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劉家的根在哪裏
心係臨渙
翻譯工作掛筆之後，爸爸晚年忙碌的一件大事是老家的房子，就是祖上置辦的那間“廣順藥房”。“土改”以後藥房門麵連帶後麵一所小樓因為擴展街道已被拆除，隻剩三間。這三間房子在臨渙集的主要街道上，已經被公家占用，先後做了區廣播站、大隊部、黨員活動室。藥房對麵也有劉家的房子，被區法院占用。爸爸想把它們要回來。爸爸一向對身外之物視如浮雲，怎麽又會把房子當成大事來做？這就先要說到他的鄉土心結。
爸爸十三歲離開家鄉，此後一直生活在城市，但是鄉情永遠不改。戰爭時期生活無定，他隻能把對家鄉的思念埋在心底。一九五一年，生活一旦穩定，爸爸回了一趟鄉下，遍訪親人，還把奶奶接到北京。後來因為身不由己的社會動蕩，與家鄉又隔絕二十餘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幹校結束，他才有機會再次回鄉。歲數愈大，爸爸的思鄉之情愈加濃烈，他每隔一兩年就要回鄉一次，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以八十六歲的高齡最後一次回了老家。回家，已經不在於探親訪友，而是尋求精神上的回歸。
在北京生活的幾十年，家鄉常有人來住在我家。無論是早先看病要錢，還是後來跑買賣求辦事，或是再後來農村生活不錯了來北京探親旅遊上學或路過，爸爸無一例外地熱情迎來送往，待他們走時爸爸多少都要給予一些資助。
記得我小時候，他的小學同學，在臨渙小學教書的徐老師帶著一家人來北京看病，住在我家，大孩子七八歲，比我小一點兒，還穿著開襠褲，小的五六歲，整天叼著他娘的奶頭。兩個孩子認生得很，總是用驚恐的目光看著我們，一和他們說話，他們就喊著：“俺那娘”奔到他娘的懷裏。孩子們還和在農村一樣，不管屋裏屋外隨地解大小便。爸爸毫不嫌棄，把他們一家安排住在自己的西屋，每天讓阿巧做北方人愛吃的麵食招待。平時說話不多的他能夠半天整晚地和他們聊朋友往事家鄉變遷，平日的普通話變成滿口很土的鄉音。
大伯也來過，沒了藥房，大伯生活沒有依托，來北京找爸爸討生活，爸爸不僅定期寄錢給他，又出主意讓他在鎮上開了一個書攤，在北京買了大量的小人書字書，還有各種雜誌給他寄去。
我還記得來過一個親戚女子，和我住在一床，她走後給我留下了虱子和滿身大包（對不起，這麽寫很不厚道，對我這個沒有“鄉根”的人來說，那時候能記住的就是這些）。
後來爸爸單獨住在東郊，他的家更成了南來北往的安徽會館，還包括數不清的安徽小保姆和他們的丈夫孩子兄弟姐妹和朋友們。一個保姆的哥哥住在爸爸家養病，後來又有一個保姆一家三口住在爸爸家裏，因為孩子上學近。倆口子白天去打工，接孩子放學就成了爸爸的職責。爸爸如此善待保姆，就因為她們都來自安徽農村，爸爸理解她們的困苦。
對老家人，爸爸有求必應。
一九九二年爸爸回鄉，臨渙鎮子裏一個小工廠——輕工機械廠的廠長找到爸爸，他們廠子因為缺少鋼材瀕臨倒閉。廠長想，北京那麽大，爸爸那麽有名，還愁弄不到鋼材？就求爸爸幫助買鋼材。把一介老書生和鋼材聯係在一起，太富有想象力了，可爸爸硬是答應了。他回到北京馬上給一個在中央工作的臨渙同鄉——國務院副秘書長徐誌堅——寫信。爸爸和他並不熟識，隻在什麽公眾場合見過一兩麵。但是徐誌堅的父親徐風笑是爸爸的小學老師，一九二五年入共產黨，曾經留蘇學習，後擔任了一係列黨的重要職務。