今天美中交惡後美國指責中國的主要罪名是中國光拿不給，中國自然高聲抗議，對此，強世功沒有半點含糊：
甚至當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係遭遇2008年金融危機之際，恰恰是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幫助西方資本主義體係順利地度過危機，以至於有西方學者認為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拯救了西方資本主義”。
美國的性質和中國在美國戰略構思裏的地位
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為什麽這麽警覺？難道給世界帶來和平和繁華的美國所代表的製度和價值不是全世界向往的，加盟隻有為榮的感覺的嗎？
一切看動機。
英帝國也自喻給印度帶來了民主和法製（主要是法製），按理說那也是優越的製度和價值，但印度能以此為榮嗎？不能，因為英國的目的是殖民，民主法製隻是手段，我在美國中國當好“流氓”國家，就是盡責裏有詳言。美國的動機是什麽？
美國一直以控製中國為期戰略目標的一部分。《中美望廈條約》開始，特別是美國對中國推出“門戶開放”政策開始，美國就將中國看作其邁向世界帝國的墊腳石。為此，美國在中國進行持續不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投資，從而希望將中國變成依附於美國的重要政治力量，這個定位盡管表麵上是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略盟友，而實際上則是“主—從”結構的“附庸國”。
強世功“美國就將中國看作其邁向世界帝國的墊腳石”的說法，外人看來有點自己臉上貼金，但如果美國真的要建立世界帝國的話，邏輯上說，不控製中國確實不行，雖然曆史公開美國以中國而進取世界的意圖頂多屬於含蓄，但美國稱霸的意圖二戰後就一直公開，隻不過美國不叫稱霸，叫“領導權”，但不是一般的領導權，而是至尊（primacy），絕對的軍事經濟文化優越性，戰後世界體製基本美國建造、主導，就是這種國際體製的反映。沿著這一思路，美國希望中國“進步”，也就是民主自由了，這並不是什麽進步了，而是成為美國附屬的代言詞。
稱霸是美國的目標，戰後美國雖然全麵領先於蘇聯，但不足以壓倒蘇聯這另一霸，而正是因為中國在第一個關鍵十年所作出的第一英明決定，改變了冷戰格局，是被西方忽略的美國獲勝關鍵因素，在西方成了腳注。冷戰美國全麵獲勝後才有這個稱霸機會，目標是打造“新羅馬帝國”，既然中國曾經是美國戰略的好幫手，中國也就再次成為美國控製的對象，因為“不能征服中國，不能獲得中國的支持，美國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國”，反過來控製了中國也就是控製了全世界。
福柯對權力的描述是最深刻的，按他的分析，18世紀後西方意識到絕對暴力屬於下策，成本大回報低，開始向製度化，控製意識為主的社會管控過度，歐洲幾百年混戰加上兩次大戰讓大家意識到這在國際關係上也如此，，美國的霸權也就建立在美國是世界無以取代的領袖，美國人民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優秀民族，美國是和平正義公平的捍衛者之類的信念上，當然美國有足夠的國力證明這些能力，然而美國為什麽一反過百年閉關自娛的傳統政策，要給世界造福？這必須聯係美國內政，美國的繁榮是要建立在美國人民有無與倫比的高度物質生活水平之上，這不僅需要能源，二戰發展出來的化工產業，也需要讓整個世界進入大循環，因為美國的生產力需要全世界參與、消化，這樣，美國總是先拔頭籌，享受這物質環境，因為最終這將是對資源的控製，對財富的占有，美國人口是世界的4%，產值是24%，人均產值不僅遠高於中國，比日本多了五成，能源消耗占全世界17%，世界上1%（七千萬）最富有的人，美國占一半，據一份最新的氣候責任評估，美國負有40%的整體責任，而中國並未超標，然而美國不僅拒絕承擔自己的義務，而且其強權地位最終是為了維護美國人建立在人均能源消費基礎上的生活。然而如果有一個國家出來說美國不是世界無以取代的領袖，我們也是世界的優秀民族，也能捍衛和平正義公平，更甚的，是過好日子我有一套更靈的方案，那怎麽辦？美國必須擁有壓倒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不允許任何國家和人對此有異議。
在美國戰略構想中，中國之於美國，猶如印度之於英國一樣，是其建立世界帝國的重要戰略基地，這是理解中國對美國戰略判斷的一個關鍵思想，正是這一看法，“忘我之心不死”成為中共牢牢記在心上的警言，代代相傳，一切民主自由都是空話，美國“誤判中國”以致失去了“遏製”中國崛起的最佳時機，反而反映了中國政府反製政策成功，雙方都不是誤判，隻是交鋒的一個過程。比如美國和西方把過去五六年以來中國南海建島視為武裝占領公域，是對全世界的的挑戰，但這隻是對中國前30年戰略決定先集中發展的誤解，其目的，是奪回控製馬六甲海峽的控製權。與此相反，之前中國的韜光養晦：
