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20日（美國時間），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和布茲·奧爾德林（BuzzAldrin）第一次把人類的足跡印上了月球表麵。40年後回看這偉大的曆史事件，我們發現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登月雖然困難但並不是“不可能的任務”，其實最困難的是當時登月者的內心，他們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等待他們的將是巨大的心理落差。在紀念登月成功40周年的時候，讓我們一同分享首次踏上月球的人從始至今的心路曆程。
很早以前月亮就在奧爾德林的生命中埋下凶兆，傳說第二個踏足月亮的人一生之中都要被惡龍追逐，這似乎並非完全沒有根據。他的祖父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似乎都在和抑鬱症對抗，但最終還是自己結束了生命；他的母親同樣經常陷入悲傷，在奧爾德林1966年完成第一次太空飛行之後，她不得不隨時戴著墨鏡以適應明星媽媽的新身份和生活，最終1968年5月，在奧爾德林第一次展開前往月球之旅後的14個月，她也以自殺結束生命。在執行“阿波羅11號”的飛行任務中，奧爾德林獨自承受所有傷痛並且毫無差錯地完成任務，如果說其間母親的悲劇給他的內心帶來任何驚悸，那就是她婚前的名字中有“月亮”兩字。
我第一次遇見奧爾德林是在1990年，那是在他完成曆史性的登月任務後很多年，也是他克服抑鬱症和酗酒之後很多年。當時我還未曾為小說《阿波羅13號》采訪執行該次任務的指揮官吉姆·洛弗爾（JimLovell），因此奧爾德林是我遇見的第一個登月宇航員。那天晚上我們一起參加一個為“勇氣號”航天飛機舉行的慶祝晚宴，地點在曼哈頓西區。我花了一點小心計得以和他一起搭一輛計程車從東區前往西區。那天晚上，當走在第46街的時候，一個又圓又大又明亮的月亮掛在天上，我覺得這對於我和奧爾德林都具有特殊意義，但是他卻好像沒有注意到，事實上，他專注於和我討論火箭推進器和航空飛行的未來，這是20多年後仍讓他著迷的話題。
航空事業的未來永遠是未知的，但是在7月20日，當我們紀念人類首次登月成功40年的時候，這段曆史卻是不少人都熟知的。連同第一次登月的“阿波羅11號”，美國宇航局一共執行了9次以“阿波羅”為代號的登月任務，其中6次成功登月。關於這些光榮任務的記憶仍然很鮮明，而如今那些曾經參與過任務，已經垂垂老矣的太空人已成為超越明星的偶像。當然棒球明星也是偶像，電影明星也是偶像，但是這樣的偶像是我們根據自己的文化需要撫育的。可是登月的偶像，自從1972年宇航局結束“阿波羅”係列任務後，前後隻有24人，6人已經去世，我們的曆史上，創造的美國總統都比登月宇航員多許多。
巨人中還有巨人。好像洛弗爾（“阿波羅13號”指揮官，雖然登陸失敗但是帶領3名隊員在瀕死的緊急情況下成功返回），謝潑德（美國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宇航員，曾作為“阿波羅14號”指揮官漫步月球），阿姆斯特朗（“阿波羅11號”宇航員，首次踏足月球的人），奧爾德林（“阿波羅11號”宇航員，第二個踏足月球的人）等等，這些人隻要提名字，不用說出姓氏人們就知道他們的輝煌。也還有很多人，他們的姓名沒有那麽耳熟能詳，好像斯圖爾特·羅薩（StuartRoosa，曾執行“阿波羅14號”任務，也擔任過“阿波羅17號”的替補隊員）、羅納德·埃萬斯（RonEvans，“阿波羅14號”的指揮官，也曾執行“阿波羅17號”任務）、理查德·戈爾登（RichardFrancisGordon，“阿波羅12號”指令艙駕駛員），但是他們和其他更具有代表性的登月宇航員一樣，成為今天的文化珍寶。如今將任何一個在世的登月宇航員請來，周圍的人都會用相同的敬畏和好奇向他們提問，畢竟隻有他們在那段黑暗的太空中旅行過，隻有他們知道傳說中的龍出沒的地方（美國人迷信龍住在月亮周圍），也隻有他們能告訴世人當時的所見所聞。