一九四九年以後他長期從事司法工作，為部長級待遇。徐風笑老師已經去世，他在世時，爸爸和他聯係密切。爸爸相信，他的兒子作為臨渙人一定會幫忙的。他在信中問徐誌堅：“您能不能為家鄉弱小的工業助一臂之力？”這話問得真是讓人沒法拒絕。信發出去兩天，徐誌堅就打來電話，說他已經把鋼材的事情交給有關人員去辦。爸爸非常高興，在日記上寫：“徐對家鄉的人很客氣，友善，使人愉快。”買鋼材的老家人來了以後，他親自顛顛地跑到（應該使用“闖”字，很冒昧地闖上門）徐誌堅家裏約定見麵時間。幾天後老家人拿到了找安徽副省長要鋼材的介紹信。（可惜的是鋼材最後還是沒買到，廠長雖然拿到了一係列的批文，可是供貨方東北鋼鐵廠認為這個小小鄉鎮企業沒有能力支付鋼材錢，拒絕發貨。）
二〇〇〇年春天，八十六歲的爸爸又回了老家。他帶了一套《戰爭與和平》。這是他身邊最後一套自己翻譯的書了。爸爸真是馬虎，自己的譯作從來都留不下，隻要別人張口就送。剩下唯一這一套他要送給家鄉的學校。臨渙中學非常重視，召開了全校大會，舉行贈書儀式。會上還讓爸爸講話，題詞。我後來聽了講話錄音，爸爸沒有想到學校搞得這麽正式，沒有準備發言，口才又不甚好，簡簡單單說了幾分鍾，有點亂，但是學校還是把他的講話做了很完整的編輯。
他的題詞放入了校史展覽室。家鄉的表叔告我，開始還有一個小誤會，爸爸親自拿著這套書送到學校時，可能來意沒說太明白，學校把他當成推銷圖書的書販子，一口拒絕。（有這麽老的推銷員嗎？）表叔聽說了，趕忙去解釋清楚，才有了後來的贈書儀式。
這次回臨渙爸爸還登上了土城，指著一塊地方說，我死了就埋在這裏。那塊地方在坡上，麵對臨渙鎮。
這是他最後一次回鄉。
給臨渙中學的題詞
葉落無本
說完了爸爸的鄉土情結，再來說房子就清楚了。爸爸最終做了一個決定——葉落歸根，回鄉安度晚年。於是他想到了老屋，把它要回來，回鄉好有個落腳的地方。
房子一旦落入別人手中，要回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九十年代初爸爸給濉溪縣臨渙區政府寫了很多封信，說明原委，請求落實政策，歸還房屋。信中說鎮上的老人都可以證明房子的歸屬，並列舉了他們的名字，希望政府趁老人還在快點調查辦理。信寄出了，沒有回答，沒有結果。政府官員幾經更換，劉家的房子早已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公產。一九九二年爸爸回鄉，親自到區政府遞交歸還房屋的申請以及各種證明文件，得到的答複也不過是調查調查。走後他委托老家的表弟代理此事。表弟來信說，自己是個普通農民，辦這事需要錢去打點。爸爸回信：“請客吃飯應該，錢不成問題。”寄去了，還是沒有結果。
一九九三年，台灣的長菁弟弟來信說，他決定回大陸安度晚年，請爸爸給他物色一處房屋。爸爸歡欣不已，自從1942年以後，他就一直沒見過弟弟。他又想到了老屋，將來老哥倆一起回鄉養老。他請長菁寫一封信給臨渙區政府，請求發還劉家產業，以便還鄉有住處。他想，台灣人的要求大概比他的更有效力吧。然後他為落實此事又專程回鄉一趟。結果人家說，查不到廣順藥房屬於劉家的檔案和證據，能作證的老人們也都死光了，想要這個房子隻能花錢買。
買也可以，爸爸寧可花錢把房子買回來。
正在籌措資金的時候，台灣傳來了噩耗，長菁去世了。這個打擊太大了，爸爸第二次心梗發作，住進了醫院。爸爸最終躲過了這一劫，卻再也沒有精氣神去索要老屋。