“不爭論”...甚至麵對愈演愈烈的“台獨”勢力，我們試圖通過擴大兩岸經貿關係來解決；麵對涉及香港管治權的政製發展爭執，也試圖通過不斷“送大禮”來緩和；麵對新疆愈演愈烈的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也寄希望推動經濟發展來解決；而麵對國內不斷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更是通過花錢擺平
不僅讓美國誤解，也讓國內文化資本基層誤解，結果當中國有足夠的基礎開始行使自己的主權的時候，西方不意識到那從來就是中國的願望，反而譴責中國違反了自己的諾言。
美國希望怎麽控製中國？
美國的政策，是“期望不斷加深的對華接觸將會刺激其經濟和政治的根本性開放，從而引導中國社會越來越開放，成為一個建設性的和負責任的全球事務承擔者，一個與公民為中心的、自由開放的秩序相接軌”，然而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美國采取政治、經濟、科技、金融和文化領域的全麵較量和不斷滲透進行“和平演變”，與世界接軌意味著接受美國體製、價值，這也必然最終附屬於美國，成為美國的附庸國。
為什麽中國民主了，就會成為美國傀儡？因為中國的民主派、資本階層和文化精英都是美分，一個慕美崇美文化資本階層，而且資本世界受美國控製，導致這整一階層必然親美，在中國建立一個親美政府無異於從屬於美國。資本階層和文化階層都有親美的傾向，這是美國和平演變的基礎。然而不僅僅是文化，僅僅發展經濟也讓資本階層有親美的傾向，這顯示出美國無比的魅力，強世功不解釋為什麽中國製度和文化不具備抵抗力，卻一舉否定了整個資本權貴公知精英階層，把他們視為親美派，與美國的國國家民族主義“思想家”班農對美國同一個階層的蔑視幾乎一個出發點。強世功認為他們混同了“利益政治”（politics）與“文化政治”（the political，此處是名詞，政治學重要概念，然而我不太熟悉國內的翻譯，覺得文化政治一詞欠缺些什麽），以為“政治”僅僅是討價還價的利益分配，把政治經濟化，然而政治，文化政治，是各自的價值，接受一種外來的價值就意味著放棄自己的價值，也就是放棄了自己的文化，那無異於對民族和文化的背叛。
從經濟上看，市場化經濟發展迅速培養起一個經濟力量雄厚的商業階層。他們在經濟上與西方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於西方的金融資本階層。形成一個跨國的、隱形的買辦階層。這個階層崇尚西方文化、認同西方世界，利用金融資本、裹挾著政府權力來獲取高額壟斷利潤。這個階層深度滲透到媒體、教育等各個領域中，試圖掌握中國的文化領導權。甚至於這個階層希望通過私有化和民主化獲得更多的財富和更直接的權力
資本無國界，全球化的精英也沒有國界，最終捍衛中國主權的，是強世功這類衛道士和他們推舉的政權。
美國這種希望中國融入世界大家庭的願望一直沒有終止過，中國國內政改力量與美國相呼相應，到了“2012年之前中國政治領導人交替的不穩定關鍵時期，美國媒體和政治力量深度卷入中國政治權力交接過程中，關於政治鬥爭的各種消息往往首先出現在西方媒體上，並試圖通過西方媒體的報道來影響中國政治的進程”，薄熙來不是一個有能力有特性的幹部，而是美國寄以希望的代理人。
美國能一直壓製中國的另一利器是美國倡導的普世價值（製語權）。普世價值有很多威脅性的特征，首先你反普世價值就是反人類，一下子就定了調，全人類的敵人，其次普世價值既是普世，就必須擴張，簡單說是帶有侵略性的，主張的人要推廣，缺乏這一價值觀的人必須接受，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非常一致。然而美國的價值觀背後跟隨的是美國文化，普世價值具體化缺少一個實體，美國文化就是它的實體，因為普世價值就是美國價值，對中國來說美國價值就是外國文化，結果，是一種美國文化侵略、征服，這不僅中國不能接受，歐洲發達國家也不能接受。
普世價值是美國稱霸的障眼法。美國價值，這種以自由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價值，美國外交界元老沃爾特（Stephen M. Walt）新著《美國好心乃地獄（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對這種全麵輸出美國價值的理想對全世界帶來的災難，而美國政治軍事和資本權貴精英完全拒絕承當責任的現實批得體無完膚，其實這跟中國宣揚習近平思想如出一撤，隻是一個反麵，就是一個權力團體堅信自己是絕對真理的掌握者，將之強行斥諸於他人，堅信這不僅是是行善，也是責任的時候，後果如何則與己無關，因為“責任全在他人”。