查理·杜克（CharlieDuke）曾說：“我吃驚於人們對於登月者的熱情和好奇。”他曾參加“阿波羅16號”登月任務，至今腳印還印在月亮的“笛卡兒高地”上。完成登月之後37年，他應該已經適應了周圍人的熱情和關注。但是奧爾德林卻不是這樣，40年後當人們興奮地對他說，他登月那天他們都在什麽地方的電視機前觀看時，他仍然覺得有點不適應。
有多少人曾真正關心這些登月者的心理狀態呢？在準備登月的時候，這些人害怕的不是死亡，因為他們曾經都是身經百戰的戰鬥機飛行員，他們都不是那種懼怕死亡的懦夫，他們的家人也清楚其工作性質，但是這些英雄仍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那就是任務可能因為陰差陽錯而失敗，或者可能因為自己的疏忽而失敗的壓力。每一次登月任務的背後都代表著無數的人力、金錢和期待。就算任務成功完成之後，當年30多歲的宇航員在結束月球行走後也已經明白，自己做了這一生可能做到的最偉大的事情，剩餘的半個世紀或許都要在嘈雜中度過了。他能否在翱翔於太空中的一個星期和剩餘在地球上的生活之間找到一條存在的繩索，能否利用這條繩索將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聯係起來？大衛·斯科特（DaveScott），“阿波羅15號”指揮官，曾對我說：“那天完成登月任務後從休斯敦回家，看見我的鄰居正在燒烤，當時我問自己，我來這裏要幹什麽呢？”更不要說媒體的集中注意力會轉移，那些明信片上曾經英姿勃發的麵孔都會老去，當我的作品《“阿波羅13號”》成為暢銷書，因此改編的電影也大熱的時候，洛弗爾曾警告我說：“在鎂光燈突然熄滅的時候，一定要記得自己站在哪裏，你必須知道如何走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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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如今的弗萊德·海斯，退役後他為Grumman公司工作。
最合適的人選
從很多角度來說，被選為登月宇航員的人也是獨一無二的能適應這種心理壓力和落差的人，因為他們的特質和訓練讓他們不會為任務之外的心理活動煩惱太多。傑克·斯威格特（JackSwigert）參加過雖敗猶榮的“阿波羅13號”任務，他記得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航天飛機上的宇航員和地麵控製中心的交流是多麽地平淡無奇。在第一眼近距離看見巨大月球的時候，所有宇航員的描述幾乎不外乎“好漂亮”、“真棒”，沒有人使用更加詩意的詞匯。在挑選適合執行登月任務的宇航員時，其中一種冷靜的特質就剝奪了他們用誇張、帶有豐富感情色彩的詞匯形容難得的機會。同樣的道理，如果對於自己正在做什麽思考過多過深，又或者對於任務的意義以及今後對自己的影響考慮太多，都不會最終成為登上飛船的人。就算在任務執行過程中，一個宇航員違反了這種“冷靜泰然”的默契，其他人也會馬上提醒並糾正。
曾經被列為機密的一段來自“阿波羅10號”宇航員之間的對話錄音很有意思，當時3個宇航員從飛船的窗戶向外看，看到壯觀的月亮，其中一人尤金·賽南（GeneCernan）對其他人說：“嘿，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覺得這樣的星球應該是從哪裏來的，難道真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樣是從地球分離的嗎？”另一個宇航員約翰·楊（JohnYoung）簡單甚至有點粗暴地說：“我不是宇宙學家，對此毫無興趣。”
美國宇航局在挑選登月宇航員的時候，對於身體機能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在上個世紀30年代也就是大多數登月者出生的時候，當時美國白種男人的平均壽命是59.1歲，但是2009年，有3/4的登月宇航員還健在，幾乎所有人都接近或者超過80歲———這應該不是巧合。盡管在挑選候選人的時候醫生特別在意他們的性格中沒有過多的善感詩意，但毫無例外他們都是這樣的人，因為他們都是戰鬥機飛行員，沉著冷靜甚至有點思維簡單是對他們的最基本要求。現任宇航局首席醫療官玻克醫生（Dr.J.D.Polk）說：“從心理學的角度說，他們是一群自我選擇的特殊人群。”
