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高溫與酣睡
我剛到十六歲的時候，被送到了萬裏之外的中越邊境農場。因為在北方長大，我們的個子普遍比南方人高些，但是心理年齡還是孩子，在北京從來都是叫別人叔叔、阿姨。一到了最南的邊疆，當地標準的男人也就是我們這種身高，我們一開始還按著北京的習慣，叫二十多數以上的人阿姨叔叔，後來聽見當地的孩子們（有的孩子其實比我們年紀還大）都叫我們阿姨。這樣亂叫，讓輩分十分混亂，而且比我們矮半頭的阿姨覺得被我們“叫老了”，也不高興，加倍地督促他們的孩子叫我們阿姨，我們當然沒多久就不敢再以長輩稱呼他們了。
那時候正處在十六、七歲的年紀，正是常常缺覺的年紀，而且在沒油水的狀態之下，睡覺是幫助我們恢複精力的一個重要方式。那麽，對打擾了我們清夢的人自然就會非常憤怒，發起孩子脾氣來毫無顧忌。
那時候正在流行一種政治例行活動，就是每天要對Mao主席的畫像早請示、黃昏時要晚匯報。
其實就和過去迷信的人差不多，以前是在家裏供一個神像，每天上香上供；革命時期各處的牆上都掛著Mao的“寶像”。所謂的“早請示晚匯報”，就是每天至少兩次對著他的寶像三鞠躬，要懺悔自己做了那些得罪他的事，再下個自我保證，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現，不惹他老人家生氣。到晚上再到他的畫像前，檢討今天做的哪些事不夠好，請求他原諒，而且自己保證要改造得更好。
那段時間有一位外號叫做“大腳板”的領導，似乎特別鍾情於這個活動。每早晨天色還黑的時分，他就蹲在我們的茅草棚外麵唱紅色歌曲，唱一陣，就喊兩嗓子：“姑娘們，起來早請示了”。淩晨是我們正在酣睡的時候，他的喊叫實在令人厭煩。我們常常氣得大聲懟他，可是他也不生氣，堅持說重複的話，唱重複的紅歌，直到把我們唱得不厭其煩，爬起來為止。看到我們懵懵懂懂地早請示完畢，他還會提醒一句，“食堂有那份稠稠的稀飯，快點去打來吃，吃飽了好出工嘍！”
後來好不容易中央下了批示：不可以把對Mao主席的崇拜“庸俗化”，取消了早請示晚匯報。我們方才可以放心睡到天亮，“大腳板”顯得相當失落。
被省報當“典型”
1969年炎夏的某一天，正是農場工人午休的時間。因為熱帶的陽光太強烈，我們通常會在太陽出來之前早一點出工，早上隻是簡單地喝一點稀飯。到11點之前回來吃米飯為主食的午飯。中午最熱這段時間（通常會到45°C以上）睡午覺到2點多，再出下午的工。
當然在油毛氈屋頂下睡覺，也相當的熬煉人，全身從頭發根到腳麵都在出汗，通常起來時，草席上都會印出一個人形的汗跡。但是因為每天在高溫的室外（通常都到五、六十度）勞作，消耗非常大，隻要能躺一會兒，再熱也能睡得很香甜。
這一天，我們如常地、大汗淋漓地睡著午覺，突然聽見“大腳板”在草棚外麵叫我們起床，一聽見他的聲音我們就條件反射般地產生反感。再聽下去，他在外麵說，是有省報的記者來到隊裏，要采訪知青在邊疆接受再教育的新聞。
被喊醒過來的我們，心裏盡管十分不爽，但是“大腳板”又強調說：這是很光榮的政治任務，是省裏領導對基層農場的關心，我們應該要好好表現，不能給農場丟臉。我們雖然在年輕氣盛的年紀、而且常冒傻氣，也知道最好別去挑戰政治底線。於是按照指令穿上比較體麵的衣服，帶上幹淨的草帽，把鋤頭扛上肩頭，就在驕陽下跟著記者往鐵路上走了。