當中國政府自己按自己的計劃行事，
美國政府應對中國崛起新戰略的出台，實際上證實了這幾年全世界的觀察家甚至普通民眾早已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中美關係無法回到過去的年代......美國政府的這份新戰略報告強調以“基於原則的現實主義”（the principled realism）對中國發起全麵圍堵遏製的“新冷戰”，但不同於美蘇單純基於意識形態的“冷戰”，美國對中國發起的這場“新冷戰”雖然有意識形態的“原則”分歧，但更是基於“現實主義”的美國國家利益，在利益競爭的背景下，美國也會為了其國家利益而與中國在有關領域中展開合作
至此，中國政府已經全麵意識到兩國邁入敵對階段。
2008-2018的博弈
2008年這一轉折點，中美實力彼消此長，美國達到了頂峰，也就從此走向下坡，中國也利用入世後的機會打造了製造業，不是中國已經有與美國對抗的能力，而是中國不再被空白的產業鏈、市場機製和資本市場拖後腿，“中美經濟力量對比到達了一個打破平衡的臨界點”，正值美國一個有戰略眼光的總統上任，兩國有機會回顧思考當前的國際環境、兩國關係和決定今後的策略。
美國開始覺得中國變了，但不知道為什麽，變了什麽，不過美國也不是閑著，也在全麵探討、修正：
美國總統奧巴馬於2009年宣布從伊拉克撤軍，2011年迅速擊斃了本•拉登，隨後名正言順地宣布從阿富汗撤軍。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戰略收縮，就是為了將力量轉向應對中國。2011年奧巴馬政府就提出了“轉向亞洲”戰略，2012年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宣布美國逐漸將60%的戰艦部署在太平洋。2014年，美國甚至策動菲律賓就南海問題提出國際仲裁，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施壓。而就在這一年，台灣發生了“太陽花運動”，香港發生了“雨傘革命”，雲南和新疆則發生了嚴重的暴恐襲擊事件。顯然，美國所發起的這一連串動作，目標毫無疑問是為了遏製中國崛起。
這一係列動作連在一起，中國很難不覺得這是美國針對中國，奧巴馬采用的策略是戰略上包圍，經濟上約束，軍事上圍堵，政治上衝擊，和“中美共治”的戰略誘導：
美國政策決策者提出種種關於中美關係的新構想。最著名的構想就包括伯格斯騰提出中美之間建立非正式特殊關係的“兩國集團”（G-2），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國應當讓中國成為國際事務中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構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
中國的誘惑和美國的猶豫
中國不僅在冷戰中幫美國戰勝蘇聯，而且在美國動用經濟武器政府世界的時刻積極參與、配合，遂有1978年起的“裏根啥切爾鄧小平新自由主義革命”（這一說法不為人知，參見我的說美國經濟被金融掏空，是怎麽回事？）。
另一個因素是上麵說的，曆史隻是幾十年後回顧才有個清晰地認識，譬如911給中國帶來的機會，中國是公開說的，但當時誰覺得那是個曆史性的戰略機緣？
在“9•11”事件發生之後，2002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六大將21世紀頭20年定位為“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定位就在於中國要緊緊抓住因美國反恐戰爭而與中國形成高度合作的難得機會，全力以赴發展經濟，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
然而沒有人預測這將是中國踏進與美國對抗的準備階段，因為沒有人這麽想，中國是為自己有機會打造自己的前途奠基，隻是不想聽美國指點，而不是與美國對抗。為什麽在2008年美國已經意識到伊拉克戰爭的失誤而中國影響力日益增大，中國還是有機會進一步發展？2008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還是美國自己一首造成的，這一段時間，美國還是依賴中國。中國與美國的戰略合作和美國自身的處境，這是中國對美國的誘惑。
可是對中國入關論來說，“共治”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入關就能與美國平起平坐，能幹參與世界大事策劃，強世功說那是誤解。這種共治並不是平等共治，而是在美國框架下中國有發言權，而且一切規矩還是美國寫的，不論中國有什麽作為，依舊在美國的框架內玩，美國還有否決權，當你自己的利益需要用他人的出發點、立場來表述時，很難說你能爭取到什麽利益，所以這貌似平等其實是個誘惑，是個圈套，是個陷阱。在此之外，還有更加核心的利益。