當然從心理上排除激動和好奇心並不意味著登月者們都沒有幽默感，在“阿波羅11號”成功登月，完成了令人提心吊膽的、嚴肅的、甚至有些壯烈的偉大之舉之後，之後的“阿波羅”係列任務開始變得相對輕鬆一些，有些宇航員也開始享受奇特旅程帶來的樂趣。已故的宇航員皮特·康拉德（PeteConrad）曾經是“阿波羅12號”的指揮官，在從登月組艙上下來的時候，他回避了類似“我的一小步、人類一大步”的輝煌詞句，他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再簡單不過的“whoopee”（表示興奮或狂歡的口語）。多年以後我問他為什麽會那麽輕鬆，畢竟隻要登月艙組件有任何故障，他就永遠不可能回家了。他說：“在月球上我是個快樂的人。”他竟然克服了那種首次環繞地球軌道的恐懼感，畢竟隻要登月艙或者火箭推進器有任何故障，他都會像一件太空垃圾一樣被滯留在月球上，等同於死亡。
康拉德不是唯一享受登月計劃的宇航員，在“阿波羅11號”成功之後，很多從月球返回的宇航員在公眾記憶中都是“活蹦亂跳、充滿激情的美國男人”，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經常開玩笑，特別的時候還會唱歌。查理·杜克形容自己在月球表麵駕駛可折疊月球車的感覺非常“有趣”；而肯·馬丁利（KenMattingly），杜克在執行“阿波羅16號”任務時的同伴說，自己甚至不願意從窗戶裏看地球軌道第二次，因為害怕再看一眼就會抹去第一眼看到的驚人美麗，他說：“我隻擁有瞬間的記憶，多看一眼隻會刪除我最後的記憶。”
就算“阿波羅14號”的指揮官謝潑德，這位被稱為“冰冷指揮官”的宇航員，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也融化過，在進入登月艙之前，他幫助一位新手宇航員艾德加·迪恩·米歇爾（EdgarDeanMitchell）穿上登月服，一邊對他說：“夥計，待會兒你就可以玩雪了。”
艱難的登陸
但是快樂總是短暫的，因為最長的登月任務是12天，最短的一次也有一個星期。在最初3次成功登月的任務“阿波羅11號”、“阿波羅12號”和“阿波羅14號”返航之後，宇航員們馬上被穿上厚厚的隔離服，然後要在隔離中心至少居住3個星期，防止他們從月球帶來任何病毒。首次成功登月的阿姆斯特朗、奧爾德林和麥克爾·柯林斯（MichaelCollins）回到人類世界後看到的第一眼是從“大黃蜂”號航空母艦上的一輛拖車的小窗向外看的，在那狹小的窗口裏他們朝外麵的尼克鬆總統和成千上萬前來歡迎他們的群眾揮手。那種感覺奧爾德林後來形容說就好像被人參觀的馬戲團，後來他們被轉移到空間稍大一些的隔離場所，在休斯敦。很多人認為宇航員應該很討厭被關起來的21天，其實不然，在心底裏，他們需要這一段時間在地球上的“與世隔絕”。
“事實上，被隔離能讓我們繼續和宇航局保持順暢聯係，”曾執行“阿波羅12號”任務，也是第4位登上月球的艾倫·賓（AlanBean）說，“這段日子也有機會讓我們完成各自的報告，完成需要寫的東西。”奧爾德林承認自己的酒癮一直很大，在隔離期間更是明顯，好在宇航員基本上能得到一切需要的東西，所以喝得很過癮，實在不夠的時候他就偷醫生的酒，醫生就住在他的隔壁。“阿波羅15、16、17號”的宇航員們返回地球後沒有這麽長的隔離期，他們應該說在相對更加突然的狀況下重新進入世界。幾乎所有的人，相對於被隔離3周的“前輩”都遇到很難適應的過程。主要問題在於他們並不想走進人群，不想過正常的柴米油鹽的生活，因為走進人群就好像失去了重新進入太空的機會，而幾乎所有登月宇航員在結束一次任務後都企盼著能有下一次任務。奧爾德林說，是做一個“期待著下一次重大任務的宇航員”，還是做一個“向人們講述之前驚人經曆的宇航員”有很大不同，所有完成任務的人都希望做前一種而不是後一種，因此當周圍人或者媒體采訪他們關於上次任務的體驗，他們都不願意多說仿佛那樣就會成為最後一次。
