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的你》(原文: Du levande。 英文: You, the Living)是瑞典電影導演羅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於2007年完成的一部獨特的故事片,全長約90分鍾, 由幾十個或長或短聯係鬆散的“小故事”組成,充滿黑色幽默。
影片以這樣一個場景開始: 一個無名的男人從噩夢中驚醒, “我夢到轟炸機(來了),” 那人喃喃解釋。這場景給全篇定了個基調: 生活中的人們心中充滿了惶惑不安。
影片開場:一個男人在工作間的沙發上打盹。畫麵讓人想起梵高的畫。
接下來的每個小故事中通常都有一、兩個中心人物。有趣的是,多個小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常常作為背景人物出現在別的小故事中。這樣給觀眾的感覺就是: 這大千世界實由眾生組成,沒有絕對的“中心”; 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於某個人物時,那個人物就成了暫時的中心; 而當我們的注意力轉移時,“中心”也就改變了。 由於小故事眾多,又轉換得非常快,就凸顯了那“無中心”的“真相”: “我”不過是別人背景世界裏的“他人”, “我”的痛苦對於“他人”幾乎總是毫無相幹; “我”的背景世界裏的任何一個“他人”又都是另一個“我” - 那個“他人”也有他的“自我”,也有他的深切的痛苦。 所有這些“自我”合成了這部影片的主角 - “眾生”。 這部影片的主題就是“眾生皆苦”。 所有這部影片中的人物都在痛苦中掙紮,真正是“苦海無邊”。 然而這苦海並非由什麽魔鬼,卻正是由“眾生”自己造成成。每個人都在造就別人的痛苦,為這苦海添加一滴“苦水”,合起來構成了所有人在裏麵掙紮的“無涯苦海”。
安德森是一位風格大家,他使用了一種獨特的拍攝手法: 絕大多數場景都用固定不動的攝影機拍攝,看起來就像博物館中一幅畫框中的油畫或水彩畫。同時,安德森給每幅這樣的“畫”都塗上了一層令人抑鬱的淺灰色,大多數還泛淡綠,看起來更像博物館中的畫,而不是通常的敘述故事的電影。(下麵圖中的“抽桌布”場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對西方繪畫傳統有一定熟悉程度的觀眾比較容易感受到這部電影作品對西方繪畫傳統的繼承,也比較容易將自己的觀看經驗跟對西方繪畫的欣賞經驗聯結起來。這類似於文字修辭學上的“典故使用”手法,但這裏的“典故”不是文化、曆史或文學中的人物、事件或作品,而是與經典繪畫作品共同的視覺形式: 畫框,構圖,透視,色彩等,不妨稱為“視覺典故”。 安德森這樣“用典”,讓他的作品融入了西方文化傳統的源遠長河,讓這部作品從繪畫傳統中獲得了相當的主題及情感的深度, 賦予了作品嚴肅性,讓影片中的幽默免於淺薄庸俗。
一個水管工想在客戶家的宴會上露一手“抽桌布”的特技,不料失手,打碎了人家的古董瓷器。畫麵酷似一幅油畫。
單戀女孩安娜流連在曾邂逅自己崇拜的歌星米克的酒吧。畫麵酷似一幅油畫。
一位疲憊不堪的醫生趕到電梯前時,電梯正好關上門離開了。畫麵近似一幅油畫。
單戀女孩安娜夢到自己跟所崇拜的歌星結婚了,很多人來祝賀。畫麵酷似一幅油畫。
然而安德森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也在挑戰傳統。上麵安娜結婚的畫麵,是一幅典型的傳統畫麵:主人翁獲得了美滿的幸福,熱情善良的人們踴躍地對他們加以祝福。但安德森通過更多別的畫麵讓觀眾看到“真相”是那幸福的畫麵隻在安娜的夢中,在現實裏她的心上人早將她拋棄,她隻能孤苦伶仃地對著孤壁、荒野、和麻木冷膜的路人訴說心中的苦痛。安德森一方麵通過靜態的固定鏡頭畫麵走入繪畫傳統,另一方麵通過不同的畫麵對比,讓觀眾看到孤立的畫麵缺失的“真相”。例如有一個畫麵是在一家高級西裝店中一群裁縫非常恭敬地為一位顧客量體裁衣。如果我們隻看這個畫麵,是萬萬想不到那位顧客原來是個扒手,剛在前一個畫麵中扒得一個錢包。再如有一個畫麵是一個粗暴的女人在一個酒吧中嗬斥她的男友,背景中的眾人中有一個很容意被忽略的女孩。但通過別的畫麵,我們了解了那個女孩,單戀著歌星米克的安娜,是正流連在這所她跟米克曾經邂逅的酒吧。安德森以“多”補“一”,以“動“補”靜“,讓觀眾看到了眾人諸事間的因果糾纏。影片中的很多人物遭遇的挫折,孤立地看都是小事一樁,不足掛齒,這讓我們看到那些人物的過度反應很可笑。但那些小事,常常是無數因果糾纏網絡中的一個結點,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流行影片中好人的苦難都來自壞人,解救之道就是由英雄來除暴安良。但我們在這部電影中看不見任何一個人的痛苦來自壞人,英雄怎麽能解救他們?