中國政府也在全麵衡量當前的局勢後，開始進入崛起的下一步，邁向小康社會，怎麽才能進入小康呢？經濟學上是提高生產力（productivity），具體是產業升級。
美國給中國安排好的，與中國兩分世界的關係是美國和中國產業間這種分工，美國占據著經濟製高點，而中國屬於配角，輔助美國統治世界，不好聽就是打手。產業升級打破中美之間既定的經濟分工，是一個無法避免的衝突。“充分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推動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和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這條工業化道路被形象地稱為“彎道超車”。這就意味著中美經濟發展在技術領域的競爭是必然的。”
然而為什麽中國國內崇美的勢力那麽大？因為自由派崇尚美國價值（卻不意識到那是掩蓋），資本階層則對如何獲得回報漠不關心，關鍵隻要有回報即可，這兩個團體都把個人追求強加在國家意誌之上，也就是違背了民族意願。強世功用這種文化經濟與美國的關聯一下子把自由派和資本階層都打成動搖階層，屬於要拉攏但更需管製的群體。
產業升級不僅意味著取代發達國家的產業，占據經濟製高點，也是主導製定規矩，成為遊戲規則的製定者，而不是被動地跟從。如果你相信國際關係就是國家利益這麽一個事實，這也就是控製全世界財富的上遊。共治，在美國的框架下尋求騰挪的餘地，中國更無小康的機會。在習近平指示下中國全麵參與包括大幅增加聯合國經費，參與維和部隊，競選聯合國部門領導，製定“人權”的新定義，過去幾年川建國配合下中國更是乘虛而入，加大自己在現有國際機構的影響力，包括最近的世為。參見《布魯金斯學院》剛剛發布的中國全球管理和規範策略（Global China: Global governance and norms）
.@SecPompeo: We must take off the golden blinders of economic ties and see that the China challenge isn't just at the gates. Europe faces a China challenge,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and just as our South American, African, Middle Eastern, and Asian friends do. pic.twitter.com/sVA88O7kJJ
— Department of State (@StateDept) June 21, 2020
也就是說這第二個關鍵十年中國是在為自己在世界的定位而打基礎，這麽一來，無所謂冒進、失誤，因為冒進失誤是在某一行動觸動了美國利益而受到美國的反擊，外人看來讓中國陷於被動，卻不知那正是中國準備好的，一個時期的被動是必然的，必要的，沒有這一過程，就不會有將來真正與美國平起平坐商討國際大事的資格，正是這一策略，造成了美國困惑、猶豫，所以盡管有奧巴馬一係列的戰略約束和戰略反擊，卻最終沒有采用全麵敵對的政策。
結果美國的一係列調整，中國都能先人一步，發展更快，戰略眼光更遠，更堅定，不論美國政府采用什麽政策，希望把中美關係定位為“主—從”結構的盟友關係，中國則堅持將中美關係定位為平等夥伴的“新型大國關係”。這種局麵一直積累到2017年才定局，也就是美國才下決心。“深化接觸”政策失敗，反過來說是中國沒有變色，是好事，美國全麵調整，證明了美國的失敗。與很多悲觀的，那種離開美國世界就不轉的人群不同，強世功顯然不覺得美國能將中國從世界這個大係統踢出去，也不怕美國的高技術扼殺，華為即使是被製死，因為時間在中國一邊，遲早中國能翻身，中國不是、不必要推翻美國，但必須能自立自足。而“清醒”之後美國雖然做出了調整，但隻是在驚慌之下全麵砸鍋、脫鉤、冷戰，其策略是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破壞了自己幾十年打造的國際機製，用於行駛控製世界的工具。貿易戰是上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新時代的開始。
戰略對抗
本屆美國政府的看法是中國已經入關，現有機製已不足以約束中國恣意違反體製章程與原意的行為，隻能將之砸爛，這不僅與事實相違，而且顯得美國無能，並沒有任何新的機製可以取代，反而在大局上造成美國與全世界為敵，處於不利局麵。
有人說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靠占他國便宜、竊取他國技術來實現的。這種說法對中國人民很不公平