如今的“廣順藥房”已經成為人家的店鋪
老屋現在仍是地處臨渙集的鬧市，頗有價值。爸爸想要的不是地產。要說地產，崔府夾道的四合院整個放棄了他都沒有心疼過。周楊批給的大北窯三居室的房子，臨街，汽車噪音不斷，他不喜歡，和別人換了一套在呼家樓的兩居室的單元，我們都大喊不值，他不在乎，隻要住得舒服就行了。爸爸的腦子裏對“地產、升值”這些詞匯沒有概念，那為什麽還要回那座老房子呢。爸爸說，而且一再地說：“因為那是劉家祖先住過的地方，這是一份祖產，是劉家的根，是凝聚劉家精氣神的所在，是劉家子子孫孫永遠紀念和懷念的地方，所以一定得要回來。”失去老屋始終是爸爸的一塊心病。
直到爸爸去世，他也沒能找回他的根。
二〇〇八年我回鄉專門去看了“劉家的根”。 區政府已經把它作為商品房賣給了什麽人。老藥房的門麵裝修得很漂亮，熱熱鬧鬧地掛著燈籠做著生意。對於政府來說，是一筆“創收”，對於爸爸來說，就算是劉家為老家的政府（我沒說鄉親）做了貢獻吧。藥房對麵劉家的房子，當年做了法院之用，現在還是法律事務所，這倒有點幽默感。
不會再有人為劉家的根奔波了。認真說起來，劉家主體早已從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集連根拔起，移植到了風馬牛不相及的台灣。在台灣的親人何嚐不惦念著自己的“根”呢。長蘭姑一聲哀歎道盡了“斷根”的辛酸無奈：
想不到劉家一大家子人竟然都像秋風中的落葉一般，飄零凋謝殆盡，您（指我爸爸）如今回去（老家）竟已沒有自己的家可住，將來如果有一天我們回去了隻怕連個相識的友人家都找不到了。
長蘭姑說的沒錯，老家早已沒了劉姓家人，當年零星剩下的一些人，在大饑荒年代都餓死了。
對爸爸來說，去台灣看看睽違六十多年的親人比要回老家的房子更其重要。
兩岸關係緩和後，長蘭和長蓀雖然來大陸探望過他，可是還有那麽多親人沒有見到——唯一尚存的長輩三嬸、和他一起長大的長菁，出於年老體衰或政治上經濟上種種原因，他們總是未能成行。那就去台灣看望他們，成了爸爸後二十年持續不斷的願望。
八十年代中，他寫信對長菁說：
我已年過古稀，去日苦多，時不我與，在有生之年，無論如何，要和你們再見一麵，痛痛快快地談談。
八十年代末，他給他的三嬸寫信說：
我很想去台灣看望您，看望家裏人，但目前還不可能。台灣政策放寬才行。有可能去台灣時，我一定去台灣看望您老人家。我想這一天不會太遠了。
十年過去了，爸爸去台灣的願望沒有實現。
九十年代初，台當局對大陸人到台灣探親的限製放寬了。爸爸托在台灣的侄子打聽台灣對大陸的人去台有什麽規定，以及去台的手續，結果還是不樂觀。台灣當局聲稱不準共產黨去台，民主黨派人士也在限製之列。爸爸不是共產黨，但他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會員。隻好再等一等。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爸爸去台灣的願望還沒有實現。
二十多年過去了，爸爸仍在等待。台灣的來信越來越少，親人們陸陸續續地離開這個世界，三嬸去世了，弟弟去世了，堂弟去世了，……
最後，爸爸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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