馬克思認為這世界上的苦難來自階級壓迫,解救之道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革命。但我們在這部電影中看不見任何一個人的痛苦來自階級壓迫,階級鬥爭怎麽能解救他們?
反種族主義者說少數民族的的苦難來自種族壓迫,解救之道就是反種族主義鬥爭。但我們在這部電影中看不見任何一個人的痛苦來自種族壓迫,反種族主義鬥爭怎麽能解救他們?
反殖民主義者說殖民地、前殖民地人民的苦難來自殖民主義、西方中心論,解救之道就是反殖民主義、去西方中心論。但我們在這部電影中看不見任何一個人的痛苦來自殖民主義壓迫或西方中心論,反殖民主義或去西方中心論怎麽能解救他們?
女權主義者說這世界上女人的苦難來自男人的壓迫,解救之道就是跟男人鬥爭。但我們在這部電影中看不見任何一個人的痛苦來自男權壓迫,跟男人鬥爭怎麽能解救他們?(倒是有一個少兒不宜的畫麵像是安德森調侃“男子漢氣概”與“女權主義”的黑色幽默。)
熱衷於“民主”運動的人士說人民的苦難來自專製政府,解救之道就是推翻專製政府、建立民主政府。但我們在這部電影中看不見任何一個人的痛苦來自專製政府,“民主“怎麽能解救他們?
這部電影裏也沒有”侵略者“、宗教迫害、魔鬼 …
後現代主義就是要讓人們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各種敘事的絕對權威。這部影片,沒有人雲亦雲地重複上述傳統的敘事和社會解決方案, 稱得上是部後現代主義的影片。
倒是影片中有一個小故事,一位疲憊不堪的醫生對著攝影鏡頭訴說: “我已經作了27年精神病醫生,天天麵對病人,他們對生活不滿,想要樂一樂,想要我幫他們得到這些。 我告訴你,我累壞了。 我自己就沒有樂。 人們太貪心了。 這就是我從這些年的經驗裏得來的結論。 他們想要幸福,同時又自私自利,小氣吝嗇。老實說,我覺得他們,至少大多數, 都是些刻薄的人。 作了這麽些年醫生,努力讓刻薄的人幸福。 那是沒用的,那是辦不到的。我已經放棄了。 我現在隻開藥就是了,越強越好。 就是這樣。”
這位醫生似乎指出了問題之所在:這社會裏的人自私、冷漠、確乏愛心、不能理解別人;因此他們也不能從別人那裏得到幫助、愛、同情與理解。然而“幫助、愛、同情與理解”這些“美德”更多的是出自能力而不是出自選擇,你不能指望沒錢的人“選擇”慷慨解囊,你不能指望沒有莫紮特天才的人寫出“安魂曲”,指望沒有“幫助、愛、同情與理解”能力的人去“選擇”“幫助、愛、同情與理解”豈不是指導人去修建“空中樓閣” ? 烏托邦計劃永遠隻有理論上的可行性。
這位醫生並沒有解決方法。安德森甚至不想賦予這位醫生“絕對權威”: 就在這醫生對著鏡頭痛心疾首時,他身後的一個門裏走出了一個傷心的女青年病人,她的男友陪著安慰她。這個病人不值得同情、幫助嗎? 但那醫生已經說過他早已放棄了。 這醫生,也還是“眾生”中的一員, 他的“洞見”看來無濟於事:既救不了別人,也救不了他自己。
是因為我們“自私、冷漠、確乏愛心、不能理解別人”才形成了“自私、冷漠、確乏愛心、不能理解別人”的社會,還是因為社會“自私、冷漠、確乏愛心、不能理解別人”我們才變得”自私、冷漠、確乏愛心、不能理解別人”?這問題就像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社會病了,這病是一種“湧現”(emergence)。於是海德格爾有哲人之言:”隻有一個上帝能救助我們“。
在影片的結尾,多個場景中的人們都察覺到天邊有什麽特殊的事發生,都在仰望天空。是救世主來臨了嗎? 結果安德森跟海德格爾開了個大玩笑: 天空出現的是黑壓壓一群B52轟炸機。
後現代主義沒有結論,隻有思考。
安德森的思考技術就是用眾多的單角度場景,匯成了一個角度繁多、因果糾纏的“眾生相”,讓觀眾對“眾生” - 也就是對“自我” - 有一個遠為全麵的“視覺”: 由“視”而“覺”。如果世上真有所謂“了悟”,那一定是一種“湧現”(emergence) - 對複雜的大量因素的一種整體領會,而絕不會是一種由幾個抽象的句子組成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