強世功和與此相似的核心論點是如何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保證中華民族有重新崛起的機會，而共產黨則是唯一以此為使命的政黨，從這一出發點，共產黨與其說是一個馬列主義政黨，不如說是一個民族國家主義政黨，民主也好，馬列主義也好，隻是一種方法論，一種治國的思維和指引，因為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歸根是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是迄今人類最先進發達的生產方式，然而你不能把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等同起來，資本主義最關鍵的，是財產權，私有製還是公有製，如果是私有製，個人自由就是必須的，否則個人往往與國家意誌衝突。由此，強世功痛批那群“混淆了經濟與政治的辯證關係，不是從政治的角度看經濟，而是從經濟治理的角度膚淺地看待政治，以為政治就是一場生意，僅僅是一種利益交換，而沒有看到政治包含著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在價值信念、文化認同和生活方式等方麵的爭奪和競爭”的精英權貴。
麵對“中國的精英階層在這種經濟持續增長、國際國內和平穩定的歌舞升平環境中漸漸成為喪失政治意識、政治意誌甚至政治本能”，2012年政權交接，習近平上台後對權力的回收，被強世功認為一個關鍵階段，之前民間的困惑，很大因素在於中央的含糊，暗批了胡溫的無為：
十八大之後，...從高壓政治反腐到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重新激活執政黨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為執政黨重新注入政治活力，恢複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戰鬥力。...“五年來，我們勇於麵對黨麵臨的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頑強意誌品質正風肅紀、反腐懲惡，消除了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
“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著手解決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試圖解決但始終未能解決的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問題，也就是中國道路的發展方向問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這兩次會議上，緊緊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問題，明確提出從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逐漸趨於成熟和定型’。”
這就意味著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不再可能走向西方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種發展道路上，“黨的領導”不僅通過黨規黨法納入國家法治體係中，而且通過憲法修改明確寫入憲法的正文中，這就在憲法上堵死了“和平演變”的可能性。
強世功盡管輕描淡寫描述過去，但即使按他的思路，沒有十八大以後一係列整頓，這也會是中國一場危機。
今天中西基本的結論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是個謬誤，美國自由派“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政治改革、開放”也被認為異想天開，然而強世功恰恰認為這是美國一直的戰略指導和戰略計劃，他指出這一觀念和策略都沒有錯，錯是是今人時候回顧，對曆史做出一個判斷。強世功巧妙地點出曆史終結論和中國和平演化其實是同一事件，如果中國變色了，福山也就以此成為先知、聖賢，美國自由派的策略也就成功了。中國維持了社會主義特色這一結局並不是必然的，至少對美國來說並不是必然的。
然而中國站穩了：
