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不是共產黨”
“我不是共產黨”這句話有點語法錯誤，正確的說法是“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前者的用法已經約定俗成，理解上不會有偏差。
過去填寫履曆表時，有兩個特殊項目是一定要填的：家庭出身、政治麵目。“麵目”有三種：黨員、團員、群眾。 此處的“群眾”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詞，是指把黨員和團員剔除後與之並存的一個群體，總讓我覺得犯了把一般名詞當作特殊名詞使用的語法錯誤。政治麵目不僅要填自己的，還要填所有家庭成員的。在父親那個欄目裏填上“群眾”時，我總是有些遺憾，爸爸因為脫黨而變成“群眾”。脫黨在白色恐怖時期並非什麽大事情，可是按照“解放”後的政治標準就非同小可，説輕了是革命的動搖性，說重了是叛黨。對此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爸爸頗覺遺憾。那時共產黨在我們年輕人的心目中有極高的威望，入黨是我們最高的追求，入不了黨也要誓把一切獻給黨。想起當初的愚昧與狂熱，真是對不住爸爸。
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即使不“在黨”，爸爸一直與共產黨同心同德。他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裏把紅色的蘇聯文學介紹到中國；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廣州抗日遊擊隊；他背離了整個家庭一個人堅決留在大陸迎接“新中國”的誕生。這一切即使不能說與黨“同一戰壕”，至少也是和黨平行而戰吧。
爸爸一到大連解放區就開始申請重新入黨，到北京後也多次申請。多少次，記不清了，但始終沒有得到批準。
我不知黨組織是因為什麽看不上爸爸。客觀來說，那時的政治空氣對於爸爸這樣又被捕又脫黨的人來說，重新入黨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一點爸爸大概自己沒有意識到，仍是執著地心向往之。後來黨組織跟他說，讓他先加入一個“黨的外圍組織”，一樣可以為黨工作，於是爸爸就加入了“民主促進會”，給黨作“幫手”。一幫就是幾十年。黨也不虧待他，還讓他當了幾年民進中央委員，但是這就是爸爸的理想嗎？不是的。他有他的理想和目標，正如給大學同學餘士銘的信中所說：“共產主義是咱們青年時期就有的理想，也是咱們追求的目標。”
因此，爸爸在入黨問題上經曆了一個複雜的心理過程。
爸爸經常和大學同學餘士銘叔叔通信。他去世後，餘叔叔給我寄來了許多爸爸的信件。其中一封信談到在重新入黨似乎根本無望的時候，爸爸兩個朋友的入黨對他的觸動。
一個是同事王家驤。八十年代初，王家驤去世了。他出差回家後突然覺得不適，去檢查，竟然是肝癌晚期了，很快就離開了人世。爸爸非常難過，他忘不了當年他們在大學西遷的路上，王家驤在一棵竹子上刻下“朋友，戰鬥”幾個字，多麽浪漫的革命情懷！
王家驤早年由爸爸介紹加入共產黨。後來也是因為工作流動失去了和黨的聯係，之後多次申請未果。得了絕症的王家驤在彌留之際再次提出了入黨的問題，並終於在病榻前得到了批準。爸爸於此十分感慨，在信中說：
“想起王家驤的重新入黨，簡直可笑，當他彌留之際，才批準他入黨，向他宣布組織決定的時候，他奄奄一息隻有一絲生命跡象。好像為了使他死後瞑目才批準的。你說當時入黨難不難！可是另一方麵，不知有多少不夠條件的都入了黨。”
另一個也是爸爸的朋友和同事伍孟昌先生。他的情況和爸爸也很相似，大學時就是地下黨員，後來失掉了組織關係。經過了四十多年苦苦申請，終於在八十歲時重新入黨。這件事再次觸動了爸爸，他在信中寫道：
“現在的情況似乎好一點，所謂好，是說知識分子入黨不那麽難了。我是不是要貫徹始終，善始善終呢，這是我近日思考的問題。
問題是：
一，但是今非昔比，真使我猶豫不決了。在這裏隻對老朋友說一句，我對今天的黨實在失望。金玉的外殼，裏麵盡是蛀蟲、吸血鬼。坐在家中，孤陋寡聞的我，聽到一鱗半爪的情況就夠令人吃驚，令人思慮了。何況我親眼看見那場……，實在難以下筆重新入這樣的黨。
二，一個行將就木的人，即使入了黨還能做什麽奉獻呢？挽狂瀾於既倒嗎？我不做唐吉珂德！”
爸爸說的“親眼看見那場……”是指一九八九年五月到六月對中國人民反對貪汙腐敗運動的血腥鎮壓。在大屠殺的那兩天爸爸爸爸在日記裏寫道：
