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蘇軾《石蒼舒醉墨堂》詩有句雲：“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石蒼舒是詩人的好朋友，擅草書、隸書，人稱得“草聖三昧”。蘇軾認為，人的一生憂愁苦難是從識字開始的，因此，隻要能寫能認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恍令人愁”，這實際上是在稱讚朋友的書法的神速和奇妙。
1935年，魯迅先生在《人生識字糊塗始》中說：“中國的成語隻有‘人生識字憂患始’，這一句是我翻造的。”先生所論是識字和讀書的關係,建議青少年讀書要廣泛，不要全鑽在故紙堆裏；這是針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對年青人提出讀書的意見。
餘生也晚，讀書甚少；較之父輩師輩們的讀，吾之讀書尚未入門。盡管如此，但總還算個識字的。識字之後，倒也沒有“憂患”和“糊塗”的認知；這隻因為自己孤陋，見識淺薄，境界促狹，根本達不到這麽高的認知層次。蓋憂患者，要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糊塗者，要有兼容並蓄的格局。吾儕粗鄙，何敢望塵；隻能於路旁溪畔，見些微塵草芥而已。
竊固以為，“人生識字痛苦始”。
“人生即苦”，雖是佛家語，卻是人生至理；隻要人還活著，痛苦就不會消失。從哲學意義上說，生活的一半甚至一多半是痛苦，沒有痛苦就沒有人生；有時候連幸福都是痛苦，而且，從根本上來說，隻有痛苦的幸福才是最幸福的幸福。既如是，為什麽又說“人生識字痛苦始”？佛言人生有所謂八苦，曰“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放不下”；仔細想來，這些苦與識不識字沒有多大的關係，當然後四苦識字與否對程度深淺有些影響。
說“人生識字痛苦始”，是依據於人類痛苦的分類而作出的判斷。人類痛苦可分為物質痛苦和精神痛苦二大類，饑寒凍餒乃至生老病死等屬於物質痛苦，而理想事業名譽地位乃至金錢美色等等之求不得放不下的，大抵屬於精神痛苦。物質痛苦是本能，容易消除；精神痛苦是思慮，不易解脫。這裏絕對不是說不識字者就沒有精神痛苦，而是說識字之後，精神上的痛苦複雜繁冗且深刻沉重得多。換言之，不識字者也有愁，但沒有識字者的閑愁；不會多愁善感，傷春怨秋，也沒有太多雨愁煙恨，窮愁潦倒。例言之，人生痛苦之最者，當為報國無門、韶華難再、時不我待、世路艱難、英雄遲暮等等，這些無一不是精神上的痛苦，又無一不是“識字始”。
一個人如果讀過幾本書，就比常人多了一些見解和思考，看問題的角度和眼界也有了不同。不識字時，人生理想大多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識字之後，人生理想變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一來，就不知平添了多少痛苦。前者無非是買塊好地，砌個新坑，雖有困難但有可能實現；後者卻是要去改善製度，教化萬民，“致君堯舜上，更使風俗淳”，這是很難得實現的目標，很多時候就是一個幻想，因為這些目標的實現，除了個人的努力外，還必須要有環境的和諧與外力的凝聚。這種希望渺茫帶來的“求不得，放不下”，雖賦予人生以深度和意義，但卻有了無盡的精神痛苦。
北宋馮京有《答伯庸》詩曰：“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為餓夫。”詩的意思是說孔子的文章和大道者遍布天下，然而得其文者做了王公貴族，而得其道者卻多為為衣食不給的普通百姓；表達了詩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對社會惡劣風氣的憎惡。這裏的文，個人理解不是做文章，而是文過飾非，投機取巧，吹牛皮，說假話，欺上瞞下，玩弄權術，典型的小人；而道則恰恰相反，是堅守正道，重人品，誠修德，正直賢良，容載萬物，因為是真君子，所以永遠鬥不過小人，從而被社會邊緣化。
這實際上就是道與謀的關係，道者，聖人之至道也，重在良心良知；謀者，小人之陰術也，全在權術權謀。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前者高尚，坦蕩，後者卑下，陰暗；因為境界的不同，人生的走向也各異。前者多窮困潦倒，後者多春風得意；前者“上下求索”“雖九死猶不悔”，後者“拔一毛助天下而不為”；前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者“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顯而易見，前者的人生多是失敗，後者的人生多是成功；但是，遑論成功失敗，人生都是痛苦的。因為少數善謀者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而製造陷阱，多數守道者為了廢除陷阱而犧牲了自己美好的生活；犧牲自己固然痛苦，但製造犧牲也很痛苦。
申而論之，識字者於謀於道，大致有四種類型，以明代為例，有道無謀者，如海瑞；有謀無道者，如魏中賢；有道有謀者，如湯和，無道無謀者，如亡國宰相魏藻德。“道”者國之根本，但道鄙視謀，終使其道蹇促；如果有道者同時有些謀，則國之幸矣民之福矣。至於無道無謀者，實為士人敗類，多淪為下層無恥文人，良知喪盡，了無廉恥，卑鄙齷齪，壞事做盡，乃全社會唾棄的人渣。而這類無道無謀的人渣，今天依然綿綿不絕，專門製造痛苦，人多不知，這就讓“道”更加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