經過這五年的努力，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宣布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隨之而來的憲法修改更是讓美國失去了通過代際領導人更迭來介入中國政治，實現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在美國看來，這無異於宣告美國過去延續很多年的“和平演變”戰略失敗，由此美國必然調整其對中國的戰略。
美國戰略徹底失敗，以習近平終身製為高峰。習近平終身製不是習近平篡權，而是中國命之使然，是中美文明之戰的關鍵點，是崛起的一部分。
強世功的出發點都是意識形態，都是黨性，可他的觀點不是偏執、極端、狂妄，而是一種背景的反映，哥倫比亞曆史學家塗思（Adam Tooze）不久前概述了幾本近著對美中關係的描述（Whose century?），塗思寫的與強世功有驚人的相似，塗思的曆史功力很深，對西方發展有獨到的認識，不是意識形態狂，偏見也不多，對中國集權製度帶有敵意但總是客觀，他指出六四鎮壓其實是“中國政府止住了美國取得冷戰全麵勝利的一步”，這句話說是出於強世功之口也不過分。強世功認為中國有一個天然親美的文化資本階層，他們的改革就是顏色革命，就會導致中國變色，進一步必然成為美國的附庸，不過從美國方麵的角度，這種自我批判的思維美國也有，美國這方麵的代表之一，是作家林德（Michael Lind：The China Question），他也擔心美國變色，但不是成了中國的附庸——也許美國沒有中國的文化自卑感，而是美國資本階層與中國政府串謀共同壓迫各自國家的人民，在林德看來，中共是個邪惡的政權，但恰恰能給資本帶來難以拒絕的豐厚的利潤回報——這也是強世功說的，隻不過強的出發點是中國人民忍辱負重——，美國資本放棄對祖國的責任而單純追求利潤，造成了今天中國崛起而美國陷入混亂的狀況，這一觀點在美國貫通主流，最大的印證是美中兩國是大國少有的同時貧富分化極高的國家。林德沒說的，是美國從來就是一個資本控製國家機器的國家，之前“人民利益”沒那麽受威脅，是因為國際環境沒那麽惡劣，其實資本的實質沒改變，改變的，是環境，中國甚至並不是在與美國爭霸，而是把美國的產業拿走了，是在貿易、市場的環境下以國家資本主義擊敗了美國的霸權資本主義。
美國很多，但仍居少數的自由派和政府當事人都對美國希望改變中國一說予以否認，他們指出這是混淆了公開發言和美國政府真實政策，就像混淆了中國政府公開發言和中南海真實政策一樣，美國從來就沒有寄望改變中國，不是不想，而是務實派深知那不現實，經濟融合既能獲取中國紅利，又能把中國穩住，不搗亂，所以“負責任”不是從屬於美國，而是不主動與美國為難，這就足夠了，他們反對的，是中國既接受美國這一體製，又恣意、積極違反，甚至破壞這一體製的行為，不說意識形態，在市場規矩裏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完全是借助於美國的善意，超出了常理。林德把美國資本漠視這一反市場行為，卻意識到有利可圖而積極參與的行為視之為背叛，而到了強世功那裏，則成了文明衝突，這種經濟文化之間爭奪最終導致國家最製高點的爭奪，經濟問題也就成了國安問題，這一下子就回到了強世功對文化資本階層，甚至某種程度對胡溫的批判，就是混淆經濟與政治關係，無可置疑這種思維已經反饋到了美國，當這一思維充斥美國政壇的時候，不僅全球化終結，而且是美國自己宣判自己體製壽終正寢。目前的美國大選，美國價值和美國優越性的主流捍衛者寄望於元老拜登，不僅拜登勝算不定，而且經過過去的二十年，今非昔比，全世界這盤大棋不僅規則變了，角色也變了（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Entitled to Lead the World），冠疫消弱了美中兩國的國際影響力，讓兩國都陷入孤立的處境，既鼓勵也迫使其他國家地區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他大國之前，這不是一個中國站起來與美國對抗的世界，而是一個無極的世界。
強世功描述的曆史所揭示的兩國博弈，雖然都是事實，但這一過程的連貫性卻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虛構，根據所有報道，盡管貿易戰的展開是兩年時間，中國政府從頭到尾都顯得被動（川普如何把習近平打得落花流水），極其擔憂，采用的盡是息事寧人的做法，而不是如強世功所言的戰略主動。在外交上，一輪戰狼衝鋒後又不得不回到現實
——正確看待和妥善處理中美關係
中國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無意與美國全麵對抗，但中國絕不會吞下損害自身核心利益的苦果
而不是強世功按時的那種戰略從容，美國那種到處拆台到處砸鍋的行為很有效，尤其是今年的技術禁運，恰恰因為中國的對策是建立在一種單一，挺住、反擊美國攻擊，而不是基於一種一般價值觀的結果，導致即使一直對中國友善的國家也開始懷疑中國的動機和實際行為。中國這種思維的後果是國內和國際（外交）並非處於一種通盤考慮，而是外交服務於內政，結果外交往往成為犧牲品，單純認定這是必要的代價、交換說不通，因為中國已經融入世界，中國經濟對外界的依賴強度極高，外交不能是個工具，這一思維至少與一帶一路是相違背的。