“６月３日
淩晨北京發生大屠殺，死難者一萬多（注此為當時民間所傳數字），多半是外地學生。
消息是封鎖的。
一小撮人變成瘋狗了，見人就殺就砍，他們豢養一群無理性野獸。這群瘋狗沒有好下場，等著瞧吧。他們不滅亡，沒有天理。
６月４日 星期日
路上一堆一堆的人，議論紛紛，有各述見聞的，有表示憤慨的。
1日晚玉珍（注：爸爸的保姆）在西單小姑處探望，至今未歸，可別發生什麽意外。呼家樓有一上班的青年被槍殺，打太極拳的老頭和另一散步老頭都中彈身亡。
野蠻，愚昧，原始社會。
爸爸的心徹底涼了。一次和劉衡（爸爸的大學校友，《人民日報》記者，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自始至終不承認右派罪名，甚至文革中被假活埋，也堅決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說起不要黨籍一事，劉衡不讚成：“為什麽不要，你當然應該要求恢複黨籍！”爸爸說：“都快到八十了才提出要求，還能起什麽作用？”劉衡說：“正是因為八十了，才應該要，難道你等死了才要求？人生完成了最後一幕，才能謝幕而去。”
劉衡的話爸爸聽著有理，他應當再申請一次，不在於批不批準，而是要表明一下“我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而已。”
在整理爸爸的信件時，我發現一封給黨組織寫信的草稿，寫於一九九二年。信的開頭說：
“我已年近八十，來日無多，趁我的智力尚未十分衰退，我想向黨組織匯報一下我的一生，並請組織審查我是否夠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條件。”
信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我一九四六年到大連解放區光華書店工作時曾申請重新入黨。解放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時曾數次申請入黨，都沒得到批準，這說明我不夠入黨的條件，如今我年事已老，請黨再次審查我是否夠入黨條件。”
爸爸的申請信件究竟交給組織上沒有，已經無從得知。爸爸到去世時仍是“白丁”一個，也可能是因為他猝逝，連“病榻”都沒來得及躺，黨就來不及做什麽了。
具有諷刺性的是，1994年台灣的妹妹劉長蘭到北京探親時，和爸爸談起國共兩黨。長蘭姑問爸爸：“北京哥，兩個黨的統治你都經曆了，你認為這兩個黨相比怎麽樣？”爸爸的回答是：“兩黨相比，共產黨比國民黨最壞的時候還要壞。”
九十年代後葉，爸爸台灣的侄子來京探親，臨走時爸爸請侄子到他父親的墓前代為祭奠，並替他轉告父親一句話：“父親，我不是共產黨。”當年爺爺曾迫使爸爸離開共產黨，否則就斷絕父子關係，爸爸選擇了後者。時至今日爸爸卻用這樣的話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絕大的諷刺呀。
上述的事情似乎顯示爸爸爭取入黨的行動和他的對黨的真實想法的斷裂。但是我了解爸爸，有一點是確定的，他的申請與權力名利全無關係，與具體的共產黨也無關。他從年輕時就篤信共產主義，在生命即將到頭的時候，他想給自己的一生畫一個圓滿的句號。他的願望沒有實現，其實也不遺憾。對於現實共黨組織來說，有無他這樣一個人，無足輕重；而對爸爸來說，隻要守住心中那塊領地，有無那個名分也無足輕重。他隻是想表明，他一輩子都在追求共產主義理想，他的實際行動已經表明了。
我不想苛責爸爸，共產主義是上代人或上幾代人的理想和局限，爸爸也難免。
2011年，爸爸去世已經十年，我拿著寫好的《半壁家園》拜訪爸爸單位的黨的領導孫繩武先生，他是爸爸大學校友，對爸爸的曆史一清二楚出。出於好奇，我問他爸爸為什麽始終不能入黨。孫先生說：“其實，遼逸晚年時，黨組織準備發展他，我代表組織找他談過，被拒絕了。遼逸說：‘我年紀已大，入黨也起不了什麽作用，就算了吧。’”
答得漂亮，我甚欣慰。
聽說宋慶齡晚年時中共打算吸收其為正式黨員，宋微笑著說：“不勉強吧！三十一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這應該也是爸爸的心裏話。
2003年，我跪在台灣陽明山爺爺的墓前，替爸爸說了這句話：“爺爺，爸爸不是共產黨。”
不如兩袖麵清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