但是對於登月宇航員來說，並不是所有人都有“encore”的機會，迪克·加頓（DickGordon）參加“阿波羅12號”任務的時候在其他人都登上月球時，他的任務是留守在航天飛機上，因此他之後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再次執行任務並讓自己的鞋子也踩上月球的塵土。弗萊德·海斯（FredW.Haise）執行過“阿波羅13號”任務，原本是登月者之一，但是後來中途出現問題，航天飛機在缺電的情況下驚險回到休斯敦，之後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再次登月。後來海斯終於等到了“阿波羅18號”任務，迪克·加頓也等到了“阿波羅19號”，兩人都是駕駛艙指揮官，但是很遺憾，這兩次任務都因為宇航局的預算不足而被取消。艾倫·賓曾說，他和很多認識的宇航員聊天，說起大家最想做的事情，幾乎所有人都是“還想再飛一次”。
有的人再次飛過，有的人卻再也沒有機會，不過所有參與過登月計劃的人都會有一種和現實生活遊離的感覺，就好像仍處於地球引力的邊緣，懸浮在太空的軌道裏。就好像很多參加過戰爭的人回到現實生活中也會有不適感，因為無論是戰爭中還是在為宇航局服務的時候，都隻有一條規則，那就是服從命令。在幫助宇航員適應退役後的生活方麵，早期宇航局做得很不足夠，在挑選候選人時，對穩定、冷靜的心理素質要求非常高，或許就認為凡是當選執行任務的人都是在任何情況下能照顧自己情緒的人。
但是心理學家和文化學家認為，宇航局對於登月宇航員後期的心理照顧是非常不足的，因為他們照樣會有沮喪、抑鬱的狀態出現。勞倫斯·帕林卡斯（LawrencePalinkas）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心理文化的社會學家，他和美國宇航局以及一些組織南極探險的團體有合作研究。他說，那些進行冒險事業的人，不論是登月宇航員，還是極地探險的人，他們在為任務進行訓練和準備的時候曾投入大量的時間、心血和精力，他們將冒險事業視為終身最大的目標，他們的動機非常強，同時為了完成任務往往等待了很長時間，因此當任務順利結束之後這些人會感覺到巨大的失落感，他們覺得生活中沒有任何東西能替代曾經的目標，能填補現在的空虛。
對於很多從登月計劃中退役的宇航員來說，宇航局中備選的工作很有限，盡管還有很多太空穿梭機項目，他們可以選擇在穿梭機項目中擔任非重要角色，例如記錄員等等，但是這些穿梭機和設計精美、任務莊嚴的“阿波羅號”相比，在宇航員眼中就好像兒童玩具。查理·杜克承認，從“阿波羅號”這樣的高度下來，很難接受其他航天飛機，洛弗爾的表達更加直接，他說：“看著後來的穿梭機機艙的設計，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就好像自己回到了試飛F-4戰鬥機的那一天，那天我駕駛戰鬥機試飛了一圈。”後來洛弗爾也乘坐穿梭機試飛了一圈，但是從那天之後他就離開了宇航局。
對於一些退役宇航員來說，從事政治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選擇，因為這同樣是需要激情，有時候也依靠機會的事業。至少選舉時的激動能代替起飛時的激動，盡管隨之而來的是相對長時間的治理地方的“苦差事”。傑克·斯威格特後來成功當選為眾議員，但是因為患上癌症，在還來不及宣誓就職之前就去世了。哈佛大學畢業的地質學家哈裏森·“傑克”·施密特（Harrison“Jack”Schmitt）是“阿波羅17號”的登月艙上的兩名乘員之一，也是第一個在月球表麵對月球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當“阿波羅計劃”開始能在科學探測月球方麵達到重要進展的當口，任務就被取消了。在月球上登陸的第一個科學家，竟是最後一個在月球上登陸的人。後來施密特成功當選新墨西哥參議員，完成一屆任期，從科學家、登月宇航員到參議員，他的經曆足夠豐富。1982年競選連任的時候施密特落敗，而對手打出的競選廣告非常有趣：“他最近到底為你做了什麽？WhatonEarthhashedoneforyoulately.”