強世功強調、擔憂那種“文明衝突”，連習近平都不讚成：“這場疫情啟示我們，”
我們生活在一個互聯互通、休戚與共的地球村裏。各國緊密相連，人類命運與共。任何國家都不能從別國的困難中謀取利益，從他國的動蕩中收獲穩定。如果以鄰為壑、隔岸觀火，別國的威脅遲早會變成自己的挑戰。要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維，樹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贏理念，摒棄意識形態爭論，跨越文明衝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模式，讓世界多樣性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人類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態（2020.09.22聯合國大會致辭）
強對習近平的浪漫情結，把習近平看成黨的希望，也許並非處於對習一人，而是對這一製度的無保留投入，然而稍微思考的人都能看出這一情結之荒謬，如果連政權交接都有被外敵顛覆的可能，豈不反映了整個體製的脆弱？而萬歲之後，總得交接，那時的邏輯思維又是什麽？僅僅是為中國贏得了時間？強世功以中國文化和資本是一個“天然親美”的階層將之否定，這是一個廣泛，集聚了中國智慧的精英階層，即使他們真的親美，不從國家體製方麵反省，也至少說明的現狀陷入危機，顯示了中國意識形態和曆史文化的脆弱性，這種凡事皆“民族危急關頭”對“吃裏扒外”罪名否定了一個巨大團體有自己思維、判斷的能力（所謂自決力“agency”）的做法，是一種極端的意識，不僅文化資本階層天然親美是否真實難說，民主化後中國是否從屬於美國也不是定論。
然而也不能否定正是中國這種戰略性的判斷，讓中國立足於群雄之間，這種戰略構思恰好是美國所沒有的，美國有說法泛太協議是對一帶一路最有效的回應，我以前也相信，但現在已經覺得不然，泛太協議不僅不是貿易協議，而是一個知識產權協議，這種依靠市場站住製高點而不允許他人升級的製度終將難以被廣泛接受。幾天前習近平在聯合國宣布中國將在2060年零碳，更是一個戰略超越美國而獨自開創自己的戰線（How Xi Just Saved the World）一步大棋，中國無條件，不再跟美國還價，承諾對氣候的義務，對全世界，尤其是美國之外的發達國家，是一個新的衝擊，傳統以“西方價值”為基礎的聯盟，將很難繼續下去，更無法將中國排斥出外。
也許這才是強世功毫無保留的原因。
【附錄】
【1】Why the West Needs to Stop its Moralising against China
【2】American Leaders Sold a Dream of Changing China
【3】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4】The Struggle with China is not a Replay of the Cold War
【5】China’s carbon pledge revives hopes of a climate game change
【6】China’s emissions target is a leap forward
【1】Why the West Needs to Stop its Moralising against China
【2】American Leaders Sold a Dream of Changing China
【3】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4】The Struggle with China is not a Replay of the Cold War
【5】China’s carbon pledge revives hopes of a climate game change
【6】China’s emissions target is a leap forward
因為我堅定反川，從他2016年宣布參選開始，一直到現在，很多朋友和我反目。但現在明白，我還是希望多結交一些痛恨侮辱女性、痛恨種族主義、痛恨長期欺詐和腐敗的朋友。我們一直努力把中國推動成心中的美國，現在卻看到美國越來越中國，這種幻滅是心中最大的陰影。
— Michael Anti (@mranti) September 29,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