走到南溪河的轉彎處，河岸上有比較大的一塊菜地，岸邊有一棵高大的攀枝花樹，也就是木棉樹，大概要好幾個人拉著手才能圍起來。
後來老工人告訴我們，在那棵巨大的木棉樹下、在兩人多高的草叢中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洞穴，洞中居住了一條巨蟒，不知道有多少歲了。一旦它出來透氣，常常橫亙在鐵路上，從來看不見首尾，隻能看見它在陽光下黝黑發亮的蛇身，比鐵軌要更粗壯、也油亮的多了。
關於這條蛇的迷信傳說很多，我後來在自己的宿舍門口也看見過一條巨蟒，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條。也是不見首尾，有水桶那麽粗，在幽暗的路燈下發出黑色的鱗光。我的直覺反應是扔下洗臉盆，掉頭就跑。
不過在那位省報記者采訪我們的時候，我們都還沒聽說過這些恐怖傳聞，所以就毫無顧忌地選了這個地標性的“風水寶地”來拍照。想必那天正午時分的太陽實在太毒辣，巨蟒也懶得理會我們這一票人馬了。
我們幾個人跟著記者走到了地頭，都拿著鋤頭做除草狀，我記得當時臉上甚至還帶著枕席的印痕，記者提醒我，要小心，露出另外一半沒有印痕的臉來。除草的照片拍好之後，記者說必須還要拍一張在地頭學毛選的照片，可是我們睡得昏頭漲腦，都忘記拿毛主席語錄。記者說：“不怕，我有準備”，就從他那寬大的記者服中東掏西掏的，掏出來七、八本小紅書，扔給我們，我們每人即刻捧了一本，裝模作樣地打開，盤腿坐在地頭，做出在學毛選的樣子。
記者做事幹淨利索，沒有費多少時間，拍完照片，就讓我們照舊回去睡午覺，我們也很快忘記了這件事。
可是這位記者走後沒有多久，就有人在雲南日報上看見我們鋤草和學毛選的幾張大照片，赫然地登在挺重要的版麵上。當然還有很符合時代特征的革命化說明。
被同學譏諷
我倒也沒把這當回事兒，文革中因為父母被整的九死一生，我早就把這些好詞壞詞當做耳旁風了。說得大一點，有點兒“榮辱不驚”了。不過，有一次在北京碰到在其它雲南農場下鄉的同學時，他們居然用諷刺的口吻對我說：“想不到您還是學毛選積極分子，還上了省報呢。”那時被稱之為“積極分子”，對我這類自以為有些清高、不隨從政治風潮的人，是很大的諷刺，以至於我十分尷尬地解釋當時的實際狀況，可是他們根本不聽，依然把我當成一個愛出風頭的積極分子。
倒是我們隊的幾位昆明知青比較講究實惠，她們留下這位記者的聯絡方式，回到昆明就去找他，這位記者很大方地為她們照了不少個人的照片。當時高級照相機還是奢侈品，普通百姓家根本沒有。而且買膠片洗照片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所以比較之下，還是他們比較有經濟頭腦。
第二年春天，這位記者又到我們連來了，這次沒有刻意地去完成政治任務，也可能有人告訴了那棵攀枝花與巨蟒的傳說，他這次很熱情地“為邊疆人民服務”，給我們照了一些生活照，比如我和高人坐在河灘的鵝卵石上，又涉水走到河中間的礁石上，照了幾張照片，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回憶。
其實我們都很感謝他，他本來在昆明活得很舒適，卻願意來到邊遠、氣候惡劣生活艱苦的邊疆地區，為我們這些被“流放”的人拍照，留下寶貴的時代和青春記憶。
有些“不堪”，值得“回首”，免得重蹈覆轍。
謝謝大家，不一一回複了！