至於帶領未完成任務的“阿波羅13號”驚險返航，極具有英雄氣質和民望的洛弗爾一開始就被共和黨看上了，包括當時的副總統斯比羅·阿格諾（SpiroAgnew）在內的很多重要共和黨人都希望他能競選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但是洛弗爾婉拒了所有動員。最終，他在休斯敦家裏的電話響起，是白宮打來的，就連美國總統都希望他能出麵為共和黨服務。這一次，洛弗爾幾乎都要改變主意了，但是尼克鬆總統的手段玩得太過分，當洛弗爾對他說自己可能沒有足夠時間募集競選經費，而初選的時間就在幾個星期之後了，尼克鬆在電話裏用一種好像是安慰，但是聽上去卻全然不是味道的口氣說：“孩子，要知道錢根本不是問題。”聽到這樣輕描淡寫的話後，洛弗爾下決心對總統也說出了“不”。
其餘的退役宇航員必須在不同的領域找到新生活，有些成功了。弗蘭克·鮑曼（FrankBorman）參與了“阿波羅8號”任務，1968年他領導他的機組成員圍繞月球運行，這是人類第一次環繞月球飛行。這一年地球上戰事此起彼伏，暗殺和抗議接連不斷。鮑曼最初反對在飛行過程中攜帶電視攝像機，但是不久後他就看到了隨機攜帶攝像機的好處。鮑曼說：“我們到達月球，看到它的時候，我意識到帶著攝像機是個明智之舉。月球非常荒涼，我認為地球在沒有生命以前，可能就跟這類似，或者說眼前的景象就跟核戰之後的景象一樣。麵對這種環境，人會變得更清醒。”後來這位退役宇航員成為美國東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總裁。跟鮑曼一起執行任務的威廉·安德斯（WilliamAnders）後來成為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Dynam-ics）的總裁。因為通用動力公司是美國空軍、海軍和陸軍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因此威廉·安德斯後來也成為所有登月宇航員中最富有的一人。
還有更多的退役者之後的生活軌跡並不順利，或者說不是這麽“專業”。艾倫·賓在參加“阿波羅”係列任務之前就擅長繪畫，因此後來成為專業畫家。當然他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題也是他自己最熟悉的，那就是月亮以及登月的人。他的最新展覽將於本月在華盛頓的國家航天航空博物館舉行。查理·杜克後來令人吃驚地從科學冒險領域轉向精神信仰探索，或許月球的奇妙讓他感到造物上帝的偉大，退役後他將主要精力放在進行信仰方麵的公開演講上。走同樣道路的還有執行過“阿波羅15號”任務的詹姆斯·艾爾文（JamesIrwin），當年他曾經在月球上停留超過18小時，打破之前所有人的記錄，也是第一個駕駛月球車前進的宇航員，退役後他領悟到信仰的重要性，開辦了一個非營利性的宗教機構。
參加過“阿波羅14號”任務的德加·迪恩·米歇爾是所有人中最令人吃驚的一個，在回到地球上的時候他就讓所有人大吃一驚，他宣布自己在執行任務期間偷偷進行了超感官試驗，和在地麵的兩個朋友配合，試圖在太空向他們通過精神發送太空照片。後來他在美國加州的帕塔魯瑪小鎮成立了一個名為“思維科學”的組織，研究所謂的超自然能力。米歇爾說正是月球之旅使他開闊了眼界，認識到宇宙中更寬廣更深遠的東西，成為啟發他超自然能力的靈感。
登月宇航員們再次進入社會遇到的問題和障礙促使宇航局後來更多地關注天空人回到地球後的心理狀態。該機構的首席醫生珀克說：“當時我們是怎麽做的我不敢評論太多，但是可以肯定現在做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樣。我們在為宇航員和他們的家人提供心理支持方麵增加了大量服務，其中的一些服務包括，不是幫助宇航員如何適應從‘默默無名’到突然‘名滿天下’的狀態，而是幫助他們認清不再有那麽多人關注他們和所執行的航天任務。因為經過幾十年的太空探索之後，美國民眾對於航天事業的熱情已經大不如前，對於完成任務的宇航員更是不會太注意，他們已經不是名人或者偶像了。”
如果當時登月的宇航員也能享受現在的宇航員能享受的“匿名”，他們重新進入世界的經曆可能會容易一些，但是誰能說清楚呢？因為奧爾德林的例子畢竟是個極端，在首次登月成功之後，他把自己淹沒在酒精裏，盡管在幾乎所有有關首次登月的照片裏主角都是他，那是因為多半是阿姆斯特朗在拍照，但是他不是第一個踏上月球的人類，隻是第二個，這一點會否成為他難以重新接受現實的障礙呢？多年以後，在人們對於首次登月的熱情平息，甚至整個“阿波羅”計劃完全取消後，他才逐漸重新找回清醒。之後他展開高調的公眾生活，到處演講，在很多行業從事顧問工作，這倒為他賺了不少錢。
至於曆史性的第一人阿姆斯特朗，情況則完全不同，他完全從公眾的眼前消失，從月亮上回來之後就完全不接受任何采訪，也不參加任何公眾活動，唯一的例外是每個5年在白宮露一次臉，參加紀念“阿波羅11號”成功登月的相關活動。1971年起他在辛辛那提大學擔任航天工程學教授，不過依舊非常低調。很多人說，這樣躲避公眾並不符合“登月第一人”的心理素質，甚至懷疑宇航局選擇他作為“阿波羅11號”隊長的決定。但是不要忘了，1966年，阿姆斯特朗曾帶領另一個著名太空人大衛·斯考特（DavidScott）執行“雙子星8號”任務，那次任務是指揮兩艘環繞地球的太空船進行接合，然而，在接合好之後，整個合體開始緩慢滾動，滾動速度越來越快，太空人和地麵控製人員都不知道什麽出了問題。不得已的情況下“雙子星8號”和另一艘太空船緊急脫離，但是問題更嚴重，“雙子星8號”越滾越快，這樣阿姆斯特朗和斯考特很快就會昏厥，危急中，阿姆斯特朗發現是“雙子星8號”的一個推進器被卡住了，他決定緊急終止任務，並利用重返火箭係統在燃料幾乎耗盡的情況下使太空船降落在離原本設定的降落地點非常遠的琉球海域一帶，他不僅拯救了兩人的性命，也拯救了一艘太空船。這種冷靜、急智、決斷和經驗正是他成為曆史第一人的原因。一次我問斯考特，到底是阿姆斯特朗創造了曆史，還是曆史選擇了他，他肯定地說：“當然是阿姆斯特朗創造了曆史，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他執行自己的任務，他遵從一些指令，至於登月之後的態度，沒有人能提出任何要求，他的生活是他自己的。”
這種肯定和信任是一種堅貞的“同誌精神”，這種精神在火箭點火的烈焰中，在太空冰寒的環境下被鍛造，或者正是這種精神才是登月宇航員們一生最珍視的收獲。在剛剛執筆《阿波羅13號》的時候，我問了洛弗爾一個無數人問過他的問題，在“阿波羅13號”被迫緊急返回地球、誰也不知道能否平安到家的時候，組員中是否有任何人恐慌？尤其是故障發生後的幾個小時，幾乎沒有人會相信他們還能活著回到地球。在展開第3次登月飛行後56個小時，由於液氧貯箱過熱導致爆炸，宇航員們不得不中止了登月飛行。休斯敦飛控中心果斷地決定：中止登月飛行，利用完好的登月艙立即返回地球。由於氫氧燃料電池的貯氧箱還擔負著飛船生命保障係統氧氣和水的供應，因此宇航員麵臨著電能不足、供水供氧困難、環境溫度下降的處境。但3名航天員在地麵控製中心的指揮下，以頑強的意誌和毅力，強烈的求生欲望，戰勝了恐懼、寒冷、黑暗、疲勞等困難，登月艙的氧氣、水、電越來越少，航天員由於疲勞和恐懼變得越來越煩躁不安。飛控中心指揮員一直和他們保持著聯係，鼓勵他們，並提醒他們吞服鎮靜劑。最終他們創造了奇跡，但是洛弗爾也告訴我，他們3個在登月艙裏的時候達成一致，如果能活著回來，今後誰也不能說在經曆死亡恐懼的幾十個小時中，大家都做了什麽，說了什麽。一開始我以為這樣的約定一定是因為有人在過程中失控，或者他們都有絕望的表示，但是誰不會沒有呢？但是後來我明白了，登月艙中形成的那種生死與共的約定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至此隻有24個人參與過登月任務，他們之間的聯係，其餘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原作：JeffreyKluger，著名小說《阿波羅13號》作者，此書為後來風靡一時的同名電影的創作藍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